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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木：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與人權

點擊：作者：?張文木來源：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20-01-13 09:26:05

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與人權

——重讀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

張文木

近幾年人權問題似乎是一個國際性的話題，學術界也開始了對人權問題的研究，下面是筆者在學習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以下簡稱《導言》）時結合人權問題所作的思考。

《導言》是反映青年時代的馬克思從唯心主義轉向唯物主義，從革命的民主主義轉向共產主義的最重要的文獻：其中反映這種轉變的最重要的標志，是他從青年黑格爾學派空談“人的解放”轉向對現實的“市民社會”的解放的研究；而在“市民社會”中，馬克思又進一步抓住對其中的核心即無產階級及其解放的研究。抓住了無產階級，就抓住了人的問題的根本。這是馬克思與青年黑格爾派決裂的根本界碑所在；這同樣也是馬克思主義同現代西方各種人文理論（包括人權理論）的根本界碑所在。

1843年4月《萊茵報》被迫停刊，馬克思于5月來到萊茵省的一個小鎮克羅茨納赫，在這與燕妮登記結婚。在這段幸福時間里，馬克思同時開始思索和理清他在《萊茵報》工作期間碰到許多使他困擾的政治和經濟問題，特別是其中的國家、法的問題。通過書報檢查令和林木盜竊法的辯論，特別是《萊茵報》被迫停刊，馬克思看到了國家和法不外是壓迫人民和保護統治階級利益的工具；真正的現實并不是國家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決定國家，正是市民社會的關系才構成了政治制度的基礎；黑格爾的絕對精神并不是事物發展的動力，真正決定社會發展的是現實經濟關系。馬克思看到了黑格爾學說的理論破綻，決定對它進行一次徹底清理。為此馬克思寫了《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一書，其中導言部分集中表述了馬克思這一時期的思考成果。

《導言》共50個自然段，貫穿全文的始終是一個“人”字，也就是說，全文是以人的解放開始，到解放的“人”結束。通過論證“人”解放的精神條件和物質條件，進而論證了無產階級及其歷史使命。

馬克思在文章開篇就宣布，在德國“對宗教的批判實際上已經結束”（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以下引語均出此文，文中加粗的文字在原文中均為黑體字），下面的任務就是反對以宗教為精神慰藉的那個世界的斗爭，那個世界就是人的世界。但是，“人并不是抽象的棲息在世界以外的東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國家、社會。”既然斗爭轉向現實，那么以往“對天國的批判就變成對塵世的批判，對宗教的批判就變成對法的批判，對神學的批判就變成對政治的批判”。

馬克思進一步把批判落腳到具體的德國。他認為：現實，就是德國制度本身。馬克思認為：“應該向德國制度開火，一定要開火！這種制度雖然低于歷史水平，低于任何批判，但依然是批判的對象。”但是，這種批判的方式已不應再是批判本身，而應是“肉搏”式的戰斗，“而在肉搏戰中，敵人是否高尚，是否有趣，出身是否相稱，這都無關重要，重要的是給敵人以打擊”。

接著，馬克思把對現實世界的批判與人的解放聯系起來；也就是說，批判現實是手段，而解放人才是最終目的。馬克思寫道：

一旦現代的政治社會現實本身受到批判，即批判一旦提高到真正人的問題，批判就超出了德國現狀，不然的話，批判就會認為自己的對象所處的水平低于這個對象的實際水平。

人的問題，首先是德國人的問題。馬克思沒有空泛地講人的解放，而是把落腳點放在德國人的解放上，他說：“德國能不能實現一個原則高度的實踐，即實現一個不但能把德國提高到現代各國的現有水平，而且提高到這些國家即將達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呢？”馬克思進一步深入論證，要實現這一“達到人的高度的革命”的關鍵就是抓住人的問題的根本。他說得很透徹：

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的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的本身。

馬克思牢牢抓住“人是人的最高本質”這一基本命題，提出“物質力量”所要摧毀的是那些“使人成為受屈辱、被奴役、被遺棄和被蔑視的東西的一切關系”，即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生產關系。馬克思稱實現這一任務是歷史賦予當代批判的“一條絕對命令”。絕對命令就是歷史使命。

無疑，要實現這樣的歷史使命，德國只有首先實現一次徹底的革命，即解放人這一根本問題的革命。但是，要完成這個革命，還需要被動的因素即需要一個代表全社會的階級，先實現自我解放，取得普遍統治，然后再推進全社會的解放。于是，這個階級本身的要求和權利必須真正是社會本身的要求和權利，它真正是社會的理性和社會的心臟，這個階級的解放必然與人民革命相吻合，它的等級也就是整個社會的等級。因此，它的解放同時就是一切階級的解放。

在德國除了無產階級外，似乎再沒有一個階級有“我算不了什么，但我必須主宰一切”這樣一種開闊的胸懷。“在法國，只要有點什么，就能占有一切；在德國，只有一無所有，才不致失掉一切。在法國，部分解放是普遍解放的基礎；在德國，普遍解放是任何部分解放的必要條件。”這樣馬克思就指出了德國解放已具有的政治條件，即德國已經“形成一個非市民社會階級的市民社會階級，一個表明一切等級解體的等級；一個由于自己受的普遍苦難而具有普遍性質的領域，這個領域并不要求享有任何一種特殊權利，因為它的痛苦不是特殊的無權，而是一般無權，它不能再求助于歷史權利，而只能求助于人權，它不是同德國國家制度的后果發生片面矛盾，而是同它的前提發生全面矛盾，最后，它是一個若不從其他一切社會領域解放出來并同時解放其他一切社會領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領域，總之是這樣一個領域，它本身表現了人的完全喪失，并因而只有通過人的完全恢復才能恢復自己。這個社會解體的結果，作為一個特殊等級來說，就是無產階級。”

