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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孫立冰，吉林財經大學全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研究方向: 中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 17AJL004) 。

【摘要】：科學認識和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一方面要依賴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關于研究對象理論的已有成就，另一方面要回應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關于研究對象理論的挑戰，關鍵是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正確理解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社會生產方式的特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是一種全新的社會生產方式，它在本質上屬于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根本區別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因此，反映這種特殊社會生產方式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既不能照抄照搬以一般資源配置為研究對象的西方經濟學體系，也不能簡單機械地套用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研究對象的《資本論》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代表人類社會未來發展方向的崇高事業，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研究成果不僅屬于中華民族，也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發展模式和發展道路，為全人類的進步和發展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關鍵詞: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 研究對象學說

任何一門科學的存在性，都最終取決于其特殊的研究對象的客觀存在性。對經濟學及其規律和范疇的認識和把握，必須要從其對研究對象的認識深化開始。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其研究對象必然與自然科學和其他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不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確立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方法論基礎。按照唯物史觀，人類社會從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的演化以物質生活資料生產方式的變革為基礎，必然伴隨著社會生產關系總和即經濟基礎的變化，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和社會意識形式也會發生變化。[1]由此，馬克思將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表述為一定的社會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2]8按照馬克思的社會形態理論和恩格斯關于狹義政治經濟學的觀點，社會主義社會作為一種全新的社會經濟形態，必然有獨特的社會生產方式，反映這種獨特社會生產方式

的政治經濟學就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在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本質上屬于社會主義，對它進行反映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當代中國發展的新成果。由此，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學說的基本框架是：《資本論》的研究對象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方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方式。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公然承認其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政治經濟學，在研究對象學說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并不否認其站在工人階級立場上立說，具有一定的歷史性質。然而，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現代西方經濟學，在研究對象的闡述上卻極力否認其階級性和歷史性，將經濟學研究對象規定為一般意義上的資源配置問題。

一、 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理論的挑戰

西方經濟學家對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界定普遍采用了英國經濟學家羅賓斯在《經濟科學的性質和意義》一書中的論述：

【“經濟科學研究的是人類行為在配置稀缺手段時表現的形式……經濟學是把人類行為當作目的與具有各種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間的一種關系來研究的科學。”[3]】

這是西方經濟學發展史上，第一次把稀缺資源的合理配置規定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直到今天，這一規定仍為西方主流經濟學教科書接受和認可。例如，美國經濟學家曼昆在2006年出版的教科書《經濟學原理》中寫道：

【“經濟學研究社會如何管理自己的稀缺資源。”[4]】

必須指出的是，羅賓斯對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界定，受到了其他非主流經濟學家的質疑和批判。例如，雷諾茲認為，羅賓斯的定義把許多決定資源供給和技術的重要因素都排除在經濟學的研究范圍之外，這些因素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屬于社會—政治范疇、常常無法用數量表示”，而“被逐出了嚴格的經濟學領域”。[5]加爾布雷思認為，資源配置取決于生產者的權力，而這種權力又源于資本所有權即生產資料所有權，羅賓斯在研究資源配置的同時卻拋棄了決定資源配置的生產者權力，因此，羅賓斯等人對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界定可能是“掩蓋這種權力的幌子”[6]。布坎南主張經濟學要研究“人類關系制度”，包括集體制度和私人制度，羅賓斯把抽象的資源配置界定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逃避了對“人類關系制度”的研究，“阻礙著科學的進步”。[7]可見，現代西方經濟學舍棄所有權和人類關系制度而只研究一般意義上的資源配置問題，這在西方經濟學家內部，也不是沒有意見分歧的。

