李慎明：準確把握二十大報告的重要思想、重要觀點、重大戰略、重大舉措
點擊： 作者：李慎明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 發布時間:2023-03-04 08:38:05
準確把握黨的二十大報告的重要思想、重要觀點、重大戰略、重大舉措
【提要】二十大報告是黨奪取新時代新勝利的政治宣言和行動綱領，要準確理解報告的重要思想、重要觀點、重大戰略、重大舉措：把握“六個必須”既相互獨立、又相互依存的關系，其中“必須堅持人民至上”是根本和靈魂；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運用其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解決中國問題；堅持自我革命，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做到“三個務必”，永葆黨的革命性、先進性、純潔性，增強黨的執政能力，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堅持經濟全球化正確方向，推進公正合理的全球化，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習近平同志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實踐沒有止境，理論創新也沒有止境”；“繼續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時代c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堅持好、運用好貫穿其中的立場觀點方法”。他明確要求：“要緊緊圍繞黨的二十大主題，深入學習黨的二十大報告和黨章等重要文件，深入領會蘊含其中的重要思想、重要觀點、重大戰略、重大舉措”。
牢牢把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把黨的二十大放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兩個百年”的廣闊背景下，放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宏偉目標的廣闊視野里，才能真正理解黨的二十大精神中的重要思想、重要觀點、重大戰略、重大舉措。
黨的二十大精神中的重要思想、重要觀點、重大戰略、重大舉措十分豐富。其中最為重要的思想理論和政治成果就是進一步強調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明確要求堅決做到“兩個維護”。對于“兩個確立”和“兩個維護”，筆者將另外撰文進行闡發。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方法論和貫穿其中的立場觀點方法具體體現在“六個必須堅持”上：必須堅持人民至上；必須堅持自信自立；必須堅持守正創新；必須堅持問題導向；必須堅持系統觀念；必須堅持胸懷天下。要深刻把握這“六個必須堅持”精神實質可能需要認清以下五點。
一是“六個必須堅持”之間不是并列關系。第一個必須堅持即必須堅持人民至上是共產黨人的世界觀和根本立場，是其他五個必須堅持的方向和靈魂。人民至上體現著《共產黨宣言》中“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這一根本的立場。為什么人的問題是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因此，人民至上的立場，就是馬克思主義立場，就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立場，就是科學社會主義的立場，就是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的立場。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對青年在價值觀形成和確立時期的正確引導，強調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樣，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錯了，剩余的扣子都會扣錯。從一定意義上講，人民至上是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第一粒扣子”。假若不是以絕大多數人利益即人民利益至上，而是以極少數人利益甚至個人私利至上作為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第一粒扣子”，其余的方法論都會跟著“扣錯”。1963年6月3日，毛澤東在武昌同王任重等人談話時說：“三面紅旗這個口號從哪里來的？一面紅旗還不夠要三面？總路線是父親，大躍進、人民公社是兒子。”從這個意義講，在“六個必須”中，人民至上是父親，其余五個都是兒子。只有真心地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才能真正做到人民至上，也才能真正做到敢于堅持真理，同時又敢于修正錯誤。人民至上既是共產黨人的世界觀和根本立場，又是共產黨人的方法論和根本觀點、根本方法。我們共產黨人，既強調一切為了人民，這是世界觀和根本立場；又強調一切依靠人民，這是實現一切為了人民這一世界觀和根本立場的方法論和觀點與方法即路徑。人民至上，是把人民的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局部利益與全局利益、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高度有機相統一的人民至上。人民至上不僅是共產黨人的世界觀和根本立場，同時內蘊和統領著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與觀點方法。其他五個必須既體現著共產黨人的世界觀，但主要是體現了共產黨人的方法論，人民至上這一共產黨人的世界觀和根本立場是貫穿后面其他五個必須中的主線。這“六個必須”中，如果抽掉了人民至上這一根本立場即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就成為可以為除人民之外的其他一切剝削階級服務的方法論。正因如此，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將無我、不負人民”。也可以說，人民至上就是真正的人民領袖和一切真正的共產黨人堅貞不渝的初心與頂天立地、錚錚不彎的精神脊柱，是真正的人民領袖和一切真正的共產黨人唯一的出發點和歸宿處。
二是人民至上中的“人民”，不僅僅是中國人民，同時也包括世界各國人民。只有這樣理解，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自信自立和守正創新，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問題導向，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系統觀念和胸懷天下；只有這樣理解，我們才能深刻領悟我國憲法總綱第24條中所強調的“在人民中進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國際主義、共產主義的教育”的深刻含義，才能深刻領悟莊嚴的天安門城樓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相并列的“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的這一口號的深刻含義。我們決不干涉其他國家的內政，但是我們主張世界各國和各國人民要切實加強文明的交流互鑒，把希望寄托在世界各國人民的身上。這才是真正的歷史唯物主義。
三是“六個必須”既相互獨立，又相互兼容、相互貫通、相互依存。除了人民至上貫通其他五個必須之外，其他五個必須又分別貫通另外的五個必須之中。比如系統觀念中的把握好全局和局部、當前和長遠、宏觀和微觀、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關系則同時貫通于必須堅持人民至上、必須堅持自信自立、必須堅持守正創新、必須堅持問題導向、必須堅持胸懷天下之中。
四是學習運用“六個必須”必須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為黨和國家的工作大局服務。要堅決反對靜止地孤立地學習研究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在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當今具體實際相結合中產生的。我們必須緊密地聯系當今國際國內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進行學習，才能真正學懂弄通，使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特別世界觀方法論在當今中國的經濟、政治、文化、軍事、外交等方面工作中具體化。必須堅決反對僅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詞句放在唇齒之間，甚至當成謀取一己私利的工具，而不是有的放矢，去解決種種現實問題。
