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99国产精品尤物-国产高清色播视频免费看-男生肌肌往女人桶爽视频-精品国产-91PORNY九色|www.jqdstudio.net

          【摘要】: 深度總結百余年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經驗，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自信轉化為方法論自覺的研究范式，必須要經過兩大系列的型塑：第一系列是思想理論形態的型塑，需要經過聚焦中國問題，堅守中國立場，匯聚中國經驗和中國智慧，凝聚中國視域，創新中國理論，形成中國話語等環節，最終形成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形態；二是文化形態的型塑，需要經過文化態度轉變、文化前理解反思、汲取優秀傳統文化資源、創新文化內容、重塑文化形態等，最終形成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形態。

　　關鍵詞: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實踐論》； 道路自信； 中國問題； 中國立場

　　來 源：《武漢大學學報》2017年7月第4期

　　毛澤東在80年前（1937年7月）發表的《實踐論》，不僅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自覺道路，同時也成為在方法論自覺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范式的重要開端。今天，深度總結百余年來、特別是《實踐論》問世80年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經驗，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路徑轉化為方法論自覺的研究范式，必須要經過兩大系列的型塑：第一系列是思想理論形態的型塑，需要經過聚焦中國問題，堅守中國立場，形成中國經驗和中國智慧，凝聚中國視域，創新中國理論，形成中國話語等環節，最終形成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形態；二是文化形態的型塑，需要經過文化自信的態度守成、文化前理解反思、全面批判地繼承優秀傳統文化資源、創新文化內容，最終形成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形態。

　　一、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范式：方法論自覺的邏輯裝置

　　黑格爾在《哲學史講演錄》中曾說：思想史都將經歷兩次，一次是自在的歷史，另一次則是對自在歷史的自覺反思。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百年史，也同樣經歷從自在探索走向自覺反思的歷程。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以下簡稱“中國化”）正在進入對以往道路反思的方法論自覺，演變為一種方法論裝置的研究范式。

　　范式通常是指研究共同體共同遵循的路徑、方法、規則、程式等等的綜合。研究范式則是研究共同體在共同研究活動中達到方法論自覺層次基礎上占有支配地位的活動規則。作為方法論自覺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范式，形成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和理論創新道路之中。中國人民用生命和鮮血蓋上印章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踐和道路，為方法論自覺奠定了堅實基礎。然而，沒有方法論自覺的反思，沒有上升到研究范式的高度，我們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理論自覺與理論自信。國內較早研究“中國化”研究范式主要有兩個學術群體。其一是武漢大學，以陶德麟先生為代表，秉承李達先生開創的“中國化”道路深入前行，代表性著作有陶德麟、何萍著《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歷史與反思》以及汪信硯的《范式的追尋：作為范式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等；另一個就是筆者所主持的江蘇師范大學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范式創新中心對“中國化”研究范式多年的關注、聚焦和研究。從“中國化”的百余年史看，學界由于對“中國化”含義的理解迥異，因而，方法論自覺的反思意義和出場方式也就不同。對“中國化”差異性理解主要表現為下列五種觀點。

第一種，“中國化”意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大地的傳播和應用。因此，自馬克思主義被翻譯為中文、在中國大地上傳播、特別是被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用來喚醒民眾、研究中國問題起，我們就開始了“中國化”。無疑，這一指謂是最廣含義的“中國化”。在方法論研究范式上，這一見解的學者致力于傳播學范式和應用學的改造。然而，在方法論自覺意義上，我們依然需要分析陳獨秀、王明教條式的傳播和獨立自主創造之間的原則區別。前者在本質上不但沒有達到中國化的高度，恰好是與毛澤東《實踐論》所指明的中國化道路相對立的。“中國化”不是僅僅指傳播，而是指在中國實踐和文化基礎上的重新出場和創新。

第二種，“中國化”意味著著“中國話”進而“大眾話”。讓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人的著作、文本、思想、原則“說中國話”，“中國化”意味著馬克思主義從外國語變成中國氣派、民族語言的中國話語，進而變成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大眾話語，因而讓中國大眾讀者聽得懂、看得懂、好掌握。在方法論研究范式上，這一主張者致力于“中國話語” 研究和“通俗化” 表達范式創新。然而，“中國化”需要變成“中國話”“大眾話”，不僅僅是一個語言風格、話語形式問題，更不是一個簡單的“通俗化”表達問題，而是在更深層次上、涉及內容上是否聚焦中國問題、創造中國理論以及改造、原理創新和重新闡釋的問題。