盡管羅賓斯關于經濟學研究資源配置的學說受到了上述不同西方經濟學家的批判，但它仍然受到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追捧。現在流行的西方經濟學教材在闡述經濟學研究對象時大多都采用了羅賓斯的說法。在經濟學研究對象界定上，羅賓斯關于資源配置學說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學說構成了一定的挑戰。20世紀下半葉，由于蘇聯東歐國家社會主義事業的失敗，導致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全世界的傳播和發展走入低谷，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社會主義國家的主流地位同樣也被削弱。改革開放后，中國在學習借鑒西方先進文化思想和技術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外來文化的影響，尤其在經濟學研究和教育領域，西方經濟學已經占據高校課堂，在實質上已經成為高校課程設置、學術研究、人才引進等方面的主流。這對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構成了嚴重的威脅。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之一，就是人們對西方經濟學及其資源配置學說認識上出現了偏差，例如，有人認為，西方經濟學把研究對象界定為資源配置，舍去了“政治”等意識形態因素的干擾，相比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更具有科學意義上的“客觀性”和“中立性”，因此，西方經濟學是無階級、無國界、普適的經濟學，適用于任何國家的任何時代；還有人認為，現在全球大部分國家包括中國在內都實行市場經濟即通過價格機制和競爭機制進行資源配置，因此，西方經濟學適用于所有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既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是市場經濟，那么，就理所應當運用西方經濟學來指導。甚至有人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就是西方經濟學在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具體運用；也有人認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社會生產關系，而社會生產關系歸根到底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所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叫做政治經濟學，而西方經濟學只研究資源配置，不涉及社會生產關系，就可以免于在其經濟學名詞前冠上“政治”二字，所以，西方經濟學是經濟學。由上可見，正是由于對經濟學研究對象認識上的偏差，才導致中國一部分學者對西方經濟學的盲目崇拜。事實上，西方經濟學不過是用一般的、抽象的資源配置學說掩蓋了資本主義社會特有的以階級對抗為特征的資源配置。經濟學從來都不是脫離人與人的利益關系而進行研究的學說。西方經濟學家雖然一再標榜自己不關心政治，但其任何一個定義、一個假設、一個理論命題都無不帶有資產階級利益的痕跡，反映資產階級的利益訴求。馬克思曾指出：

【“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質，把人們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惡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復仇女神召喚到戰場上來反對自由的科學研究。”[8]10】

因此，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是具有鮮明階級性的學說，馬克思、恩格斯從來就沒有否認過《資本論》的階級性，他們明確指出，《資本論》是“工人階級的圣經”，《資本論》的結論是“工人階級運動的基本原則”。[8]34,35只有深入理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學說，才能真正掌握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真諦，識破西方經濟學的錯誤輿論導向，用科學的理論武裝群眾，煥發強大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物質力量。馬克思主義者相信，歸根到底馬克思主義還是要在理論上說服人，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地位取決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性和先進性，在于其改造世界的致用性。因此，我們必須要在學理上證明西方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理論錯誤和思想意識上的誤導。在此基礎上才能正確闡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真理性，使廣大人民群眾自覺地接受真理，按照科學真理的精神辦事。

二、 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特點

要科學說明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特點，必須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按照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作為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社會生產方式具有客觀實在性、社會歷史性和變化發展性。[9]

1.經濟學研究對象的客觀實在性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

【“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并在其后強調，“這種生產方式的典型地點在英國”。[2]8】

這說明《資本論》研究的對象是客觀存在的物質實體，而非主觀臆造。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強調研究對象的客觀性和唯一性，作為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一定的社會生產方式，是客觀的物質的存在，而不是主觀的虛幻。因此，科學的經濟學，是對客觀存在的一定社會生產方式的反映，是以科學的概念和命題，概括和反映客觀物質世界中的社會生產關系及其變化發展的規律性。