五是“六個必須”既是繼續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的基本原則，又是認真學習和深刻領會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二十大精神的基本指針。
這是二十大報告第二部分的總題目。如何理解新時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要深入理解習近平在二十大報告中所強調的論斷：“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或守正創新馬克思主義都是這“兩個結合”的同義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既包括了我們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同時又包括了我們所要或已經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這是堅持和發展、守正與創新馬克思主義的高度統一的表現。當然，根據不同的情況，可能需要側重強調不同的方面。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就是堅持解決矛盾的普遍性，堅持與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就是堅持解決矛盾的特殊性。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就是堅持解決矛盾的普遍性與解決矛盾的特殊性相結合，只有這樣才是真正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2013年1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的講話中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這就告訴我們，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不能丟，丟了就不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在1959年—1960年初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說：“馬克思這些老祖宗的書，必須讀，他們的基本原理必須遵守”。2017年9月2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指出：“時代在變化，社會在發展，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學真理”“背離或放棄馬克思主義，我們黨就會失去靈魂、迷失方向。在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這一根本問題上，我們必須堅定不移，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動搖。”
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這不僅是歷代中國共產黨人的莊嚴使命，而且是由一切事物向前發展的自身存在的矛盾所決定的。毛澤東還特別強調：“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既要勇于堅持馬克思主義，又要勇于發展馬克思主義。他在二十大報告中又強調指出：“我們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要運用其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解決中國的問題，而不是要背誦和重復其具體結論和詞句，更不能把馬克思主義當成一成不變的教條”。
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不是可隨意粘貼的標簽，并不是誰說自己是“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者，就真的成為“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者了，真假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是有客觀標準的。這個客觀標準就是：首先堅持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和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在堅持的同時運用其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不斷回答本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作出符合本國實際和時代要求的正確回答，得出符合客觀規律的科學認識，形成與時俱進的理論成果。近些年來，國內外一些人提出改革開放后的中國搞的究竟還是不是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疑問，甚至有人認為，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在改革開放后的中國已經開始褪色、變味。應當承認，黨的十八大前，黨、國家、軍隊內部存在著嚴重隱患。黨內和社會上不少人甚至有的國際友人對我們黨和國家前途憂心忡忡，這是有一定道理的。黨的十八大后，這一情況有了根本的轉變。我們不僅要從事實而且要從理論源頭上理直氣壯地講清楚，我們所要堅持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或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重大理論創新成果，是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產物。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大報告中幾次使用的是“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而不僅僅只是提發展或創新馬克思主義，而是十分明確把堅持與發展同時并列使用。這樣的表述是十分科學、準確和正確的。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強調的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應該說，這一提法是十分科學的。這也就是說，我們所建設的社會主義，既包含了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又結合了中國實際，有中國特色。2022年11月14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同美國總統拜登舉行會晤時明確指出：“美國搞的是資本主義，中國搞的是社會主義，雙方走的是不同的路”。習近平總書記在這里所用的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表述，而是社會主義。這不僅向廣大發展中國家，而且向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坦坦蕩蕩亮明了不容侵犯的中國共產黨的底線和旗幟。我們的不容侵犯的底線絕不僅僅是臺灣主權，我們不容侵犯的根本和更高的底線是社會主義。有人提出，二十大報告第二部分題目的提法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而在正文中卻使用了“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這兩種表述雖稍有不同，但“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中同樣首先包含了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
