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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斯特認為，人類世帝國主義是導致人類世危機的罪魁禍首。在晚期帝國主義階段，生態帝國主義、能源帝國主義和水帝國主義使人類世危機不斷惡化。人類世帝國主義既是21世紀資本主義的滅絕階段，也極有可能是導致人類和地球滅絕的階段。新的物種意識的形成和反抗滅絕運動則是解決人類世危機的主要途徑。福斯特對帝國主義批判從人類世的視角展開，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對于深刻認識帝國主義反生態、反人類、反地球的本質，探尋擺脫人類世危機的非資本主義路徑具有重要啟示意義；但因其缺乏對革命實現主體的深入科學分析，福斯特關于解決人類世的帝國主義問題的革命方案徒具理想性。

 

 

約翰·貝拉米·福斯特是美國俄勒岡大學社會學教授、美國《每月評論》主編、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著名代表人物，長期以來致力于對資本主義的生態學批判。2019年他和漢娜·霍利曼、布雷特·克拉克在《每月評論》第3期上發表《人類世的帝國主義》一文，借用地質學的人類世概念，從新的角度進一步深化對當代帝國主義的批判，揭示人類世與帝國主義的內在聯系、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在人類面臨危機時的所作所為，以及人類世危機的解決途徑。本文擬對該文主要觀點加以述評。

 

一、人類世及其危機

 

福斯特等人在這篇文章中首先介紹了何謂人類世和人類世危機，指出了人類世危機的根源。一般認為，“人類世”（Anthropocen）的概念最初是地質學家保羅·克魯岑（Paul J.Crutzen）和生物學家尤金·斯托默（Eugene Stoermer）在2000年提出的，目的是描述地球突破或告別“全新世”（Holocene）后開始的一個新時代，以強調人類活動已經不可逆轉地改變了地球的存在處境。不過福斯特堅持認為這一概念是蘇聯地質學家阿列克謝·巴甫洛夫（Aleksei Pavlov）在20世紀20年代首次提出來的。[1] 其實，人類世這個詞是誰提出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類世這一最新的地質年代是否真的存在。2019年5月21日，國際地層學委員會第四紀地層分會下設的人類世工作組經過投票確認了人類世在地質年代中的存在。該工作組將人類世定義為“人類對地球系統的現狀、動態和未來產生決定性影響的地球歷史時期”[2] ，同時還將20世紀50年代確定為其起始時間。這一認定標志著人類世在國際范圍已成共識，結束了地質學界一段時間以來對人類世是否存在的爭論。

 

接著，福斯特等人說明了所謂“人類世危機”就是人類活動造成了地球系統的危機。地球環境的大規模變化是地質學家劃分不同地質年代的主要依據。從科學的觀點來講，“人類世”表明地球上的變化在數量上和質量上突破了以前所有地質時代。如果說過去被視為劃分大的地質時代的變化發生在數百萬年間，那么現在由于人類活動，它們正在發生而且就在幾十年或至多幾百年間。在這方面，人類世代表著對隨著最近的冰河紀結束而在11000～12000年前開始的相對穩定的全新世的徹底突破。人類世工作組和廣大地球科學研究者認為，人類世時代的到來是20世紀中葉經濟發展推動的變化“大加速”（Great Acceleration）的產物，而這種變化是與經濟學家有時稱作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代”聯系在一起的。從造成地質年代變化的角度看，這一時期是化石燃料燃燒、二氧化碳排放、海洋酸化、物種滅絕（以及生物多樣性喪失）、氮和磷循環中斷、淡水枯竭、森林減少和化學污染等等大量直線增加的時期，其結果是地球生態危機或地球系統危機。

 

