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侖巖：“輿情”一概為負，眼里還有群眾嗎？

點擊：5068  作者：昆侖巖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17-01-13 12:15:04

 

　　【編者注】此文是作者對新華網2017年1月11日轉發中國網《2016年中國互聯網輿情研究報告》的評論。

　　《2016年中國互聯網輿情研究報告》，好大的題目，由新華網轉發中國網文章，都是國字頭官網，貌具權威性。然一篇讀罷，不知所云，更不明所意，大有超脫思想實際，不持立場觀點，純技術性描述，做壁上觀之風雅。

 

　　其實，細讀該文，其立場觀點并非沒有，只是不便明說罷了。倒是其【編者按】可略明就里。 照錄如下：

 

　　編者按：“輿情”一詞，在網絡上有多種解釋。但在筆者的眼里，輿情的定義應該是：只有對社會產生不良影響，并被廣大人民群眾關心和傳播的事件，包括純粹在網絡上形成、發酵、擴散并造成影響的事件，才能叫做輿情。一般來說，輿情帶有負面意義。

 

　　原來，“研究報告”的作者乃至編發者都認為，“輿情”都是對社會產生不良影響的、帶有負面意義的輿論情況。故而，作網絡輿情分析，則可不問是非對錯，一概視為異己力量。在網絡輿情中，廣大人民群眾的關切和發聲，本應最受重視，然而在這種“輿情研究”者眼里，大概無非只是人云亦云、推波助瀾的群氓之聲，毫無意義、不值一提；過去一年里，圍繞各種政治思想性社會事件，那些人們所共知的，彰顯廣大民眾不忘初心、堅守信念、捍衛英雄、反對砸鍋、愛我中國、揚善懲惡的一波波一場場氣壯山河、可歌可泣、可謂由黨和人民改寫中國網絡輿論斗爭態勢和格局的可喜勝利，是讓人民難以忘懷、讓海內外刮目相看的歷史記錄，但在他們的“研究報告”里，似乎視若無睹，唯恐避之不及；而主流媒體在社會輿情引導中是否挺身而出、仗義執言，似乎他們也不感興趣；他們不經意流露出的感嘆，卻只是在熱點爭論中，他們所期冀的精英“大V”們的力量太小，發聲太少。

 

　　恐怕從研究問題的邏輯起點，就必須以正視聽。什么叫“輿情”？ 輿情是“輿論情況”的簡稱，是指在一定的社會空間內，圍繞中介性社會事件的發生、發展和變化，作為主體的民眾對作為客體的社會管理者、企業、個人及其他各類組織及其政治、社會、道德等方面的取向產生和持有的社會態度。它是較多群眾對于社會中各種現象、問題所表達的信念、態度、意見和情緒之總和。因而，輿情本身是民意的一種綜合反映。網絡輿情不過是社會輿情在互聯網空間的映射，是社會輿情的直接反映。

 

　　盡管網絡輿情中存在著誘因多發、傳播難控和非理性聲音發酵而產生輿論偏離等問題，但也應看到，正因為互聯網所具有的廣域性、自由性、匿名性、便捷性等特點，多數網民會自然表達自己的真實觀點，反映自己的真實情緒，所以網絡輿情比人為調查，往往能夠更加客觀地反映現實社會的矛盾，更加真實地體現不同群體的價值訴求。這正是今天，我們對網絡輿情需要格外關注和重視，需要善于通過網絡輿情分析了解民意、保持黨與人民群眾密切聯系的原因。如果把“輿情”一概視為“負面意義”，這本身就不客觀，就是對民情民意的無視和否定，也就從根本上失去了輿情研究的正確前提和正面意義。

 

　　習總書記說，網民來自老百姓，老百姓上了網，民意也就上了網。群眾在哪兒，我們的領導干部就要到哪兒去。“通過網絡走群眾路線"，這是我們黨執政治國的重大任務。

 

　　網情反映民情，輿情反映民聲。對輿情民聲，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但分析輿情，聽取民聲，把握民意，順應民心，依靠和引導人民群眾去扶正祛邪，是黨在網上意識形態工作走群眾路線的基本要求。如果不分是非，不問香臭，不辨黑白，而將網上輿情一概斥為“負面”而限制扼殺，那說輕了是對黨中央核心看不齊、思想跟不上，說重了那就是立場態度有問題。“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

