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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私有化市場化改革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理論依據，就是新老自由主義的鼻祖——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實質就是資產階級的人性論。目前大學開設的《西方經濟學》課程“前言”或“序言”中都講到，亞當·斯密的這一思想是整個西方經濟學的哲學依據，或者說邏輯起點。而在官方和社會上對私有化市場化改革導向持肯定態度的部分學者和群眾中，幾乎都認為“人本性是自私”的，走社會主義公有制道路是違背“人性自私論”的。筆者的專業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人性”理論實質是哲學問題。筆者在多年研究哲學基本問題的同時，也研究馬克思主義的人的本質、本性問題。研究亞當·斯密的兩部典型著作《國富論》《道德情操論》，包括馬克思恩格斯對亞當·斯密人學理論的批判。筆者是堅決反對私有化市場化的改革導向，也寫過多篇文章，同時也反對亞當·斯密的人性理論。現將筆者發表在2015年《創新》（南寧社會科學院院刊）雜志第2期的文章《馬克思恩格斯對亞當·斯密人性論的批判》一文重新發表在紅色網站。希望有助于同志們和各位紅色網友認識“人性自私論”及其經濟學理論的錯誤本質，理解和掌握馬克思主義的人的本質、本性理論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的科學內容。

【內容摘要】英國古典經濟學的主要代表人物亞當·斯密以“人本性自私論”思想作為其全部經濟學理論的出發點和邏輯依據。馬克思恩格斯在繼承其經濟學合理思想的同時，對其糟粕特別是“人本性自私論”思想進行了深入的揭露和批判。馬克思恩格斯認為，“人本性自私”論是把資產階級的自私本性抽象化為所有人的本性。商品交換的根源不是“人本性自私論”，而是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結果。“人本性自私論”形成的商品交換關系在互利的同時，也必然導致一部分人反對另一部分人的敵對和競爭關系。私人利益是社會所決定的利益，其內容和實現的形式、手段是不以任何人為轉移的社會條件所決定的。“人本性自私論”把人與人的全部社會關系簡單化為功利關系，實質是剝削關系、金錢關系。實現“人本性自私論”的基本的經濟條件就是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人本性自私論”形成的所謂“人道主義”是偽善和不道德的。以“人本性自私”為邏輯起點形成的古典經濟學實質是資產階級的經濟學。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批判思想有極其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亞當·斯密是一個經濟學家，但他的經濟學中也包含著一些哲學回答，特別是他的人性理論。他認為，人性的最大特點，就是首先關心和維護自己的利益。商品交換的根源就是人的利己之心。每個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客觀上就會促進社會和歷史的發展。同時人性也有對他人的憐憫和同情之心。亞當·斯密正是以他的這種人性理論構筑了他的全部經濟學。自利和利己本性是他全部經濟學理論的出發點和邏輯起點，也是貫穿于各章節內容的一條基本線索和指導思想。198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喬治·施蒂格勒指出：“《國富論》是以個人利益為基石的一座輝煌的宮殿”。