福斯特等人還認為，20世紀中期是冷戰時期，因此人類世也是冷戰時期的產物。從20世紀50年代初開始，熱核武器試驗造成人造放射性物質在世界范圍內擴散，隨后嵌入沉積物和冰川中，成為人類世地質標記的重要部分。總之，20世紀中葉人類經濟活動的大加速導致了對諸多地球界限[3] 的突破，造成了各種“人類世斷裂”。2015年1月，多國生態環境專家在美國《科學》雜志聯名發文稱，9個“地球界限”中已有4個被突破，其中還有2個是“核心界限”。

 

但是福斯特等人強調，與其籠統地說當前的人類世危機是人類引起的，不如更準確地說是帝國主義世界體系或全球化資本主義造成的。福斯特等人指出，“今天可以毫無疑問地說，造成這一地球危機背后的主要動力就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指數增長，特別是20世紀中葉以來的增長。”資本主義沒有利潤、財富或消費“夠了”或“多了”的時候。在這個體系中，地球環境不被視為一個有固定界限而人類必須與地球上的其他物種在其中一起生活的地方，而是被視為一個可以在為無限追逐利潤——且其中大部分被極少數人拿走了——而不斷擴張經濟的過程中加以利用的領域。按照資本主義的內在邏輯，經營活動不增長就滅亡；同樣的，這個體系不增長就滅亡。因此，“資本主義促進了‘經濟理性的瘋狂’，從而破壞了人類與環境的健康的代謝關系。僅僅批評資本主義是一種抽象的經濟制度還不足以應對今天的環境問題。相反，還必須研究被劃分為對立的民族國家的整個世界的積累結構。如果不解決在階級和民族國家的基礎上組織起來并區分為中心和邊緣的帝國主義世界體系或全球化資本主義，我們的地球問題就無法真正得以解決。”[4] 所以，今天必然提出人類世帝國主義的問題。

 

二、人類世帝國主義的主要行徑

 

20世紀后期以來，對資本主義進行生態學批判成為西方左翼資本主義批判的一個重要領域。作為這個領域的重要代表，福斯特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借用了“新陳代謝裂縫”（又譯“物質變換裂縫”）“生物文化圈”“生態債務”等概念和理論，對生態帝國主義的根源、表現、特征、本質和危害等進行系統分析，有力地證明了生態掠奪是帝國主義的重要特征，反生態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固有本性。而《人類世的帝國主義》一文則是福斯特生態帝國主義批判的繼續和發展。在這篇文章中，他和霍利曼、克拉克運用“帝國主義租金”（Imperialist Rent）“物質足跡”（Material Footprint）“海洋掠奪”（Ocean Grabbing）“能源帝國主義”（Energy Imperialism）“水帝國主義”（Water Imperialism）等概念，進一步深化了他對美國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生態帝國主義批判。

 

“帝國主義租金”本是薩米爾·阿明所創造的一個概念，其含義是指在壟斷資本主義社會，剝削以壟斷租金即帝國主義租金的形式出現。阿明從依附論或“外圍—中心論”的視角切入，指出外圍或南方國家創造的價值在很大程度上被壟斷資本以帝國主義租金的形式拿走了，這種租金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帝國主義國家剝削發展中國家勞動力而產生的租金，另一部分源自跨國公司和帝國主義國家攫取發展中國家的自然資源和侵犯其相關主權。前者可以用交換價值來衡量，后者卻不能如此，因為它涉及使用價值而不是交換價值。[5] 基于阿明上述分析，福斯特等人指出，第二種形式即使用價值從外圍轉向中心的過程就是一個生態帝國主義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資源開采經常毀掉那些貧窮國家，它們不僅面臨著資本對自己領土上的“自然界饋贈”的攫取，還要擔負資源開采的高昂生態成本。全球南部幾乎所有的自然資源，無論是黃金、鳥糞、石油、咖啡還是大豆，都被跨國公司系統性地不同程度地洗劫，其結果是給這些貧窮的依附國家造成了巨大的生態和經濟雙重損失。

 

