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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綜合研判世界經濟形勢和深刻把握國家經濟發展大勢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是對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優化調整，是解決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突出問題的有力舉措。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用好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場無形之手，切實把市場與政府的優勢充分發揮出來，對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尤其重要。

　　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以來，一直被各界進行廣泛地詮釋、演繹和各種解讀，尤其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特別是政府的功能定位問題。現代市場經濟中，不可能沒有政府的作用，問題的關鍵是，政府發揮什么樣的作用，以及如何發揮作用。我們必須認識到，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不是政府市場誰多誰少的數學計算，而是應聚焦如何“更好發揮而不是更多發揮政府作用”。

從過往的歷程可以看出，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發展并非總是一帆風順，但是每一次面臨經濟風險時，政府總是當機立斷作出重大戰略調整，從而為經濟發展提供新方向和新動力，使中國經濟“逢兇化吉”、“化險為夷”。每當面臨重大經濟問題時，中國政府總是能總攬全局，相機抉擇。我國政府對于全球經濟形勢變化的判斷富有前瞻性和敏感性，既能以全球視野聚焦中國問題，又能以世界經濟發展趨勢謀篇布局中國經濟發展，兼顧當前與長遠利益，及時捕捉各種機遇和挑戰，相機把握深化改革推進的時機、節奏和力度。盡管中國經濟總量和市場復雜程度越來越高，但政府始終保持對市場經濟的高度調控能力。

　　與此相反，西方發達國家由于過度市場化、自由化，政府職能不斷受侵蝕、被削弱，從而喪失對現代經濟的調控和治理能力；同樣，一些發展中國家深受西方理論影響，從而使自身發展落入西方潛在的發展陷阱不能自拔，政府變成軟政府，喪失了發展的諸多優勢和良機。而另一些學習和借鑒中國經驗的發展中國家，卻走上了快速發展的道路。正是在這個背景下，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跡讓中國模式和中國道路引起世界關注。

　　過去幾年里，西方發達國家先后嘗試推出了眾多的結構性改革舉措，但是改革的進程和成效并不顯著。究其原因，從表面上看是許多國家缺乏結構性改革的信心，而內在實質則是西方國家的政府職能無力承擔結構性改革。中國經濟發展的韌性好，回旋空間大，以及對經濟發展具備的宏觀調控能力，中國率先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而成為結構性改革的實踐者和引領者，不但給世界經濟調整提供了中國方案和中國經驗，更貢獻了中國智慧，體現了推動全球經濟復蘇的中國擔當。

　　然而，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有一種誤解，認為中國經濟出現的問題都是市場化改革不到位所造成的，把經濟失衡的惡果歸結為政府投資驅動和粗放型增長。甚至有人簡單地認為，產能過剩是政府干預造成的，政府干預什么，什么就過剩。按照這種邏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完全讓市場機制自動發揮作用，而且只有依靠市場才能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達到市場“自動出清”，從而實現中國經濟長期向好。這是典型的經濟學教科書邏輯。中國經濟發展的實踐已經多次證明，任何基于經濟學教科書的邏輯都容易形成對中國經濟的誤判。事實上，發展中的問題只有通過進一步發展得到解決，存量中的矛盾與問題，可以通過增量解決。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經濟越來越市場化。因此，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首先，落實“三去一降一補”五大重點任務，需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三去一降一補”是針對中國經濟發展中的產能過剩、庫存高企、杠桿偏高、成本過高、短板突出等結構性問題，所提出來的近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五大重點任務。而完成這五大重點任務，離不開政府的作為。但政府的這種作為，是在市場決定性發揮資源配置作用的基礎上進行的，是與市場配置資源的方向一致的。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邏輯在于讓市場運行更順暢，政府調控更加有效。政府通過頂層設計和深化體制機制改革，推動一系列政策舉措，特別是推動科技創新、發展實體經濟、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來解決我國經濟供給側存在的問題。

　　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政府的作用體現在問題導向和發展導向上，不能把政府宏觀調控簡單化地理解為政府干預。政府的作用是正面的和積極的，市場起決定作用是政府作用的直接體現，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既是尊重和充分利用市場規律，又是全面履行政府職能的體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優勢正在于既能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又能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有利于激發市場主體的活力，有利于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可以更好地解決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問題，從而減少無效、低效供給，為有效供給騰出市場空間，進而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實現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整體躍升。