亞當·斯密的人性理論不是孤立的，它實際是資產階級在上升時期反對封建文化、神學思想中禁欲主義的產物，是為資產階級發家致富，為資本主義私有制鳴鑼開道的思想武器，是整個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思想的一個具體內容。文藝復興以來產生的許多思想家，無論是唯物主義哲學家，還是唯心主義哲學家、經濟學家都從不同角度闡述人的利己主義本性。如英國唯物主義哲學家霍布斯、洛克宣揚人的本性總是趨樂避苦，保持和延續個體的生命，總是追求個人的快樂和幸福。主觀唯心主義哲學家休謨認為道德產生于調整沖突的利己心，利己心是正義法則的真正根源。荷蘭思想家曼德威爾（《資本論》中譯為孟德維爾）鼓吹私惡即公利。認為一切善行都出于個人的利己沖動而不是什么利他的仁慈，“是經過深思的行為，其源蓋于人類自私的本性。”（《西方著名倫理學家評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頁）整個社會充滿著自私自利的敗行與惡習，結果卻造成了全社會的福利與繁榮。18世紀英國思想家邊沁把人本性自私論進一步系統化，形成了兩個功利主義的基本原理：一是認為人們一切行為的準則取決于是否增進個人的幸福，二是自利原則在追求個人幸福中占支配地位，不考慮個人的追求對他人和社會帶來什么后果。德國唯物主義哲學家費爾巴哈認為追求個人幸福是人生下來就有的欲望，利己主義是美德之第一立法者和原因，并引伸出道德的兩條基本準則：對己以合理的自我節制，對人以愛。黑格爾哲學解體過程中出現的德國唯我主義哲學家施蒂納進一步把以往思想家的利己主義思想推向極端，認為人都是利己主義者，“唯一的我”才是歷史的動力。這種利己主義的人道主義學說針對宗教神學弘揚神性，貶低人的欲望、利益特別是個人的物質利益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強調人們現實的物質利益的積極的社會作用，是有極其重要的合理思想及其重要作用的。馬克思主義對這種人道主義既批判又繼承，包括對亞當·斯密的人性論思想。恩格斯說，唯物史觀是研究人的活動及其規律的學說。從這個意義上講，馬克思主義也是一種人學理論，但它不是對馬克思主義以前的人道主義的全盤拋棄，而是揚棄，是對以往人道主義學說中的唯心主義成分的徹底批判，是建立在唯物史觀基礎上的人道主義理論。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對以往幾乎所有鼓吹利己主義抽象人性論的觀點都進行過批判，同樣也對貫穿于亞當·斯密全部經濟學理論的核心思想—人本性自私論進行了嚴厲的批判。

馬克思、恩格斯一開始他們的理論生涯，就非常關注人、研究人。他們曾經接受過多種人學理論，如宗教學說、黑格爾哲學、費爾巴哈哲學中的人學思想。但馬克思恩格斯青年時期的思想是一個轉變過程，伴隨著他們從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的轉變，從革命民主主義者向共產主義的轉變，在人學問題上也從宗教神學中的人向自我意識的人、自然意義上的人、現實的人的轉化。1845年春天，在被恩格斯稱為“包含著新世界觀的天才萌芽的第一個文件”的馬克思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不僅提出和深入闡發了科學的實踐觀，而且從實踐觀出發，科學地揭示了人的本質。馬克思認為把人與動物區別開來的最重要的特征、特性就是人們的物質生產、勞動、實踐活動。但人不是孤立的個人活動。人在勞動實踐中必然結成一定的生產關系，在生產關系基礎上形成家庭、倫理、道德、政治、宗教等多種關系。人在勞動中結成關系，又在關系中進行勞動，人的勞動是發展變化的，人的以經濟關系為基礎的多種社會關系也是變化的。馬克思把這一思想概括為，人的本質“在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頁）也就是說，當我們講到“人”這個對包括任何時代、任何國家、任何民族的人的整體概括時，人的本質、本性就是人的勞動本性、人的社會性。但由于人的勞動能力的可變性和社會關系的可變性，因而人的具體本質、具體本性是可變的。在存在階級的社會中，人的本質、本性主要就表現為人的階級性。

