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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今朝薩米：西方發展經濟學的三大范式比較

點擊：5992 作者：王今朝薩米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19-11-28 12:36:36

【作者簡介】王今朝（1972- ），經濟學博士，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主要從事經濟學基礎理論、經濟學方法論和經濟發展模式研究。學術成果豐碩，曾獲2014年度劉詩白經濟學獎。

【摘要】從科學哲學的角度看，經濟發展理論不只是發展的思路，而主要是發展的范式。西方發展經濟學存在結構主義、新古典主義、馬克思主義三大范式。這三大范式在概念、假設、方法論、解釋、制度和政策建議、預測上存在著根本的差別，從而具有科學性上的根本差異。西方馬克思主義發展經濟學范式的科學性是最高的。這意味著無論是西方的結構主義和新古典主義，都不足以成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指導理論。

西方發展經濟學被普遍理解為至少具有結構主義、新古典主義兩大方法（approaches）。【1】結構主義興起于20世紀40年代末，而新古典主義在20世紀60年代興起，逐漸替代了前者，在西方發展經濟學中的統治甚至延續到了21世紀。然而，結構主義、新古典主義不僅是方法，而且是范式。在西方發展經濟學中，作為范式的新古典主義比結構主義更徹底、更極端地排斥了作為更科學的馬克思主義范式，它的興起不是進步，而是倒退。本文基于中國經濟發展道路重構發展經濟學的努力不得不對這三種范式加以詳細的對比。

一、范式和范式變遷

本文對范式一詞的使用嚴格限于經濟學領域，盡管部分表述依然可以適用于人文社會科學甚至自然科學領域。由于在經濟學中很少嚴格地定義和分析范式，所以，我們這里需要在這方面做一工作。

1. 范式：定義和構成

范式，也稱研究框架、研究綱領（research programme），由一組基于一系列證據所形成的概念、假設、方法、解釋、制度和政策設計、預測所構成，以達到某種目的。[1]10 一旦一個范式得以確立，也就確立了這個范式的研究議程，可用的證據和方法以及衡量范式真假的標準。

與自然科學范式一樣，經濟學范式總是從少數人對于某個重要或宣稱重要的問題的解析發起的，它先以論文、報告、講演的形式出現，而后逐漸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吸引”更多人的參與，進而專著、教科書出現了，再進而，它進入到課堂講授了，從而“吸引”更多年輕的正在尋找方向和前途的人進入和遵從（commitment）。這樣，一個具有較大影響、普遍影響甚至可能被稱為主流范式的范式就建立起來了。遵從某一范式的人就形成一個學術共同體。這個共同體對遵從其它任何范式的人一般都會有排斥性、批判性，這就使得不同范式之間的斗爭與宗教的斗爭有類似之處。【2】

任何一個經濟學范式都是由定義中的六個元素構成的，不同范式的差異表現在構成它的六大元素的不同上。

（1）概念和話語體系。任何一個范式都離不開概念來反映事物、過程和結果。范式是用概念做炮彈來解決問題的。所有概念（包括術語和內涵）在一個范式下的組合構成這個范式的話語體系。任何反映事物、過程的概念都是事物和過程的映射。這種映射的合理性程度決定了概念和話語體系的合理性程度。經濟學所要解決的問題是決定為誰扛槍為誰打仗，是有階級性的。首先，概念用詞有褒貶、顯隱之分（比如，理性概念隱藏了不同人的理性的差別，突出表現了資本家的理性【3】），在褒貶顯隱中，一個范式的創立動機也就又不問可知了。其次，任何概念所映射的本體都有動機，有行為，有功能，在關于動機、行為、功能的一言一語之中，誰（哪個階級）可用，誰可靠，誰可獲益，就隱藏其中了，而具有規范含義的理論就形成了。第三，行為、動作有結果，功能有效果，通過選擇結果、效果的衡量標準、檢驗尺度，一個假范式可以自證科學，一個真范式也可以劃清與假范式的界限。不同范式的概念和話語體系不同是因為它們所關注的問題不同、目的不同。正是因為有不同的概念和話語體系，才能達到不同的目的。

（2）假設。一個經濟學范式的話語體系總是一個或開放或封閉的經濟系統、經濟模型，從數學上看，就是一組或確定或帶有隨機性的由經濟、社會、文化、政治變量所構成的函數。無論構造怎樣的系統，總是要做出或明顯或隱性的多個假設，在這些假設下建立這些假設所塑造的系統、模型（與真實世界可能不同，甚至有很大不同）的運行規律。假設以及它們所塑造的系統、模型與范式要解釋的現實世界的逼近程度對范式的可應用性和科學性具有重大影響。一個范式的解釋、預測實際上是由它的假設所劃定的。當一個被范式假設為不變的事物的作用上升而成為研究對象時，或者重要的假設（被證明是）太過虛假時，原來的范式就失去甚至喪失價值了。

（3）方法和方法論。任何一種經濟學都需要處理許多問題，因此都需要使用抽象-具體、分析-綜合、歸納-演繹、實證-規范、文字-數理、比較、分類等基本方法。這些方法的集合構成方法論。每個范式都有自己的方法論。一個范式的首倡者或始作俑者因更為青睞某種或某些方法，從而使得該范式以某幾種方法（形成方法論）為特征。不同人處理同一問題所使用的方法可能不同，不同方法處理同一問題的功效也可能不同。

（4）解釋。范式的最重要功能之一是解釋。任何經濟學范式的提出者都是在一定的社會制度下生存、工作的，因此，他們所提出的范式必然是肯定或否定地解釋現有社會制度。越重要的范式越要解釋社會制度的最基本方面。經濟學是關于重大經濟利益關系的科學，不同人由于所處的階級地位不同，也就有不同的解釋，給予不同的階級、階層和集團以不同的角色、功能、責任，因此，也就形成不同的命題，盡管部分局部命題可以重合、重復，但最終表現為不同的范式。

（5）制度和政策設計。任何經濟學范式都是基于制度、政策的。沒有脫離制度、政策的范式。不同范式的制度、政策意蘊不同，不同范式下的政策制定機制不同，不同范式下所制定出來的政策也必然不同，所形成的政策體系也不同，所維護的制度基礎也不同。【4】現代社會普遍存在兩大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因此，任何經濟學范式的制度和政策設計都無法脫離階級利益。有一些制度和政策設計看似是普適的，但更加仔細的分析可以揭示出這些制度和政策設計的階級屬性。

（6）預測。任何一種社會制度都是一種重復博弈，其經濟基礎的鞏固和加強都需要經濟學范式來協調行動。預測是用來指揮、協調行動的。不同范式的解釋不同，由解釋所凝結成的命題不同，預測也不同，指示的行動方向也不同！肯定預測肯定了某個階級、階層、集團的某種行動，而否定預測則否定了某個階級、階層、集團的某種行動。對某個階級、階層、集團的某種行動的肯定對其他階級、階層、集團的某種行動一般意味著否定，反之亦然。當然，每個范式都對于自身的未來有一個預測。

從以上范式構成分析可以看出，范式具有規范性。也因此，一個范式對其它與之對立的范式具有排斥性。它既然規定了所使用的概念、假設、方法，就必然排斥與它有沖突的其它假設、概念和方法，也就必然排斥與它的解釋、預測和政策含義有沖突的其它范式的解釋、預測和政策含義了。特別是，在一個范式中，其假設、解釋、預測、制度和政策設計往往并不能截然分開，這使得一個范式往往成為六大要素所構成的有機整體。而這六大要素的整體性更使得不同范式的對抗尤其激烈。

2. 范式斗爭和范式變遷

由于范式的規范性，特別是因為范式既可能為真，也可能為假，所以，經濟學的歷史就是范式斗爭的歷史。即使在今天，經濟學中片面地、靜止地、割裂地、扭曲地、錯誤地使用證據也屢見不鮮。在經濟學的歷史中，用一種更假的范式替代一種假的范式是可能的，用一種假范式替代一種真范式也不是不可能。用真范式替代假范式需要做大量批判，用更假的范式替代假范式和用假范式替代真范式也需要批判，而且這種不可能為真的批判可能因為受眾缺乏思維能力而被接受。20世紀90年代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被邊緣化表明，經濟學領域的假意識范式可能在真范式出現后依然存在，甚至比真范式更被人接受或為更多人所接受！

范式斗爭的歷史就是真假范式爭奪主流地位的歷史。在范式的對抗的過程中所形成的被普遍接受的范式就成為主流范式，但主流范式不一定是真范式。用馬克思主義可以很容易理解主流范式可能為假范式的事實。統治集團會根據其偏好、經驗通過各種途徑（如文學、影視、論文、專著、會議等，涉及到的人則包括記者、編輯、學者、官員、教師等）來塑造這種范式的合法性。在暴風驟雨的革命之中，革命意識會逐漸成為主流范式。各種各樣的會議（政治的、學術的）會發起各種討論，記者、編輯會寫作，并通過電視、廣播、網絡、聊天向成人散布、傳播關于主流范式的必要的信息。教育工作者也通過教育向未成年的學生傳播主流范式。假范式也是如此。當然，假范式需要向社會大眾提供一種直觀的、感性上為真的議程才可能建立。從發展經濟學看，發展看來是可欲的，但如果“發展……（已變成）大國進行國際統治的一種替代‘文明’的思想產物”，[2]99 這樣的發展經濟學就是假范式了。

從范式斗爭可以馬上推論出范式變遷（paradigm shift）的概念。它是指從一個范式到另一個范式的轉化，不涉及范式的真理性。在經濟思想史上，范式變遷是一個常態。從古典經濟學到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是一次范式變遷，從馬克思主義到修正主義是一次范式變遷，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到新古典經濟學也是一次范式變遷。反之也是。從邏輯上看，范式變化常常是依靠改變假設來實現發展的。在廣泛復制、傳播、復制之中，當原來合法、合理的證據不再或似乎不再合法、合理，使得原來的部分或全部假設被拋棄后，范式變遷就發生了。在經濟學領域，范式的變遷就是在幾種范式中變來變去，只不過有時飾以新的詞匯而已。【5】