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強調研究對象的客觀性和唯一性不同，西方資產階級更強調經濟學研究對象的主觀意識性。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人物威廉·配第、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分別在各自的著作中，通過分析社會分工、生產過程和資本積累等問題，探索了財富的生產和分配，并提出了勞動價值論，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的本質和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因此，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認識具有科學性。到了1830年代，西方經濟學者雖然沿襲了古典經濟學對財富生產和分配的研究方向，但這時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已經完全背離了古典經濟學研究的初衷，為了替資產階級辯護，在方法上已經由唯物主義認識論轉向唯心主義認識論，杜撰了許多背離歷史事實的“理論”。1870年代邊際主義經濟學發展起來后，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對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界定就更具有主觀主義性質。他們不再注重研究具有客觀性質的財富生產，更傾向于研究個體消費者和個體生產者如何通過交換獲得最大利益和滿足，在方法上也更傾向于具有先驗性質的演繹法，用一些從頭腦出發而不是從實際觀察出發的研究方法，例如，邊際分析和各種主觀性的經濟范疇和假定，效用論、心理預期、邊際消費傾向遞減和流動性偏好等。杰文斯把經濟學視為“快樂與痛苦的微積分”，認為經濟學是以最小的痛苦為代價去購買較多的快樂。馬歇爾同樣認為，財富是滿足欲望的物品和付出努力后得到的結果。[10]薩繆爾森以格式塔心理學中的鴨兔實驗為例，[11]說明經濟學研究的主觀性，認為經濟學對研究對象的反映不是唯一的，以所謂范式不可通約來否定和排除來自正確意見的批評。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強調，研究對象本身的客觀性決定了其歷史性，資本主義生產本身是人類社會一定歷史階段的社會生產，不是任何社會的生產，因此，對它反映的政治經濟學范疇和規律也屬于這個特定的歷史階段，具有歷史性質。從嚴格意義上來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區分為不同社會形態的，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由于各個社會的生產方式不同，包含的內在經濟關系和反映的社會生產規律亦不相同。馬克思在其著作中主要考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并在《資本論》第一版序言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明確指出，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的研究對象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物質生產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然而現在仍然有不少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對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客觀性認識不到位，有學者在解讀和理解作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生產方式的含義時，片面強調馬克思寫作《資本論》是為了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在他們看來，只是因為要推翻資本主義制度，所以，馬克思就將生產關系作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我們進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則為了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所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還必須將生產力也納入其中。有學者甚至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要將生產力放在首位。按照這樣的邏輯，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完全可以根據人們的主觀愿望和需求任意界定：對于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方式，對它懷有美好愿望的人去研究它，它就表現為一個美好的世界；反過來，懷有顛覆它的惡意的人去研究它，它會表現出一副衰落和即將滅亡的樣子。事實果真如此嗎？按照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科學的認識來自對事物本性的客觀考證，政治經濟學研究必須要按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客觀本性來揭示其發展的規律。資本主義制度的滅亡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勝利都是客觀的、不可改變的必然趨勢，和研究者的主觀愿望無關。

2.經濟學研究對象的歷史暫時性

所謂歷史性，是說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是人類社會一定歷史階段的、一定社會生產方式的經濟規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強調，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區分為不同社會形態，不同的社會形態包含的內在經濟關系和反映的社會生產規律不同，作為《資本論》研究對象的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方式是人類社會歷史上的一個特定階段，它要經歷發生、發展和必然滅亡的歷史過程。因此，對它反映的政治經濟學范疇和規律也屬于這個特定的歷史階段，同樣具有歷史性。

西方經濟學否定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暫時性，把資本主義社會看作從來就有的、永恒不變的，因此，西方經濟學把研究對象規定為脫離具體歷史生產階段和生產方式的抽象的資源配置，把經濟社會中的人抽象為沒有任何階級屬性的經濟人。西方經濟學從來沒有將其范疇和規律看作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因此，它從來不考察各種經濟范疇的歷史性質。例如，西方經濟學中講的資源稀缺，從來都不是與一定的社會生產階段或生產方式聯系在一起的資源稀缺，西方經濟學不考慮工業革命以后機器動力代替人工和畜力動力的歷史因素，也不分析各種經濟范疇的歷史性質。在它看來，機器就是資本，資本就是機器，勞動力就是勞動力，沒有什么雇傭勞動和非雇傭勞動的區別。再如，西方經濟學對貨幣需求的認識也缺少歷史分析，資本家和雇傭工人雖然都需要貨幣，但貨幣在二者手里卻有不同的意義，雇傭工人用貨幣來消費，而資本家把貨幣轉化為資本，用來生產剩余價值、剝削工人，這是其本質所在。西方經濟學用“需求”“欲望”這樣的一般概念來掩蓋資本家對資本、利潤的貪婪追求，不可能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爆發的必然，更不會得出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結論。對于經濟社會中的人的分析，西方經濟學用一個經濟人范疇概括了所有的人，從來不研究人如何分化為不同階級。