有人在談到馬克思主義時，往往只強調“發展馬克思主義”和“創新馬克思主義”，而不談“堅持馬克思主義”，并說“創新中已經有堅持”。這一看法是偏頗的。既然發展和創新中已經有堅持，可以只提發展或創新，而不提堅持，那么，我們能不能說堅持中已經有發展或創新了，能不能只提“堅持馬克思主義”而不提“發展馬克思主義”或“創新馬克思主義”了？分析討論問題，只能是一個標準，而不能是雙重標準。不能搞雙重標準，這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世界觀方法論中系統觀念的題中應有之義。習近平同志多次強調敢于斗爭、敢于勝利。馬克思主義就是在各種激烈斗爭的大風大浪中誕生和發展的。毛澤東說：“不批判唯心論，就不能發展唯物論，不批判形而上學，就不能發展辯證法。”毛澤東、習近平都強調“不破不立”。從一定意義上講，堅持馬克思主義就是敢于斗爭，發展馬克思主義就是敢于勝利；不談堅持馬克思主義即敢于斗爭，何來發展馬克思主義即敢于勝利。另外，從辯證法來說，有“新”必然會相應有“舊”，我們能說我們所必須堅持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是舊的馬克思主義嗎？有人說，舊的馬克思主義主要是指教條主義或實用主義。但毛澤東明確說：“教條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反馬克思主義。”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對待馬克思主義，不能采取教條主義的態度，也不能采取實用主義的態度。”這說明，教條主義或實用主義都不是我們所說所要的馬克思主義。只強調堅持而不談發展，就容易產生教條主義，這是在“左”傾錯誤思想指導下容易犯的錯誤；而只強調發展而不談堅持，就容易產生實用主義，這是在右傾錯誤思想指導下容易犯的錯誤。教條主義與實用主義同樣有害。從一定意義上講，教條主義是“左”傾錯誤的世界觀方法論；實用主義則是右傾錯誤的世界觀方法論。個人精致利己主義是實用主義世界觀在人生觀、價值觀方面的具體體現。在實行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把實用主義具體化為個人精致利己主義的人往往會如魚得水。對此，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
共產黨執政后，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尚未從根本上解決的十分重大的戰略性任務。在中國共產黨的歷代領袖中，毛澤東是最為重視解決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問題的第一人。毛澤東一生做了兩件大事，第一件事就是毛澤東自己所說，把蔣介石趕到臺灣，建立了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件事就是提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如何確保黨及政權永不變質的戰略思想，并努力艱辛實踐。毛澤東關于黨自我革命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的第一個答案，本質上就是1945年在延安窯洞里與民主人士黃炎培談話中所提出的“讓人民來監督政府”、“人人起來負責”加1949年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提出的“兩個務必”與此后艱辛實踐中所得出的正確思想。毛澤東關于黨和政權永不變質的偉大戰略思想與波瀾壯闊的艱辛曲折實踐，既為我們黨也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庫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作出了十分重大的開創性貢獻。
鄧小平所說“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是我們永遠應該銘記的至理名言。
努力解決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的第二人就是習近平總書記。黨的十八大后，習近平總書記為繼承和發展毛澤東關于黨及政權永不變質這一根本性的戰略思想作出了杰出的重大貢獻。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輝煌一筆，也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輝煌一筆。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就要求全黨一定要牢記毛澤東提出的“我們決不當李自成”的深刻警示，著力解決好“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性課題，增強黨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否則，“我們黨遲早會失去執政資格，不可避免被歷史淘汰。這決不是危言聳聽。”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又指出：“從現在的情況看，只要國際國內不發生大的波折，經過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應該可以如期實現。但是，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后路該怎么走？如何跳出‘歷史周期率’、實現長期執政？如何實現黨和國家長治久安？這些都是需要我們深入思考的重大問題。”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還明確提出：“黨內存在野心家、陰謀家，從內部侵蝕黨的執政基礎，我們不能投鼠忌器，王顧左右而言他，采取鴕鳥政策，這個必須說清楚。”這就明白無誤地指明了我們黨在執政后所面臨的主要危險所在。
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大報告中明確而又莊嚴宣告：“經過不懈努力，黨找到了自我革命這一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的第二個答案”。這第二個答案是什么呢？筆者認為，第二個答案主要體現在“全過程人民民主”加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大報告短短的引言部分中的“三個務必”，即：“全黨同志務必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務必謙虛謹慎、艱苦奮斗，務必敢于斗爭、善于斗爭”。在新時代，我們黨堅持自我革命，并提出“全過程人民民主”和“三個務必”思想，則是為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所作出的歷史性貢獻。
關于“全過程人民民主”。1945年7月，在延安窯洞里，針對民主人士黃炎培關于如何擺脫“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歷代王朝興衰周期率的困惑時，毛澤東堅定而又自信地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堅持和發展著關于“讓人民來監督政府”和“人人起來負責”思想。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又強調：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講到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他還指出：“社會主義民主的問題，首先就是勞動者有沒有權利來克服各種敵對勢力和它們的影響的問題。像報紙刊物、廣播、電影這類東西，掌握在誰手里，由誰來發議論，都是屬于權利的問題。人民內部有各個派別，有黨派性。一切國家機關、一切部隊、一切企業、一切文化教育事業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對于保證人民的權利問題，關系極大。總之，人民自己必須管理上層建筑，不管理上層建筑是不行的。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了解為國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習近平總書記一直在深入思考并發展著毛澤東關于“讓人民來監督政府”和“人人起來負責”的思想。在二十大報告的第六部分，習近平總書記用很大篇幅專門而又深入談了“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當家作主”這一重大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應有之義。全過程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屬性，是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民主”，“我們要健全人民當家作主制度體系，擴大人民有序政治參與，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發揮人民群眾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鞏固和發展生動活潑、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這就是當年毛澤東所說的“讓人民來監督政府”和“人人起來負責”制度保障。“六億神州盡舜堯”是毛澤東多年致力于實現的宏偉藍圖。習近平總書記找到了這一根本的路徑。
