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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讀宋朝政論文的時候，說言不及義，大而無當，基本是批評多。我們讀宋朝，特別是北宋的詩文時，不要光看它豪邁。這沒有用，要辦事。“橫看成嶺側成峰”，這詩從政治的視角就看出危險性了，它充滿禪宗意識，凡事“無問西東”，貌似客觀，實不擔當。學問要有方向感，毛澤東說得完全對：“學問再多，沒有方向，等于無用。”

學問沒有方向是要亡國的。宋代中國是中世紀世界各王朝中財富積累最多的國家。據英國學者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西歐收入在公元1000年左右處于最低點。其水平顯著低于其在公元1世紀時的水平，也低于同期的中國、印度以及東亞、西亞的其他地區的水平”；麥迪森同時也認為“11世紀是西歐經濟開始上升的轉折點”。這就是說，中國宋朝經濟已處于世界經濟發展的巔峰。與此同時，宋代人的認識離實際卻是漸行漸遠，唯心主義成了意識形態的主流。北宋末期周程理學，認為理先于事，“天下只有一理”。這時的“理”，類似今天一些人講的所謂高于具體國情的“普世價值”，與此相應，宋朝人才選拔途徑也墜入東漢名學的末路：取仕途功名的路徑與實際經驗嚴重脫節。

人的思想及其理論一旦脫離實際，學風也就隨之墮落，接踵而至的就是國家的衰落。與蘇轍同代的司馬光也感受到空談“天理”給國家帶來的危險。他雖身系朝政，卻仍無力回天，無奈只有將自己對國家前途的憂慮寄托于筆下。在司馬光筆下的《資治通鑒》，“專取關國家興衰，系民生休戚”的歷史事件，其目的是“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全書因事命篇，直面矛盾，以周天子導致國家分裂、諸侯雄起的政策失誤開篇，記載了長達1362年的歷史，沒有口號，絕無大話，更無空話。它猶如暗夜里閃電，晴空中驚雷，與當時那嚴重脫離實際、空論普世理學的學風形成強烈的對比。盡管《資治通鑒》沒有警醒沉湎于詩詞書畫中的宋代朝政，甚至沒有警醒作秀成癮的明代朝政，但它警醒并挽救了中華民族。明亡后，中國大凡有作為的政治家，案頭首選多為《資治通鑒》。其中那經世致用、不尚空談、實事求是的學風，為后來中國迅猛崛起奠定了認識論基礎。

北宋亡，朱熹出。他將理學從天上拽到地下，把“四書”放在學堂至尊必讀的地位。“四書”的特點是什么？經世致用。因此，朱熹不是一般的理學家，而是革命的理學家，朱熹之后，中國的思想界開始進步了，講究經世致用的學問。如果說司馬光是宋以來中國政治自覺的開山鼻祖，那么，朱熹就是同期中國文化自覺的先行者。

明朝末期出來了一個王陽明，陽明學說也是有方向的，它讓人將思想之根進一步落實扎深。正心，就是講立場；格物，就是實事；致知，就是求是。為什么王陽明特別講正心，就是因為北宋人、明朝人太不講立場，讀書很多，盡搞些形式主義，就是不管用。那時整個時代都在作秀，所以王陽明說不能這樣，要正心。

有時候在一個大的歷史長河中，國家衰落的時候往往又是民族覺醒的時候。物的世界的大衰落帶來的就是精神世界的大覺醒和民族的大進步。中國近代以來經世致用的學風為什么興起于湘湖地區，就是因為這一地區是中國歷代尤其是宋、明兩代亡國后從北方南逃文人最集中的避難地。亡國了，就不會空談了。南宋朱熹在岳麓書院開一代新風，后經王陽明、王船山等力推，促成了中國文化首先在湘湖一帶的近代覺醒，出現了曾國藩、張之洞等及后來的一大批身體力行、經世致用的知識分子。因此，如果脫離了救亡這個時代主題，我們就不能正確地認識朱熹和那一時期的知識分子。

脫離實際要亡國。多災多難使我們中國人天生傾向接受唯物主義，這是因為中國人所遇到的亡國災難都跟唯心主義有關。毛澤東思想也是湘江失敗后中國共產黨的必然選擇，毛澤東思想中的實事求的認識論更是有五千多年實踐經驗的中國人的必然選擇。

今天，我們把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放在講堂至尊地位，這是對的。我以前在西北大學讀書，學的專業是英語，聽政治經濟學的課，到最后就幾個人了，但我聽到底了，那課對我一生都有好處。馬克思寫的《資本論》，那是真的好。如果你很小的時候讀過《資本論》，那你從小就站到理論的制高點上，你就不會迷失政治方向。

（作者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