如果經濟學范式變遷代表科學的真正進步，就稱其為范式革命。在錯誤范式的內部，必然產生反叛者。利益分配不均、思維能力分布不等、關鍵性反例的積累使得一個范式的內部產生能夠看出當前范式以外和范式背后東西的反叛者。如果當前范式以外和背后的東西確實重要，他們就有希望發展出新的范式，而不是處于范式無能（paradigm paralysis）的狀態。范式革命不僅需要批判的勇氣和能力，還需要構建的能力，以解釋更多或更重要的事實、對同一事實給出更好的解釋。識別問題并對問題根據重要性排序，是建立新范式的前提。這并不困難。比如，尋找范式背后的東西只需要找原因的原因，尋找范式以外的東西只需要在多因一果中尋找出真正的原因。根據這一原理，基于中國經驗的發展經濟學范式的存在性是不能被排除的。

馬克思的主觀與客觀一致性的無限性原理為范式革命提供了一種在許多情況下都非常正確的解釋。一個科學的范式在出現的時候總是被少數人所掌握的，這些人（如井岡山時期的毛澤東）的主觀比較接近于客觀。當這種被少數人掌握的比較接近于客觀的主觀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后，范式革命就發生了。當然，范式革命可能與社會革命相伴隨，并支撐社會革命。反過來，社會革命越徹底，范式革命也影響越大。馬克思主義范式在世界產生了巨大影響，是與它對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的指導分不開的。

經濟學范式變遷與經濟學之外的范式變遷也可以聯系起來。孔子作《春秋》建立了一種社會道德范式。《史記》說：“幽厲之后，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6】然而，中國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代表著現代中國對孔子道德范式的否定。【7】這說明，孔子的儒家范式有其鞭長莫及之處。實際上，當中國被列強入侵、欺凌后，孔子的以“禮”為核心的儒家范式就成為阻礙革命的力量。儒家范式如果不經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就不可能使中國社會進步。從這個意義上看，孔子作《春秋》是對的，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也是對的，而在革命成功后，部分恢復儒家的地位也是無可非議的。此一時彼一時而已。至于怎樣恢復和恢復到何種程度是另一個問題。

二、西方發展經濟學中的結構主義、新古典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范式

在以上范式理論總論基礎上，我們可以考察西方發展經濟學中結構主義、新古典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這三種主要范式了。限于篇幅，本文在試圖盡可能全面的概括之外，有時也采用樣本分析方法。這種樣本分析也足以展示三種范式之間的對立了。本文對這三大范式（特別是其中的新古典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比較主要基于經濟發展的視角來展開，但也涉及它們作為一般經濟學自身的特點以及它們之間的比較。經過近70年的發展，中國已經擁有了長期的、系統的發展經驗和教訓，在此基礎上對于不同范式進行資料搜集、思考、分析和錘煉已經水到渠成了。

1. 結構主義范式

結構主義范式是一批受新古典主義范式訓練而反抗新古典主義范式的西方學者建立的，因較為實事求是，它與馬克思主義范式具有親緣關系。結構主義范式試圖基于經濟落后國家的結構性特征，對經濟落后的原因進行解釋（如貧困惡性循環理論、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論、二元經濟模型），對經濟發展的政策提出藥方（如大推進理論、最小臨界努力理論、進口替代理論、兩缺口模型）。結構主義范式興起于20世紀40年代，并在60年代開始式微。

（1）結構主義的概念和話語體系

結構主義范式的核心概念包括基本人類需要、生活改善、貧窮、不平等、市場不完善、低供給彈性、工業化、計劃化、二元經濟、人口流動、依附、中心、外圍、資本形成、聯系效應、回波效應、不可分性、互補性、剩余、儲蓄、進口替代、外部性等。這些概念無疑有結構主義的鮮明的特色，但結構主義者的一些概念受到了新古典經濟理論的影響。儲蓄率是宏觀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變量。而奴役和依附分別是哈耶克和普雷維什等人的概念。當把生活需求、自尊和自由作為一個目標時，結構主義的概念就與新古典主義的概念有重合之處了，也與民粹主義有重合之處了。

結構主義的上述概念有的被用來界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社會特征，有的被用來給出政策建議，有的是用來解釋原因和機制。它的話語體系就這樣由這些概念構成了。這些概念及其所構成的話語體系看起來頗有道理，然而，它低估了發展的難度，錯置了經濟發展的目標，用偏了發展手段，因而也難以達到充分的發展。比如，有的結構主義者把改善人民的生活作為自己所要解決的問題，認為發達國家的典型家庭的生活盡管意味著巨大的壓力，但也是值得向往的。[3]3 改善生活、增加GDP是值得向往，但把它作為發展目標就錯誤了。有的結構主義者還把提高識字率、預期壽命和衛生狀況作為發展目標。這種觀點當然并不必然是對的。中國在經濟較為落后的條件下通過愛國衛生運動、赤腳醫生和發展教育等實踐在很短時間內極大地改善了中國人的衛生、健康預期壽命和識字率等狀況，絕望在絕大多數人民心頭一掃而光。老舍的《龍須溝》就是對中國衛生狀況改善所做出的反映。而中國小學教育的狀況可從圖1. 1所反映出的紀律性和探索性得窺一斑。不同的結構主義者所強調的概念可能不同，具有不同的科學性，但總體而言，說它低估了發展的難度，錯置了經濟發展的目標，用偏了發展手段，難以達到充分的發展是公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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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1：秋山亮二（Akiyama Ryōji）眼中的1980年代的中國小朋友【8】

（2）結構主義的假設

結構主義者的分析似乎很客觀，似乎沒有明確的假設，更沒有理性人假設、完全競爭假設、信息完全假設。但結構主義分析隱含了一個極強假設：它認為只要建立起資本主義制度，經濟自然就發展了。結構主義范式非常強調經濟落后國家生產力低、生產率低、人口多、失業多、嚴重依賴農產品和初級產品、有的資源貧乏、在國際關系中處于依附地位、[3]36 思維能力低下等。結構主義者僅試圖從經濟落后國家的內外部結構特征（經濟、文化和政治條件）來理解不發達的原因和給出發展政策。他們認為，商品和資源市場不存在，非均衡狀況普遍存在。[3]6 它們都是基于實證主義的歸納，似乎不能算錯。

比一般結構主義更進一步的是，20世紀50年代產生于拉美和印度的依附學派的結構主義認識到經濟落后國家實現經濟發展的不利的國際條件，因而主張實施進口替代戰略。但它依然是在資本主義的框架下進行分析，相當于假設經濟落后國家的資本主義制度可以打破發達國家資本主義對其的經濟封鎖和經濟圍剿。這對于中國顯然是錯誤的。歷史表明，除了日本等少數幾個對美國有用從而與美國關系密切的國家以及資源型國家以外，沒有一個國家依靠資本主義實現了經濟的長足發展。20世紀90年代，依附美國、得益于美國的日本、東南亞四小龍的增長趨勢被美國用制造危機的辦法扼殺了。70年代，拉美等國試圖通過引進外資來實現發展，結果遭遇了80年代的巨大的債務危機。拉美國家現在被認為處于了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無論一般結構主義還是依附學派的結構主義都是見物不見人，沒有階級分析，從而既沒有找到真正的癥結所在（落后國家剝削階級和帝國主義的腐朽性），也不可能提出科學的經濟發展方案。如果不推翻剝削階級的統治，不動搖經濟落后國家的這個最大的結構，怎么可能取得真正的發展呢？這也顯示，結構主義范式并沒有抓住真正的結構。可以說，結構主義最大的假設就是假設資本主義可以實現發展。西方發達國家可以通過資本主義實現發展，但落后國家就難以通過資本主義實現發展了。而西方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也面臨重重危機了。[4]

（3）結構主義的方法和方法論

結構主義認為，新古典經濟學的方法不適用于發展中國家，因此，結構主義者強調社會結構、國民觀念和國家制度變動的重要性。[3]9 雖然結構主義者強調社會結構、國民觀念、國家制度要變動，但對于究竟怎樣變，變到哪里，都沒有具體的說明，更沒有正確的說明，這是結構主義范式的致命缺陷。特別是，結構主義者在正確地否定了新古典經濟學方法論的同時，錯誤地認為只能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框架下討論經濟發展戰略，這相當于主張資本主義制度是實現經濟發展的唯一方法。對中國而言，這是一個極端的方法論。因為歷史已經否定了中國走資本主義的可行性。劉易斯（A. Lewis）關于“只要一個資本主義的部門出現了，它的變大就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一國窮不是因為一國窮，而是因為一個國家的資本主義部門小”的觀點顯示出他的理論的方法論本質。[5] 這個方法論對于劉易斯母國牙買加等小國似乎適合，但也并非必然，因為古巴在1959年選擇了社會主義，其它還有朝鮮、越南等國。劉易斯等結構主義者顯然低估了經濟發展的難度。當然，如果劉易斯等人清楚地意識到，他們的理論最多只適用于資本主義小國，那么，結構主義方法論的局限也就非常清楚了。

（4）結構主義的解釋

結構主義者的解釋有兩種。一種是對經濟落后國家經濟落后原因的解釋，一種是對其經濟發展戰略的解釋。任何對原因的探求都不是簡單的。結構主義研究實際上只是探討造成經濟落后國家經濟落后的條件性、表面性因素，而不是探討原因性、根本性因素，但它們把對條件性、表面性因素的探討理解為或說成是對原因性、根本性因素的探討，結果，這種研究不是推進了發展經濟學，而是阻礙了發展經濟學。這種解釋最突出地體現在“一國窮是因為它窮”的理論上。[6] 這種關于貧困的惡性循環的循環因果理論實際上只是指出了貧窮的條件性、表面性因素，而不是原因性、根本性因素。因為如果這個命題成立，窮國就不可能變富了。其它如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論、兩缺口理論也都是如此。[7]

關于經濟發展戰略，結構主義者認為，由于發展中國家市場缺失，必須采用國家推動的方式實現發展；由于投資的不可分性和投入-產出的聯系效應，必須采取有計劃的大規模投資的辦法；由于國際貿易條件的不利，必須采取進口替代的工業化方法，而不能廣泛地參與到國際貿易中去。由此，結構主義提出了一種對于經濟發展戰略的不同（于新古典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解釋。從這些與眾不同的在國家范圍內的發展戰略的設計和實施看，結構主義的解釋是宏大的。然而，由于結構主義者一般都假設了資本主義的框架，所以，他們的這些經濟發展戰略近似于主張重走西方發展道路。很顯然，結構主義者也沒有考察如中國這樣的國家的革命經驗。比如，結構主義者沒有強調土地革命的重要性，沒有強調農業集體化的重要性，沒有強調沒收帝國主義資本的重要性，沒有強調限制私人資本的重要性，沒有強調發展公有制經濟的重要性，沒有強調如中國這樣的國家應該對哪類國家開放，也沒有強調建立怎樣的一個國家政權。結果，結構主義者雖然闡明了一些經濟結構關系，【9】但由于排除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可能性，就既無法解釋大國發展，又解釋小國的發展了。結構主義者的解釋因此在科學性上低于政治經濟學的解釋，也就難以成為解釋了。