關于“三個務必”。黨的二十大報告首次提出的“三個務必”思想是從毛澤東同志關于“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轉化而來的。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兩個務必”，主要是針對當時“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這“四種情緒”而提出的工作作風。而習近平總書記則是根據十八大前“黨、國家、軍隊內部存在的嚴重隱患”，“有些黨員、干部政治信仰發生動搖，一些地方和部門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屢禁不止，特權思想和特權現象較為嚴重，一些貪腐問題觸目驚心”和“一些黨員、干部缺乏擔當精神，斗爭本領不強”等問題提出的。這些問題恰恰是需要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所必須解決的重大現實和意義深遠的歷史性任務。
（1）關于“全黨同志務必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主要有四點：一是黨的性質不能變。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這是黨的根本性質。“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這一根本的階級性質在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中所起的作用。二是黨的宗旨不能變。要始終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這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兩個絕大多數”思想的具體和根本體現。三是黨的指導思想不能變。要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至今沒有過時。四是黨的最高綱領不能變。要始終堅持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黨的性質、黨的宗旨和黨的最高綱領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找任何借口去加以改變。同時也必須認識，黨的指導思想隨著黨的理論的發展而不斷發展，但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同時必須矢志不渝地加以堅持。堅持黨的鮮明的無產階級性質，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黨的最高綱領即最終實現共產主義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這既是我們黨的忠貞不渝的初心，又是我們黨宏偉莊嚴的使命。當然，我們黨的使命中，還包含了黨的階段性綱領，這在后面會專門談及。
（2）關于“務必謙虛謹慎、艱苦奮斗”。毛澤東提出的關于“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的殷殷教導，是真正的共產黨和共產黨人內在與外在有機統一的鮮明標志和標識。如果我們能堅定不移、堅持不懈地始終保持“兩個務必”作風，老百姓就會最終認定我們是真共產黨和真共產黨人，就會赴湯蹈火跟黨走、披荊斬棘共奮斗；否則，老百姓就可能三心二意、消極怠工。從長遠和根本上說，人民群眾最終會毫不留情地拋棄這樣的黨。蘇聯這個有93年歷史、執政74年的大黨最終消亡，充分說明了這個道理。正因如此，黨的十八大后，我們黨所進行的前所未有的反腐行動具有重大意義，得到了全黨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堅定擁護和熱烈支持。
（3）關于“務必敢于斗爭、善于斗爭”。2017年9月2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體學習時發表重要講話時明確指出：“盡管我們所處的時代同馬克思所處的時代相比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但從世界社會主義500年的大視野來看，我們依然處在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歷史時代。”這是一個十分正確并重大的判斷。當前我們既處在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這個大的歷史時代，同時也處于列寧所說的帝國主義這個小的歷史時期，還處于帝國主義由壟斷的、寄生即腐朽的資本主義開始向垂死的資本主義過渡這個更小的歷史階段。這是以美國為代表的國際金融壟斷資本遇到了百年以來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機，是資本主義內部生產全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這一基本矛盾的總爆發。國際局勢十分復雜，國際斗爭已經進入全領域、各方位、多維度的超限戰時代。我們要敢于斗爭、敢于勝利，也要準備迎接黎明到來之前的黑暗，進行無比殘酷、慘烈而又無比偉大、輝煌的斗爭。
矛盾無處不在、無時不有。回避矛盾、當老好人沒有出路。要用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統領善于斗爭。對待霸權主義、單邊主義和強權政治，要善于斗爭，但敢于斗爭、敢于勝利是第一位的。要把善于斗爭寓于敢于斗爭、敢于勝利之中。如果抽掉了敢于斗爭、敢于勝利，善于斗爭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我們黨百年來的光輝實踐充分證明，我們敢于斗爭、敢于勝利，這才如毛澤東所說，把帝國主義打疼了，帝國主義才可能講點我們常講的常理、公理，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才是紙老虎；如果借口善于斗爭，含含混混，躲躲閃閃，妥協退讓，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就是真老虎。在善于斗爭中，首先要分清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敢于和善于斗爭的首要問題。正因如此，我們要堅持和發展毛澤東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和戰略。在國際范圍內，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建立最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并可以借鑒抗日戰爭中，我們對國民黨既聯合又斗爭的系列做法，以斗爭求合作。敢于斗爭不只是局限于國際領域內，在國內、黨內我們都要敢于斗爭。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關于〈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的說明》中指出：“要旗幟鮮明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加強思想引導和理論辨析，澄清對黨史上一些重大歷史問題的模糊認識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2021年11月11日，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作出第三個歷史決議。2021年12月27日至28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黨史學習教育專題民主生活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又明確指出：“歷史認知是歷史自信的重要基礎。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堅持唯物史觀、正確黨史觀，在黨和國家歷史問題上正本清源，取得了顯著成效。同時，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要真正解決好這個問題，仍然需要黨鄭重、全面、權威地對黨的歷史作出科學總結，并在此基礎上持之以恒推進黨史總結、學習、教育、宣傳，讓正確黨史觀更深入、更廣泛地樹立起來，讓正史成為全黨全社會的共識，教育廣大黨員、干部和全體人民特別是廣大青年堅定歷史自信、筑牢歷史記憶，滿懷信心地向前進”。這也就是說，要徹底解決歷史虛無主義，任務仍十分繁重。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堅決查處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交織的腐敗，堅決防止領導干部成為利益集團和權勢團體的代言人、代理人”，強調“鏟除腐敗滋生土壤任務依然艱巨”。滋生腐敗的土壤是什么？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黨內不能存在形形色色的政治利益集團，也不能存在黨內同黨外相互勾結、權錢交易的政治利益集團。”要真正解決以上種種問題，毫無疑問，仍然任重道遠。
