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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升：為什么說資本主義背景下，議會制度無法解決社會根本矛盾

點擊：  作者：王升    來源：察網  發布時間:2019-11-28 12:59:19

 

     試想這么一個狀態：

一個人掌握了分配蘋果的權力，他負責制定計劃，將一批蘋果分配給包括自己在內的一群人。

如果他只有制定分配計劃的權力，而沒有保護這個計劃的武力（比如他打架打不過其他人），那么很顯然，武力強大的人會奪走他的權力；

而如果他有制定分配計劃的權力的同時，也有保護這個計劃的武力（比如他打架特別厲害，或者有打架厲害的人幫他），那么他很有可能濫用自己的權力，用自己的武力結合自己的分配權利，在分配中將蘋果大部分據為己有，于是，這引起了多數人的不滿，大家群起而攻之，最終，這個人被推翻；

通過第二次實踐，大家普遍意識到：分配不均，是矛盾的根源。

由于分配者會有私心，大家決定不要分配者，大家自取。自取的過程中，有的人企圖多吃多占，于是發生了激烈的爭執，經過多次嚴重危機，最終大家意識到，還是需要分配者。

但是，大家還記得之前制定分配計劃時，擁有分配權力的人可能濫用自己的權利，于是大家決定成立一個組織，專門負責制定分配計劃，同時成立一個組織，專門以武力保護這個組織，和由它制定的分配秩序，既然矛盾的根源是分配不均，這就需要大家的意見都能得到反映，但是所有人都上來“反映”一下，那顯然是不現實的——因為時間和空間都不允許，所以，就需要大家以群體為單位，選出代表自己利益的人，由這些人組建一個機構，行使分配權，保證每個人能分到足夠的蘋果。

這些是不是很眼熟？

第一種，只有分配權力，卻沒有武力保護，就是“弱主”的情況；

第二種，有分配權力、還有武力保護，就是“獨裁者”的情況；

第三種，沒有分配者，大家自行其是，這就是“無政府”的情況；

第四種，成立一個組織，負責制定分配計劃，就是“議會制”。

理論上來說，第四種確實相比于前三種，好處是顯而易見的，說是最優秀的也不為過，因為它很好地防止了“分配權濫用”問題，通過代議，盡量在最大限度上反映多數人的意愿，并在多數人的監督下進行分配，這就有效解決的“分配不均”這個根本矛盾，至少看起來如此。

但這并不代表第四種沒有問題，尤其是當第四種情況與“資本主義社會”結合起來之時，幾乎注定就會失靈。

這就要先談談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性質，并由此延伸到其政治性質。

一.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性質理解

要概括資本主義社會，簡單的來說，就是：經濟上，資本主義社會是圍繞著占有資本的資本家和勞動力圍繞著雇傭關系（實則間接的人身依附）所建立起來的社會；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家靠著自己的資本獲得利益，獲得的利益除了少部分自己享用，多數投入再生產和資本擴大，而勞動者則以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為生。

再宏觀一點的角度，資本家和勞動者都可以忽略，勞動力和資本一樣，都可以視為“生產要素”，如果這么看，資本主義制度下一直在進行的，就是生產要素的吸收和資本的擴張，其他的事都是圍繞這兩件活動。

而資本主義是以“私有制”作為基礎的，因此，資本也是私有的，而這種私有的資本，其賺取的利潤，自然而然也就是屬于其占有者的，而相比于勞動力，資本往往是更為稀缺的，這就讓資本所有者自然而然成為攫取利益時的“大頭”。

在這種條件下，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家由于占有了經濟增量中的大頭，發展紅利就奔被他們占據，他們財力和物力于是越來越雄厚。

也就是說，最終形成的是這樣的狀態。

 

圖中可以看出，大部分發展紅利流向了占社會少數的資本家；而占社會多數的勞動者，卻只能分享少數發展紅利。

而確切地來說，勞動者實際上得到的是資本家分配給他們的收入，也就是說，資本家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經濟利益的分配者。

前文提及，社會矛盾的根源在于分配不均，這就使得資本主義社會天然存在社會矛盾的根基。

為了克服這個問題，有人就會開始思考在分配制度上做努力。

二.資本主義社會克服分配不均的努力

前文提及，為了解決分配不均的問題，社會成立了議會，以代議制來對抗分配者資本家利用分配權力造成分配不均的問題。

資本主義社會也不例外，現今大部分資本主義社會都有自己的議會或者具有議會性質的機關，其目的就是用代議制來對抗分配權力濫用等問題。

但其實早在18-19世紀，各資本主義國家就陸續建立自己的議會的初衷，原本是封建社會后期資產階級為了對抗封建貴族與教會對政治的壟斷，以議會參政的形式取得自己的政治發言權，并最終實現自己對政治的主導，基本上所有封建國家向資本主義國家過渡的過程中都建立了議會，因為基本上所有的資產階級最終都是以議會政治最終確立自己的地位。