（5）結構主義的制度和政策設計

結構主義者的投資大推進、進口替代、工業化、計劃化的制度和政策設計處于中觀層面，而非頂層設計。由于這種中級層面的制度和政策設計與高級的經濟發展目的不匹配，盡管它們似乎在科學性上優于新古典主義范式，但在結果上必然無法達到目的。

結構主義者表面上談的是工業化，[8] 但實際上是以資產階級為基礎的工業化，而且，它沒有區分重工業化還是輕工業化。它沒有考慮到，以資本家為主體的投資越多，計劃在一定限度內越嚴密，資本主義的制度越鞏固。但在鞏固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同時，經濟發展所需要的重工業生產投資、研發投資必然不足，從而又必然影響消費品投資（進口資本品必然遭遇高價格，降低國內GDP、推高國內消費品價格），而且產生許多不虞或本來可以避免的后果，如環境污染、資源耗竭、貧富分化。以資產階級為基礎的工業化必然是輕工業化，只有在遙遠的未來，才可能積累其進行重工業發展的資本。與結構主義的工業化戰略相比，中國共產黨的工業化戰略科學得多！

結構主義主張計劃化（Liews，1954；羅森斯坦-羅丹，1943）。[5][9] 因為產業投資決策是相互依賴的，要想投資成功，必須能夠實現規模經濟，而欠發達國家許多市場并不存在，因而應采取政府計劃的辦法去協調和鼓勵，同時投資于互補性的產業。結構主義者的計劃化政策使得它很像經濟落后國家的凱恩斯主義，只不過相對西方凱恩斯主義注重長期經濟增長而不是注重短期經濟波動而已。中國共產黨在1949-1976時期的理論和實踐要比結構主義深刻多了。閱讀了《毛澤東文集》中的文獻對此就一目了然了。而印度的五年計劃實施多年沒有得到多少效果也可以作為結構主義計劃化主張無效的一種證明。

結構主義者推出平衡或不平衡發展戰略，但這些戰略看起來都像是隔靴搔癢，大而無當。赫希曼（A. Hirschman）認為，由于投資資金短缺，落后國家實際上不可能同時在所有工業部門進行投資，所以必然會存在一個優先發展的問題。[10] 赫希曼是根據他在哥倫比亞的經驗撰寫的發展理論，有一些真知灼見，但他的理論很顯然沒有考慮政治大變革對經濟發展的前提性作用。而哥倫比亞也不存在這種政治大變革的條件。赫希曼很顯然沒有把拉美、中美洲一些國家（如古巴）的變化納入到他的理論框架中。法國著名經濟學家弗朗索瓦·佩魯提出了增長極理論。[11] 他認為，整個工業體系包括某些有活力的部門或有推動力的產業。這些部門或產業能夠通過多種形式的關聯效應和外部性推動其他產業增長。這些戰略都是不平衡增長戰略。先導部門發展了，就可以對輕工業提供了資本品，就可以推動輕工業的發展。而且這種本國生產的資本品價格更為低廉，更適用于本國市場，很多的管理和技術人才在這個過程中也同時培養出來。【10】然而，即使這些實現了，發展是可持續的嗎？

70年代當經濟增長被證明難以實現后，當所出現的經濟增長伴隨著巨大的不平等后，結構主義提出了追求基本生活需求、自尊和自由的目標，主張增加實物住房保健和安全感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數量，提高生活水平，強調要減少和消滅貧困、不平等和失業，提出了“隨增長再分配”的口號。結果卻證明，他們不僅高估了資產階級實行計劃經濟體制、推進工業化的能力，也低估了再分配的難度。難怪他們的理論再次破產了。他們的理論不僅與中國不相關（70年代的中國沒有再分配問題），而且是錯誤的。即使開始于80年代的中國的改革開放也不是受結構主義的這種政策和制度設計所影響。

（6）結構主義的預測

結構主義的預測已經蘊含在它的概念、假設、方法、解釋和制度政策設計中了。它很顯然預測，通過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的投資大推進、進口替代、工業化、計劃化或其它什么手段就能實現發展。然而，結構主義應該預測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率不會太高甚至不要求太高。為什么？劉易斯把12-15%的儲蓄率視為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并認為收入分配被改變得有利于儲蓄階級，即資產階級是經濟發展的核心事實。他的依據是，由于缺乏收入和把收入用于了旅游、住房、教育孩子、養老、保險等與鄰居攀比上，工人儲蓄和中產階級儲蓄都很少，因此必須依靠資產階級的利潤和租金來獲得儲蓄。從與中國的對比看，劉易斯的預測是不切實際的。中國沒有用劉易斯的辦法，反而用了正好相反的方法（沒收官僚資本和對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來獲得儲蓄，而且1950年后儲蓄率很快就達到了20%以上，甚至在1958年達到40%，遠遠超過劉易斯的設想。【11】如果根據劉易斯預測來規劃中國的儲蓄機制，其后果將是可怕的。中國和蘇聯的發展模式如果采納劉易斯理論將會發生怎樣的變化不難預測。在18和19世紀，斯密、李嘉圖預測資本主義將會給英國帶來巨大發展是對的，在20世紀，劉易斯預測資本主義能夠讓發展中國家取得發展就是一個錯誤了。

結構主義者沒有預測到自己會遭遇重大的理論困難。結構主義者低估了經濟發展的難度。它們低估了阻礙發展的因素，從而對于經濟發展依靠誰沒有得出科學的命題和預測。他們割裂了政治討論經濟發展問題，違背了社會發展這個事物的辯證法本質。在資本主義取得國際經濟統治地位的時代，很顯然，結構主義者沒有探討實施實施工業化、進口替代戰略的階級基礎。在列強環伺的國家環境里，資本家怎么可能通過獨立地有效地實施工業化實現經濟發展呢？中國共產黨早就認識到了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動搖性，預測資本主義不可能是中國的前途。中國共產黨也早就認識到了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性，并極大地利用了這種不平衡性所產生的矛盾。

中國改革開放時期出現的大規模農民工流動看似與劉易斯理論一致，但結構主義者或贊同結構主義的人沒有預測到的是，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施近40年后，中國農村中只留下老幼婦女來從事農業生產了。這已經威脅到中國的糧食供給。值得指出的是，當結構主義者認識到需要重視分配問題時，中國卻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了不平等的增長。

結構主義也沒有預測資本主義危機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的影響。即使在實際上承認有危機，在話語上也會把危機說成是一種周期：周期意味著危機還是會過去。結構主義沒有預測到經濟危機對于發展中國家可能是致命的。這種預測上的失誤把結構主義推到了歷史的角落。

2. 新古典主義范式

新古典主義無疑是一個范式。[12][13] 新古典主義借結構主義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后遭遇困境而在發展經濟學中興起為一個范式。從經濟學看，這個范式產生于英國GDP被美國GDP超過的1870年，并由于一些在20世紀中葉后出現的囊括了許多新古典理論（消費者行為理論、企業行為理論、一般均衡理論）和應用“研究成果”的初中高級教科書的流行、各國領導人更替等原因，在20世紀80年代后逐漸在全世界流行。今天，在一些人那里，新古典這個概念甚至包括一些宏觀經濟學內容，如索洛的增長理論和新增長理論。新古典經濟學激發了大量研究，設定了許多研究議程，積累了大量對它有用的證據，阻止了來自馬克思主義的對它的挑戰。新古典經濟學甚至充斥了中國最好的一些經濟學雜志和諸多大學所辦的雜志。它通過拒絕發表不按照它的模式撰寫的文章、不資助與它模式相反的研究來維護它的地位。

（1）新古典主義的概念和話語體系

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概念可以在任何一本西方出版的宏微觀經濟學教科書的索引中找出來，它們是：資源配置、市場、供給、需求、均衡、剩余、產權、研發、管制、帕累托效率、規模收益、偏好、消費、生產、彈性、貼現、工資、定價、邊際、要素、激勵、收入、效用、利率、保險、土地、資本、技術、勞動、價格、競爭、壟斷、租金、成本、預算、股票、債券、外部性、博弈、實證、規范、歸納、演繹、替代、歧視、福利、不確定性、風險、GDP、經濟增長、失業、通貨膨脹、總供給、總需求、乘數、擠出效應、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菲利普斯曲線、比較優勢、貿易、匯率、國際收支、滴注、自由化、人力資本等。

新古典的概念是強大的，這可以由它以及它的衍生概念在現實生活中的普遍應用所證明。但是，這么多的概念，新古典所總結出來的命題或至少讓許多人以為它所總結出的命題就是，資源配置就是經濟學的一切，而市場是最有效的資源配置機制。這樣，市場經濟就是新古典所給出的經濟發展的唯一戰略了。它的話語體系就是圍繞這個命題構建的。但如果以為新古典經濟學的資源配置就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所需要的資源配置，就大錯特錯了。新古典經濟學的資源配置只是資本主義條件下的資源配置。在這種資源配置中，窮人所得到的滿足是建立在工資鐵律基礎上的：即窮人最多只能拿到生存工資。按照這種資源配置，窮人永無出頭之日。

在處理結構主義范式時，新古典范式的話語是，50年代獨立后的發展中國家的計劃管理模式僵硬、低效率、缺少活力，只有走向市場經濟才是出路。在新古典主義范式支配下的話語體系里，經常見到的是單個市場、多個市場、所有市場、宏觀市場，幾乎沒有公有制基礎上的市場，也幾乎沒有公有制基礎上的經濟，在有這些概念的情況下，都是為了說明公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無效率，從而不可能用于永久性地發展經濟。就仿佛資本主義的私有制經濟從來就存在，并將永恒存在，歷史將終結于資本主義一樣。

新古典主義范式無論怎樣變化，其話語體系不變，即便是對新古典主義范式提出質疑的學者也很少嚴肅地對待社會主義，[14] 更不用說新古典的中堅分子和盲信分子了。新古典主義的市場概念實際上就是資本主義的代名詞。它是資本主義已經臭名昭著之后新古典主義采取的一個移花接木之計。