　　第三種，“中國化”意味著“聚焦中國問題反思”，得出關于中國問題的結論。“中國化”作為有的放矢過程，強調以馬克思主義理論之矢射中國問題之的，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發展實際相結合，這肯定是對的。在方法論研究范式上，這一見解主張者強調“反思的問題學”導向，認為“中國化”成功與否的秘密全在于能否發現不同于外國的中國獨特問題。解決了這一問題，“中國化”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中國問題導向固然非常必要，以研究我國改革發展穩定重大理論和實踐的真問題必須成為主攻方向，但“中國化”僅此卻是不夠的。國外不少聚焦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和機構，由于立場和出發點不同，他們的見解都不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有問題意識、問題導向，如果沒有鮮明的為中國人民做研究的立場和正確的視域，同樣不可能有“中國化”理論。可見，僅僅有問題導向依然是不夠的。

　　第四種，“中國化”等于原創“中國理論”和“中國話語”。關于中國話語前面已經論述，不再重述。在方法論研究范式上，主要致力于理論出場形態學研究：創造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中國唯物史觀理論，等等。原創中國理論、中國話語當然是中國化的最重要目標之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產生兩大標志性成果：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這是學界共識。問題在于，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發展實際結合而產生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其基本路徑有兩個方面：其一是實踐路徑，即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基本原則與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發展實踐相結合；其二是文化路徑，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還需要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現代文化結合，才能具有中國風格、中國精神、中國氣派和中國話語。因此，僅僅有理論形態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不夠的，還要有文化形態。因而與之對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出場形態，也是在實踐路徑基礎上形成的理論形態與文化路徑基礎上形成的文化形態二者的統一。

　　第五種，“中國化”等于儒家化、道家化、佛家化。以傳統中國某一道統思想、流派來化馬克思主義，使之成為新儒學、新道學、新佛學，完全抹殺馬克思主義文化本性與上述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質區別。在方法論價值觀上，表現為文化保守主義。在中國化進程中，必須要堅持文化路徑，全面繼承弘揚包括中國優秀文化在內的中國文化，秉持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的文化態度，非此不可能有真正的中國化。但是，“中國化”的文化路徑不僅是在民族氣派、風格和精神特色上“以中化馬”，更是在科學真理、價值靈魂上“以馬化中”，只有堅持馬克思主義，反思批判地變革中國傳統文化，才能促使中國傳統文化創造性轉換和創新性發展，也才能創造全面繼承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

由此可見，作為方法論自覺形態的研究范式，決不能偏愛某一方面而致使總體偏頗。基于這樣的判斷，那么進一步的問題就必然提出：如何使研究范式在方法論自覺意義上全面而準確地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研究綱領？集《實踐論》發表至今80年來的中國化實踐道路的經驗，這一方法論自覺的研究范式的內容，包含有兩大系列要素。第一系列是實踐路徑、理論形態形成的方法論自覺系列。它經歷一系列環節，這些環節構成一個整體的邏輯系統。也就是說，創造理論形態的研究范式是一個系統，由相關的環節組成。這些環節即是：基于實踐第一聚焦中國問題；堅守中國解答的民族立場；形成中國經驗和中國智慧；凝聚中國研究視域；原創中國特色的理論體系；闡述中國風格的話語方式。六個環節依次而為，構成一個整體，進而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研究范式。第二系列則是文化路徑、文化形態形成系列，也包括若干環節：秉持中國文化自信和文化態度；深刻把握理論接受的文化前理解結構；全面批判地繼承中國傳統文化；創造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文化形態。只有總體包括上述兩個系列的要素，才能構成一個全面而準確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研究范式。