關于“物質足跡”，福斯特等人認為，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在晚期帝國主義階段[6] ，壟斷金融資本日益占據統治地位，其生產主要采取了全球商品鏈的形式。這些全球商品鏈與物質原材料資源從貧窮國家到富裕國家的長期加速轉移相結合，形成了更大的“物質足跡”[7]。福斯特等人通過定量分析發現，2008年全球共開采了大約70億噸原材料，其中40%用于同其他國家的貿易而不是本國生產，達到歷史最高水平，而且富裕經濟體貿易中的人均進口原材料當量（Raw Material Equivalents）最高。在日本、英國和美國的帶動下，成熟經濟體的整體趨勢是“資源密集化諸過程的外部化過程”，這使它們越來越依賴于來自世界其他地區的原材料消耗當量進口。與此同時，與出口有關的開采資源總物流中的大約2/3主要作為加工廢棄物和輔助物資流留在資源出口國，往往產生相當大的生態破壞，被歸類為經濟外部性。[8] 顯而易見，發達國家較之發展中國家擁有更大物質足跡，普遍造成外圍國家的生態成本過高，而且在不平等生態交換主宰的條件下，自然資源的好處主要流入富裕國家。

 

福斯特等人指出，過去幾個世紀，生態帝國主義通過各種攫取和剝削方式對地球南方的殖民地和新殖民地直接進行生態掠奪，現在它們已經把掠奪的手伸向了全球公域即海洋和大氣層。1982年海洋法通過以來，世界上的海洋有將近一半處于民族國家管轄之下，大部分處于“經濟專屬區”以內。有80個小國，英國美國等大國擁有的海洋面積比它們的領土還大，這促使了海洋資源的掠奪。由于主要帝國主義國家擁有掠奪這些資源的資金和技術，這也使它們在海洋開發領域中占據主導地位。這些國家還經常運用近年來越來越多實行的海洋管理私有化制度所提供的經濟杠桿控制和利用外圍國家，其結果是近些年來出現了海洋掠奪、小國和小漁民被拒之門外，只允許跨國公司進入并過度開發漁業和海底資源等現象。“小島國常常出賣其國際船隊捕魚權來換取一點點補償。”[9]與此同時，國際海底管理局（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允許各國和公司為了自己的私利在公認為海洋公域的國際水域開采石油、天然氣、海底表面與地下礦物和貴金屬。生態帝國主義的“海洋掠奪就是一個封閉海洋公域的過程”[10]。

 

生態帝國主義還占用全球大氣公域，福斯特等人引用相關數據證明了生態帝國主義在碳排放問題上的極端不負責任行為。人類世氣候變化主要是由于工業革命以來累計的二氧化碳排放造成的，這種變化迫使國際社會以大氣中可接受的最高碳濃度水平所決定的碳排放限制為基礎制定明確的氣候預算。按照這個預算，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如果達到450ppm，氣溫將比工業化前水平上升2℃，氣候變化將不可逆轉地失控，而目前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為414ppm[11]。據此，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最近呼吁到2050年實現凈零碳排放，這樣做至少有50%的機會把全球平均溫度的上升限制在1.5℃，否則，到2035年地球溫度將上升2℃。碳排放量是累計的，美國、加拿大、歐洲（和歐亞大陸）、日本和澳大利亞的排放已經占到全球排放量的大約61%，中國和印度加起來占13%，俄羅斯占7%，世界航運空運占4%，其他占15%。在這種情況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企業依然我行我素，在向大氣層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福斯特等人指出，從全球南方的角度來看，這意味著用化石燃料發展經濟的大氣空間已經被帝國主義國家所占用，留給南方國家發展其經濟的余地很少。《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都議定書原則上賦予富裕國家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更大責任，規定它們應在累積排放量較少的發展中國家之前大幅減少其碳排放量。然而美國人均排放量仍然是全球平均值的三倍左右，其總體排放量仍在繼續增加，這給欠發達國家造成了巨大的碳債務或碳義務。

 