（2）新古典主義的假設

新古典最著名的假設就是理性假設了，在理性假設的基礎上產生了它的消費者行為理論、企業行為理論和市場均衡理論（任何微觀經濟學教科書都是這樣寫的）。然而，新古典不僅有這個假設，還有同質人假設，盡管它不可能假設消費者和企業家是同質的（否則，它就沒有消費理論和生產理論了），但它的理性假設確實暗含了所有消費者都是同質的，但企業家也消費，于是，按照它的理論和“代表性消費者”的話語，所有消費者的消費都是一樣的了。這是世界最大的烏托邦理論：窮人和有錢人的消費從來就不是一樣的；窮消費者既不能被富消費者代表，富消費者也不能被窮消費者代表，結果代表性消費者的概念就失去科學意義了。它的理性假設還暗含了所有的企業家都是同質的，這個假設排除了窮消費者作為企業家的可能，同時也排除了存在不同行業的可能（為什么同質的企業家會選擇不同的行業呢？），于是，所研究的經濟就只能有一種產品了。如果這時接受經濟落后國家主要是農業國的事實，則只能推出農業國將永遠是農業國了。如果再接受新古典的完全競爭的假設，就只能推出以小農經濟為主體的農業國將永遠是小農經濟了。這是對經濟發展的完全否定。

用于發展經濟學中的新古典假設又有一個變體：單一經濟學。明特（H. Myint）認為，新古典主義的主要特點是把結構主義發展經濟學家曾經主張的雙經濟學回歸到單一經濟學——新古典主義經學，重新肯定市場力量對促成經濟發展的影響。[15] 新古典主義范式認為，世界只有它一種經濟學，因此，它不僅排斥馬克思主義，而且排斥結構主義。這樣，就把社會主義社會的占優性、資本主義的被占優性這兩個基本問題被排除了，[16] 從而也就失去了發展的前途。

（3）新古典主義的方法和方法論

新古典對抽象-具體、分析-綜合、歸納-演繹【12】、實證-規范【13】、文字-數理、比較、分類等方法的使用使得它的方法論有了獨特的特征：方法論個人主義（還原主義）、“實證主義”、演繹主義、邊際主義和反歷史主義，使得新古典對抽象-具體、分析-綜合、歸納-演繹、實證-規范、文字-數理、比較、分類等方法的使用帶有極強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特征。

從研究對象看，新古典主義的方法和方法論可以說是以市場為中心的。無論是消費者理論還是供給理論，都是為了構造市場經濟理論，無論是商品還是要素，無論是資本還是勞動力，無論是國內還是國際，都是圍繞市場分析來轉的。實際上無論是微觀還是宏觀經濟學，也都是用市場分析來進行的。甚至政府的管制和一般行為都是用市場分析框架來加以分析的。

新古典主義使用數學中的極值定理來演繹地、實證地推導消費者行為和企業行為，并由此得出市場價格決定。新古典主義給人以文字精煉、分析精確的感覺，對歸納的反對讓人更加相信它的演繹推理，對規范的排斥給人以它沒有立場、完全中立、完全科學的感覺，對求解一般均衡體系的追求給人以場面宏大、思維卓越、邏輯嚴密的感覺——畢竟，是要求解n個方程啊（盡管n的數值確實不重要）！然而，新古典方法論個人主義（還原主義）、“實證主義”、演繹主義和反歷史主義方法論的邏輯實質不過是用自然科學的具體方法來顯示自己所依賴和所支持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生成、存在、運行和完結的合理性，通過顯示自身與自然科學具有一樣或近似的科學性來把自己偽裝成真范式。【14】如果認識到自然科學的最優化方法實際上并不是探究經濟發展的有效方法，新古典的內容貧乏就一目了然了。

新古典主義的方法論拒絕深入考慮任何反例，最多只是把大量反例（外部性、壟斷、交易成本、信息不對稱、階級、政府、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等）作為一種無足輕重的例外，甚至把反對它的實例說成是與它一致（如把利他解釋成利己），更不用說從事由反例所引發的系統研究了。新古典經濟學自己都承認，由于它所采用的工具，它長期把大量重要經濟問題排除在它的研究之外。它把一些不同的邏輯推理算進它的陣營，拒絕任何實質相反的邏輯推理，更不用說馬克思主義了。它把市場所產生的問題說成可以用擴展市場來解決。

（4）新古典主義的解釋

新古典主義的最重要的解釋就是發達國家本身是通過對內實行市場經濟制度，對外實行自由貿易自發、緩慢、和諧的發展而發達的，[2] 99-100 并認為這是所有國家實現經濟發展的唯一道路（如華盛頓共識）。簡言之，市場能夠最有效地自發引導資源配置到最大用途。它主張交換帶來福利增進，并認為市場具有決定性作用。它似乎沒有觀察到也不同意馬克思生產對交換的決定性作用的觀點，因此也不會解釋這個作用，也不會解釋市場的局限性。它所做的就是解釋市場的某些方面。它解釋市場的需求方，但也主要是解釋了最終消費品市場上只靠生存工資生活的需求方；【15】它解釋市場的供給方，但也主要是解釋了作為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的供給方；它解釋了市場供求的均衡，但也只是解釋了市場狀態的偶然的情形。

新古典對市場的解釋是為了提供一種關于經濟的資源配置的解釋，并把它作為經濟學的唯一定義。然而，它所謂的資源配置不過是給定某個價格下的消費者需求數量、生產者投入數量和產出數量。新古典主張，在市場均衡條件下的效用和利潤的最大化就是最優的資源配置。因此，新古典的分析就是效用最大化條件下的消費者行為分析和利潤最大化條件下的企業行為分析以及供求均衡下的市場調節分析。新古典經濟學沒有問工人工資和資本家私人利潤的比例是否是資源配置這樣的問題，也沒有考慮這種資源配置比它所考慮的資源配置更重要的事實，更沒有指出，在消除私人利潤的情況下，即使工人的偏好或目標函數有非理性的因素，也可能比它所考慮的社會制度下的效用水平要高。實際上，在私人利潤占據30%GDP的社會里，就業的工人可能入不敷出，而大量沒有工作的工人連勞動力都不是了。

新古典經濟學很少研究不同假設下的市場行為。比如，如果先研究沒有階級條件下的市場，然后研究存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對立下的市場，結論將是什么呢？結論將會走到新古典主義者所希望看到的結論的反面：普通消費者無論怎樣理性，都無法達到基本滿意的效用，而屬于（大）資產階級的消費者無論怎樣不理性，不勞動，都過著極盡豪奢的生活。可見，新古典主義雖然也使用抽象法，但它的抽象法被它的目的污染了。新古典主義排他性地檢查了意愿支付，宣稱支付意愿反映了消費者得到的最大效用，而市場價格低于意愿支付會使消費者得到消費者剩余，但是，它有意不說，意愿支付可能使得一些行業（如醫藥、醫療、能源、金融）的管理者得到很高的收入，它也有意不說，有比意愿支付、消費者剩余更重要的問題。新古典幾乎沒有什么大的新的規劃，而且反對大的規劃。新古典主義認為用國企實施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增加儲蓄和可投資資源的供給）是金融壓制，而且違背比較優勢。新古典只關心資源的帕累托最優配置，并把它作為最理想的資源配置狀態，至于這種配置與現實的距離是不加以考慮的。

新古典主義所解釋的都是資本主義經濟的運作。比如，它研究為什么規定最低工資，研究最低工資提高一個百分點會對失業造成什么樣的影響。它卻不研究如果限制最高工資來減少工資鴻溝會對社會帶來什么好處。據說，1944年，美國總統羅斯福就曾建議，對年收入超過2.5萬美元（相當于現在的40萬美元）的人征收100%的邊際稅。國會對此建議妥協的結果征收94%的邊際稅率，而現在美國的最高的邊際收入稅率是39%。美國特朗普總統再一次祭起了減稅的大旗。對于老百姓的低收入，新古典主義者或許會設計福利國家的制度，但也只是半心半意的。它不會分析資本主義企業不交足養老金的可能性。它不會警告資本主義國家的一些州政府如美國的新澤西、肯塔基、伊利諾伊、康涅狄格、賓夕法尼亞和南卡羅來納州等養老金缺口最高的六個州，【16】養老金缺口超過50%，不可能由這些州解決，因此，日漸變老的人未來可能得不到養老金。但另一方面它會勸說工人放棄工資來換取養老金。中國未來是否會出現養老金的巨大缺口呢？

新古典閉口不談壟斷資本主義的不合理性，或把這種不合理性歸結為壟斷利潤，閉口不談資本主義內部存在著嚴重的對資本主義前途的不確定感，[2]93 閉口不談壟斷資本對不發達國家的統治剝削和壓迫。他們不僅不贊賞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迅速發展經濟的獨特經驗，而且把這些獨特經驗說成是反理性的。他們表面上用人均產量來衡量發展，卻閉口不談人均產量的定義在許多情況下是不夠的。[2]103

巴蘭說，理論傾向比較強的新古典經濟學家詳細研究了經濟發展的具體方面，發現了一系列妨礙經濟和社會變革協調理論形成的難以逾越的困難（如人口太多）。他們似乎含義明顯地列出了所有各種或多或少與經濟發展問題相關但我們了解的不充分的事件。另一些新古典經濟學家用人力資本等概念恐嚇經濟落后國家高度謹慎行事。還有一些新古典經濟學家則把殖民地和附屬國人民說成是寧可維持現狀，把落后國家追求經濟發展說成是愚昧無知的群氓的可悲的急躁情緒和缺乏理智，說成是受邪惡的垂涎權力的政客卑鄙的操縱的表現。他們所做一切的主要目的是證明所有花在迅速發展經濟上的努力看起來好像是在沒有航線圖的海洋上冒險，完全沒有理性。[2]100-101 這實際上是否認發展的益處和迫切性。

更新一點的新古典增長理論對西方國家經濟發達提出的解釋是它擁有發達的科學技術。【17】新古典的經濟增長理論把經濟增長歸因于技術進步，并檢查了技術進步的一些原因。然而，它沒有解釋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對西方經濟增長的貢獻，它也沒有解釋落后國家究竟為什么不能得到西方發達國家的技術，它也沒有解釋經濟落后國家怎樣在無法獲得西方的技術時如何通過自主創新得到自己所需要的技術。