 

　　習總書記還說過，對網上那些出于善意的批評，對互聯網監督，不論是和風細雨的還是忠言逆耳的，不僅要歡迎，而且要認真研究和吸取。兩家國字頭官網，編發和轉發如此題目重大而觀念糊涂、思想曖昧的“研究報告”，著實讓人難以理解，究竟要在社會上傳遞一種什么信號，表達一種什么導向呢？

 

　　附：2016年中國互聯網輿情研究報告

　　來源：新華網轉發中國網

 

　　編者按：“輿情”一詞，在網絡上有多種解釋。但在筆者的眼里，輿情的定義應該是：只有對社會產生不良影響，并被廣大人民群眾關心和傳播的事件，包括純粹在網絡上形成、發酵、擴散并造成影響的事件，才能叫做輿情。一般來說，輿情帶有負面意義。

 

 

　　互聯網發展戰略已經被擺上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十八大以來，黨和政府召開了一系列治理網絡空間的高規格會議，推出了一系列清朗網絡空間的新政法規，“微信十條”“賬號十條”“約談十條”等舉措擲地有聲，輿論正向引導作用積極明顯。中國在互聯網治理與發展事業上的戰略部署，以及G20杭州峰會、三屆世界互聯網大會的成功舉辦，引發全球高度關注。2016年，中國互聯網發展事業迎來新的高峰，習近平總書記在年內連續發表“2·19”“4·19”“5·17”等一系列重要深刻的講話，提出的“網信事業要發展,必須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要適應分眾化、差異化傳播趨勢，加快構建輿論引導新格局”等新論斷，成為了加強互聯網工作的重要指引。習總書記的重要講話一脈相承、一以貫之、傳承發展，充分體現出中央高層對互聯網發展戰略部署的精準把握。

 

　　輿情是考驗國家互聯網治理成績的關鍵因素。如果說2015年是中國互聯網輿情風起云涌的一年，那2016年則是中國互聯網表面歸于平靜，實則暗流涌動的一年。研究2016全年網絡輿情事件，可以發現，2016年6月，成為了上下半年輿情驟熱驟冷顯著不同的分水嶺；而2016年本身，則有望成為中國互聯網自微博元年以來的前五年，到未來五年形勢變化的分水嶺。

　　一、總的形勢

 

　　2016年，中國互聯網出現從空間開墾擴張轉向秩序重建的鮮明特點。研究中國互聯網輿情大盤，總體上既有樂觀可喜之處，也有艱巨挑戰并存之處。筆者梳理全年輿情事件特點，綜述如下：

 

　　1、國際角度，對外議題設置能力顯著提升。隨著國力提升，利用互聯網對舊的規則加以修改與完善，并提出新議題、增加新規則，是我國必須加快完成的一項重要任務。中國互聯網發展戰略在配合“一帶一路”國家建設、G20杭州峰會、亞投行建設等重大事件中，正發揮著積極的輿論引導作用。更可喜的是，在“南海爭端”、“黃巖島問題”、“香港占中”、“釣魚島問題”等國際議題中，中國通過主動設置話題、引導主流輿論、新聞發言人“嗆聲”等行動，掀起了濃厚的愛國情緒，在國際輿論場上占據更加主動有利的位置。

 

　　2、青年角度，90后有望擔起輿論場主力軍角色。當下，新一代青年網民越來越習慣扮演駁斥輿論戾氣和謠言主力軍的角色，主動策劃的一系列正能量網絡議題和作品令人印象深刻，網上輿論引導作用積極明顯。隨著“80后”普遍進入而立之年，工作和家庭的壓力愈發沉重，參與輿論爭辯的意愿有所降低，“90后”成為接手輿論引導主力軍的不二群體。2016年，“90后”團隊策劃的“帝吧出征”、“馬克斯是個90后”等系列作品，展示出極富創造力、競爭力的優勢，引領輿論潮流的能力已經顯現。