全球變暖會加劇全球經濟不平等。福斯特等人引用有關環境研究組織的研究成果指出，氣候變暖對不同緯度的國家影響不同，“受變暖影響最大的國家可能并不是最應對變暖負責任的國家”[12]，低緯度國家受到溫度上升的影響最大，高緯度國家受到的影響較弱。但是由于社會歷史原因，低緯度國家一般比較貧窮，因此氣候變化的結果之一是它會加劇已經存在的全球不平等，南方國家會首先受到氣候變化的災難性打擊；氣候變化將使一些貧窮國家變得更窮，一些富裕國家則變得更富。

 

氣候變化的其他因素也使南方國家受到比北方國家更大的影響。比如，有一些小島國和地勢低洼、人口密度大的國家，都受到因氣候變暖而導致的海平面上升的威脅等等。

 

 

三、人類世危機生態帝國主義的戰略圖謀

 

面對氣候變化的威脅或人類世危機，帝國主義國家考慮的是如何維持自己的霸權地位包括生態霸權地位，而不是在減少和防止威脅方面做出努力。福斯特等人指出，北方經濟和軍事力量結構在指出地球南方比北部在氣候變化影響方面有更多的脆弱之處的同時，一方面探討這些脆弱之處如何在南方造成新的全球安全問題，另一方面探討如何利用它們來增加帝國主義的支配地位。美國在這一點上最為明顯。只要研究一下對化石燃料和水這兩個領域的自然資源控制權的競爭，就能清楚地看出人類世帝國主義的這種戰略再定位。

 

福斯特等人認為，美國政府在承認氣候變化現實的同時，首先關注的不是如何解決全球變暖問題，而是如何在面臨地球危機的情況下加強美國全球霸權的手段。其設想是全球變暖的初期，美國受到的直接打擊將比世界其他大多數地區要少，這時華盛頓可以在全球混亂和災難日益加劇的情況下，集中利用其全球經濟、政治和軍事力量推進其“全面主導”議程。

 

首先，從帝國主義對化石燃料的控制來看。福斯特等人指出，美國的軍事、帝國和經濟是同美國大的化石燃料公司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這導致它形成了一個新的能源帝國主義戰略。在這個戰略中，美國在控制世界能源方面的顯著地位和最大限度地開采化石燃料的要求被置于今天國家安全目標的核心位置。隨著水力壓裂法革命的成功和美國石油天然氣生產的大幅度增長，奧巴馬政府取消了對美國原油出口的限制，美國已經成為主要石油出口國之一。與此同時，隨著美國對石油依賴的減少，它開始加大對與它對立的石油大國如委內瑞拉、伊朗和俄羅斯的經濟制裁。而特朗普政府則試圖取消對化石燃料行業的限制，這已經導致了美國化石燃料生產和基礎設施的大規模擴張，美國正在成為世界上石油天然氣和化石燃料的主要生產國。

 

福斯特等人列舉了一系列數字表明美國正罔顧其對氣候變化的影響，大舉進行石油和天然氣的生產和管道擴張。自1996年以來，全球石油和天然氣管道擴張已經增長了兩倍，一半以上正在進行的管道擴建項目位于北美。北美預建和在建的石油和天然氣管道擴建計劃目前達到2320億美元（全球超過6000億美元），北美整個石油和天然氣基礎設施擴建超過1萬億（全球超過2.9萬億）。美國的管道熱潮主要是面向出口，因為石油和天然氣開采的擴張遠遠超過了國內消費的需要。僅在美國，這些管道所產生的天然氣產量到2040年每年將增加超過5億噸的二氧化碳，超過2017年的水平。[13]

 

正是在石油和天然氣生產和管道擴張的背后，特朗普政府無視所有對氣候變化的擔憂，確定了新的帝國主義全球能源主導戰略。正如特朗普在2017年6月宣稱的那樣：“我們將占據主導地位。我們將向全世界、全球出口美國能源”，尤其是亞洲。化石燃料行業拯救了美國的“最高統治權”[14]。美國的能源政策不僅要擴大全球石油和天然氣的生產，還要擴大全球煤炭生產。