二、 理論形態：研究范式的第一系列型塑

　　從“中國化”實踐路徑（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發展實踐結合）和理論形態的第一系列型塑邏輯來看，基于實踐第一的觀點，聚焦中國問題，成為研究范式的第一重要環節。《實踐論》真正奠定了“中國化”起點。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遭遇一個筆者稱為“康德式分裂”的尷尬。因為“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克思主義源頭在國外，借助知識分子（赫爾墨斯）和書本向中國大眾傳播。因此，這一舶來品理論對中國革命大眾而言，仿佛是康德哲學中不依賴于后天經驗、又構成他們經驗必要條件的先天形式。先天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更是賦予后天中國經驗是否具有“馬克思主義”意義的標準，一旦與中國革命大眾后天的實踐經驗相沖突，那么，仿佛錯誤的永遠是本土實踐經驗而不是理論。糾正錯誤的根本方法就如王明提出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究竟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來源于書本還是來源于中國本土的大眾革命實踐？兩者如果發生矛盾，究竟誰對誰錯？《實踐論》給予了斬釘截鐵的回答：實踐，唯有實踐才是一切認識（特別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認識）的唯一源泉。一切真知都是從親身實踐發源的，實踐也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石破天驚的觀點宣告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道路的真正起點。因此，反對從洋教條本本出發，而要從中國本土實際出發，也就是堅持實踐第一的觀點，以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以中國革命、建設、改革和發展問題為導向。一切理論都是問答邏輯，都是從問題反思開始的。馬克思說：“問題就是公開的、無畏的、左右一切個人的時代聲音。問題就是時代的口號，是它表現自己精神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馬克思、恩格斯，1982：289-290）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從本質與來源來說，就是關于中國問題的解答理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就是中國問題的發現史和解答史。在革命、建設、改革和發展的每一個歷史時期，馬克思主義面對的最重大問題，總是中國道路問題：中國革命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道路。問題的關鍵在于按照何種文化立場和文化態度來對待中國社會：是“以西解中”、全盤照搬西方歷史社會分期尺度來把握中國呢，還是文化自信地從中國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地重新探索中國道路？盡管馬克思一再強調他的僅限于西歐的歷史分期法不能作為“歷史哲學”公式簡單地套用于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道路，但是教條主義者只能簡單套用來說明中國道路。以國外馬克思主義之矢來射中國問題之的，本質上是將中國的道路設計簡單地納入西方現代性文化框架加以剪裁。陳獨秀認為：中國社會仍然處在封建狀態，既然當前的主要任務是推翻封建統治的民主革命，前途主要是資本現代性，那么，這一革命的主導權當然應歸屬作為資產階級政治代表的國民黨，中國共產黨應當在現階段放棄領導權。陳獨秀不能區分西方的現代性與中國的現代性所處的歷史語境的差別以及性質的差別。從蘇聯歸國的王明則走向另一個極端。他主張中國共產黨對革命有領導權，但是他的論據恰好與陳獨秀一樣，認為現在應當將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畢其功于一役，否則就沒有必要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核心話語是認為民主革命主導權不屬于無產階級。兩者對中國現代性的誤判導致了中國革命的兩次大失敗。基于兩次大失敗牽涉到對中國現代性道路的誤讀這一根源的深刻反思，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了一個新論斷，即中國進入了一個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論斷。這一論斷堅持，中國文化自信地指明了一個不同于西方的中國新現代性，從而為中國特色的現代化指明了方向。時至今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依然是中國新現代性的革命道路在新時期的延伸和轉換。

堅守中國解答的民族立場或中國人民立場，是研究范式的第二個重要環節。問題導向是中國化研究范式的對象引導環節，有的放矢、射箭須對準靶子是研究的基本邏輯。然而，聚焦中國問題還需要有正確的立場加以研究。立場不同，問題導向就不同，由此研究的最終結論也就大相徑庭。我們看到：關注甚至聚焦中國問題的不僅有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而且有來自多元多樣背景、持各種民族和國家立場的中外學者、政治家的目光。眾所周知，西方許多大學或研究院所都有針對中國的研究機構，他們都承擔著研究中國問題的重責，成為國家和民間的智庫，如世界著名的美國費正清研究中心、斯坦福大學的胡佛研究所等等。此外，全球大量的漢學家、中國問題研究專家也都專注于中國問題研究。然而，他們的中國問題研究的立場與我們存在著許多差異，雖然他們也標榜價值中立、立場客觀，打著“純粹科學敘事”的旗號，也在收集中國問題資料、厘清具體事件脈絡、尋找和揭示問題因果線索等方面做出了許多值得我們尊敬的學術貢獻，在人類學、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文化學等領域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見解，但是由于立場不同，因而在對待同一重大問題時得出的結論往往與我們有重大原則區別。許多西方學者主要是從西方立場來看待中國問題的。正如賽義德《東方主義》一書中所指認的那樣，他們往往是或狂熱、或隱蔽的西方中心論代表，他們的人類學研究中國問題是為了證明中國的狀況符合他們出于西方中心立場而對邊緣中國的意識形態想象，證明西方對于東方霸權的合理性，是為西方利益服務的。只有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中國人民解放發展的立場上看待中國問題，為中國人民做學問，才能得出有益于民族的正確結論。這事關中國化研究范式的宗旨和目的。