 

　　3、資本角度，資本輿情陷入“輿論漩渦”。2016年，被網民深揪不放的最出名資本輿情，當屬“趙薇戴立忍”風波，當網民對趙薇所作所為產生廣泛質疑時，微博等輿論平臺突然“風平浪靜”，甚至一些帖文被瞬間“和諧”，讓網民不得不對互聯網資本間的關聯產生遐想。在“六小齡童上春晚”輿情風波中，微博搜索與“六小齡童”有關的詞匯，全部被導向百事可樂，被網民指責百事可樂存在借勢營銷之嫌。還有在“如家酒店女子遇襲”事件中，網絡小說平臺以及網絡寫手被指稱是輿情發酵背后的主要推手。“支付鴇”事件雖來去匆匆，影響卻巨大，更重要的是，“芝麻信用”確實在事后“紅了”，該輿情也被部分網民說是資本反向營銷。2016年自媒體營銷事件也不少，例如“羅一笑帶血營銷”、“上海女孩逃離江西”，等等。

 

 

　　4、網民角度，整體心態趨向理性平和。幽默、嘲諷、調侃、戲虐型的段子，一直是最具傳播力的網絡素材。2016年，在G20杭州峰會、華北大霧霾等多起重大事件中，網絡紅黑段子層出不窮，甚至一度出現段子博弈對抗的競爭形態。觀察微博、微信、論壇和新聞評論四大網上輿論主陣地，可以發現，網民在對待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等大是大非問題上，觀念漸趨成熟理性，愛國熱情高漲，在“帝吧出征FB”、“南海仲裁案”、“烈士余旭感動百萬網友”等熱點事件中，理性、自信、健康的群體心態特征尤為鮮明。

 

　　5、智庫角度，網絡實踐派專家數量匱乏。建設具有深度的輿情智庫，正在成為各地政府、媒體、研究機構和網絡平臺越來越重視的方向。但目前，中國輿情智庫行業缺乏門檻標準，“專家”結構、水平參差不齊，智庫整體水準普遍偏低，能出高質量研究報告的智庫屈指可數。輿情行業的快速興起，對人才的需求愈發緊迫。與專職輿情研究員相比，網絡實踐派有著自身優勢，他們來自網絡一線，通過其接網氣的微視角審視，能夠得出更接近實際的意見和觀點。如網絡名人“懸壺問茶”發布的《網絡輿情處置中的十大錯誤思維》，通俗易懂、見地深刻，在業界產生“刷屏”效應，就是典型案例。

 

　　6、技術角度，技術還是個“不靠譜”的東西。微軟智慧賬號“小冰”通過網絡化的形態、人性化的問答，在微博、微信等平臺上吸引了一大批粉絲，進而獲取大量網絡數據。目前來看，國內企業想要做出“小冰”水準的數據收集機器人，精準分析出網民的群體分類、情緒特征、集體注意力等復雜信息，依舊任重而道遠。輿情市場已經風生水起，但由于網絡輿情的數據過于分散，關聯結構過于復雜，輿情軟件只能作為輔助工具，依靠軟件預判或應對輿情都是不靠譜的行為。

 

　　7、“大V”角度，網絡輿論場亟需專家型意見領袖。按照“大V”比例來計算，目前中國輿論場上的專家型意見領域數量明顯過少。分析緣由，行業專家難以保證充足上網時間，對互聯網生態及語言形態陌生，不能第一時間介入熱點事件討論，是其中的最重要原因。在互聯網上，像“知識分子”、“開水族館的生物男”等能夠實時專業解答網民“刁鉆”問題，并具有較強網絡影響力的賬號非常稀缺。

 

 

　　8、明星角度，輿情是折損明星光環的殺手锏。很少有明星愿意卷入輿情事件，因為一旦卷入，能夠全身而退的少之又少。尤其是明星自己“作”出來的輿情，更是“挖坑埋自己，作了必死”。2016年，最火的涉星輿情當屬“王寶強離婚”事件，作為事件中的“弱者”，王寶強博取了大多數網民的同情，但隨著輿情發酵，該事件也被少數人說是王寶強過度營銷私生活。而“趙薇戴立忍風波”、“林丹出軌門”、“郭德綱和曹云金互撕”、“劉愷威被爆出軌”、“張靚穎結婚風波”等涉星輿情，更是當事人一方的全盤皆輸。