 

在水力壓裂法革命成功之后，美國政府正在推行一項整體能源主導戰略，其實質可以被視為以地球生態破壞為背景并在全球爭奪化石燃料。美國2017年國家安全戰略文件堅持捍衛美國對化石燃料的“最高統治權”和對化石能源反增長觀點的批評，只字不提全球變暖本身，更沒有說明全球變暖在人類世危機中的首要意義。

 

2017年12月發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文件堅持認為，“能源主導”戰略可以確保美國在全球能源生產和消費的各個方面的中心地位，它以“釋放”其豐富的化石燃料資源為基礎，既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也是反擊不利于美國經濟和能源安全利益集團的反增長能源議程的關鍵。從美國政府的角度來看，美國正在與其競爭對手國家進行爭奪全球霸權的重大斗爭，據稱，它的豐富的化石燃料為這一斗爭提供了至關重要的優勢。福斯特等人指出，美國生產和出口的燃料越多，它在充滿競爭的世界體系中的地位就越高，這正是這種產出最大化為何已成為特朗普總統國家安全政策主要支柱的原因。這種“能源政策的軍事化”的出現與其說是因為忽視了氣候變化或人類世的到來，不如說是基于一種賭博，即化石燃料是增加帝國主義權力的手段，壓倒其他一切考慮，它需要被鎖定，這樣任何替代能源革命都將是不可能的。

 

福斯特等人對此譏諷道，按照美國能源帝國主義的邏輯和行徑，人類該死。具有諷刺意味的是，2019年 5月28日，美國能源署發布新聞稿居然荒唐地把天然氣改名為“自由的氣體”（Freedom Gas），把二氧化碳分子叫作“美國自由的分子”（molecules of U.S.freedom）。

 

其次，從帝國主義對水資源的控制來看。福斯特等人指出，全球變暖對世界各地人民最直接和最深遠的影響之一是全球面臨水資源問題。[15] 連特朗普也認識到“水可能是我們下一代所面臨的最重要問題”。在這些背景下，美國的外交政策分析師們關注“誰來控制水龍頭”的問題，并敦促政府采取更積極的方法來確保美國在水方面的戰略利益，整合政府和私營部門在世界各地的努力，領導對抗中國等競爭對手的侵蝕。他們強調水的中心地位和對關鍵淡水資源的控制，以增強其軟實力和鞏固其地區霸權，特別是在水資源越來越短缺的情況下。這種關切既體現在2012年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所發布的《全球水安全》（Global Water Security）的評估報告中，也體現在特朗普政府發布的2017年《全球水戰略》中。《全球水安全》概述了世界各地河流流域對美國利益構成的特殊風險和機遇。它強調一些國家水問題帶來的威脅“對美國很重要”，它們會阻礙經濟增長和美國的政策目標。該報告還闡述了這些問題給美國帶來的機遇，美國的專業知識和技術可以幫助解決水問題，美國的企業可以向因淡水資源稀缺而不能自給的地區增加農業出口而獲利。報告強調，美國積極參與解決水資源挑戰將提高美國的影響力，并可能阻止其他行為體在損害美國的情況下實現同樣的影響。而《全球水戰略》則強調“以水為契機”的突出主題，指出“水是推進核心民主價值觀的切入點”。參與全球水問題是私營部門的一個盈利機會，也是“鼓勵全球機構和組織推廣符合美國利益的最佳政策和方法的一個途徑”[16] 。水危機被視為通過戰略性對外援助增進美國利益的重要機會。

 