（5）新古典主義的制度和政策設計

新古典的制度和政策設計就是市場化，也就是資本主義化。新古典主義提出了矯正價格、矯正制度的政策建議，其實就是市場化的換一種說法。這其實是因襲古典經濟學的制度和政策設計：廢除過時的政治、社會和經濟體制，創造自由競爭的條件，使私人企業和個人獲得充分的機會，不受妨礙地開展經營，[2]85 簡言之，它認為資本主義的自由放任就是最好的政策。新古典經濟學把古典經濟學的這種針對一個地主階級占主導地位的政治、社會和經濟體制所做的制度和政策設計應用于社會主義就成為一種極其落后的制度和政策設計了。盡管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矛盾導致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也贊成、支持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經濟向其它資本主義國家尋求獨立，但他們對經濟落后國家的一貫的真實的策略是：要么維持其落后狀態，要么把其拉入資本主義陣營（使其成為從屬國、依附國），要么對其實施封鎖，要么實施新殖民主義（特別是把這個國家所產生的經濟剩余盡力吸走），要么侵略。[2]3 這使得經濟落后國家的經濟發展極為困難。這是因為不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不利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主要利益。[2]96 在上述所有真實策略中，維持經濟落后國家的經濟落后狀態幾乎是最好的策略。因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會因此保有原料來源和市場、利潤來源和投資出路。然而，維持現狀并不總能實現，因此，發達國家政府總是期望勸阻、攪亂、顛覆致力于發展的外國政府，并把維持不發達國家經濟社會和政治落后現狀的運動和侵略、顛覆行動稱為對民主和自由的捍衛。用這種觀點也很容易解釋近一二十年的新古典經濟學、華盛頓共識和新自由主義的出現，也很容易解釋為什么一些納入到資本主義體系的小經濟體出現了一時的發展，又為什么出現類似中等收入陷阱的現象。

在具體的政策設計上，新古典主義與結構主義可說是針鋒相對。結構主義強調工業化，它強調農業進步；【18】結構主義強調物質資本的積累，它強調重視人力資源的開發；結構主義強調計劃管理，它強調重視市場機制；結構主義強調保護性的進口替代，它強調外向發展（在貿易上主張自由貿易戰略）；結構主義強調壓制利率，它強調利率市場化、金融自由化（發展大量私人銀行或股份制銀行）；結構主義強調整體，而它強調個人。新古典主義者在發表關于發展的觀點時振振有辭，但它不會告訴你它的本質就是通過極端依靠私人努力、排斥計劃、排斥政府的戰略阻礙中國等國的發展。公共選擇理論強調實際的政策不是政治決策者追求國家或國際福利的最大化的結果，而是利益集團（有時通過昂貴的游說活動）相互作用的結果。【19】如果你把中國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理解為這樣的政府，發展還有什么指望呢？

從新古典主義制度和政策設計的實施結果看，一些小國、小地區經濟（如東南亞四小龍）選擇資本主義道路，抓住國際產業轉移、搭乘他國或本國其它地區經濟發展便車等機會，在一定時期內實現了經濟發展。但這些國家或地區必然在政治上限于依附地位。即使是經濟發達的日本，由于資源貧乏、美國軍事占領，對美國等國也依然存在嚴重依附（包括技術依附、政治依附）。而且，它們發展所能達到的極限在適當的時候就會被發達國家封死了。

新古典主義不僅與結構主義對立，而且與馬克思主義對立。針對社會主義國家，新古典主義矯正制度的政策設計很簡單：把所有的國有企業盡可能賣掉，理由是，賣掉后才可能是市場經濟，而賣掉的方法也是市場化。而其實，新古典所倡導的這種政策不僅導致國企資產賤賣，違背市場交換的等價原則，而且把國企這個生產主體給毀掉了。這不是市場化，而是私有化。從發展戰略上，它就是讓社會主義國家變成資本主義。

新古典主義的制度和政策設計奸計為什么可以得售？在經濟落后國家取得了一些發展之后，交換的地位就上升了。這些國家在老一輩領導人謝世后，思維能力就降低了。而新古典經濟學這種以市場為中心的經濟制度和政策設計就有可乘之機侵入發展經濟學和經濟落后國家戰略之中了。【20】針對新古典主義提出的應該更加重視農業的政策，中國學者中很少有人想，美國農業發達，但農業人口只有3%。美國怎樣更重視農業呢？針對新古典的自由貿易和出口導向發展戰略，中國學者中還很少有人想中國如果不先發展生產，只出口農產品和初級產品怎么行呢？針對新古典的比較優勢戰略，中國學者中還很少有人想為什么日本可以生產它原來不能生產的產品而中國不能呢？中國發展農業不違背資源配置原理（把資源從低生產力部門轉移到高生產力部門）嗎？針對新古典主義提出更加注重人力資本，中國學者中很少有人想，人力資本主要不是靠學校教育，而是靠干中學，如果中國不制定發展工業產業的計劃，人力資本怎樣提高呢？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美國人正在要求中國開放金融領域，進一步對國有企業實行私有化。

（6）新古典主義的預測

新古典主義關于自身命運的預測是它將一統經濟學的江湖。新古典有兩大基本命題：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它們分別是：在一些條件下，完全競爭將會達到帕累托最優的資源配置；在更多一些約束下，任何一種帕累托最優的資源配置，都能通過完全競爭市場達到。【21】基于這兩大基本命題，新古典經濟學的預測很簡單：只要市場經濟建立了，一切都有了。既然市場帶來最大效率，資本主義就應該是一種和諧的發展模式，并且可能是唯一可能的模式。然而，世界本來不是條條大路通羅馬的嗎？新古典經濟學不關心收入分配平等，也不承認有危機，不考慮危機后怎么辦。中國提出構建和諧社會后，就有中國留美學者提出，市場經濟完善就是和諧社會。這毫無疑問是錯誤的。[17]

表面上看，新古典經濟學是一種聚焦市場的分析范式。但它的供給理論是基于資本家的角度所進行的決策分析。所謂利潤最大化，就是資本家的惟利是圖。因此，它實際上是資本主義經濟的一種分析。它分析的消費者行為是資本主義雇主-雇員關系下的消費者行為。它從來沒有考慮一個社會為什么采用雇主-雇員關系而不是采用合作關系（其中沒有人能得到私人利潤）來組織生產，它也從來不考慮不惟利是圖的生產模式的可能性。即使在美國，用腳投票來離開資本主義的實驗也并非絕不僅有。在危機時刻，來自工作場所的這種關鍵性的改變更容易發生。但新古典永遠不會問這種實踐到底具有什么含義這樣的問題。新古典的最核心的預測是資本主義將會永存。

新古典主觀上盡管是努力維護資本主義制度，但有些重要問題超出了它的理解之外。比如，在嚴重的經濟危機時期，它可能提出增加就業的政策主張來穩定資本主義，但并不能產生什么效果。又如，在“全球化”的時代，為了增加就業，它甚至可能要求企業回國投資。然而，它面臨這樣的困境：企業回國要遭受巨大損失（因為工資更高）。為了讓企業回國，它就必需補償這種損失。比如，讓所得稅從35%降低到15或20%？在政府支出不減少的情況下，這意味著要征窮人的稅，而這會減少需求，降低企業回國的激勵。如果選擇減少政府支出，就可能導致解雇政府雇員，這也降低需求；不修基礎設施，這會阻礙生產力。如果又沒有大的技術進步發生，政府最終就只剩下借錢的辦法了。有錢人希望政府負債。因為他們可以向政府提供貸款。減稅會提高稅后利潤，這可以用來提高管理者收入，借款給政府，得到利息收入，使他們的收入更高。【22】新古典主義不會預測實施新古典最終導致什么實踐結果。

3. 西方馬克思主義范式

在西方學者中，巴蘭（P. Baran，1909-1964）可能是用馬克思主義范式研究經濟落后地區發展問題的最杰出代表。巴蘭的《增長的政治經濟學》被認為是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一本經典著作，是他們最重要的發展經濟學著作。巴蘭被認為是在1964年前唯一在美國拿到終身正教授職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當然，與巴蘭持有相同、相似或相近觀點的歐美學者并不是少數。比如，瓊·羅賓遜（J. Robinson）、莫里斯·多布（M. H. Dobb）和保羅·斯威齊（P. M. Sweezy）等。我們這里主要以巴蘭的理論為樣本來分析發展經濟學中的馬克思主義范式。

（1）馬克思主義的概念和話語體系

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堅持了馬克思主義包括階級、社會形態、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規律、政權、勞動、價值、剝削、技術、商品、勞動力、資本、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概念在內的核心概念。核心概念還會衍生出概念。比如，階級和資本分別加上不同的限定詞就構成了兩種資本（商品資本和貨幣資本）、兩種階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還可以加后續詞，比如，資本加上積累構成資本積累的概念。話語體系是由核心概念、核心概念的衍生概念與核心概念、核心概念的衍生概念之間的聯系構成的。正是因為有了不同于新古典的核心概念，它才有不同于新古典的范式。

與新古典不同，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關注的是被剝削被壓迫的無產階級的解放這個最大的發展問題，而不是無產階級作為消費者怎樣在極低的收入條件下通過市場購買實現自己的效用最大化這個極其微小的資源配置問題。也因此，馬克思主義不會贊成把主要精力用于勞資談判，因為這樣，就把政治的前線置于了左右搖擺的不確定狀態，就已經未戰先輸了。馬克思主義主張通過無產階級的暴力革命取得政權。馬克思主義的這個觀點也為落后國家的經濟發展指明了依靠力量和發展模式。它不可能主張重走資本主義道路。巴蘭把自己的理論的核心建立在經濟剩余的使用上，是非常正確的一種概念選擇。發展確實取決于如何獲得經濟剩余和如何使用經濟剩余。

馬克思主義并不絕對地排斥新古典的概念，因為馬克思主義者清楚，量變引起質變的原理使得他們即使在使用和新古典相同的詞匯時也會得出和新古典主義不同的命題。比如，馬克思主義者深知，某些經濟發展有利于發達國家，但某些經濟發展就不利于它了。在這種意義上，馬克思主義者也興趣盎然地看著新古典經濟學興風作浪。

