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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中華民族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作為思想上層的哲學及其哲學研究，應反映時代精神、實踐發展要求、當代中國發展的現實邏輯，應面向中國問題，確立學術主體性，堅定學術自信，構建中國理論；我們的哲學工作者應立時代之潮頭，發思想之先聲，把學術命運和國家命運緊緊聯在一起，以哲學方式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中國智慧。為此，我們組織三位專家，就“面向中國問題、確立學術主體和堅定學術自信”發表見解。

每一個時代的理論思維，從而我們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它在不同的時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時具有完全不同的內容。

我國發展起來的當今時代，呼喚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實現歷史性轉變。

研究重心轉移：從“耕西方地”到“犁中國田”

　　先發現代化國家在奠定物質生產領域領先地位的同時，也確立了精神生產領域的優先地位。后發現代化國家在學習西方發達國家科學技術和先進管理經驗的同時，也逐漸成為文化產品上的“進口國”。過去，一些學者在研究對象上側重于“西方”，所使用的哲學分析框架、概念、理論和學術評價標準多是“西方的”，研究問題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也多是“西方的”。西方確實率先開啟了現代化大門，積累了現代化建設的經驗，也有值得我們學習的文明成果，這有利于開闊視野，提高學術水平。然而，后發現代化國家在現代化征程中，應堅持其主體性，不能亦步亦趨一味地跟著西方走。尤其在思想理論領域，不能讓我們的腦袋成為西方思想的“跑馬場”。然而，一些人或者把西方國家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看作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問題，或者未經批判地借用西方理論對中國問題作似是而非的判斷，或者輕視對當代“中國問題”的研究。這實際上是“耕了西方地，荒了中國田”。

　　當代中國正處在發展起來實現民族復興的關鍵時期。時代和實踐把研究我國發展起來以后出現的新問題與實現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時代課題擺在了學者面前。問題是理論創新的起點、動力和源泉。這要求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應立足中國實踐，面向當代中國發展的現實邏輯，全面深入研究“中國問題”。當代“中國問題”植根于當代中國發展的“現實邏輯”之中，它源于實踐過程中的主客體相互作用，發源于需求與供給之間的矛盾。我們需要從當代中國發展的“現實邏輯”中提升出“中國問題”，進而在對“中國問題”的解答中，推進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創新發展。當然，這里講的中國問題，是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出現的具有總體性和普遍性的問題。

研究范式轉型：從“概念演繹”到“現實邏輯”

　　當今我國哲學研究取得了重大進展，但其中一個不足，就是某些哲學研究往往“有概念沒生活，或有生活沒概念”，要么是從概念到概念的演繹，只揭示概念的理論內涵，而沒有揭示概念所蘊含的現實生活內涵；要么對1978年以來我國所發生的廣泛而深刻的時代和實踐變化及其內在邏輯缺乏全面深入研究，未從中提升出新概念新范疇，未提升出新理念新思想。我們多會講教科書中的話、文本中的話和西方的話，卻不會講面向當代中國發展的現實邏輯與中國問題的話。比如我們能理解人的本質概念，卻不懂得人的現實生活世界，能把握實踐概念，卻把握不了實踐生活。

　　反映時代和實踐發展新要求，我們的哲學研究范式應實現轉變，由注重概念演繹邏輯走向更加注重現實生活邏輯。現實邏輯和概念邏輯存在明顯差異：

      研究對象上：理論邏輯注重概念演繹，現實邏輯注重現實發展；研究方式上，理論邏輯注重在文本中解讀概念和理論，現實邏輯注重從現實生活中提升概念和理論；

      研究主體上：理論邏輯是“學院派”所重，現實邏輯是“實踐派”所愛?，F實邏輯和理論邏輯之間也存在著密切聯系，對現實邏輯要提升到理論高度來把握，理論邏輯歸根到底要建立在現實邏輯的基礎上。

      研究認知轉變：從“學術依賴”到“學術自信”

“耕了西方地、荒了中國田”，其背后是在認知上我們對西方有一種學術依賴，缺乏學術自信。這表現在：

議題上：我們的哲學較多研究教科書、文本中的問題與西方議題，不大注重全面深入研究中國議題；

理論上：有些學者迷信西方哲學，多用西方哲學的概念和范式來剪裁中國現實，沒有完全或真正構建起我們自己的核心概念、理論和學術；

      話語構建上：有些學者講的多是西方話語，不大講面向當代中國發展的現實邏輯和中國問題的話語，學徒心態有余而學術主體性和學術自我主張不足。

　　隨著當今中國的迅速發展，自然會提出構建“理論中國”與“中國話語體系”問題，其目的是提升中國話語權，這實際上就是學術自信、理論自信和話語自信問題。這就要求我國哲學工作者在研究認知上，由一味用西方哲學概念和理論范式來剪裁中國現實，走向更加注重研究已被世界關注的當代中國發展的現實邏輯與中國問題，從中構建起我們自己的哲學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新話語新理論，構建起我們自己的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評價體系。為此，我們要在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評價體系等方面，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要堅定理論自信、學術自信、話語自信，要著力提出能夠體現中國立場、中國智慧、中國價值的哲學理念和主張，要以“自信”的眼光，對過去我們在政治制度、中華文化等方面曾經得出的不當認識、結論加以重新審視和哲學反思。

研究格局調整：從“拿來主義”到“中國貢獻”

在中國躋入世界現代化和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學習西方自然成為一種潮流。我們在學習西方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對西方學術的依賴。這體現為對西方的議題、概念、范疇、理論、范式采取“拿來主義”的方式。

　　當今中國已經發展起來且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這一新的歷史起點上，中國能為世界貢獻什么？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我們應由“拿來主義”走向更加注重從正面創立并為世界貢獻具有原創性、標識性的中國理論。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在我國發展起來但還不發達的歷史方位中，提出的一種具有原創性和標識性的且能為世界作出貢獻的中國理論。近代西方為世界輸出的是西方中心論，在當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中國為世界貢獻出了超越西方中心論且能為世界帶來福祉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論。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質上是在尋求一種不同于西方中心論的世界發展選擇之路，是在為解決人類共同面臨的“發展赤字、和平赤字、治理赤字”三大難題提供“中國方案”、貢獻“中國智慧”。當今我國哲學工作者應立時代之潮頭，擔負起歷史使命，為構建“理論中國”貢獻哲學力量。我們不僅要讓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國”，還要讓世界知道“理論中的中國”。

研究層次提升：從“理論辯護”到“理論引領”

在我國欠發展時期，總體上是“西強我弱”，社會主義在整個世界暫時處于低潮。在這種情境下，我們既不能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也不能走傳統社會主義“老路”，只能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時我們的哲學研究較為注重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辯護”。

　　2010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寬廣，就越來越引起世界關注。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研究開始注重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闡釋”，這叫作講好“中國故事”，構建“理論中國”，傳播“中國聲音”。

　　隨著中國發展起來且由大國邁向強國，中國在世界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逐漸得到了提升，也擁有了一定話語權。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僅積極參與全球治理，而且進一步注重研究發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從哲學上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理論引領”。

     （作者韓慶祥系中央黨校校委委員、副教育長、哲學教研部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