盡管美國政府提出了上述戰略，但美國智庫威爾遜中心的分析家和其他人認為美國政府做得還不夠。他們建議，為了推進水外交（Hydro.diplomacy）這一戰略，總統應該建立一個公私水沖突預防中心來協調行動。他們警告說，如果不全面參與水問題的行動，美國的地位必然下降。如果在這方面聽之任之，“氣候變化對亞洲水資源安全的影響可能會促使中國的鄰國與這個控制水龍頭的國家更緊密地站在一起，而這可能會破壞美國在該地區的存在，推動該地區建立一個有利于中國的多極領導結構”。[17] 他們批評美國國防和安全政策制定者忽視了亞洲水安全的影響。

 

四、人類世危機的出路

 

在充分揭露人類世帝國主義的種種反生態、反人類、反地球行徑的基礎上，福斯特等人旗幟鮮明地提出，“帝國主義代表著世界資本主義制度所固有的全球裂痕，是一種有組織的反對生態革命的反動力量，試圖鎖定化石燃料系統和導致環境最大程度退化和人類剝削的制度。從這個意義上說，21世紀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滅絕階段”[18] 。

 

面對當前迫在眉睫的人類世危機，出路首先是要分析和批判資本主義。福斯特等人認為，“任何不包括帝國主義在內的資本主義批評都不足以應對我們目前的時代危機”，“任何面對人類世危機的現實嘗試都必須從對資本主義的普遍批評開始”。[19] 換言之，解決人類世危機即地球環境危機，首先必須反對資本主義。福斯特指出，資本主義制度把資本積累置于首位，正是這一點構成了今天地球命運轉折點的根源。資本主義是對人類生存的威脅，這一事實使其作為一種社會制度已經過時，因而需要展開一場致力于生態可持續性和實質性平等即社會主義的反資本主義運動。

 

福斯特等人強調，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只是起點，但分析不能簡單地停在那里：它必須直面現實，即現在在世界范圍內運作的普遍壟斷金融資本以及將世界分為中心和邊緣、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的深刻而系統的劃分，氣候變化只會使這一劃分更加惡化。正是在這個更大的帝國主義背景下，資本主義作為21世紀的實際歷史制度而存在，我們必須反對它。

 

在文章最后，福斯特等人運用“物種意識”（Species Consciousness）和“反抗滅絕”（extinction rebellion）這兩個概念，提出了反對晚期帝國主義的主客觀路徑。他們認為，主觀方面的途徑就是人類意識轉向，在對人類作為一個整體的認同并與其他物種平等的基礎上形成“物種意識”。客觀方面的途徑則是反帝國主義革命和生態革命的雙管齊下：“面對當前的存在危機，如果沒有從大量受苦的人類中汲取力量的反帝國主義革命，就絕不會有真正的生態革命。”因此全球生態運動必須是一個把無數滅絕運動[20] 解放出來的被壓迫者團結起來的運動。在文章最后，福斯特等人意味深長、發人深省地指出：“窮人將繼承地球，否則就沒有地球可繼承。”[21]

 

五、簡要評論

 

當前人類世的相關討論已經跨越自然學科，廣泛存在于人文社科領域。人類世的問題意識，進一步激發了廣大人文社科學者對于生態的再思考。福斯特等人的《人類世的帝國主義》一文，正是從人類世的嶄新角度對帝國主義展開再批判的產物。人類世的到來以及人類世的危機都與帝國主義密切相關，解決人類世的危機也只能從反世界帝國主義體系入手，因此其邏輯線索清晰，且頗具鮮明的時代特征。福斯特等人對人類世的帝國主義的批判與反思，秉承傳統馬克思主義一貫的階級分析、批判精神和殖民論述，對于我們深刻認識帝國主義，特別是21世紀帝國主義反生態、反人類、反地球的本質，以及探尋擺脫人類世危機的非資本主義道路具有重要啟示。

 

另一方面，對于地球未來怎么辦的問題，福斯特等人只是寄希望于建立“物種意識”和開展“反抗滅絕運動”這樣缺乏科學理論論證的偶然性方案，他們的政治主張中既缺乏對社會運動實現主體的深入科學分析，也缺乏關于推翻帝國主義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可行路徑的探索，導致其關于解決人類世問題的革命性激進方案只能是一種“希望政治”，徒具理想性。

 

注 釋：

[1]John Bellamy Foster， “Marxism in the Anthropocene：Dialectical Rifts on the Left”，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VOL.6，NO.3，2016，p.393.