站在中國人民立場上，經過實踐路徑和問題反思而形成的中國經驗和中國智慧成為“中國化”研究范式第一系列型塑的第三環節。中國經驗和中國智慧具有直接性、感性化和具體化的特點，然而這是所有理論形成最為重要的經驗基礎。所謂直接性，是因為中國經驗和中國智慧直接源于中國實踐、服務于中國實踐，緊密伴隨著中國實踐發展而前行。中國經驗是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發展問題的直接反思和精神表達。所謂感性化，是指中國經驗和中國智慧對中國實踐涉及的對象總體的直觀感性的反映，其中既有本質性的把握，更有表象的成分。所謂具體性，就是具象、生動、鮮活地表達、反映了中國實踐的具體進程，每一個因素、每一個過程、每一個環節都感性地呈現，抓住了事物表面的聯系整體，使人易學、易懂、易理解。但是，正因為直觀性和感性化，因而使經驗具有局限性，帶有邊界條件性和相對性，一旦跨界脫域地照搬中國經驗，就有可能“水土不服”，造成實踐中的失敗。因此，經驗是非常可貴的，進而還需要使之上升為把握事物本質和規律的抽象理論。

　　凝聚中國研究視域是起于中國問題、堅守中國立場到走向中國理論之間的第四個必要邏輯環節。視域通常是指一種凝聚的世界觀即觀視世界的方式，仿佛是按照一定的向度打開的敘事空間，帶有核心概念和價值的方法論圖景，是構成抽象的、理性的理論的必要內核、知識前提。它的作用就像鹽池中的種子結晶體，迅速成為催化鹽水結晶聚集的核心。我們的中國化問題意識、中國立場可能是直觀的、樸素的，因而還不能直接成為理論。要使問題意識、堅定立場轉化為一種理性的、抽象的理論，就必須要在一個世界觀、方法論和核心概念的催生下形成。哲學是系統化的世界觀的理論體系，沒有了一定的理論世界觀，也就不可能形成系統的理論體系。視域不同，同樣的問題意識和立場就可能被加工為不同形態的理論。因此，我們重視視域在中國化研究范式系統中的重要作用，原因也在于此。因而，我們反對經驗主義的思維短路，認為中國問題、中國立場、中國經驗可以不經過一個可靠的視域直接上升為理論。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強調的“大寫的邏輯”或者作為辯證法的“研究方法”和“敘事方法”，從“感性的具體”到“理性的抽象”再到“理性的具體”，等等，都是其視域。正如列寧所說：沒有這些大寫的辯證邏輯，也就不可能有《資本論》的理論體系。視域作為內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與理論體系之間的關系，當年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和《哲學史講演錄》等多部著作中都有闡釋，認為方法不是外在于理論體系內容的路標，就是內容的有機形式，體系不過是方法在內容中的貫穿。同樣，中國化的理論體系不過是中國視域在理論內容中的貫穿。毛澤東的“人民主體論”、“實事求是”和“實踐第一”觀點、“共性個性”辯證法，就是這樣的一種視域，貫穿在整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體系中。當然，視域也是隨著時代變化而發展的，因而其構成的理論才有可能各具時代特點。

　　構建中國理論是“中國化”研究范式的主要創新目標之一，也是其系統的第五個關鍵環節。在問題反思和實踐探索中形成的中國經驗和中國智慧，需要經過視域核心的催化才能上升為抽象概念和原則。聚焦和解答中國問題得來的各個概念、經驗、范疇、判斷、推理、原則、規律、法則等等思維成果，都不能長期處在散漫無機的碎片化狀態，而需要在立場支撐、視域支持下凝聚起來，按照一個邏輯框架，變成一個邏輯自洽、條理分明、理性完備的學科化、系統化的理論系統。理論概括需要來自新鮮的中國內容，也需要學科化的框架、體系、邏輯形式對這些內容加以整理、定型，成為一個理論系統和知識系統。定型化、完善化的中國理論是在一點一滴的中國智慧創造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也是在反思繼承相關的國外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理論成果基礎上提煉和轉換的產物。中國革命和發展道路所內在體現的中國唯物史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都是構建中國理論的最為重大的部分。