（2）馬克思主義的假設

從整體來看，馬克思主義者沒有一成不變的假設。這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的辯證邏輯，把什么都看成是變動的，不需要把理論建立在一成不變的假設之上。馬克思主義者不會假設理性人，不會假設企業是利潤最大化的，也不會假設消費者是效用最大化的，因此，也不會利用最大化方法提出效用最大化、利潤最大化的模型并求解，更談不上用這種基于形而上學假設基礎上形成的理論去指導世界。馬克思主義和新古典主義之間的差別是巨大的。馬克思主義實際上認為，一切都是有條件的，因條件變化而變化的，因此，它不會構造一個形而上學的理論，然后認為這個理論是最好的理論。馬克思主義當然同意存在理性，同意應該擴大生產，同意消費者應該合理地消費，但它不同意把理性說成是唯一的假設，并把在此假設下得到的結論作為唯一的結論。它也認為，擴大生產和消費都需要條件，并且不能建立在私人資本的唯利是圖的基礎上。唯有采取這種看待假設的辦法，才能適應復雜多變的問題。

在研究具體問題時，馬克思主義者會使用抽象法，即去掉那些枝節問題。這時，也形成假設。【23】比如，馬克思在研究勞動對價值的決定時，首先假設資本有機構成相同，然后研究這個條件下的價值形成，再放松資本有機構成相同的假設，進一步研究價值形成。對此，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是同意的。[18]

（3）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和方法論

與新古典主義的方法論個人主義（還原主義）、“實證主義”、演繹主義和反歷史主義方法論不同，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沒有去求解n個方程。馬克思主義在時間點上出現得早于新古典主義，但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就好像預測到了新古典主義的方法論一樣（新古典主義者顯然沒有受馬克思太多影響）。馬克思主義者的方法論里放著或可以放實證主義和形式邏輯、數理邏輯方法，但新古典經濟學的方法論里容不下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

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方法論的核心是對立統一或者說矛盾論。這一方法論核心就使得馬克思主義者把資本主義作為一個歷史過渡的社會形態。因為馬克思本人發現了資本積累的過程就是工人階級貧困積累的過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存在著種種不可克服的矛盾。反復發生的經濟危機、資源耗竭、兩極分化、民不聊生等資本主義本身的巨大可避免成本就是對這個矛盾的現代證明。因此，從理性的角度看，資本主義遠不是什么過得去的社會形態，它比社會主義遜色多了！馬克思主義用它的辯證唯物主義方法論發現了資本主義必然為社會主義所替代的規律。相對這個規律，新古典所探討的任何規律都太小了。

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于經濟落后國家的經濟發展，不僅會比較社會制度的優劣，而且會比較發展工業和發展農業這兩個戰略的優劣，會比較發展重工業和發展輕工業的優劣，會比較自由貿易與管制貿易的優劣，會比較提高科學技術水平和教育水平的不同方法的優劣，會比較不同開放戰略的優劣，等等。正是在這種基于社會制度優劣比較基礎上的分類、比較之中，馬克思主義者用了抽象-具體、分析-綜合、歸納-演繹、實證-規范、文字-數理等方法。因此，馬克思主義范式有數理嗎？有的，但它的外觀一定不同于新古典的數理外觀。在這種外觀之下，馬克思主義范式的格局比新古典范式的格局大多了。

（4）馬克思主義的解釋

馬克思主義者不會如結構主義那樣把發展解釋為從國內生產總值（GDP）發展到人均GDP，再到非貨幣的指數（如人類發展指數），又到減貧、能力、自由以及可持續發展，等等，更不會把發展手段解釋為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知識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等等的積累。馬克思主義者關心的首要和根本問題是被壓迫階級的解放以及由此釋放出的發展動力。由于這種解釋的根本性，它也具有解釋的穩定性，因此不會如結構主義那樣朝令夕改。

馬克思主義對社會這個對象的最基本的解釋就是矛盾論，即世界充滿了矛盾，特別是階級矛盾；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矛盾的運動推動著世界的發展。所謂矛盾，至少是一分為二的，即至少有兩個相互關聯的事物。馬克思主義因此是用事物之間的聯系來解釋社會的。這就比西方新古典主義的還原論和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加總論的解釋要高一個境界。馬克思的矛盾論不排除還原，但否定還原論，即否定那種把世界還原為個體的認識論觀點。很顯然，還原論把事物本身的重大差別、主要矛盾取消了，就可以用次要差別、次要矛盾替代主要差別、主要矛盾了，矛盾分析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利器也就被排斥了。而一旦承認階級矛盾、國家矛盾，馬克思主義者當然就能發展出不同于結構主義和新古典主義解釋的解釋了。至遲在20世紀60年代初，毛澤東就認為，在已經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的中國，階級矛盾依然是中國社會的最主要矛盾。這個論點在今天看來，尤其令人深思！

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者基于階級、國家矛盾的分析方法，就得出了與結構主義和新古典完全不同的發展解釋：經濟發展總是由對新的經濟、社會秩序感興趣的階級和集團推動的。[2]87 資產階級的經濟發展是以資產階級革命為前提的，也是以資產階級的各種學說為支撐的。【24】資產階級的創新是資產階級為了追求利潤而發動的。他們利用了無產階級的生理需要，利用了“中產階級”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愛與歸屬需要、受尊重需要，實現了價值，賺得了財富。【25】馬克思主義承認資產階級創造的生產力巨大，但馬克思主義認為，資產階級本身已經逐步成為了生產力創造的障礙。他們發現，壟斷資本主義即使如新古典那樣是利潤最大化的，是理性的，也嚴厲束縛了消費和私人投資，也通過財政體制嚴重束縛了政府的收入、支出的性質和規模。[2]87 只有隨著技術的進步，消費者的生存條件得到重新定義，資本主義的經濟才能發展。一旦技術進步停滯，資本主義就陷入到靜止狀態了。而在經濟落后國家，商人、放債者對經濟發展的阻礙，資產階級推動經濟發展的失敗，外國投資的剝奪（見下面的5、6）比比皆是。

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者還解釋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與經濟落后國家經濟發展的關系。他們認為，經濟落后國家如果不切斷向發達資本主義的利益輸送，就沒有辦法實現真正的發展。這個主題在許多學科中不斷出現，也是當代世界的重大實踐問題。

（5）馬克思主義的制度和政策設計

首先，與結構主義和新古典主義不同，西方馬克思主義主張先進行社會制度革命，以獲得經濟增長所依賴的社會條件。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社會制度革命的核心是破除阻礙發展的舊的階級。[2]98 比如，由于土地革命、限制商業和取消高利貸對于高速經濟發展極為重要（巴蘭（2000，第259-263頁），抑制、打擊、消滅地主階級、打擊商業投機者和私人金融家是至關重要的。很顯然，土地革命越徹底，未來經濟發展所受的阻礙就越少。【26】從這一點看，馬克思主義的土地革命理論在科學性上遠高于新古典經濟學的土地要素理論。實際上，對于經濟落后國家的發展而言，封建土地所有權的打破是一個先決條件。不打破這個所有權，社會制度革命就不可能徹底，而經濟發展也就難以進行。已有許多西方學者指出了中國徹底的土地革命對于中國經濟發展的意義。

其次，與結構主義和新古典主義不同，馬克思主義主張在民主革命勝利后繼續進行社會革命。毛澤東說，新中國建立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僅僅打破原有的階級結構對于經濟發展并不充分，因為經濟發展還需要組織，而組織的一種選擇就是移植它國的“經驗”。它國“經驗”并不一定適合本國，更不一定是最優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也認識到，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只有不斷打破傳統思想和工作格局，與保守、后退勢力進行堅決斗爭，打破西方對現存制度的最巧妙、最有影響的、最具有誤導性的說明，[2]87 才能調動社會的創造潛力，才能實現發展，【27】而技術的不可分性和規模經濟只是發展的必要條件之一。馬克思主義者特別注意到了反對官僚主義的重要性。由于資本、資金、技術對于專業人員和組織的要求，可能使得經濟運行高度依賴技術和官僚階層，可能使得官僚主義和社會不平等有所發展，甚至發展得相當厲害。反對官僚主義的觀點出現在諸多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文獻中，也出現在毛澤東的文獻中。【28】這并不奇怪，因為馬克思本人把公司（corporate）看作與政府的官僚機構具有依賴關系。他說：“公司是市民社會試圖變成政府的努力，而官僚機構是真正插入社會的政府”。【29】在今天，解決官僚主義依然是馬克思主義制度和政策設計所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

第三，與結構主義和新古典主義不同，馬克思主義排除了經濟落后國家以農業發展或以輕工業發展（屬于勞動密集型）來主導發展的經濟發展戰略，【30】因而也同意列寧的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2]370 馬克思主義否定了所謂選擇勞動密集型方法還是資本、資金、技術密集型方法的問題，認為選擇勞動密集型方法意味著經濟增速的降低，發展過程的放慢。[2]382 實際上，選擇資本、資金、技術密集型方法發展會實現一種不平衡的高速發展，即它可能是一種城市偏向的高速發展。在國家采取區域發展平衡戰略的條件下，它在某一個地區內部也是不平衡的發展。結構主義者如納克斯一般對此加以否定。[2]381

第四，與結構主義和新古典主義不同，馬克思主義反對自發發展，認為政權是用作改造舊經濟、組織新經濟的杠桿，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不發達國家經濟和社會進步的基本的、不可缺少的條件。[2]356 重工業優先發展理論確定了發展什么，確定了把部分工人從勞動生產率低下的部門調到勞動生產率較高的部門，剩下的就是如何組織、如何調配資源、如何用更有效的生產手段取代老化和過時的生產手段來實現發展的問題了。這無法離開政府的作用。即使以全面規劃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已經不復存在，做整體規劃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依然有巨大的可能性。這種整體規劃要求限制私人企業，限制私人所有制。因為整體規劃本身限制社會主義國家出現兩極分化，而私人所有制必然導致兩極分化。

第五，與結構主義和新古典主義不同，馬克思主義反對利用私人投資實現發展，[2] 289-291、293 主張公共投資。[2]283 經濟落后國家被迫需要向工業化目標急行軍，因此不得不用強迫儲蓄的辦法從本來已經非常微薄的收入中拿出一大塊用于經濟建設，而其中一部分可觀的份額又將會用到軍事用途中去。因此經濟落后國家不得不打擊來自西方的資本主義的和本國封建的浪費、不合理性、文化和道德上的墮落。簡言之，為此不得不鎮壓資產階級和封建勢力的殘余。這在中國憲法中都有反映，盡管這種反映并不是由于西方馬克思主義范式的指導。