馬克思、恩格斯正是以這種科學的人的本質觀、人性理論分析批判了亞當·斯密的人性理論。馬克思認為，亞當·斯密的利己主義人本性觀實際上是從人的經濟利益角度說明人的本質、人性理論。人在各項活動都要追求利益。但問題是利益決定人的一切活動，還是人的活動決定利益？人是否只追求物質經濟利益？是否只追求個人利益？亞當·斯密的錯誤一是不懂得人類歷史發展的決定性的物質因素不是利益而是人們的物質勞動及其物質生產方式，利益也是受物質勞動和物質生產方式決定的。二是不懂得人們的利益是多方面的，他只把利益單純歸結為個人的物質利益。三是不懂得人與人之間不僅有經濟利益關系，也有政治關系、思想關系等。西方經濟學家把亞當·斯密的利益觀概括為“經濟人”，本身就說明亞當·斯密人的本質、人性理論的片面性。如果說，亞當·斯密的人本性“自愛論”、“自私論”也是一種倫理道德觀念的話，也只是從一個方面說明了人的社會關系，但它不是主要關系、本質關系、全部關系。人的最主要關系是生產關系、經濟關系。人的生產關系、經濟關系受物質勞動所制約，因而是變化的，人的倫理道德關系也是發展變化的，根本不存在適合于所有時代、所有國家、所有階級的共同的倫理道德關系。而且亞當·斯密的這種“自愛論”、“自私論”觀點根本不符合歷史和現實的事實。馬克思否定了亞當·斯密的人本性自私論觀點，但并不否定階級社會中剝削階級的本質是自私的觀點。馬克思認為，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剩余產品，同時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社會組織逐步形成。于是，人們開始把個人的、家庭的利益與他人、社會的利益區別、對立開來。隨著私有制度的最終確立，首先從個人利益出發的私有觀念逐步取代原始社會的公有觀念。從奴隸社會發展到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盡管其生產關系并不完全相同，但生產資料的私有性質沒有改變，在私有經濟基礎上形成的私有觀念本質上也沒有改變。封建社會中的宗教神學竭力掩蓋這種統治階級的私有觀念，鼓吹禁欲主義思想，實質也是為維護封建地主階級的私利服務的。資產階級為了發展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則赤裸裸地鼓吹個人的物質欲望，但是他們又不敢把自私的本質說成是本階級的本質，而把自私宣稱為整個人類的本質、是人的本性。馬克思、恩格斯1846年合寫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文中指出，資產階級思想家“把所有各式各樣的人類的相互關系都歸結為惟一的功利關系。看起來是很愚蠢的。這種看起來是形而上學的抽象之所以產生，是因為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中，一切關系實際上僅僅服從于一種抽象的金錢盤剝關系。”（《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79頁）

恩格斯1876年在《反杜林論》中談到亞當·斯密的這種人性論觀點時說：“仔細觀察一下，這個人就是當時正在向資產者轉變的中等市民，而他的本性就是在當時的歷史地規定的關系中從事工業和貿易。”（《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3-494頁）