 

　　9、社會角度，“吃瓜群眾”成為輿情發酵的重要推手。中國有著基數龐大的網民群體，“愛看熱鬧”、“愛挖內幕”、“愛摳細節”、“愛爆猛料”是一部分網民的愛好。在一些偶發但具有非典型意義的輿情事件中，網民因為無意或有意的推波助瀾，導致輿情不斷升溫“加火”，故而引發次生輿情。誠然，在歷年的涉腐輿情中，“吃瓜群眾”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但隨著中央不斷加大反腐力度，網上涉腐輿情的數量已大大減少，“吃瓜群眾”缺少一致“圍觀”方向后，更多地轉向對零散、特殊、偶發輿情進行辯駁“挖墳”，推動輿情向不確定的方向發展。

 

　　10、環保角度，霧霾危機變成不定時輿情炸彈。環保輿情，是唯一一個需要單列的民生類輿情。環保問題尤其是霧霾污染，已經成為“一觸即熱”的輿論焦點。2016年底，以華北為核心的區域大范圍遭受強霧霾，網絡上消極情緒廣泛蔓延，“逃離北京”、“精英移民”成了廣大網民的共同話題，調侃霧霾的段子爆炸式出現，成都等個別城市差點發生線下群體性事件，環保輿情危機壓力巨大。霧霾污染，已經成為影響政治、社會、民生等多領域的輿情，是一顆不定時的“輿情炸彈”。

 

 

　　二、2016年中國15大輿情

 

　　輿情的前提是輿論傳播，一旦輿論傳播的“關節”被破壞，就能讓輿情向壞的方向發展。輿論的“關節”，一般包括話語權、傳播權、定義權、釋義權、解讀權等。梳理2016年全年網絡輿情，筆者認為最典型的15個輿情案例，無不在輿論的某一個或多個“關節”上出現過問題。綜述如下（根據對中國社會的影響程度排序）：

 

　　一號輿情：“帝吧出征FB‘打臺獨’”。標簽：輿情搭車。為反擊蔡英文、臺灣藝人周子瑜等人的臺獨行為，以“帝吧”為代表的大陸愛國群體“組團”赴國際互聯網，通過刷詩歌、表情包的方式在蔡英文、愛國藝人羅志祥等人的facebook主頁上“霸屏”。本次“帝吧出征FB”無疑是值得點贊的網絡事件，但在輿情的后續發展過程中，小部分青少年的網絡情緒被蓄意挑逗，一度誘導向“愛國極端主義”的方向發展。在重大網絡事件中后期，輿情搭車，炒作新的輿論焦點，誘導輿論聚焦轉向特定目標，是不良網絡意識形態“‘投機性’介入”的一種表現。

 

　　二號輿情：“任志強”微博被銷號。標簽：標志性事件。任志強在網上的影響力極大。在“任志強”微博被銷號的前一周，“羅亞蒙”、“演員孫海英”、“王亞軍上海”、“榮劍2001”、“文山娃”、“紀昀”、“大鵬看天下”等一批賬號被陸續關閉。一系列的動作，就像“大雨傾盆前的雷鳴陣雨”般，為“任志強銷號”事件做足了鋪墊。在任志強微博被銷號初始階段，部分“大V”策略性極強地推動“違反黨內批評自由”等輿論偽命題，妄圖形成輿論震懾。該事件將成為中國輿論場的標志性事件。

 

　　三號輿情：魏則西事件。標簽：百度競價。在“魏則西事件”被口伐筆誅后，百度搜索前幾頁結果顯示結果居然是“百度回應魏則西事件”、“百度不是一切惡的淵蔽”等自我辯解的文章為主，甚至還有“看看這家上新三板的百度廣告代理商”這樣的軟文來試圖化解輿情危機。因為市場壟斷，競價排名成為百度的重要收入來源，也是因為競價排名，百度的行為一直飽受詬病。在發生魏則西事件后，百度利用自身優勢，不斷挑戰著公眾認知底線。