第六，與結構主義不同，馬克思主義反對利用發達國家的外國投資實現發展。馬克思主義范式認為，外國投資者將在所謂發展中實現的對外投資收益用于奢侈的生活（住宅、奴仆、享受）、購地、高利貸、投機、轉移到國外，因此會阻礙生產性投資（因為將會加強競爭）。除此之外，外國投資者還會破壞本國意識形態（主張政府不干預，更不用說實施計劃經濟了）、鼓勵國家分裂（從而分而治之）、依據本國需要（如在本國資源匱乏時獲取原材料）投資、金融資本阻礙工業化、產生阻礙發展的既得利益集團（包括工商業資本家、買辦）（巴蘭，2000，第8頁）、[2]285、296-308 制造阻礙發展的政策和輿論。[2]289

馬克思主義關于外資對本國經濟不利影響的觀點可以從美國政府的政策目標得到證明。美國政府把美國的外交政策目標規定為盡一切可能大力鼓勵在海外進行私人投資，為此甚至把促進外國對這些私人投資建立良好的投資環境作為一個重要而明確的外交政策目標。[2]290 許多國家落入他們的彀中。這意味著這些國家要建立親西方的政府，并保證在五年左右的時期內，使西方國家的投資利潤能夠償還原來的投資。不管是美國哪個集團得到對外投資的利益，這種發達國家的利益所得正是發展中國家的損失。

馬克思主義既反對對外借款，也不承認有自由貿易。馬克思主義看到，不發達國家的政府或企業如果從發達國家的政府或企業得到貸款，就會支付更高的利息和價格。[2]67 一些不發達國家后來為此付出了經濟危機、金融危機的代價。自由貿易不存在可以從歷史看出來。從歷史看，經濟落后國家被殖民者、侵略者的不平等條約所打開，進口商品大量涌入，扼殺了所有國內投資的機會，從而也扼殺了所有內部投資的機會。只有在西方遭遇危機時（如20世紀30年代）才有可能得到喘息之機。從所有這些對外關系對本國經濟的不利影響看，封閉經濟有利于發展。[2]264 這與毛澤東所總結和強調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則是一致的。

第七，在友好國家間的國際經濟聯系方面，馬克思主義強調，社會主義國家之間應該進行相互協調，比如相互貸款、相互貿易、互通有無（機器、設備、技術、信息），[2]388 是馬克思的“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觀點的進一步引申。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這種相互協調盡管可能會存在這樣那樣的不平等問題，但是，它們比帝國主義與其附屬國、人民幣之間的不平等問題要小得多。而且這些不平等本來可以得到內部的解決，不應該，也不需要以社會主義制度的瓦解為代價。

第八，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發展決不能靠純經濟學家，必須由政治家，而且是搞階級斗爭的政治家領導。這樣的政治家首要的一手是抓政治，次要的一手抓經濟。為什么？因為抓政治立竿見影，很快就能建立起領導革命和建設的組織班底。因為經濟發展如抗日戰爭一樣是持久戰，急不得。沒有一個好的黨、好的領導隊伍，戰爭打不好，經濟也發展不好。西方結構主義和新古典發展經濟學都沒有搞懂這個關鍵。西方馬克思主義發展經濟學基本搞懂了這個問題。搞文化革命實際上是搞政治革命，實際上是不斷革命。因為執政黨使文化進步了，就使一定政治進步，文化進步越多，政治進步就越多，經濟發展就越好。

（6）馬克思主義的預測

預測一：理解發展需要不同于新古典主義（和結構主義）的經濟學理論。在馬克思主義看來，包括新古典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在內的西方經濟學理論體系都是過時的，因而必然是非科學的。資本主義在過去數百年中，特別是在20世紀，經歷了深刻的改造和變化。[2]90 改造主要是指資本主義社會對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較為嚴格的限制。20世紀80年代西方供給經濟學的放松管制政策的出臺就是對這種限制存在的一種證明。【31】而變化是指企業的主動的調整，比如，許多企業不再被動地接受來自市場的競爭，而是通過設計和制造高質量產品來駕馭競爭。新古典經濟學并沒有反映出這些重大、深刻變化，從而使其拘泥于競爭和價格的范式太僵化了。【32】凱恩斯主義通過承認失業，在宏觀領域突破了新古典主義范式的一道防線，認為市場可能根本無法進行新古典所主張的那種調整，特別是在供過于求時不會降價或即使降價，企業也難以得到保全。但凱恩斯主義對壟斷資本主義的邏輯毫無涉及，本身也限于穩定、維護資本主義。從這方面看，凱恩斯主義自出生時就是過時的，并沒有提供關于發展的可靠范式。如果西方國家都無法從新古典經濟學范式獲得好處，落后的國家要實現經濟發展，怎么可能依靠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呢？因此，在馬克思主義看來，只有越徹底地批判新古典經濟學，才能越好地指導經濟發展。從中國經驗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可是，西方新古典經濟理論認為，最好的經濟發展機制是自由放任。僅從這一點看，就支持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關于需要新的發展經濟學理論的觀點了。

預測二：經濟發展是建立一種新的社會形態的過程。發達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存在的種種停滯和矛盾，【33】使得資本主義及其國家不再是一種進步的力量。[2]79 而壟斷資本主義的必然性使得資本主義前途不再是經濟落后國家的理性選擇了。【34】資本主義作為經濟落后國家發展前途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這個命題的預測是，選擇資本主義道路的國家的經濟發展將會比較緩慢。社會主義是一個相對資本主義更為高級的社會制度，是經濟落后國家一種非常現實的前途。

預測三：如果要迅速發展經濟，全面的經濟計劃就必不可少。[2]26 計劃化會出現錯誤，資源會有浪費，但錯誤在所有人類事業中是無法避免的，而在社會主義社會里，錯誤和非理性不再如在資本主義社會里那樣是社會結構所固有的屬性。[2]394-395 這個命題的預測是必須建立計劃經濟。當然，不同時代的計劃經濟的內容可能不同，但有計劃這點是不能變的。

命題四：落后國家步入幸福富裕社會的道路險峻。簡言之，社會主義在落后的和不發達的國家里極有可能成為一種不發達的社會主義，[2]81 原因之一是越落后的國家小農生產、宗法性和閉塞性就越厲害，最深的小資產階級偏見、民族利己主義和民族狹隘性就變得特別厲害，[2]392 資本主義制度就越容易被視為基本唯一可能、真正自然的制度。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和蘇聯解體就是這種或然性預測的正確性的證明。

我們可以把以上三種范式六種要素的特征歸納為表1. 1。

表1. 1 西方發展經濟學三大范式的比較

三、西方發展經濟學不同范式的問題

在做了上述分析之后，讓我們再來總結和探討一下不同發展經濟學范式的問題，作為本章的總結。這個研究的必要性在于，只有識別出一個范式的真正的問題，而不是用次要的問題來掩蓋重要的問題，才能實現發展經濟學范式的真正發展。【35】

1、結構主義范式的問題

結構主義發展經濟學注意到了發展中國家的一些特點，[19] 從而提出了工業化、計劃化、資本積累這些迥異于新古典經濟學主張的發展戰略。這些戰略具有合理的因素，但同時，它們是以西方為參照系，機械主張采取西方式的內含資本主義基因、具有發生危機因素的發展戰略、發展模式。這種資本主義的發展方案在中國早就被否定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不允許中國發展資本主義，更不允許中國實現它們所擔心的發展，而中國自身的資產階級具有軟弱性，難以對抗西方的資產階級。因此，在發達資本主義所設定的國際經濟體系下，結構主義發展戰略往往半途而廢。只有無產階級領導的社會主義才能實現資本積累，建立經濟計劃，實行工業化，從而實現跨越式發展。巴蘭說，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不可能有名副其實的全面計劃。[2]26 德國和日本利用資本主義發展起來是在資本主義全球體系還未形成的情況下實現的。即便這樣，德國和日本在資本主義的體系中也處于從屬地位。因此，從中國的觀點看，結構主義發展經濟學在出生時就已經死亡。一些西方學者說它過于“宏大”，恰好相反，它“宏大”得不夠徹底。它的純經濟分析未能揭示出發展的真正阻礙（比如，貧困的惡性循環不是簡單地由于窮）。

結構主義范式高估了發展中國家的落后因素的作用，它對于發展中國家的概念概括是悲觀的，甚至是污蔑性的。比如，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結構理論過分強調了工農產業的差別，給發展中國家帶上了一個污蔑性的帽子，其實，西方國家也是二元經濟：由窮人和富人構成的二元經濟。工農差別并不是經濟落后國家最重要的問題。所以，劉易斯的理論是虛假范式。劉易斯可能心地善良，但他在發達國家的學校里接受訓練，不知不覺地被灌輸了大量有害的洋教條。他那些看似漂亮的理論模型確實難以脫離這些教條的影響，從而很少或根本不構成解決實際發展問題的真正有用的知識。他更多是當權者現存政策和制度結構的不自覺地或自覺的辯護士。【36】

結構主義是辯證法的一種低級形式。與辯證法不同的是，結構主義傾向于僵化思維、反歷史、反馬克思主義，它只識別出了經濟社會中的某些特征，并把這些特征當成是難以改變的，而忽略了經濟社會中所存在的引起潛在變革的力量。在這多種力量作用的圖景中，一個社會中的任何既定特征的作用都不是一成不變的，都可能被新引入的變量所抵消或克服。也因此，結構主義者所提出的一些方案看起來比較符合事實，具有前途，但往往難以經受時間的檢驗。這使得它注定要被其它主義所代替，所需要的只是適當的條件而已。

2. 新古典主義范式的問題

一個范式一旦在某個政策的選擇上犯錯，就會連續犯錯，或在這個政策上，或在那個政策上。這些相關的錯誤可以被定義為觀念錯誤（Misconceptions）。[20] 一個范式的政策建議出現錯誤，這個范式的概念、假設、方法論、解釋錯誤就不可避免了。

新古典主義范式的最大問題可以說是，它比結構主義是更徹底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它的所有理論都是在非真假設下的短邏輯鏈條所構成的封閉系統，比如，它需要靠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都分別是封閉系統）的嚴格區分來自圓其說，需要靠一元函數來支撐它的供求決定價格理論，需要靠嚴格假設（理性人、同質人、技術不變、制度不變、各國相同）來保證其理論（貨幣中性說、貨幣數量說、比較優勢論、效用最大化、利潤最大化、一般均衡論、乘數論、供求論）在學術上為真，即它建立的是空中樓閣。新古典用這些空中樓閣來指導經濟，固然能夠使得經濟有一些發展，但主要目的是服務于它所服務的階級：如果不發展經濟，怎么服務于它所服務的階級呢？反過來，新古典經濟學的科學性又怎么能夠僅從經濟發展（實際上是GDP增長）來得到論證呢？