亞當·斯密發現了人類在社會生活中相互之間的依賴性，而相互依賴的主要表現就是物與物的商品交換。馬克思恩格斯認為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唯物史觀認為，人的相互依賴性恰恰是人的社會性的表現。但人的相互依賴性并不都表現在物與物的商品交換中。原始社會主要表現為人們在部落、氏族等集體內部的生活。私有制產生之后出現的奴隸制和封建制雖然開始出現商品交換現象，但不是主要方式。直到封建社會末期，商品交換現象才逐漸成為人類相互依賴的主要表現。由此說明人類的商品交換現象本身并不是人類一開始就有的永恒現象，它是歷史現象。人類的私有觀念也不是永恒現象，也是歷史現象。固然人類的商品交換與私有觀念有聯系，但私有觀念絕不是人類商品交換的最終根源。歸根結底，商品交換作為特殊的人的相互依賴性是人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結果。正如馬克思所說，人類主要進行商品生產，“只有在歷史上特定的生產方式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上才會發生。”（《經濟學手稿》(1861-1863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頁）

亞當·斯密認為，人類在商品交換活動中，都出自于利己心。他“所盤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并不考慮他人、社會和公共利益，但其結果卻達到一個并非他本意要達到的目的即“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所謂經濟活動中“看不見的手”的觀點。馬克思、恩格斯認為，亞當·斯密的這種認識是錯誤的。首先，任何商品都具有使用價值和價值。亞當·斯密本人也認識到這一點。一個產品不具有使用價值，就不可能成為商品。但馬克思認為，任何商品的使用價值并不是對商品生產者來說，而是對使用者、消費者來說。如果商品生產者根本不考慮商品本身對他人的使用價值即具體的有用性，他怎么能夠與他人交換呢？而考慮這一點本身就是在考慮他人的利益，也就是商品生產者在考慮自身利益的同時，也同時包括把他人的利益作為出發點。從這個意義上說，商品生產者絕不單純只是從自己的利益出發。商品生產的出發點是雙方的利益，是利益兼顧原則。只有主觀上既從個人利益也從他人的利益出發，客觀上才可能既實現個人的利益，也實現他人的利益。如果商品生產者都是這樣考慮，商品交換遵循的就是等價交換原則，是公平原則，是共贏原則。亞當·斯密那種認為商品生產者完全是從個人利益出發的觀點是錯誤的。其次，馬克思、恩格斯并不認為所有的商品生產者都是利益兼顧原則，必定有一些商品生產者總希望在商品交換過程中占有和損害他人的利益。買賣雙方永遠是一對矛盾，二者不可能完全一樣。恩格斯在談到商品交換的買賣關系時說，“每個人必然要盡量設法賤買貴賣。所以在任何一次沖突中，兩個人在利害關系中總是絕對彼此對立的；這種沖突帶有完全敵對的性質，因為各個人都知道對方的意圖，知道對方的意圖是和自己的意圖相反的。因此，商業所產生的每一個后果就是互不信任，以及為這種互不信任辯護，采取不道德的手段來達到不道德的目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00-601頁）恩格斯還認為，商業就是合法的欺詐。因為商業的第一條原則就是對一切可能降低該商品的價格的東西都絕口不談，秘而不宣。由此可見，在商業中是允許利用對方的無知和輕信來取得最大利益的。并且也同樣允許給自己的商品添上一些它本來沒有的特點。任何一個商人，只要他肯尊重真理，他就會證明這是客觀事實。經濟學家認為每個人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這樣也就不知不覺地為一切人的私人利益服務，為普遍利益服務。但馬克思也由此得出相反的結論：“每個人都妨礙別人利益的實現，這種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所造成的結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2頁）