事實上，原始社會沒有階級劃分，每個人也不存在西方經濟學提出的“自私的天性”。由于生產力水平低下，他們必須聯合起來對付自然界的自然災害和野生動物的襲擊。奴隸社會出現了剩余產品，人類社會才產生了階級。資本主義社會是以剩余價值的生產、流通和分配為軸心形成的階級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人，是隸屬于不同階級的人，包括資本家階級的人、雇傭工人階級的人和土地所有者階級的人。這三種具有不同階級屬性的人的行為，由不同的階級關系決定，絕不是像西方經濟學經濟人假設的那樣單純，可以由一個利己的規定性能概括的。事實上，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由不同的歷史階段構成，每個歷史階段都有其規律和作用形式，反映和概括不同歷史階段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經濟學自然要體現每個階段的特點。《資本論》揭示的正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方式特有的經濟規律。一位俄國經濟學家曾經這樣描述馬克思的《資本論》：

【“每個歷史時期都有它自己的規律……一旦生活經過了一定的發展時期，由一定階段進入另一階段時，它就開始受另外的規律支配……對現象所做的更深刻的分析證明，各種社會機體像動植物機體一樣，彼此根本不同……由于這些有機體的結構不同，它們的各個器官有差別以及器官借以發生作用的條件不一樣等等，同一個現象卻受完全不同的規律支配。”[2]23】

馬克思高度認同這位俄國經濟學家的看法。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區別于西方經濟學的最本質東西。西方經濟學認識不上去，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如果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承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只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就等于接受資本主義必然要走向滅亡的結論。這是資產階級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家也有主張全盤西化的，極力否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區別。在他們看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建設和發展只能走西方經濟學中國化的道路。還有一批中國經濟學家認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在解釋和解決現實社會經濟問題時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必須對二者進行調和或綜合，提出了“新理論”。[12]另有一部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主張打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界限或者打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經濟學界限。前一種打通論與調和論頗為相似，否定經濟學的階級性，主張經濟學的大融合；而后一種打通論，則是在經濟學歷史性的認識上走入了誤區，否定人類社會不同的發展階段要有不同的經濟學，這是根本錯誤的。

3.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發展變化性

發展變化性是指一個社會生產方式內部或不同社會生產方式之間的變化發展關系。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生產方式及其要素經常變化。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來看，它在歷史上經歷了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壟斷競爭資本主義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不同的發展階段，但各個階段不是孤立的，而是普遍聯系的。雖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作為一個特殊的生產方式，具有區別于其他生產方式的獨特特點，但這些特點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又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例如，資本主義社會資本的組織方式，由個人企業到合伙企業，到現代企業，完成了不斷自我揚棄、自我否定的過程，但無論如何變化，不變的是其資本主義剝削的本質。所以，對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認識不僅要有整體的把握，還要充分了解其階段性特點及其階段性的繼承發展性；不僅要重視量的分析，更要注重質的規定性。西方經濟學把經濟學研究對象規定為一般的永恒不變的資源配置，他們習慣運用大量的數學公式對經濟現象進行單一的量化分析。正確運用數學公式進行經濟學分析確實具有很多優點，但任何事物不僅有量的規定性，還有質的規定性，量變能用數學表示，但必須以一定的質的規定性為前提。拋開質的規定性分析，單純進行量變推導，得到的結論對現實經濟毫無意義。例如，1830年之前的資產階級是一個進步的階級，其經濟學說也具有很多科學性。在1830年資產階級奪取政權成為統治階級以后，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使命就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由作為商業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對立面正確闡釋價值的來源，轉變為統治階級——資本家階級的衛道士，走上了為資產階級充當辯護士的不歸路。相應地，西方經濟學也偏離了科學的軌道，成為為資本剝削勞動提供理論辯護的詭辯術。轉變的根本原因在于生產方式的轉變。資本主義政權的建立意味著資產階級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方式中的主導階級已經歷史地完成了反對封建主義的任務，相應地，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由一種進步的代表時代方向的經濟學家轉變為辯護士。這種特定的社會責任決定了“其必然拋棄生產的本質只研究現象，拋棄生產的特殊性只研究生產的一般性”[13]，違心地把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方式看作萬古不變的永恒的生產方式。所以，他們對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認識和界定必定具有致命的缺陷。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于研究對象的認識則是辯證的。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來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具有階段性發展特征，會經歷發生、發展和必然滅亡的變化過程；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和揚棄的角度來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終將被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代替，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將變成新生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以這種新誕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為研究對象。