在新古典主義教科書范式下培養出來的新古典學者批評其它范式振振有辭。比如，它指責結構主義低估了激勵的重要性。而其實，它錯誤地理解了激勵，錯誤地理解了市場價格，錯誤地理解了扭曲，錯誤地理解了比較優勢。他們甚至還污染政治學領域的學者，在不得不承認市場失敗的時候，強調說政府也失敗。它用現象代替本質，用可能性代替必然性。新古典經濟學的許多抽象，如理性、完全競爭市場所描述的現象太具體，太狹隘，不具有對社會現象的代表性，不能適用于不同社會，不能適用于同一社會的不同時期，因為這時，它們就具有不同的含義了，而原來的理論就不適用了。因此，有西方學者認為，新古典經濟學是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是完全正確的。而在它的傳統下培養出來的學者也在不斷地尋求對它的突破。

應該指出的是，在經濟發展中起作用的新古典主義與新古典主義大師的思想具有重要差別。這是因為教科書中所宣揚的新古典閹割了新古典大師，甚至自己的學術思想，并把這些思想應用于了經濟發展制度和政策的設計上。教科書式的新古典主義之被接受不是因為它科學，而是因為它足夠新，在它的限度內又足夠開放，以至于持續吸引了大批的追隨者來擴展它的前沿。許多受過理工訓練的人為了謀生，加入到新古典范式發展中來了，結果，就形成了庫恩（T.S. Kuhn）意義上的常規科學（normal science）。[1]10 但它無疑不是能夠經得起重要邏輯、實踐檢驗，真正服務于大多數人利益的科學。這使得它的許多按照自身邏輯的發展都是無效的。對西方發達國家而言，它雕龍有術，治國無方，英國衰落和美國危機正是證明。對于中國等國而言，它誘使中國重走西方道路，阻礙民族偉大復興！

3. 西方馬克思主義范式有待改進的方面

與結構主義和新古典主義范式相比，西方馬克思主義范式無疑是西方發展經濟學中一種更科學的范式。從三大范式的對立看，它也具有最高的科學性。一個經濟學范式對社會越具有科學指導性，就越需要更為抽象、更為高級、允許更多變化的概念，越需要容許多個學科介入的概念。當一個范式在保證合理性基礎上使用了更為抽象的概念時，它就能經受更多的考驗，從而表現出更強的穩定性和可靠性。如馬克思的生產力、生產關系足夠合理，足夠抽象，足夠高級，允許社會形態的諸多變化，允許諸多學科的變量對它們產生函數作用（影響）。這使得馬克思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概念可以用于分析不同的社會形態。當然，對高度抽象的概念的具體運用也需要對這些抽象的概念賦予具體的含義。這要求進行極為深入的調查研究。【37】只有通過具體問題的具體分析，抽象的理論才能用于指導現實的實踐，經濟才能得到科學的發展。

注釋：

【1】譚崇臺：《發展經濟學》，山西經濟出版社，2001年。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Paradigm。

【3】任何一個概念的形成都會應用抽象法，抽象掉的就是隱去的，保留下來的就是要表現的。

【4】庫恩的說法是決定實驗如何進行以及什么實驗是可以進行的。任何政策都可以被看成是一種實驗。

【5】比如，西方哲學和方法論中的纏繞和開放系統方法論實際上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辯證法，而封閉系統方法論就是形而上學。

【6】司馬遷：《史記》，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991頁。

【7】這種痛恨是有理由的。因為在兩千年的歷史中，儒家思想與封建社會結合在了一起。當中國需要現代科學技術及其相應的理念和社會制度時，舊的社會還要求人們主要接受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的傳人們也未能提出系統的新的正確的主張來。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儒家學者戊戌變法代表了儒家對社會發展所做出的反應，但它的失敗讓中國的先進分子再一次喪失了對儒家的信任。當然，這不是對儒家思想的全盤否定。

【8】http://www.digitaling.com/articles/38748.html?plat=android&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1。

【9】劉易斯的基本模型是關于工資、利潤、資本積累與增長之間的變量關系，這些變量關系構成了如下的經濟循環過程：1）工資由外生變量決定，并作為劉易斯理論邏輯的起點；2）給定總資本，工資的高低決定了利潤的大小；3）利潤用于投資；4）新增投資吸收更多勞動力就業；5）更多就業導致利潤進一步增長；然后再從第三步依次類推下去。根據這一經濟循環過程，經濟的發展就是農民向城市轉移的過程，就是經濟從農業經濟轉向工業經濟的過程。

【10】參見歐曼那、韋格納拉加：《戰后發展理論》，中國發展出版社，2000年，第13-20頁。

【11】理論是用來指導實踐的，而實踐又具有講究最大化的特征。中國以20%的儲蓄率所能實現的經濟發展無疑優于15%的儲蓄率所能實現的經濟發展。劉易斯既然沒有考慮到這種可能性，就缺乏對中國的適用性和科學性。

【12】王今朝、龍斧：《經濟學方法論中演繹與歸納之爭的終結》，《國外社會科學》，2012年第2期。

【13】王今朝、金志達：《經濟學方法論中實證與規范之爭的終結》，《福建論壇》，2018年第9期。

【14】巴蘭認為實證主義實際上是一種不可知論。[2]88

【15】馬克思主義認為，對于任何一個社會而言，凡是有助于維持和穩定這個社會的基本制度的才是必需的、生產性的和理性的。[2]109-112。

【16】這是從美國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沃爾夫（R. Wollf）的一個視頻得到的信息。

【17】值得指出的是，貿易在這個模型里毫無作用。

【18】馬克思主義者很清楚，農業的命運從來不是在農業領域中決定的，而是在農業以外的經濟、社會、政治活動決定的。[2]260

【19】W. M. Corden, Normativ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p. 66, in Jones, R. W. and P. B. Kenen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1,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84, pp. 63-130.

【20】有馬克思主義者稱一個國家通過開會來解決交換問題為“騾馬大會”。

【21】Hindriks, Jean; Myles, Gareth D. (2013), Intermediate Public Economics (2nd e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pp. 33-43.

【22】減稅的政策經常被說成是基于社會的利益。但富人可能得到高達80%的減稅的效果。每人每年因此多得收入達到19萬美元。

【23】參見巴蘭對抽象法的說明。[2]221-222

【24】由于一些帶有偶然性的因素的作用，資本主義首先在西歐興起了，并且使得西歐國家突破了中國的經濟領先地位。資本主義的這種興起是由于資本主義相對封建社會的進步性，但其本身又存在著巨大的矛盾，它只是使得最廣大人民從封建奴隸轉變為工資奴隸。在資本主義使得西方建立了經濟優勢后，其它一些國家遭受了殖民主義，就失去了資本主義的前途了。于是，對于這些國家，社會主義成為必然的命運。

【25】受制于李嘉圖工資鐵律支配的工人消費者和非勞動力消費者即使是理性的，也與他們本來應該達到的福利沒有關系。所謂消費者主權，只是遭受了極端收入壓榨的消費者維持生存的行為對資本家所發出的生產信號！囊中羞澀的無產階級在商場里面對著眾多的自己沒有購買力的中檔和高檔商品時不會感覺自己有主權，更不會是上帝。同樣的，“中產階級”也不會感覺自己是上帝。當無產階級和“中產階級”發現自己所行使的“主權”構成少數人積累財富的機制的時候，他會自問：究竟誰才是上帝？

【26】沒有徹底的土地革命，土地就掌握在地主階級手里，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土地“要素”（工業用地、農業用地、社會基礎設施用地、事業單位用地）就難以獲得，即使獲得，也耗費時間，延緩現代化進程，而且也必然導致資本、資源向原來的地主階級轉移，形成兩極分化的必然半途而廢的現代化。

【27】中國農業公社化和工業的鞍鋼憲法在這方面做出了光輝的實踐。

【28】毛澤東認為，蘇聯的馬鋼憲法在中國就會形成官僚主義，阻礙技術進步，因此，他推出鞍鋼憲法對官僚主義加以制約，對技術進步加以促進。

【29】Karl Marx,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1843,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3/critique-hpr/ch03.htm, 2018年3月12日。

【30】小農經濟只要過渡到集體經濟，勞動生產率就會增長至少一倍。

【31】無論這種管制是政府還是由企業自身聯合起來通過類似行會似的組織（如協會、卡特爾等）做出的。

【32】巴蘭認為，完全競爭理論是小商人的思想體系[2]148。正是基于小商人的立場，才有新古典對壟斷的責備，即它破壞了理想的收入分配——小商人所向往的生活。馬克思則認為，壟斷是不可避免的。這使得大量基于完全競爭模型的研究失去了現實意義。

【33】關于資本主義根本性、系統性矛盾、危機的最近分析參見[4]。

【34】從純理論的角度看，資本主義曾經進步而現已衰落，已經沒有前途了。這個觀點早在20世紀中葉就已經成為中國的共識。而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逐漸消退了。現在是重拾這種觀點的時候了。西方國家也因長期鼓勵對外投資而導致的產業空心化。參見？？楊成林：《去工業化的發生機制及影響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

【35】比如，新古典主義者指責結構主義方法論里缺少數理方法。確實，20世紀50年代出現的結構主義者許多人沒有機會接受數學訓練，其實，那時就連新古典主義者也很少接受數學訓練。結構主義者的方法論里固然缺少數學，但結構主義者的問題不是這個，而是結構主義者作為接受新古典主義訓練的學者，沒有意識到馬克思主義的范式的科學。由于蘇聯的實踐，結構主義在出現時就過時了。

【36】1980年后的中國經濟發展的某些方面與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具有一致性，以至于21世紀初一些中國學者還用劉易斯拐點來界定中國的經濟發展階段。

【37】調查研究并不一定是田野調查、現場調查。科學思考現有的文獻，理清它們的觀點、關系、區別、聯系也是調查研究。缺乏科學方法論指導的調查研究并不是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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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今朝，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薩米[Sameen Naqvi]，巴基斯坦博士生。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15JJD790024]和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團隊建設項目，其主要內容發表于《當代經濟研究》2019年第11期，此為全文；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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