 

 

　　四號輿情：雷洋事件。標簽：全民偵探。相比“魏則西事件”中較為明確的責任歸屬，“雷洋事件”中的涉事主體則各執一詞，為誰該為雷洋意外身亡負責而爭執不休。該事件引起的“輿論漣漪”效應使得輿情不斷發酵，而警方的輿情應對策略存在爭議，客觀上進一步撩撥了本來就敏感而脆弱的警民關系。雷洋事件的輿論熱點一旦出現，就如一粒投入平靜湖面的石子，本身可能并不甚大，卻能蕩起層層漣漪，其中每層漣漪都在激活新的補充信息點、喚醒沉睡的生僻知識點，最終形成新的輿論內容，這一過程不斷周而復始，直至最終完成整個輿論話題的消費過程。

 

　　五號輿情：楊改蘭事件。標簽：盛世螻蟻。個別媒體以《3年未獲低保》、《低保被取消》等鮮明標題為引導，主觀上推動輿情外溢蔓延。此類標題極具誘導性，且起到了先入為主的作用，對輿情發酵產生明顯影響。在輿情發展后期，又有媒體指向農婦楊改蘭丈夫的入贅角色問題，報道側重其家庭情況之復雜，不少網友腦洞大開，設想其家庭情況成為悲劇產生的誘因。兩種具有代表性的媒體輿論未借助官方調查，卻影響了輿情走勢和網民情感態度，媒體輿論導向性值得商榷。

 

 

　　六號輿情：羅一笑事件。標簽：消費憐憫。從上午的滿屏感動轉向下午的滿屏質疑，再到晚上的各方表態，羅一笑事件的輿情反轉也就僅花了一天時間。嚴格來說，羅一笑父親算不上是騙捐，也不是借病營銷，他本應該客觀闡述，卻使用了營銷元素，讓自己從輿論獲益轉向被輿論暴力。用力過猛的網絡募捐，用力過猛的網絡感動，再變成用力過猛的網絡憤怒，不明不白的感動變成義憤填膺的聲討。在網絡上，一旦產生用力過猛的警惕，即使面對真實的苦難時也將失去同情。

 

　　七號輿情：和頤酒店女子遇襲。標簽：高端營銷。根據觀察，該輿情在初始2個小時內產生了20多萬次的轉發，信息助推力量遠大于一般網絡事件的自然發酵速度。在“平安北京”發出第一條微博后，評論區被大量辱罵聲音所覆蓋。追溯聲音來源，可以發現最早的轉發均來自一些網站簽約寫手。該類賬號一旦發出聲音，即被大量點贊置頂，這已經大大超出新浪的一般信息導流和基本規則。

 

　　八號輿情：王寶強離婚風波。標簽：自我消費。比起財產，“吃瓜群眾”的不離不棄，才是王寶強在這場危機公關大戰中最需要贏得的東西。公共輿論場的可怕之處在于，真相永遠沒有絕對，公眾眼中的真相，永遠取決于公眾愿意相信什么。爆料、手撕，好戲連臺的背后，是雙方在輿論場上的廝殺角斗，如何得到有利于自己的結果，才是擺在所有當事人面前一道難題。在該輿情中，因為王寶強“傻根的人設”，以及“馬蓉宋喆”一方低級的輿情反擊手段，成為了王寶強能夠取信于公眾，最終成為相對勝利方的兩個關鍵因素。

 

 

　　九號輿情：快播案。標簽：“技術？”。很多網民輕易接受了“快播只是個播放器”的判斷，以此為認知出發點，網絡上為快播抱不平的評論和段子一直哄鬧不停。誠然，技術的工具性，使其天生就擁有在法律上的“中立”。但技術中立也存在法律、道德上的界限。從法律角度來說，快播利用P2P技術播放平臺，按照點擊量把“熱門視頻”的緩存，存儲于自己2000個服務器之中，再通過直接或間接的推薦和搜索向用戶加以展示，這讓快播從中立的播放器變為了實際的傳播者。一旦相關資源涉嫌違法，快播很難規避法律責任。