三、 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新認識

恩格斯說：

【“人們在生產和交換時所處的條件，各個國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個國家里，各個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經濟學不可能對一切國家和一切歷史時代都是一樣的。從野蠻人的弓和箭、石刀和僅僅是例外地出現的交換往來，到千匹馬力的蒸汽機，到紡織機、鐵路和英格蘭銀行，有一段很大的距離。火地島的居民沒有達到進行大規模生產和世界貿易的程度，也沒有達到出現票據投機或交易所破產的程度。誰要想把火地島的政治經濟學和現代英國的政治經濟學置于同一規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陳腐的老生常談以外，他顯然不能揭示任何東西。因此，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14]】

按照恩格斯闡述的狹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資本論》是正確反映和科學解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政治經濟學，關于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發展演變和運動規律的研究，則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任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當代中國的最新發展，其任務是正確反映和客觀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當然，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我們還必須要有新的認識。

首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生產方式。從本質上，它區別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因此，反映和研究這種生產方式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必然不同于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研究對象的《資本論》。二者雖然都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組成部分，但理論內容卻有本質區別，《資本論》中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理論內容，適用于資本主義社會，但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下，這些理論適用的社會歷史條件已經發生變化。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不能簡單機械地套用《資本論》中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理論。近年來，中國理論界在探討如何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時，有學者認為，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資本積累理論、平均利潤生產價格理論都適用于解釋和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事實上，如果這些馬克思描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濟范疇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階段都存在，就等于承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階段就是中國特色資本主義階段。當然，《資本論》中運用的經濟學研究方法，適用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關于《資本論》的方法，學術界普遍概括為唯物辯證法。但對于唯物辯證法的內涵，學術界有不同的闡述。本文認為，要尊重馬克思在《資本論》德文第二版《跋》中的比較完整的論述即包括馬克思認可的俄國經濟學家的描述[2]20-23和馬克思自己的補充說明。俄國經濟學家描述的唯物辯證法包括：世界是物質的、物質是運動變化的、運動變化是有規律的；事物的前進發展是事物內部矛盾運動的結果；政治經濟學就是要研究經濟現象的運動變化規律。俄國經濟學家特殊強調了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歷史觀：經濟現象和經濟規律具有社會歷史性質；人類社會不同發展階段有不同的經濟規律。馬克思充分肯定了俄國經濟學家的概括和總結。馬克思說：

【“這位作者先生把他稱為我的實際方法的東西描述得這樣恰當，并且在談到我個人對這種方法的運用時又抱著這樣的好感，那他描述的不正是辯證方法嗎？”[2]21】

盡管馬克思非常欣賞俄國經濟學家對辯證法的概括，但他還是進行了必要的補充。馬克思強調，在《資本論》中運用的辯證法是唯物主義的辯證法即形式上的唯心主義外觀和事實上的唯物運動本質；辯證法的本質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唯物辯證法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的意義首先在于其唯物性，其次在于其辨證性。在社會經濟問題的討論中，許多人不懂唯物辯證法。例如，有經濟學家只看到市場經濟中等價交換的形式平等，看不到在形式上的平等經過辨證的轉化過程已經造成事實上的不平等。《資本論》中根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闡述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的，但不是不顧中國現實的社會生產力水平而教條化地照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和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辯證統一”[15]，即把《資本論》中揭示的科學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原則——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按勞分配和有計劃地發展經濟[16]——與中國的具體國情和發展階段結合起來，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這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驕人成績的原因所在。