創造中國話語是中國化研究范式第一系列型塑的完成形態。中國原創理論的話語形式必然是中國話語的馬克思主義。中國話語的資源是多樣的，主要有中國五千年文明所形成的優秀思想和話語資源，有中國大眾的日用日新的話語創造，也有對國外各種有益思想和話語的本土化再造，更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形成的話語創新。中國五千年文明也是當代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文化之根。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應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主體繼承者。因而，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不僅要繼承、批判地使用諸如實事求是、仁愛、和合、誠信、知行合一、天人合一等等各個概念性、命題性、范疇性話語，而且要整體性地、批判地繼承中國傳統優秀話語基因，促成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只有形成中國話語的馬克思主義，才能真正成為與中國理論合宜的話語形態。

三、 文化路徑與文化形態：研究范式的第二系列型塑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不僅有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實踐路徑，同時也有與中國優秀文化結合的文化路徑。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不僅具有真理形態，更具有為中國人民服務的價值形態和基于民族文化的文化形態。因而，作為研究范式，不僅要促使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真理形態的建構，更要催生其價值形態和文化形態的形成。這就需要第二系列型塑。

　　站在文化形態建構自覺與自信的制高點上來反思“中國化”研究范式，需要把握以下幾個重要環節。

　　第一個環節是秉持中國文化自信的文化態度，這是《實踐論》深刻總結以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的經驗教訓得出的第一結論。沒有中國文化自信的文化態度，就不能徹底擺脫對洋文化的教條主義依賴，從中國實踐出發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無從談起。無論是通過西歐、日本還是俄國十月革命途徑傳入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都是作為國外先進思想文化代表樣態出現在中國語境中的。中國的第一批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黨人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等人，本身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受到韋伯原理的影響，在文化態度上大多是文化激進主義，借助激烈的反傳統、變革文化路徑來實現變革社會的邏輯，以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順利出場而清場，將大傳播、大倡導西方新文化與徹底顛覆中國傳統文化、“打倒孔家店”聯袂出場，以“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的氣勢造就一種文化變革和決裂。這一批判性地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行動雖然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出場騰出了一定的文化空間，但是簡單地采取形式主義否定中國五千年傳統文化，一邊倒地采取“洋教條”的文化態度，也必定造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的教條化傾向。在洋教條信奉者看來，馬克思主義似乎只有載入《圣經》書本的或赫爾墨斯（傳播者）“親口相傳”的才是對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似乎不需要經過中國革命實踐的再檢驗就天然是真理。而站在革命一線的中國工農大眾浴血奮戰后天得來的經驗和認識則被譏笑為要被“收起來”的“山溝里的馬克思主義”。以洋文化、洋教條為本位實施的馬克思主義，就一定是不顧國情、不從中國本土的實踐和文化實際出發，將國外馬克思主義教條用來剪裁中國實踐經驗、削足適履的教條式馬克思主義，其結果就是中國革命在1927年和1934年兩次遭受大挫折和大失敗。只有在延安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發動整風運動，在《實踐論》之中全面、深入地反思了教條主義產生背后的文化立場和文化態度，集中解決了一個文化立場轉變和文化自信的根基問題，因而才有“一切真知都是從親身實踐發源的”的實踐第一觀點；才有堅信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只有在中國本土的實踐中、只能在工農大眾和軍隊的后天革命實踐的浴血奮戰中，一點一滴地通過本土化路徑來誕生這一“中國化”發生道路；才有堅持理論主體不是知識分子而是中國的工農大眾，他們的實踐和文化創造著自己的馬克思主義這一新主體觀；也才有理論與實踐一旦發生矛盾，錯誤的始終是理論這一新的檢驗真理標準。中國傳統文化絕不是可以隨便拋棄的，而是“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都應當給以總結，繼承這一份珍貴的遺產”。 為此，文化自信和文化態度的根本轉變，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創造的深層基石，也因此成為研究范式的首要環節。