 

　　十號輿情：上海女孩逃離江西。標簽：戲弄輿論。假新聞的共同的特征是，炮制者為圖一時之快，最終卻割裂了社會、分化了輿論族群。“上海女孩逃離江西”這則刷爆網絡的假新聞背后，其實是某些人規則意識的缺失。某些人視網絡為不受管束的傳話筒，想怎么說就怎么說，而殊不知這樣會造成的嚴重后果。營銷事件背后，都是有計劃有預謀的輿情策劃。媒體對網絡營銷群體和事件套路的不熟悉，以及搶新聞刷流量的動機，造就了這場可笑的輿情事件。

 

　　十一號輿情：高考減招風波。標簽：國民利益。新聞媒體，是該輿情能夠被有效處置的最大功臣。輿情爆發后，新聞媒體及時跟進，積極報道事件相關進展，突出強調官方處理及回應相關內容。起初，試圖通過政策解讀來平息眾怒，如中國網以《江蘇高考減招不減反增其實錄取幾率增大》為題作報道，等等。在緩解效果不甚理想時，媒體加大輿論引導力度，如常州網新聞《江蘇高考今年減招？專家：客觀增加六千人機會》等。該輿情是媒體的統一行動，作為輿論主陣地，媒體的抱團發力對緩解輿論風波，起到了直觀有效的作用，輿情后期平穩過渡。

 

　　十二號輿情：聶樹斌案。標簽：時代悲劇。最高法罕見主動談聶樹斌案，對聶樹斌案輿情的二次傳播推動效果明顯。 6月8日，網民對聶樹斌事件的主動搜索次數逐漸達到高峰，隨后迅速走低并趨于平緩，可見網民對此次聶樹斌事件并未形成持續性關注。在聶樹斌案重審事件中，最高人民法院官網與官方微博、新華社、人民日報與頭條新聞等媒體，將政府動態及時準確傳遞給公眾，并開展交流互動，做到了及時回應社會關切，在推動網友熱議方面的影響力較為突出。此次事件應對中，政府、媒體與網民三者互動良好，未見極端次生輿情出現。

 

 

　　十三號輿情：哈爾濱天價魚事件。標簽：反轉肥皂劇。新年后的第一天，“哈爾濱天價魚”事件刷爆網絡，與媒體廣泛追求真相不同，網民則以“看連續劇”的心態圍觀輿情跌宕起伏。在該事件中，“裸搶”、“開水族館的生物男”等網絡名人以辯論形式推動著輿情后續發展，也推動輿情向“探究真實魚價”等問題不斷深入。該事件是對當地政府的輿情應對能力的一次考驗，通過輿情觀察，涉事地的輿情應對能力和借勢營銷能力還有待加強。

 

　　十四號輿情：校園霸凌事件。標簽：官方姿態。在網上，“名校光環”意味著被監督和約束。可惜中關村二小并沒有意識到這點，在輿情回應上官腔十足，例如“針對近期網絡上出現的關于我校以及相關事件的不實言論，將保留通過法律途徑追究相關主體責任的權利”這句話，無異于向網民發起赤裸裸的威脅，觸犯了網絡眾怒。官方聲明通篇只有結論和態度，既沒有對該事件核心事實的說明，也沒有關于學校如何“客觀、公正處理”的論證。在互聯網時代，面臨信任危機，涉事方聲明“讓教育問題回歸校園進行處理”，難以取信于公眾。

 

　　十五號輿情：官員“抹香香”事件。標簽：“黑五類”。長久以來，公務員、警察、城管、醫生和教師，一直被稱為“黑五類”。但凡涉及“黑五類”的輿情，總有大批網絡噴子嘲諷、咒罵、造謠，甚至展開人身攻擊。“官員抹香香”輿情遭遇連續反轉，正是議題設置“黑五類”的緣故導致。因為媒體前期報道內容不全面，報道角度存在爭議，官員“抹香香”輿情在發酵過程中不斷地被反轉。反轉輿情既傷害媒體公信力，更傷害權力的公信力。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高級研究員；【原創】來源：昆侖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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