[2]John Bellamy Foster，Hannah Holleman and Brett Clark，“Imperi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Monthly Review，July /August，2019，p.70.John Bellamy Foster，Hannah Holleman and Brett Clark，“Imperi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Monthly Review，July /August，2019，p.70.

[3]2009年約翰·羅克斯特倫（Johan Rockstr.m）等一批科學家通過量化方法確定了地球的承載能力，即地球9個界限，在這個界限內，人類能夠以可持續的方式發展經濟。它們包括：氣候變化、海洋酸化、海洋氮磷超載、淡水資源、土地利用變化、生物多樣性喪失、化學污染、懸浮顆粒濃度、臭氧消耗等。

[4]John Bellamy Foster，Hannah Holleman and Brett Clark，“Imperi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Monthly Review，July /August，2019，p.71.

[5]John Bellamy Foster，“Late Imperialism：Fifty Years After Harry Magdoff.s The Age of Imperialism”，Monthly Review，July /August 2019（Volume 71，Number 3）.

[6]“晚期帝國主義”是福斯特在《每月評論》2019年第3期發表的《晚期帝國主義》一文中提出的一個概念。他認為，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講的帝國主義是壟斷資本主義在民族國家的發展階段，而晚期帝國主義則是指現在的跨國壟斷資本主義在全球的發展階段，而且晚期帝國主義代表了資本主義世界秩序的歷史終結。

[7]“物質足跡”（Material Footprints）是為滿足一個經濟體最終需求所使用的采掘原材料的總量，是對原材料自然資源進行全球分配的度量，是評估資源消耗和環境壓力的綜合指標。

[8]John Bellamy Foster，Hannah Holleman and Brett Clark，“Imperi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Monthly Review，July /August，2019，p.73.

[9]John Bellamy Foster，Hannah Holleman and Brett Clark，“Imperi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Monthly Review，July /August，2019，p.74.

[10]John Bellamy Foster，Hannah Holleman and Brett Clark，“Imperi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Monthly Review，July /August，2019，p.74.

[11]ppm，大氣濃度單位parts per million的縮寫，意思是“每百萬分中的一部分”，即表示百萬分之幾，或稱百萬分率。

[12]John Bellamy Foster，Hannah Holleman and Brett Clark，“Imperi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Monthly Review，July /August，2019，p.75.

[13]John Bellamy Foster，Hannah Holleman and Brett Clark，“Imperi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Monthly Review，July /August，2019，p.80.

[14]John Bellamy Foster，Hannah Holleman and Brett Clark，“Imperi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Monthly Review，July /August，2019，p.80.（Sovereignty）

[15]John Bellamy Foster，Hannah Holleman and Brett Clark，“Imperi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Monthly Review，July /August，2019，p.82.

[16]John Bellamy Foster，Hanah Holleman and Brett Clark，“Imperi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Monthly Review，July /August，2019，p.84.

[17]John Bellamy Foster，Hannah Holleman and Brett Clark，“Imperi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Monthly Review，July /August，2019，p.84.

[18]John Bellamy Foster，Hannah Holleman and Brett Clark，“Imperi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Monthly Review，July /August，2019，p.85.

[19]John Bellamy Foster，Hannah Holleman and Brett Clark，“Imperi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Monthly Review，July /August，2019，p.85.

[20]“反抗滅絕”是英國的一個草根環保團體，自2018年成立以來一直進行以進監獄為標準的激進抗議活動，他們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引發政府的關注和行動。

[21]John Bellamy Foster，Hannah Holleman and Brett Clark，“Imperi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Monthly Review，July /August，2019，p.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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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南陽師范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副教授；來源：“察網智庫”微信公號，本文原載于《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1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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