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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權威專家認為，供給側改革不是供給側結構調整，而是市場化的體制改革，如果政府出面調結構，那就是走老路，就不是供給側改革。這棒子好嚇人！其實，大家耳熟能詳的，是習總一再強調的話：“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們仍然要堅持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發揮黨和政府的積極作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1] “在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問題上，要講辯證法、兩點論，‘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機統一、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格局，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2] 到底誰說得對，該按誰的話去做呢？

　　主張供給側改革就是完全的市場化改革，否定政府在結構調整中發揮作用的觀點，所依據的無非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提升為“決定性作用”。不過他們忘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市場決定”與新自由主義的“市場決定”有著本質的區別。一個是在客觀認識市場機制兩面性特點的前提下，在發揮市場對一般性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的同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以彌補其局限，用“兩只手”作用的有機結合，實現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之目標；一個則是在迷信市場萬能的片面認識基礎上，把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絕對化、極端化，放大到取代政府作用的程度，其結果只會把經濟社會導向嚴重扭曲無以自拔的深淵。前者，反映的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的指導，代表著最大多數人民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整體和長遠利益要求；后者，反映的是對西方資產階級過時的庸俗經濟理論的照搬，代表著少數大資本所有者無限追逐剩余價值的貪婪私欲，以及為了賺錢可以不顧一切后果“哪怕洪水滔天”的資本化本質。

　　還有一種理由，說計劃調節是主觀的，市場調節是客觀的，當今中國經濟結構嚴重失衡，就是多年來計劃經濟沒有徹底脫胎，延續政府主導調控的結果，由此證明調整經濟結構，實現協調發展，只能靠市場，不能靠政府。只要細想想，計劃是人的行為，難道市場不也是人的行為？計劃調節可能偏離客觀，市場調節不也經常偏離客觀而造成供求失衡，甚至可導致大起大落的周期性危機嗎？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不是什么不可認識與駕馭的超然力量，不是人類只能頂禮膜拜奉為神靈的“上帝之手”，它不過是眾多市場主體的主觀行為的集合反應，當“處于人的有意識有計劃的控制之下的時候，它才會把自己的神秘的紗幕揭掉”[3]。計劃這只“看得見的手”也不是純主觀的行為，它是經濟運行的客觀規律作用于人的主觀能動性的一種實現形式。必然性總是寓于偶然性，通過偶然性開辟通路的。所以鄧小平說，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資本主義也有計劃，計劃和市場都是手段。若僅就手段而言，甚至可以說，市場調節中也有無數市場主體的計劃行為，計劃調節中也有調控主體的市場行為。怎么能夠把二者截然分離，獨此無彼呢？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計劃與市場這兩種手段都具有不可不用的必然性，它們分別反映著社會化大生產按比例規律和商品經濟價值規律的客觀要求，誰違背了誰就會遭受規律的懲罰。

　　至于今日中國經濟結構失衡，當然不能回避政府調控的主導原因，然而，從根子上追究，無論是房地產、礦產及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和破壞，還是產能膨脹、金融失序、房價沖高、藥價亂漲、環境污染、食品安危、教育混亂、醫患糾紛，以及社會腐敗、貧富分化、勞資沖突等等，那一樣不是改革中市場化利益盲目驅動的結果？政府的失誤，不過是上了市場的當！這恰恰從反面教訓了我們，告訴我們：市場趨利性引導往往是短視的、有隱患的，市場通過失衡來實現平衡的調節方式總是被動的、滯后的，要付出痛苦的代價，而政府調控的出發點必須以人民為中心，著眼于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長期穩定和協調健康發展，不能被市場的短期效益牽著鼻子走。今天的結構失衡和經濟減速，是違背按比例規律必然帶來的懲罰，在這個時候，我們要對國民經濟進行結構性調整改革，特別是從供給側進行結構性調整改革，當然仍然要尊重價值規律發揮市場資源配置作用，但同樣必須遵循有計劃按比例規律進行政府調控引導，如果一味迷信市場、只靠市場，豈不迷途不悟、復蹈前轍！