在回答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的第二個答案中，正確處理全過程人民民主與“三個務必”的關系，十分重要。從一定意義上講，全過程人民民主就是人民監督政府，是他律，是社會革命；“三個務必”就是刀刃向內，是自律，是黨的自我革命。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以偉大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社會革命，以偉大社會革命促進偉大自我革命，確保黨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堅強領導核心”。社會革命和自我革命是辯證統一的關系，兩者相互依存、相互聯系、相互促進、相得益彰。黨只有始終勇于推進自我革命，持續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永葆黨的革命性、先進性和純潔性，才具備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引領社會革命的條件和能力。黨政各級領導干部只有時刻牢記“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這一起碼的常識，始終與人民群眾保持血肉聯系，時刻聽取廣大人民群眾意見，始終依靠和發動人民群眾，始終走在時代前列，把偉大自我革命和偉大社會革命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之中，才能引領偉大的社會革命不斷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另外，人民群眾對政權的監督在特定條件下對黨的自我革命有著十分重要的反作用，這種反作用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如果政權和黨的領導干部不接受人人起來負責的群眾監督，西方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礎“人的本質是自私的”和我國傳統文化中的糟粕“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這些根深蒂固的偏見就會乘虛而入，人民政府和黨的領導干部手中的絕對權力就必然絕對產生腐敗。毛澤東說：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是人民給的。為什么人的問題是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從一定意義上講，人民給的權力不在大小，關鍵是在為誰。在無產階級政黨內部和社會主義國家，為人民服務的權力越大越好。為個人一己私利和小集團謀取與人民群眾相根本對立的特殊利益，這樣的權力一點也不應給，更不能有絕對的權力。正因如此，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上擲地有聲地強調：“腐敗是危害黨的生命力和戰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敗是最徹底的自我革命。只要存在腐敗問題產生的土壤和條件，反腐敗斗爭就一刻不能停，必須永遠吹沖鋒號。”
二十大報告主題中有“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團結奮斗”的論斷；報告的第十五部分要求全體黨員“自覺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堅定信仰者和忠實實踐者”。黨章總綱部分強調“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的關系就是黨的現階段目標與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的關系。
“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人類命運共同體”“共產主義遠大理想”這四個概念，既有聯系但又有區別。梁啟超首倡“中華民族”概念，孫中山提出“振興中華”口號。毛澤東號召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強調中華民族要為人類做較大貢獻。鄧小平提出集中力量搞四個現代化，著眼于振興中華民族。江澤民提出“中華民族實現全面振興”。胡錦濤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黨的十八大至今，習近平總書記在多次講話中強調“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二十大報告中又著重強調“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核心和靈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涵義更廣，核心是愛國主義的偉大民族精神，以大陸為主體，包括港澳臺同胞和海外華僑、華人要實現的目標。這一提法，是要凝聚和調動全球所有華僑、華人在內的一切積極力量。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既是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包括海外愛國華僑的日夜夙愿，又是中國共產黨人的階段性綱領。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既是實現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又是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同步的階段性綱領。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實現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則是我們的最高綱領和最終目標。
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指出：“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主張。我們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去的，這是確定的和毫無疑義的。我們的黨的名稱和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明確地指明了這個將來的、無限光明的、無限美妙的最高理想”。他又說：“一切中國共產黨人，一切中國共產主義的同情者，必須為著現階段的目標而奮斗，為著反對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為著使中國人民脫離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慘命運，和建立一個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以農民解放為主要內容的新民主主義性質的，亦即孫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義性質的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中國而奮斗。”他還說：“對于任何一個共產黨人及其同情者，如果不為這個目標奮斗，如果看不起這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對它稍許放松，稍許怠工，稍許表現不忠誠、不熱情，不準備付出自己的鮮血和生命，而空談什么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那就是有意無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就不是一個自覺的和忠誠的共產主義者。”毛澤東以上的論述，為我們正確解讀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的關系提供了鎖鑰。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中第六條是“堅持胸懷天下”。運用習近平同志的宇宙觀、天下觀，學習他所作的二十大報告中明確指出的“中國堅持經濟全球化正確方向”，是自改革開放以來，黨的歷次代表大會報告中從來沒有陳述過的思想與詞句。這一判斷為我們全面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國外交，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出了明確的思想理論，指明了政治方向和實現的根本路徑。