馬克思、恩格斯的以上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商品生產者從自己的利益出發，從客觀效果上，一是有可能實現和促進他人、社會的利益。二是也有可能損害、侵犯、占有他人和社會的利益。前者會導致互利行為，對社會發展是有積極作用的。而后者就會導致商品交換雙方從開始的較小的對立、矛盾發展為敵對的利益的根本對立。我們每一個參與社會商品交換的正常人都能感受到商品交換中導致的這兩種結果。特別是中國當代市場經濟活動中，各種假冒偽劣產品大量出現就是對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最好詮釋，也是對亞當·斯密思想的最有力批判。亞當·斯密的錯誤就是只看到商品交換中互利的一個方面，而看不到相互對立、相互損害、侵犯或占有他人利益的方面。

亞當·斯密鼓吹“人本性自私論”，并無限夸大個人利益在經濟發展中的決定作用，實際上涉及到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就是如何認識人的利益問題。從人的利益角度說明和解釋歷史，特別是經濟發展的歷史，確實是唯物史觀的重要內容。馬克思早在1842年就說過，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但人們的利益僅僅是個人利益嗎？不同社會關系中的人的利益是相同的嗎？有沒有階級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大多數人的利益？利益及其實現利益的手段是頭腦中自生的，還是在社會關系中形成的？馬克思、恩格斯對這些問題都做了回答。他們認為，人的本質是人的社會性，人既是個體，也是群體。因此人們的利益也既有個人利益，也有群體利益。階級、民族、國家是現實生活中最重要的社會群體，因此也就存在階級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國家的利益。不能把人們的利益簡單歸結為只是個人的利益。同時，人們的利益不是頭腦中自生的，而是在社會關系中形成的，是歷史的變化的。正如馬克思在批判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思想時說，關鍵不在于私人利益是否真正達到和實現普通利益，“關鍵倒是在于：私人利益本身已經是社會所決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會所創造的條件下并使用社會所提供的手段，才能達到；也就是說，私人利益是與這些條件和手段的再生產相聯系的。這是私人利益；但它的內容以及實現的形式和手段則是由不以任何人為轉移的社會條件決定的。”（《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2-103頁）如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的資本家和工人所追求的個人利益的內容及其手段、方法是截然不同的。資本家是利用手中的貨幣購買勞動力這種特殊的商品，最大限度地追求工人所創造的剩余價值。而一無所有的工人是通過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依靠勞動的手段追求自己生存和發展的生活資料。從表面看來，二者都在追求私人利益，但本質上是不同的，不僅內容不同，實現的手段也不同。其根本原因就是資本家和工人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中的地位不同，對生產資料的占有不同，生產中的作用不同，勞動產品的分配必然也不同，由此追求的利益內容、手段及結果怎么能夠相同呢？亞當·斯密的錯誤是把人們的利益單純歸結為只是私人利益、個人利益，而把私人利益、個人利益又看作是頭腦中自生的，而不是社會關系所決定的。他又把不同社會關系中形成的不同的私人、個人利益混為一談，特別是混淆資本家和工人的兩種根本不同的個人利益。正如馬克思在批判邊沁的平等理論時說：“勞動力的買和賣是在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的界限以內進行的，這個領域確實是天賦人權的真正樂園。那里占統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自由！因為商品例如勞動力的買者和賣者，只取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們是作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締結契約的。契約是他們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現的最后結果。平等！因為他們彼此只是作為商品占有者發生關系，用等價物交換等價物。所有權！因為他們都只支配自己的東西。邊沁！因為雙方都只顧自己。使他們連在一起并發生關系的唯一力量，是他們的利己心，是他們的特殊利益，是他們的私人利益。正因為人人只顧自己，誰也不管別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預定的和諧下，或者說，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著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體有利的事業。”但馬克思緊接著說，一離開這個簡單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就會看到，我們的劇中人的面貌已經起了某些變化。原來的貨幣占有者作為資本家，昂首前行；勞動力占有者作為他的工人，尾隨于后。一個笑容滿面，雄心勃勃；一個戰戰兢兢，畏縮不前，像在市場上出賣了自己的皮一樣，只有一個前途——讓人家來鞣。”（《資本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這不典型地說明了資本家和工人由于生產關系中的不同地位而導致的個人利益的本質區別嗎？亞當·斯密混淆兩種根本不同性質的個人利益實質就是為資產階級的自私本質做辯護。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人的本質在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也就是說，人與人的關系是多種多樣的，如經濟關系、政治關系、思想倫理道德關系等。亞當·斯密由于他的對資本主義社會全部關系的解釋是從人的本質自私論出的，所以在亞當·斯密眼里，人與人的全部各種各樣的關系就只剩下一種關系，即經濟關系，而經濟關系中又簡單化為個人功利關系。所以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雖沒有直接批判亞當·斯密，但他們對施蒂納的利己主義的批判實際也是對亞當·斯密的批判。施蒂納在他的書中宣揚商品交換中人都是從利己主義出發，相互之間都是把對方當作“食品”，是相互“吞食”關系。馬克思恩格斯說，施蒂納的這種理論實際上就是功利主義哲學家“邊沁令人討厭地大肆渲染的相互剝削的理論”（《資本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0頁）。這種功利主義理論 “把所有各式各樣的人類的相互關系都歸結為唯一的功利關系，看起來時很愚蠢的。這種看起來是形而上學的抽象之所以產生，是因為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中，一切關系實際上僅僅服從于一種抽象的金錢盤剝關系。”（《資本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9頁）馬克思恩格斯接著說，字面上的偽裝，只有當它是現實的偽裝的自覺或不自覺的表現時，才有意義。“在這種情況下，功利關系具有十分明確的關系，即我是通過我使別人受到損失的辦法為我自己取得利益（[人剝削人]）。其次，在這種情況下，我從某種關系中取得的利益總是和這種關系相異的，正像我們在上面談到能力時所看到的那樣，人們對每種能力所要求的是與它相異的產物，這是一種由各種社會關系所決定的關系，而它恰恰就是功利關系。所有這一切的確就是資產階級那里的情況。對資產階級來說，只有一種關系—剝削關系——才具有獨立自在的意義；對資產者來說，其他一切關系都只有在他能夠把這些關系歸結到這種惟一的關系中去時才有意義，甚至在他發現了有不能直接從屬于剝削關的關系時，他最少也要在自己的想象中使這些關系從屬于剝削關系。這種利益的物質表現就是金錢，它代表一切事物，人們和社會關系的價值。”（《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79-480頁）