　　最近看到不少官員和學者發表高論，都在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告別凱恩斯主義”，“把錯裝在政府身上的手重新還給市場”，讓充分自由的市場競爭解決問題，以后政府的職責主要為市場提供服務保障和進行事后協調。我們不禁要問，難道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今后只當資本的“守夜人”？所謂市場配置資源是“第一次調節”，政府再分配是事后的“第二次調節”，不是沒有一點道理。但是，不切實際地照搬照套西方教科書上的本本主義教條，在現實中是會犯傻犯錯的。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際運行中，政府的宏觀調控和微觀規制不可或缺。政府不可能置國民經濟全局和國家戰略利益發展要求于不顧，而不進行“事先”的計劃引導，否則制定“十三五”規劃干什么？在經濟運行中，明明看到市場有缺陷在誤導企業(如破壞環境)，怎么能夠讓冠以“人民”的政府“靠邊站”不管不問，坐等市場錯誤犯到“無可奈何花落去”時再招喚政府來收拾爛攤子？再說，政府計劃調節的“事先”與“事后”總是有機聯系不可割斷的，對前一周期波動的事后調節，自然就是對后一波次的事先調節，而且“事中”還得有必要的及時微調。這些都是現代社會從宏觀到微觀的實際管理工作的基本常識。怎么我們的官員和學者不從活生生的現實出發，非要拿自己的腦袋套入人家設的洋教條的“緊箍咒”呢？

　　歷史證明，政府有計劃的調控，尤其在經濟困難和重大結構調整時期，往往更具決定意義。在資本主義發展史上，真正被證明比較成功的還是30年代大危機后的羅斯福新政，那就是政府主導的供給側改革，制定經濟復興計劃，加強金融監管，興建公共工程，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為戰后幾十年美國經濟繁榮奠定了堅實基礎。如今，與信奉供給學派的里根、撒切爾改革乃至后來演化為經濟、政治、文化“三位一體”改革的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被世界金融危機宣告失敗形成有趣對照的是，后危機時代“新凱恩斯主義”再受青睞，當年資本主義國家向社會主義國家學習興起“國民經濟計劃化”和“企業國有化”的那股熱潮，又成為歐美國家蜂擁而起的新舉措、新景象，其政府對金融和經濟的干預、調控、監管之力度超過歷史上任何時期。這就不能不引起我們的反思和領悟。

　　不要把自己的優勢給人家學去了，而自己去學人家的劣勢。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今天，我國政府計劃調控的作用尤為重要。我們應該研究中國進入信息化社會、老齡化社會、生態化社會，以及全面小康和共富社會帶來的人民群眾新的消費需求和發展趨勢，把網絡信息產業建設、新技術裝備產業建設、節能產業和環保工程建設、老年社會化保障建設、城鄉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多震地區抗震房建設、新農村標準化建設、城市綜合服務保障現代化建設、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等擺上突出位置。有很多公共工程建設項目雖然近期資本效益不高，對私資外資吸引力不強，但對滿足社會發展需求意義重大，對相關產業發展的連帶效應是巨大的，對刺激需求增長有后續長遠價值，那就應該發揮政府投資和國企支柱作用，帶動和引領整個國民經濟轉型升級和穩步發展。何況中央是把“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作為一個整體，要穩增長，需求側和供給側政府都得調控。如果政府撒手不管，中國經濟發展還有什么希望？中國經濟的大船隊已經駛入了市場經濟的汪洋大海，并承受著大風大浪的考驗，只有政府引導，國企領頭，這支船隊才能朝著轉型升級的新航向順利前進。

　　 注釋：

　　[1]《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人民網

　　http://cpc.people.com.cn/n/2013/1116/c64094-23561783-4.html

　　[2]《習近平：“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5/27/c_1110885467.htm

　　[3]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9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作者是昆侖策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高級研究員；此為原創，轉載請注明 來源：昆侖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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