這里馬克思指出了無產階級所具有的其他一切階級所不具有的特點即無產階級的解放同時就是階級對抗的消滅；無產階級的利益是整個“市民社會階級”的最終利益，因此，無產階級的解放同時就是人類解放的開始。這里馬克思第一次闡明了無產階級“必須推翻那些使人成為受屈辱、被奴役、被遺棄和被蔑視的東西的一切關系”，從而完成“從其他一切社會領域解放出來并同時解放其他一切社會領域”的偉大歷史使命。與此同時，馬克思還把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與人權問題聯系起來考察，提出與私有制度下產生的“歷史權利”相對立的完整和全新的“人權”概念。馬克思認為處于“一般無權”地位的無產階級的權利是人權的核心。這是因為：

無產階級宣告現存世界制度的解體，只不過是揭示自己本身存在的秘密，因為它就是這個世界制度的實際解體。無產階級要求否定私有財產，只不過是把社會已經提升為無產階級的原則的東西、把未經無產階級的協助，作為社會的否定結果而體現在它的身上，即無產階級身上的東西提升為社會的原則。

既然無產階級的原則已歷史地代表了社會的（從而也是人類的）原則，那么，無產階級的權利也成了人權的基本內容。最后，馬克思又把討論落到德國并得出如下結論：

德國唯一實際可能的解放是從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質這個理論出發的解放。

德國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這個解放的頭腦是哲學，它的心臟是無產階級。哲學不消滅無產階級，就不能成為現實；無產階級不把哲學變成現實，就不可能消滅自己。

這里所說的“哲學”可理解為無產階級權利的理論表現，一旦無產階級實現了自己的權利（絕對命令，或歷史使命），無產階級也就消滅了自己。

我們看到，馬克思在《導言》中一直是把人權與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聯系一起來考察的。人只能是處在特定社會關系中的人，以往的歷史中壓迫和束縛人的并不是人本身，而是人創造的一種財產關系。于是歷史便出現了這樣的情況，即以往人的解放總是以另一部分人的不解放為代價：奴隸主的自由以奴隸的不自由為代價，莊園主的自由是以農奴的不自由為代價，資本家的自由是以工人受剝削為代價。總之，在私有條件下，只要誰有點什么，就能占有一切。于是歷史發展到那部分不自由的階級已達到沒有任何人權可言和沒有任何財產的地步，隨之而來的就是這個階級“將要實現社會自由”。這個階級就是無產階級。無產階級特殊地位決定了無產階級是人類的“心臟”，無產階級的哲學是人類的“頭腦”，無產階級的權利是人權問題的核心內容。道理很簡單：高談人權而漠視根本無任何權利的無產階級，那就不是徹底的人權觀；如果解決人權問題不與無產階級解放聯系起來考察，那么，這種理論也無疑是虛偽的理論。

隨著歷史的發展，無產階級的問題已與民族問題聯系在一起。以往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已擴大為被壓迫民族與壓迫民族的矛盾；以往無產階級的權利到帝國主義時代已擴大為被壓迫民族的權利問題，它包括政治民主民族權利和經濟生存與發展的權利。到本世紀中葉，經過長期的浴血奮斗，各被壓迫民族基本上獲得了政治獨立和自決的權利；50年代起，世界進入和平與發展時期，以往獲得政治獨立的民族仍受著經濟貧困的制約.于是這一時期他們的民族權利便集中表現為發展經濟以保障生存與發展的權利，而首先承認、尊重、幫助這些國家和民族的這種權利便成了人權問題的核心問題，與此相應，維護、捍衛和幫助今天南方國家和民族的上述權利，便成了當代無產階級歷史使命中的極重要的內容.承認不承認這些國家和民族的上述權利，是檢驗當代真假人權理論的試金石；而實現南方國家和民族的上述權利是全人類獲得徹底人權的首要條件。

由上可見，人權始終都是與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權利密切聯系的問題。人權本來就是無產階級首先追求的目標。因為無產階級“痛苦不是特殊的人權，而是一般無權，它不能再求助于歷史權利，而只能求助于人權”。無產階級在歷史中已失去了作人的權利，于是恢復和爭取作人的權利便成了無產階級歷史使命的重要內容。當無產階級和被壓迫的民族實現了自己的人權的時候，他們也就消滅了自己。

中國是一個從殖民地半殖民地經過奮斗而取得政治獨立的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家。今天，爭取中華民族的生存與發展權利，是中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最迫切的要求，也是當代中國人權問題的焦點。中華民族在歷史上既然不能求助于“歷史權利”即資產階級的權利，因此，她今天的生存與發展只能求助于人權即作人的權利，同理，生存權與發展權也是中國人權的基本問題。承認不承認當代中國生存與發展權利，自然也就成了真假人權觀的試金石，而實現中華民族上述權利也是全面解決國際社會人權問題的重要前提之一。

【說明：本文原刊于《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2期。】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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