什么是經濟全球化正確方向？有正確方向，必然有錯誤方向。蘇聯亡黨亡國后，“全球化”成為熱詞，經濟全球化、競爭全球化、貿易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法律全球化、帶有人道主義色彩的全球化等語詞迷霧的背后，都有其特定的實質內容。一般意義上的經濟全球化，應該是指由于高新科技特別是信息技術及其產業的迅猛發展，導致運輸和通信成本的大幅降低，從而直接推動國際貿易、跨國投資和國際金融的迅速發展和高新科技的廣泛擴散與輻射，使整個世界經濟空前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從這種意義上來說，經濟全球化，是社會生產力和科技發展的客觀要求和必然趨勢。它使各國、各地區之間經濟和貿易活動的聯系不斷增加，有利于新知識和高科技的迅速交流和廣泛應用，有利于促進各國、各地區經濟要素在全球范圍內逐步實現優化配置，從而提高各自的經濟效益。這種生產社會化意義上的經濟全球化給各國、各地區帶來新的難得的發展機遇，也為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創造了新的有利條件。這是大勢所趨，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任何國家、地區和民族都不應該或不應被置身其外。置身其外，是閉關鎖國；被置身其外，是被邊緣化。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改革開放后，我們黨多次強調，我們“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這里所說的“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是專指不走我國封建社會末期的封閉僵化之路，并不是指改革開放前的毛澤東時代。因為毛澤東時代我們是被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所嚴密封鎖，即使這樣，我們也是對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和與我友好的國家開放，并力爭“用小球推動地球”，促使中美關系正常化。“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是指不走蘇聯亡黨亡國之路。如同人的手心與手背無法分離一樣，從來沒有離開生產關系的生產力。蘇聯亡黨亡國之后西方少數強國所主張的經濟全球化、市場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法律全球化、民主全球化等等，本質上是以這些強國為主導的、以實現全球極少數人利益為目的的國際壟斷資本力圖征服整個世界的過程。正因為如此，連西方國家學者也承認，“全球化的本質是經濟強國的國家利益”。西方少數強國所要達到的全球化還表現為西方少數強國向全球推銷浸潤對其社會政治制度和價值觀念。這種意義上的全球化在一定歷史時期內可能會風行一時，但從歷史的長河看，真正的公平、正義必將取得最終的勝利，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必然要被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所代替。當今西方少數強國所主張的這種全球化，絕不是什么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更不是人類發展的最終歸宿。
經濟全球化正確方向來自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來自同中國革命建設與改革先進文化傳統相結合，來自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來自對世界各國人民和各個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汲取。我們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為了人類社會進步和維護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根本利益，并逐步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同世界各國和各地區廣泛開展貿易往來、經濟技術合作和科學文化交流，促進全人類的和平與發展事業，應該積極倡導、共同努力推進公正合理的全球化。
公正合理的全球化是逐步共同富裕的全球化。《聯合國憲章》的序言明確指出：“我聯合國人民同茲決心，……運用國際機構，以促成全球人民經濟及社會之進展”；《聯合國憲章》第1章第55條又寫道：聯合國應促進國際間“較高之生活程度，全民就業，及經濟與社會進展”。但是，當今經濟全球化，非但沒有達到《聯合國憲章》所規定的要求，反而進一步擴大了多數人、多數國家與少數人、少數國家的“數字鴻溝”。為了我們這個星球的和平與發展，我們應當實現全人類、全世界各個國家逐步共同富裕的全球化，而絕不是某些少數人、少數特定集團、少數特定國家或少數特定國家共同體內部富裕的全球化。但現實情況卻是，以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和國際種種資本壟斷為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卻是極少數人極其富有，絕大多數人日益貧窮。2022年11月16日，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撰文指出：“少數億萬富翁的財富相當于世界上半數最貧窮的人的財富。世界上最富有的1%的人將全球1/5的收入納入自己的囊中，而最富裕國家居民的預期壽命比最貧窮國家的長30年。”其實，美國的貧富不均亦正在加劇還會陷入惡性循環。美國經濟學家埃馬紐埃爾·薩埃認為，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最不富裕的90%的人的收入停滯不前，而最富有的1%的人的收入增長了兩倍，后者現在幾乎占國民收入的五分之一。”英國《衛報》2023年1月15日報道：“統計數據顯示，新冠疫情暴發以來，僅占全球總人口1%的億萬富豪們占有全球63%的新增財富。國際救援組織樂施會發布一份最新報告稱，截至2021年底，全球1%的最富有群體獲得26萬億美元的財富，占據全球新增財富的63%，剩余財富由其余99%的人分享。這說明疫情以來，全球財富分配不平等的狀況正在加劇”。
2021年12月21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杰弗里·莎克斯在以《美國已成為富人有、富人治、富人享》為題發表的一文中指出：“沃倫·巴菲特在2006年就一針見血說出這場危機的實質。他說：‘無疑，存在階級斗爭。但是，是我的階級——富人階級在發動戰爭，而且，我們在取得勝利’”。
“環球同此涼熱”的共同富裕是二十大報告中所說的“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即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經濟基礎。沒有這一經濟基礎，其他一切都是空談。實現這一宏偉目標的路途盡管十分曲折艱辛，但是我們堅持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引的“堅持經濟全球化正確方向”，必然會到達無比輝煌的目的地的彼岸。
公正合理的全球化是平等、公正、互惠、共贏的全球化。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主要是由西方少數強國主導和推動的。這樣的全球化對廣大第三世界國家來說是極不公正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國際產業分工的不平等。這是歷史上長期的殖民統治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形成和發展的結果。幾百年過去了，這一問題非但沒有解決，有些方面卻更加嚴重。以信息技術為中心的高新科技在西方強國迅猛發展，而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總體上仍在國際經濟中扮演著“世界農村”的角色。污染嚴重、勞動強度大、價格低廉的簡單加工工業或勞動密集型的制成品的生產，仍是其經濟社會生活中的普遍現實。其落后農業國和原材料生產國對工業發達國家的從屬和受掠奪、奴役、控制的地位仍然沒有實質性變化。