“人本性自私論”本質上是資產階級自私自利、唯利是圖本性的表現，其現實根源是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和市場經濟體制。反過來，這種經濟體制也是實現資產階級自私自利、唯利是圖本性的最基本的經濟條件。亞當·斯密認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前，是勞動創造價值。而土地私有和資本投入生產之后，商品的價值就由單純的勞動創造發展為勞動創造與市場要素、資本共同創造。資本家利用資本占有比勞動者更多的社會財富就完全合理合法。這也就是資本家實現個人利益的基本條件。馬克思在他的《資本論》第4卷評論亞當·斯密的經濟學思想時，引用了亞當·斯密在《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研究》一書中談到資本問題的一段話后評論說：“在繼續往下讀以前，我們先在這里停一下。首先，既無生存資料，又無勞動資料的‘勤勞者’—失去了立足之地的人，究竟是從哪里來的呢？如果把斯密說法中的天真形式去掉，它的含義就是：資本主義生產實質是在勞動條件歸一個階級所有，而另一個階級僅僅支配勞動能力的時刻開始的。勞動和勞動條件的這種分離成為資本主義生產的前提。”（《剩余價值理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頁）從這個意義上說，亞當·斯密的以“人本性自私論”為基礎的經濟學理論就是基于勞動和勞動資料的徹底分離，就是勞動資料完全為少數人占有這種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大前提和基本條件。所以馬克思早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一書中就寫到：“國民經濟學從私有財產的事實出發，但是，它沒有給我們說明這個事實。它把私有財產在現實中所經歷的物質過程，放進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又把這些公式當作規律。它不理解這些規律，也就是說，它沒有指明這些規律是怎樣從私有財產的本質中產生出來的。國民經濟學沒有給我們提供一把理解勞動和資本分離以及資本和土地分離的根源的鑰匙。例如，當它確定工資和資本利潤之間的關系時，它把資本家的利益當作最后的根據；也就是說，它把應當加以論證的東西當作前提。”（《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9頁）

亞當·斯密及其資產階級的哲學家、經濟學家把依據“人本性自私論”建立起來的關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經濟學理論標榜為具有“同情心”的、“愛”的“人道主義”的理論。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這種所謂“人道主義”的實質。恩格斯指出，資產階級經濟學及其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對于以往的封建社會來說，確實是一種進步。但是這種經濟學掩蓋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矛盾，特別是商品交換中交換雙方的對立和矛盾。因此這種經濟學“不得不求助于詭辯和偽善，以便掩蓋它自己所陷入的矛盾，以便得出那些不是由它自己的前提而是由這個世紀的人道主義精神得出來的結論。這樣，政治經濟學就帶上了博愛的性質；它不再寵愛生產者，轉而垂青消費者了；它假惺惺地對重商主義學說的血腥恐怖表示衷心的厭惡，并且宣布商業是各民族、各個人之間的友誼和團結的紐帶。所有這些都十分冠冕堂皇，可是這些前提馬上又顯身手了，它們創造了馬爾薩斯人口論來對抗這種偽善的博愛，這種學說是過去一切學說中最粗暴最野蠻的一種學說，一種絕望的學說，它玷污了關于仁愛和世界公民的一切美妙的言詞；這些前提創造了并發展了工廠制和現代的奴隸制,這種奴隸制就它的不人道和殘酷性來說并不亞于古代的奴隸制。新的經濟學，即以亞當·斯密的‘原富’為基礎的自由貿易學說，也同樣是偽善、矛盾和不道德的。這種偽善、矛盾和不道德目前在一切領域和自由的人性處于對立的地位。”（《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97-598頁）恩格斯還說，亞當·斯密頌揚商業，說商業是人道的，這是對的。世界上本來就沒有絕對不道德的東西；商業對道德和人性也表示過應有的尊重。但是，是怎樣表示的呵！當中世紀的強權，即公開的攔路行劫變成了商業時，這種行劫就變得人道些了；當商業上以禁止貨幣輸出為特征的第一個階段轉變為重商主義學說時，商業也變得人道些了。現在連這種學說本身也變得人道些了。當然，商人為了自己的利益必須同廉價賣給他貨物的人們和高價買他的貨物的人們保持良好的關系。因此，一個民族要是惹起它的供應者和顧客的敵視，那它現在就實在太愚蠢了。“它表現得愈友好，就對它愈有利。商業的人道就在于此，而這種為了達到不道德的目的而濫用道德的偽善手段就是貿易自由論引以自豪的東西。偽君子叫道：難道我們沒有打倒壟斷的野蠻嗎？難道我們沒有把文明帶到窮鄉僻壤去嗎？難道我們沒有使各民族和睦起來并減少了戰爭嗎？不錯，這一切你們都做了，但是你們是怎樣做的呢？你們消滅了小的壟斷，為的是一個巨大的根本的壟斷，即私有制能夠更自由地更漫無止境地發展起來；你們把文明帶到世界的各個角落去，為的是奪取新的天地來施展你們的卑鄙的貪欲；你們使各民族結為兄弟（但是是盜賊兄弟），你們減少了戰爭，為的是在和平時期發更大的橫財，為的是使個別人之間的仇恨和可恥的競爭達到極端尖銳的地步！你們在什么時候做事情是純粹從人道的動機出發，是從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之間不應存在對立這種意識出發的呢？你們什么時候講過道德，什么時候不圖謀私利，不在心底隱藏一些不道德的自私自利的邪念呢？”（《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02頁）