其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當代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它的研究要堅持辯證的普遍聯系性。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建立和發展是一個長期的曲折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種失誤，但只要沒有脫離社會主義軌道，只要符合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就還是社會主義，就應該被納入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疇內。有人割裂和否定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內在聯系，使兩個歷史時期對立起來，其目的就是用改革開放前30年否定后30年的科學社會主義性質，或是相反，這是一種十分錯誤的思想傾向。早在1890年，恩格斯在給奧托·馮·伯尼克的信中就曾指出：

【“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

這里的問題就在于要處理好質變和量變之間的關系。《資本論》描述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16世紀、17世紀、18世紀到19世紀中葉經歷了很多重大事件和重大變化，可是都被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變化整體的一個局部加以處理。部分學者將一些變化孤立，甚至對立，看不到變化的內在聯系和邏輯關系。事實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不是經濟政策學，而是一個相對穩定的理論體系，是在充分借鑒改革開放前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按照科學社會主義原則對經濟進行改革，建立和建設社會主義經驗的基礎上，對改革開放后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各個歷史時期經濟建設成功經驗的理論總結。因此，不可低估改革開放前30年的實踐經驗和理論探索對改革開放以及后來道路選擇的啟發意義。不承認這一部分歷史和這一部分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就會陷入歷史唯心主義認識論。黨的十九大報告將改革目標表述為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就是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各個歷史時期看作一個有機整體，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當代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一個階段，將不同階段的改革看作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修復，而不是不同社會生產方式的轉換。事實上，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都是在不同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探索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都是對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一定要充分考慮前后兩個歷史時期在理論上的繼承和發展，不能割裂，更不能對立。

最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生產方式是客觀的存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它決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客觀實在性。跨越卡夫丁峽谷建設社會主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16]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在中國這個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遠遠低于歐美資本主義的條件下，以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方式建設社會主義。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既具有一般社會主義的特征，又有較明顯的跨越式發展和實現的特點。目前，生產力水平低、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仍然是建設社會主義的一大問題，所以，發展是第一要務，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需要大力發展生產力，并不意味著就必須將生產力從生產方式的有機統一體中剝離，單獨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中，更不意味著借口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學說和研究方法更適合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將西方經濟學的唯心主義理論和形而上學方法拉入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這是我們必須要批判的顛覆性錯誤。共產黨領導人民建設社會主義必須要吸收借鑒人類文明的一切成果，這是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題中應有之意。但不加分析批判地拿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作為理論武裝建設社會主義，這是思想理論和意識形態的錯配，必然帶來顛覆性的后果。

從上述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政治經濟學的論證中，可以看出，這兩種不同的狹義政治經濟學發展完善程度不同。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政治經濟學，經歷了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的貢獻、馬克思和其他經典作家的革命和發展，已經形成了比較嚴謹的科學體系和科學范式，發展空間和發展范圍相對較小。社會主義生產方式還處于初級階段的探索過程中，因此，反映這種全新生產方式理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必然要體現其時代的探索性特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其學說體系還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學說的指導下進行探索，具有較大的發展空間。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以人類社會超越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后形成的全新的社會生產方式為研究對象的狹義政治經濟學。雖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目前還處于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較低階段，但它代表了人類社會未來發展的方向，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發展模式和發展道路。因此，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為研究對象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既屬于中華民族，也是全人類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必須要以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為指導，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踐進行理論創造，在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同時，為全人類的進步和發展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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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于《社會科學戰線》201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