二是國際貿易體系的不平等。首先是規則的不平等。現在國際經濟交流和合作中通行的國際慣例和規則，主要是由西方強國制定的，其中有相當多的歧視、損害第三世界國家的極不合理、極不公正的條款。比如柏林墻倒塌之后出現了所謂的烏拉圭回合框架下的關貿配額即是如此。又如農產品和加工食品是第三世界國家出口最多的產品，而西方對其所設置的關稅遠遠高于他們之間的關稅水平。其次是價格的不平等。由于西方強國掌握了世界市場多數商品價格的決定權，因而他們便隨意抬高工業制成品特別是高新科技產品的價格，惡意壓低原材料和各種初級產品的價格。在國際貿易分工體系中，廣大第三世界國家處于十分不利的被壓榨、被剝削的地位。
三是國際金融貨幣體系中的不平等。西方強國的貸款條件日趨苛刻，廣大第三世界國家不但資金缺乏，而且長期債臺高筑。上述種種不平等，是導致窮者愈窮、富者愈富的根源。為了人類的和平與發展事業，就必須為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就必須把經濟全球化建立在所有國家的平等、公正、互惠、共贏的基礎之上。
公正合理的全球化是共享人類文明和高新科技成果的全球化。互聯網是當今世界高新科技的縮影和代表。但是，享受這一高新科技成果的主要是西方強國。美國擁有的電腦數量比世界其他地方的總和還要多。而當今世界上仍有大約一半人連電話還從未使用過。弗朗西斯·福山把這一現象稱為“美國全球科技霸權時代”。美國的《獨立宣言》強調“人人生而平等”，但在享受人類現代科技和文明上，人與人之間是完全不平等的。因此，除了用界碑或地雷、鐵絲網界定的國界線外，還存在著一條用是否能夠創造、擁有和應用高新技術來劃分的無形的國界線。
人類文明是幾千年來全世界共同創造的結果，每個民族都為當今世界巍然屹立的科技殿堂建設作出了貢獻，但當今世界各個國家和民族所享受到的科技份額卻有天壤之別。美國的歷史不過240多年，卻獨占了高新科技之峰巔。究其原因，一是靠本國人民的辛勞和智慧。二是靠不斷涌入的移民。恩格斯指出：“由于向美國大量移民，財富的這種驚人積累與日俱增。”馬克思說：“今天出現在美國的許多身世不明的資本，僅僅在昨天還是英國的資本化了的兒童血液。”三是無償使用其他國家和民族幾千年文明的傳承和積累。1891年以前，美國完全不承認外國的專利權。四是其利用槍炮攫取的錢財和通過不平等貿易獲取的超額利潤，投資科技并廉價購買了大量的專利技術。五是大肆吸納全世界的高技術人才。人才外流是第三世界國家向西方強國廉價的技術轉讓。這也是當今世界全球化中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現象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六是以保護知識產權為名，采用多種措施封鎖高新技術，甚至在受資國搶先注冊專利，低價傾銷其產品，抑制甚至摧毀對方獨立自主的科研與開發能力。與此同時，西方強國還向第三世界國家高價轉讓一些已經過時的技術，從而進一步造成第三世界國家與他們在產業升級和技術的進步上的依附關系，企圖使第三世界國家永遠處于國際垂直分工體系中的最底層。這實質上是日本學者在20世紀30年代就提出的“雁行模式”在當今世界的表現。從一定意義上講，西方強國所主導的全球化就是其壟斷資本和壟斷技術相結合的全球化。我們在大力提倡并保護知識產權、鼓勵知識創新的同時，應警惕并反對在國際經濟政治和文化交往中以各種理由和借口推行科技封鎖、壟斷和盤剝，搞科技霸權。我們實現的全球化，應當是一個以高新科學技術在全球各國都迅猛發展和社會生產力在全球各國都高度發達的全球化；應當是一個以全人類發展為福祉，全球各國共享人類文明成果和科技成就的全球化。就連西方的有識之士也在大聲疾呼：“應通過促進窮國技術進步使其分享全球化的好處。”
公正合理的全球化是可持續發展的全球化。美國何以在當今世界的經濟、政治、軍事、科技、文化和信息等各個領域都處于霸主地位？從某種意義上說，因為它在金融上有絕對霸權。一是它發行了其中包括期限為30年的長期國債，這些長期國債的購買者不少是日本、西歐、阿拉伯和第三世界的一些國家。二是它的股市長期繁榮，其相當的比例被國外持有。三是美元是世界基礎貨幣，目前美元實際上利用著全世界凈儲蓄總額的72%。四是截至2023年年初，美國國債規模約為31.37萬億美元，將很快逼近31.4萬億美元債務上限。這些國債若平攤到每個美國人身上就是9萬多美元，接近65萬人民幣。一般來說，一個國家國債規模和GDP的比值控制在70%以下相對安全。但美國這一個指標，已經超過安全線的兩倍。美國國債這筆巨額財富流向何處?首先是到了極少數富人手里。其次是被美國政府“發配”到世界各地包括策劃、發動戰爭等，以維持目前全球這個極不合理極不公正的國際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舊秩序。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積聚的這個巨大的金融“黑洞”，還伺機在全球各個角落掀起金融風暴。在日益信息化的今天，國際金融動蕩的“蝴蝶效應”將愈加明顯。現在世界金融市場每個交易日的交易總額高達數萬億美元，但其中98%以上與商品貿易無關。這樣的金融全球化，明顯增大了各國經濟運行的風險，尤其是處于弱勢地位的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主權和經濟安全面臨著新的挑戰，極大地影響著全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影響人類和全世界各國可持續發展的另一根本制約性因素，是經濟全球化造成的生態環境的不斷惡化。8000年前，陸地的2/3面積為蔥郁的森林。20年前，一些專家就警告說，剩余的原始森林將會在數十年之內從地球上消失。近半個世紀以來，有66%的耕地受到水土流失、沙化、污染等破壞，傾瀉到水中和土壤中的化學污染物越來越多。臭氧層“所占面積差不多是美國本土48州總面積的三倍”。生產和資本的無限擴張與地球資源的有限性的矛盾越來越突出。富人、富國消耗著地球上大部分資源。一個預期壽命為80歲的美國人在目前的生活水平下，一生要消費約2億升水、2000萬升汽油、1萬噸鋼材和1000棵大樹的木材。如果地球上所有人都像美國人這樣生活，并相應排放有害物質，我們需要20個地球。而第三世界國家和窮人卻飽受地球生態環境惡化之苦。目前，因營養缺乏等原因而死亡的人數占第三世界國家死亡人數的15%。生活環境惡化引發疾病而導致死亡的人數占第三世界國家死亡總人數的20%。由此，倡導可持續發展的全球化，必須高度重視規避金融風險，大力保護和改善人類生存環境。
公正合理的全球化是嚴格遵行聯合國憲章宗旨及原則和公認國際關系準則的全球化。飽受兩次世界大戰之苦的世界各國人民，懷著“欲免除后世再遭今代人類兩度身歷慘不堪言之戰禍”的崇高信念，在70余年前，不僅建立了一個以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及促進國際合作為宗旨的普遍性國際組織——聯合國，而且起草簽署了國際法和國際關系史上一部劃時代的文獻——《聯合國憲章》。《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及原則不僅是聯合國的基本原則，而且已成為指導現代國際關系的基本準則，成為世界人民爭取和平與發展、反對強權政治的法律依據。1954年中國同印度、緬甸首創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也被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國家所接受，并在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上被納入公認的有關國際關系的準則中。《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及原則和公認的國際關系準則，是人類文明和智慧的結晶。歷史已經證明并將繼續證明，只有嚴格遵循維護主權國家之間的平等和互不干涉內政等一系列原則，人類和世界上各個國家才能贏得和平與發展。反之，就烽煙四起，經濟和社會發展就會遭到嚴重破壞。在經濟全球化迅猛發展的今天，我們更加需要維護和遵行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共同原則。