　　第二，在推動產業升級中需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產業升級不是簡單的新產業替代舊產業，它需要一個演進過程，不能只是通過市場簡單出清，實行“休克療法”，就能自動實現產業升級。優化現有生產要素配置和組合、增強經濟內生增長動力，優化現有供給結構、提高產品和服務質量，培育發展新產業新業態、提供新產品新服務，實現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這些任務單純依靠市場力量不僅無法完成，而且周期很長。在需求不足的約束下，壓縮產能并不可能提升經濟增長率。相反，壓縮產能可能導致一些企業倒閉，引發壞賬表面化等問題，結果可能是銀行的資產負債表收縮，經濟擴張速度下降。再者，去庫存的源頭是消費的增長。我國居民消費增長速度一直較高，在不改變結構的前提下，進一步提升消費的潛力和空間有限。未來10-20年，著力解決農民工市民化，加速城市化進程，是通過調結構來增加消費的一個重要舉措。但是，新進城市人口的消費能力有限，政府需要通過一定的優惠政策釋放消費潛力。比如，可以適當擴大財政赤字，政府用舉債方式收購二、三線城市的過剩房產，以低價向中低收入人群出售或出租，在增加社會福利的同時實現去庫存和去杠桿。

　　第三，在投資引領中需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推動經濟轉型，沒有政府投資必然導致經濟因需求不足陷入困境。通過政府投資可以扶持、引導經濟結構優化，推動技術進步和創新。現在要減少的是政府短期性、刺激性無效投資，政府短期刺激性投資和長期結構性調整投資可以有政策區別，但是不加區別地不投資或者少投資，就會阻礙技術進步和創新的實現。事實上，只要政府投資推動中國經濟升級，進而帶動實體經濟增長，中國經濟的問題能迎刃而解。因此，看待中國經濟發展問題，一定要動態地看、長遠地看。

　　當前，保持一定的投資水平，既有基礎，也有必要，關鍵是要淘汰落后產能，優化投資結構。面對社會急需的一些公共服務遇到的資金瓶頸，政府可以通過推廣PPP模式，吸引私人資本投向公共服務，提高公共服務供給水平和效率。我國的投資潛力還非常大。我國目前的人均資本擁有量只有美國的八分之一，人均收入只有美國的七分之一，仍然可以通過資本積累保持經濟增長速度，鼓勵政府適度合理有效投資拉動經濟增長。

　　過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長，主要集中于沿海9個省市，而中西部地區發展仍然滯后。我國不僅存在整體對發達國家的趕超，而且還存在著國內中西部地區對東部地區的趕超以及全面小康應對的新農村建設。三者疊加，意味著我國擁有巨大的發展潛力和發展空間。因此，增加合理有效投資維持未來10年到15年的增長，是可以實現的。此外，我國欠發達地區特別是廣大農村的基礎設施仍然很薄弱，政府作用的空間還很大，可以有更大作為。

　　第四，強化地方政府的主體責任。現在的產能過剩，更主要的是區域經濟發展中沒有形成合理的分工。地方政府在分稅體制下出于對地方財政的考慮，往往存在“見利就上”、“一哄而上”的短期化行為，只有地方利益觀，沒有大局觀，區域經濟產業同質化嚴重，形成重復布局、重復建設。在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程中，必然會觸及一些地方、部門或個人的利益，歷史欠賬多、改革任務重的地區經濟發展會出現更多困難，如何凝聚共識、協力攻堅挺過陣痛期，闖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新路子，是對地方政府改革能力的嚴峻考驗。

　　正是從這個角度講，地方政府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作用空間會更大，關鍵是地方政府需要有長遠的大局觀念。不考慮長遠就是不作為，所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際上是要求地方政府對當地長期發展負責，對地方政府責任心提出了更高要求。全國一盤棋，中央與地方齊心，地方政府要有看齊意識，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形成合力，克服分散用力、各自為政，亂作為的現象。因此，習近平總書記在寧夏調研時強調，“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發達地區要有新作為，欠發達地區也要有新作為。”

　　（作者系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院長、教授；來源：上觀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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