第二個環節，深刻把握“中國化”文化接受前理解的基礎。浸潤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大眾和知識分子接受馬克思主義，是因為本土文化與外來馬克思主義在精神上有貫通性、一致性。跨文化場的對譯和轉換，需要有深層的文化結構一致性作為基礎支撐。作為外來文化，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所以被中國大眾和知識分子接受，除了實踐需要這一原因之外，也還有與中國文化在本然性上一致性、貫通性的文化前理解特質有關。兩種文化都具有對人類美好理想社會的價值追求這一向度。例如，道家的“天下為公”，儒學的“大同社會、小康之家”，大乘佛教“普度眾生”的佛教共產主義理想情懷，都與作為以無產階級和人類解放為宗旨的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社會理想有內在一致性。或者說，只有以這一文化前理解為鋪墊，中國大眾才能在文化上欣然接受馬克思主義而沒有文化的疏離感。為此，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作為中國科學社會主義文化價值體系，其實有中外兩大文化資源。國外的德國古典哲學、古典政治經濟學和空想社會主義思想作為西方文化成果是一大文化來源，另一大來源，就是中國傳統社會主義社會理想和文化價值。因此，從傳統儒道佛社會主義價值理想向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貫通性轉換，類似于國外空想社會主義向科學社會主義的轉變；從傳統諸子學辯證法、認識論、修身論、社稷論、天下論等等向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對接和轉換，類似于德國古典哲學向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轉換。建立這一文化坐標，由此看待“中國化”進程，我們的研究范式必然就具有了一脈相承的文化維度。

第三個環節，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應該成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主體繼承者和整體繼承者。所謂主體繼承者，就是指繼承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道統的衣缽傳人不是新儒學、新道學、新佛學，而就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只有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才繼承了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內在有價值的民族精神、合理思想，光大其“道統”。中國儒家大同思想、佛教共產主義理想是空想的社會主義，只有在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那里才能變成科學的社會主義，才能變成一種可行的人類解放綱領。所謂寄托“來世幸福”，只有在共產主義理想追求中才能得以開辟現實化道路。中國傳統文化只有在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催化下才能發生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所謂整體繼承者，就是指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不是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個別概念（知行觀）、個別思想（反者道之動）、個別范疇（實事求是）的摘抄者、改造者和繼承者，而是整個文化精神、血脈、思想價值的批判的繼承者和光大者。要改變過去僅僅用國外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來捕獲中國傳統思想中的個別概念、個別原理和個別范疇的做法，真正做歷史性梳理，建立從老子、孔子等諸子到當代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文化源流創生性轉化、一脈相承的學統關系。只有在這一坐標中，“中國化”才具有了中國文化含義。

第四個環節，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應當成為當代中國哲學的文化形態。這一文化形態的思想資源當然是多樣、多元的。既有中國傳統文化，又有國外馬克思主義文化，更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各個階段形成的紅色革命文化、中國社會主義文化，也有吸收當代外來文化、科技文化、人文文化和生態文化，等等。關鍵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不僅要成為當代中國的科學真理形態，絕不是一種單純客觀的本體論、認識論、邏輯學或智慧論，或者僅僅是“本體論、認識論、邏輯學三位一體”的東西，更要成為有立場、有價值、有道德、有溫度、有情懷、有修為的當代中國哲學的文化形態。相比國外馬克思主義，秉承中國傳統倫理和修養精神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最高境界更可能是一種文化境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作為中國共產黨人的指導思想，既要有揭示世界本質和規律、把握人類發展大勢的科學思想的真理體系，更要有為人民服務、為無產階級和人類解放、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天下大同的價值抱負和文化情懷，有一種追求共產主義自由王國的終極信仰，一種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以及地藏菩薩所說的“地獄不空絕不成佛”那樣自我犧牲的崇高境界。

四、 “中國化”研究范式：兩個系列型塑之間的關系及其啟迪

　　第一個系列的型塑是第二個系列型塑的現實根基和存在論支撐。馬克思主義首先是科學的思想體系，因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首先是中國化的科學思想體系。在這一意義上說，方法論自覺意義上的“中國化”研究范式， 其底蘊和根基當然首先需要有能夠形成科學思想的系列型塑，從實踐第一的問題反思到立場選擇，到中國經驗和中國智慧，進而提升中國視域，最終上升為中國理論和中國話語，形成一個由存在到思維、由感性到理性、由基礎到形上的邏輯躍升過程。遵循這一邏輯，就大致包含著“中國化” 理論思維的內在結構。這一邏輯是對百余年“中國化”實踐道路經驗教訓的總結， 更是方法論自覺的反思。