不同的人、不同的國家有著不同的邏輯和立場。如果我們換位思考，站在美國極少數富人立場上來考慮，奧巴馬所說的“如果讓14億中國人過上與美國和澳大利亞同樣的生活，那將是人類的悲劇和災難，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就是他們的道理。不過，這正是帝國主義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道理與邏輯。正因如此，現在世界上少數西方強國常常無視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共同原則。美國在制定全球化時代的對外政策時，甚至不加掩飾地宣稱“這個世界不能失去美國的領導”；“美國還要領導世界100年”。以2022年10月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為標志的新版美國全球戰略用“轉折時刻”“關鍵十年”“兩制之爭、兩序之爭”加以表述。為了達到這一目的，2022年12月15日，美國國會參議院正式簽署通過2023財年《國防授權法案》。該法案授權的2023年美國國防經費達8579億美元（約合人民幣6萬億元），高出拜登總統提出的國防預算申請450億美元，創下了美國軍費開支最高紀錄。而拜登總統預算申請中的所謂生物安全建設即從事生物戰研制的經費高達882億美元，核能力建設即從事核戰爭研制經費為747億美元。美國從事生物武器的研究早就超出了從事核武器研究的經費。中國科學院院士施一公在2018年就指出：“美國政府60%的科研經費用于生命科學研究，美國民間投資最多的產業之一是現代生物制藥業；美國科學院超過50%院士從事生命科學研究，耶魯等大學的年度科研經費，生命科學占70—80%。”我們完全可以說，自美國在朝鮮和越南戰爭失敗后，不僅世界和平的形態而且世界戰爭的形態都開始發生質的變化。對此，我們必須高度重視與高度警惕。
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者主張“人道主義干預”，必要時繞過聯合國行動，甚至企圖把聯合國變成自己“馴服的外交工具”。連聯合國本身都想控制、操縱，遑論尊重聯合國憲章宗旨及其原則了。這必然會給人類和平與發展帶來新的不安定因素。聯合國和聯合國憲章的存在都是以主權國家的存在作為基礎和前提條件的。僅從應對越來越復雜多變的世界市場來說，經濟全球化愈深入，就更加需要國家進行調節。因此，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國家作用非但不能削弱，反而應進一步增強。
《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及原則和公認的國際關系準則，是全球化最基本的法律依據和準繩。公正合理的全球化應是必須充分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并確定開放的方式和速度的全球化；應是世界各國尤其是大國必須嚴格遵守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不把自己發展模式強加于別國的全球化；應是國家之間互相尊重，求同存異，和睦相處，平等相待，互利共贏的全球化；應是通過和平方式合理解決國際爭端，而決不應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的全球化；應是所有各國平等參與和協商解決，而不是由一個或幾個大國壟斷國際事務的全球化。
公正合理的全球化是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優秀文化傳統共存共榮的全球化。世界是豐富多彩的。每個國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傳統和發展模式。世界上各個國家、各個民族都為共同構建幾千年人類文明的歷史大廈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都是全人類、全世界的精神遺產的瑰寶。東方文化，源遠流長，燦爛豐富；西方文化，琳瑯滿目，精華迭現。在全球化進程中，我們應尊重不同國家、不同文化和不同文明的多樣性；同時我們贊成各種各類文化和文明相互學習借鑒，在學習借鑒的交匯融合中構建自己新的文化和新的文明。
當今世界的全球化絕非是一個純粹的經濟過程，而是一個通過經濟擴張而推行西方文化價值和政治理念的過程。在全球化的過程中，企圖將單一文化、單一價值觀念來“化”全球的大有其人。前幾年，被炒得沸沸揚揚的“文明沖突論”的根本目的，就是企圖為用一種文化、一種價值觀念統治全球作輿論準備。從全球化的角度看，在當今世界上，西方個別發達國家，正憑借其強大的經濟、政治、軍事、科技、信息等實力，企圖將其文化和價值觀念置于全球統治地位。我們應該看到，全球化通過全球媒體、娛樂業、貿易和旅游等，使各個國家、各個民族接觸、了解了世界上各種不同的優秀文化，這對全球化的健康發展無疑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但是，極少數西方強國，或是以追求商業金錢為目標，或以征服世界為目的，大搞“文化霸權主義”，從而造成各個國家、各個民族與少數西方強國的文化交流的嚴重失衡。這導致了西方文化中的頹廢、骯臟成分在一些第三世界國家泛濫，并且使本土優秀文化傳統出現萎縮之勢。就連歐洲的許多政治家和學者對美國強行推行自己的文化也極為不滿。法國輿論界甚至興起“抵制美國文化入侵”的浪潮。
世界上任何國家和任何民族的文化傳統和特性，都積淀在這些國家和民族的骨骼里，奔騰在這些國家和民族的血液中。這些傳統和特性，并不是外來文化能夠隨意更改替代的。因此，所有國家和民族，都應首先維護和弘揚自己民族的優秀文化；同時，也應尊重其他國家和民族的不同特色和風格的文化傳統。國際社會對于地區文化、少數民族文化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的傳統文化應給予更多的尊重、理解和支持。隨著全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和全人類思想文化水平的極大提高，全球的生產方式、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最終會實現“大同”，但文化傳統、民族特性不會也不能歸于一統，而應是多元的。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我國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各種‘黑天鵝’、‘灰犀牛’事件隨時可能發生。我們必須增強憂患意識，堅持底線思維，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綢繆，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黨的二十大閉幕不到一周，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帶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紀念地。瞻仰中，習近平總書記說：“當年毛澤東同志等老一輩革命家在延安，住窯洞、吃粗糧、穿布衣，用‘延安作風’打敗了‘西安作風’”。這就是我們當代共產黨人“四個自信”的歷史淵源。1955年，毛澤東說：“不論在自然界和在社會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質來說，從來就是不可戰勝的。而一切舊勢力，不管它們的數量如何龐大，總是要被消滅的”。他還指出：“帝國主義、國內反革命分子以及他們在我們黨內的代理人，等等，都不過是垂死的力量，而我們則是新生的力量，真理是在我們方面。對于他們，我們從來就是不可戰勝的。”1956年，毛澤東在談到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時還十分自信地宣告：“一切會有變化。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讓位給新生的小的力量。力量小的要變成大的，因為大多數人要求變。美帝國主義力量大要變小，因為美國人民也不高興本國的政府”。當今世界正處于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大變革的時代。這一變革的根本動力，就是當今世界生產全球化與生產資料由極少數私人占有這一主要矛盾愈演愈烈。2011年美國民眾“占領華爾街”運動中唱響的“我代表99%，不再忍受1%的貪婪與腐敗”的口號已開始在全球回響與激蕩。黨的二十大為我們制定了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黨和國家的大政方針，描繪了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宏偉藍圖。我們深信，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全面正確的領導下，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一定能團結一致，同心同德，抓住前所未有的機遇，應對世所罕見的挑戰，與世界各國共產黨人、各國人民和世界被壓迫被剝削民族一道，共同迎接21世紀世界社會主義無比燦爛的春天。
【注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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