這就讓資本主義議會制甫一建立，就具有了“資產階級”的階級色彩。

當然，資本主義議會制度的建立者們，有的人還是能看到其背后的問題，那就是其階級色彩會讓它與社會的普通人天然存在隔閡，難以在這群人中真正意義上確立精神上的合法性，所以一部分有遠見的人會設法通過制度建設實現利益的再分配，來拉攏底層人。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普魯士“鐵血宰相”馮·俾斯麥施壓議會，通過一個大型的保險、福利法案，保證底層人的利益，以維持德意志帝國的穩定。

十月革命的發生和一戰對老牌列強的破壞，引發了世界范圍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各帝國主義國家一面加緊鎮壓國內的社會主義浪潮，一面大規模推行穩定底層人福利的法案；后來的1929-1933年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等事件，則進一步讓這些資本主義國家以制度形式保護底層勞動者的利益。

可以說現在在西方國家，勞動者的經濟地位，相比于100多年前，已經高了很多（大家可以看看狄更斯的小說，可以了解19世紀后半期英國等資本主義國家的底層勞動者生存境遇）。

但是這些努力并不能解決根本矛盾。

根本矛盾在于，分配不均仍舊存在，作為分配者的資本家對于勞動者的幾次讓步，都是迫不得已而為之的權宜之計，資本家絕不可能主動向勞動者讓利，更不可能主動放棄自己在分配中的主導地位。

也許資本家的確會向勞動者讓渡部分利益，但是如果說把自己在分配中的主導地位給讓渡出去，那是資本家絕不能接受的。

不僅資本家精神上不允許自己在分配中的主導地位流失，資本主義政治制度也決不允許這種情況發生。

三.資本主義議會制對資本家的傾斜

首先，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家占有經濟、分配主導權，這種經濟主導權，很容易就能轉化為政治主導權，只要愿意，資本家有無數種辦法操控選舉和任命，利用自己的財力和影響力把自己的代言人，而不是老百姓的代言人推到議會中和執政者的席位上，這樣，某種意義上就能讓議會和執政者變成資本家們的“橡皮圖章”，而如果資本家們基于相同利益組建資本集團，就能進一步加強對議會和執政者的控制，這也是在西方國家非常常見的“財團—政黨”模式。

當資本家控制了政府，他們就可以按自己的意愿通過法令，這些法令和其配套的制度，就成為整個社會“利益分配制度體系”，從而以政治和法律的形式將資本家對利益分配的主導權正式確立，而這些又有國家機器“保駕護航”。

也許你會說：“普選制”和“民主投票”可以保證底層人對政治具有控制權，政客還是要看老百姓的臉色，就像韓國、美國一樣。

圖樣！在資本主義國家，他們最擅長的就是把政客推出去當資本家的替死鬼，這一點，韓國等國家玩的賊溜，他們有各種方法把民意玩弄于手心，例如操控媒體造勢、帶節奏，控制檢察機關調查取證方向等等，而只要民意稍有不滿，他們完全可以把政客抬出去做箭靶，資本家最希望做的事情，就是做政治中的幕后操控者：誰也不知道他們，可是誰都受他們擺布。所以大家會發現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客換了一茬又一茬，可是經濟政策卻永遠是“換湯不換藥”，最后不論老百姓多少次用選票把政客趕走，他們的生活狀態都沒有絲毫改善。

因此，在資本主義背景下，議會對資本家的制衡其實極其有限。

但是一些人不這么看。

可以說，至今還有一些人天真地認為資本主義的確存在不平等，但這種不平等能通過資本主義民主政治和議會制度調和。

這種人，經常以“超階級”自居，認為階級斗爭可以通過“階級妥協”實現“和解”，殊不知，在資本主義“剝削”存在的背景下，“妥協”所最需要的前提條件——“互信”是不存在的，雙方壓根就不認為對方會是能團結的對象，也不認為自己的讓步會換來對方的信任，更不會認為對方會因為自己的讓步而讓步，因此，資本主義社會，不同的階級間不存在徹底和解、妥協的可能。

既然資本主義制度下，不同階級不可能徹底妥協、和解，那么控制政治的資本家就更不可能會通過改變分配方式來實現社會矛盾的化解，況且，對于資本家而言，他們以法律形式控制了分配方式，憑什么和無產階級分享自己的既得利益？

所以，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社會矛盾的根源——分配不均，不可能被解決，不論以什么方式，議會政治還是民主選舉乃至普選，都不可能，畢竟這些也不過是資產階級寫好的劇本，作為劇本的作者，資本家也當然是正義的——就像好萊塢大片中主角不死是一個道理。