　　第二個系列型塑構成第一個型塑的精神條件和指向意義。中國文化自信的文化態度構成“中國化”道路開辟的文化精神條件。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前理解與馬克思主義文化精神的內在一致性構成中國大眾在文化上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前提。馬克思主義來到中國以后，只有廣泛、全面、整體地吸收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遺產才能與中國文化之脈相通并成為其主體繼承者，也才能在文化身份上從西方文化轉向中國文化，徹底解決文化間的斷裂問題。最終，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只有成為文化形態，才能真正具有中國精神和中國氣派。從這一意義上說，中國精神和中國氣派的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具有中國特點，不僅僅是采用中國話語，更重要的是秉承中國精神和中國價值。中國話語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不是在話語形式上中國化，更重要的是內容、氣質、精神和價值的中國化，是中國哲學一脈相承的當代產物。中國傳統哲學的優秀遺產給予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是整體的和全盤的，不是個別的概念、范疇和原則。我們堅持用馬克思主義批判地改造、歷史性地梳理這些遺產，因為未經現代化創生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中國傳統哲學和文化就無法進展到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當代形態。但是，中國傳統文化和哲學給予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東西，肯定是大于、多于國外馬克思主義精神的，其文化境界甚至轉換成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最高境界。

　　作為方法論自覺意義的“中國化”研究范式，在上述兩個系列型塑的相互纏繞、相互支撐中構成一個完整的思想范型。由此觀之，我們的啟迪之一，就是不能把“中國化”歸結為其中的某一個片段環節，而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必須要在系統整體上把握作為研究范式的各個環節及其相互關聯。脫離了系統整體的個別環節，對于“中國化”固然十分重要，但是絕不可能是完備的。作為方法論自覺意義上的研究范式，一定是在整體系統上對各個環節、要素的系統把握和整體操持。啟迪之二，不能將“中國化”僅僅歸結為實踐路徑和理論形態形成的型塑過程，而忽略、忘卻文化路徑、文化形態。可以說，“中國化”的最高境界、難點不在第一系列，而在第二系列。“中國化”的完善形態一定是作為第二系列存在的文化形態。中國氣派、中國風格、中國精神的個性化特色大多表現在第二系列。啟迪之三，文化路徑和文化形態需要有正確的文化態度。決不能持文化洋教條主義，全然否棄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優秀基因。也不能采取實用主義文化態度，用馬克思主義原理作為工具任意剪裁中國傳統文化，使之成為碎片化的對象。我們需要整體繼承其文化血脈和精神。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應當成為五千年中國文明的主體繼承者。當然，更不能采取全盤照搬文化的原教旨主義態度，整體將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等同于文化復古，對其沒有任何批判和揚棄。中國傳統文化走向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需要經過整體的創生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只有經過這樣的文化變革和文化改造，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形態才能真正出場。

　　參考文獻：

　　［1］ 馬克思，恩格斯(198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 陶德麟，何  萍(2007).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歷史與反思.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3］ 許全新(2003).毛澤東與孔夫子.北京：人民出版社.

　　［4］ 汪信硯(2014).范式的追尋：作為范式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On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Marxism’s Sinicization:

　　For the 80th Anniversary for the Publication of On Practice

　　Ren Ping （Suzhou University）

　　Abstract:We must finish the shaping of the two systems in order to deeply sum up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Marxism’s sinicization for more than 100 years,and transform the road confidence of Marxism’s sinicization into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the “methodological consciousness”.The first one is the shaping of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forms,which needs to focus on China’s problem,adhere to China’s position,gather China’s experience and wisdom,condense China’s vision,innovate China’s theory,form China’s discourse,and ultimately take shape the theoretical forms of Chinese Marxism.The second is the shaping of cultural forms,which needs to reflect the cultural pre-understanding,absorb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al resources,innovate the cultural content,reshape the cultural forms,and ultimately take shape the cultural forms of Chinese Marxism.

　　Key words:Marxism’s sinicization; On  Practice; road confidence; China’s problem; China’s position

　　■作者地址：任 平，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江蘇師范大學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范式創新中心；江蘇 蘇州 215123。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12&ZD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