亞當·斯密把自私看作人的永恒本性，根據人的這種永恒本性形成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及其經濟學的全部理論也是永恒的、超階級、超歷史的。馬克思、恩格斯關于人的本質、本性理論告訴我們，人的本質、本性是具體歷史的，根本不存在永恒的、超階級、超時代的人的自私本性，因而也根本不存在永恒的、超階級、超時代的經濟制度和經濟學理論。任何經濟制度都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一種經濟制度必然要為另一種經濟制度所取代。任何經濟學理論也是社會存在的反映，也必然是具體的、歷史的。因此，亞當·斯密按照他的人本性理論建立起來的經濟學理論也是具體的、歷史的、階級的產物。實質上就是資本主義時代的產物，是為資產階級發財致富的科學。所以恩格斯多次指出：“政治經濟學的產生是商業擴展的自然結果，隨著它的產生，就有了一整套成熟的官許的欺詐辦法，一門完整的發財致富的科學來代替那簡陋的非科學的生意經。”（同上，第596頁） “這種從商人的彼此嫉妒和貪婪中產生的政治經濟學或發財致富的科學，額角上就打著自私自利的烙印。”（同上，第596頁）“國民經濟學、政治經濟學和公經濟學等用語也是一樣。在目前的情況下應該把這種科學稱為私經濟學，因為在這種科學看來社會關系只是為了私有制而存在的。”（同上，第600頁）如果說恩格斯1844年所寫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對古典經濟學的階級實質的揭露主要是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做出的結論。那么馬克思50年代以后全力以赴地研究經濟學，而這種研究的最主要成果就是1867年正式出版的馬克思的《資本論》第1卷。馬克思在這一卷中通過科學的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學說理論的創立，揭示和說明了資產階級怎樣從利己主義本性出發，又在所謂“公平”、“正義”、“同情心”下，通過無償占有勞動者的剩余價值實現其唯利是圖、發家致富的最終目的。但在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看來，資本家和工人都是從自己的利益出發參與經濟活動的，二者沒有本質區別。資本家為什么能夠達到發家致富的目的，原因在于其勤奮、努力。工人為什么受窮，因為其懶惰、懈怠。資本家發家致富的財產不可能都揮霍消費掉。他們把部分剩余價值轉化為資本擴大再生產，給一無所有的勞動者提供了許多就業的機會。同時，資本家創造了大量的物質財富，但他們個人消費量盡管比較大，但在整個所創造的財富中還是占少數，大多數物質財富都是勞動者、窮人消費掉。這些不是體現了資本家對工人的“同情心”嗎？不是說明了資本家養活工人，而不是工人養活資本家嗎？不是完全體現了亞當·斯密的利己主義和“同情心”的道德原則嗎？馬克思的《資本論》中的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理論已經完全揭示了社會財富增加的物質原因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秘密。那就是資本家利用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的勞動資料與勞動者的徹底分離現象，用貨幣購買勞動者的勞動力，因而占有勞動者剩余勞動創造的剩余價值。資本主義是一種商品生產，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本身就有欺詐和占有他人勞動價值的現象，而資本主義又不是一般的商品生產，而是追求剩余價值的商品生產，由此達到少數人即資產階級發家致富的最終目的。

馬克思恩格斯對亞當·斯密人性論思想的批判對于我們深入認識西方經濟學、新自由主義、當代市場經濟體制的實質、當代國際金融危機和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有極其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教授；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原刊于南寧市社會科學院《創新》雜志2015年第2期，修訂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