這，就是資本主義不能克服的弊病。

四.一場資本主義的總體性危機正在形成

如今的世界局勢，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雖然存在一些社會矛盾，但是主體運行還算平穩，英國沒有因為脫歐而崩潰、德國沒有因為移民作亂而陷入分裂、法國雖然有“黃背心”，但還不至于國家空轉、美國忙著黨爭和政爭，卻也還算平穩地運行著經濟，各資本主義國家都從08年那次恐怖的金融海嘯中平復過來。

但長期而言，資本主義國家難道就萬事大吉了嗎？

答案是否定的。

資本主義的未來，并不決定于那些資本主義國家的領導者精明與否，或者改革者是否足夠有眼光，這些都只能延緩資本主義的總體性危機到來的速度，不能改變其未來的趨勢，資本主義的未來趨勢，還是決定于其內部環境：其內部是否存在無法克服的矛盾？

目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無一例外都出現了一個大的趨勢，那就是金融業越來越畸形膨脹以及伴隨制造業的產業空心化，其中以法國、美國等國尤其明顯，這實際上是資本主義剝削的方式正在升級：從過去的單純以制造業剝削勞動者，變成以金融信貸剝削整個社會，而相比于前者，后者的剝削更隱蔽，但是結果更殘忍、程度更嚴重，范圍也更廣。

當大家都想著金融業可以牟利、賺快錢時，就不會有人耐下心來發展實業，而金融業的畸形膨脹，又會導致整個社會的財富被其吸收，金融業的操控者則通過私有化的央行，真正實現了過去19世紀資本家所不敢想的事情——操控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決定財富的流向。

就像羅斯柴爾德家族創始人梅耶·羅斯柴爾德說的：

【“只要我能控制一個國家的貨幣發行，我不在乎這個國家是誰在制定法律”。】

當金融資本家操控了國家的貨幣，他們還在意這個社會的法律嗎？笑話！爺現在就是這個國家貨幣的皇帝，爺要誰有錢，誰就比和珅還富可敵國；爺要誰貧窮，誰就比只螞蟻還一貧如洗！

這種狀態下，一個國家的經濟運行都被金融資本家把持的狀態（比如美國和法國，央行就是私有的，被金融資本家壟斷），他們可以決定這個國家誰富誰窮，試問，這種狀態，金融資本家還有改革的意愿嗎？當然沒有。

金融資本家為了自己的利益，不可能讓普通人富起來，社會的財富只會越來越集中于把持貨幣發行的那些銀行、信貸大佬，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中，底層人和金融信貸精英，存在一個不可調和的利益矛盾。而這種不可調和的利益矛盾最終會變成社會分裂和崩潰的隱患。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底層人可以不斷用選票更換領導人，卻不能用選票迫使金融信貸業讓步；同時，金融信貸業的精英，為了防止底層人作亂，會大量用毒品、娛樂業等“奶頭樂”麻痹底層人的反抗意識（而且現在已經在這么做了），雖然“民主”選票的確讓老百姓暫時產生了“當家做主”的錯覺，而“奶頭樂”則暫時引開了老百姓的注意力，但這兩個最終都不能化解金融信貸業畸形膨脹后社會精英和底層人的分裂問題，只是讓這種分裂顯得不那么尖銳，就像墻上出現了裂縫，用水泥和油漆可以在表面上掩蓋，卻不能填補墻內的裂縫。

如果社會經濟運行正常，這一切還不會很顯眼，而一旦未來某個時刻，經濟運行出現危機，屆時底層人遲早要站起來質疑金融信貸業精英，當他們意識到自己的利益和這些精英的利益存在本質沖突，反抗就要到來。

而當前的資本主義世界，尤其以美國、法國為例，金融信貸已經膨脹到了政客絕對沒有辦法對抗、而行業本身也絕對不會改革、讓利的程度，其對社會的滲透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對社會的剝削已經沁入骨髓，這種和底層人的矛盾，正在伴隨著貧富分化，逐漸體現為社會撕裂和對立，也許“奶頭樂”可以暫時引開注意力，卻不能讓人吃飽飯、睡好覺，社會大眾生存的壓力最終會把整個資本主義社會推向危機邊緣，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其實，這也是資本主義的宿命，畢竟，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本就如此。

蘇聯的解體，不是歷史的終結，恰恰相反，正是資本在絕望反撲過程中暫時獲得的成果，馬克思如果在天有靈，肯定會哂笑不已：資本主義吞掉了蘇聯尸體，卻加速了自己的潰爛，它以為有形的蘇聯瓦解了，資本就勝利了，殊不知，沒有了蘇聯，無形的共產主義幽靈還會在歐洲、在西方繼續游蕩，直到有一天再次降臨人間。

而那時候，就是資本主義真正的末日。

不信走著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