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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孝｜美國對華新遏制戰略的目標、實質和根源
點擊：4982 作者：梁孝 來源：《南通大學學報》 發布時間:2020-04-05 14:16:57
美國總統特朗普就任以來，對中國進行嚴厲的貿易制裁，打擊中國科技龍頭企業，進而進行高科技封鎖。實際上，貿易制裁只不過是一種手段，美國對華正在實行新遏制戰略。那么，美國對華新遏制戰略的目標和實質是什么？美國統治集團對華態度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重大轉變呢？
從馬克思主義理論視野來看，美國金融資本集團是新遏制戰略的推動者，其最根本目的是通過遏制中國的高新科技發展來遏制中國，維護自己在國際產業鏈中的壟斷地位，維護自己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中的統治地位。
本文結合美國金融資本主導的資本積累制度的本質、形式、國際產業鏈制高點競爭等問題，來分析美國對華新遏制戰略的目標、實質和根源。
一、美國對華新遏制戰略的概念界定
以及我國學界的研究現狀
美國對華的新遏制戰略是相對于冷戰時期其對社會主義陣營的遏制戰略而言的。
“二戰”結束后，美國統治集團認為，美、蘇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社會制度，二者之間的競爭是你死我活的斗爭。美國要生存，就必須要“遏制蘇聯擴張，阻止蘇聯破壞美國重要利益，破壞共產主義的理念和實踐。遏制，即阻止蘇聯獲得進一步發展的能力。更重要的是，這種遏制的目的是擊敗馬克思主義關于歷史上不可避免的發展的言論”。
簡單地說，美國針對以蘇聯為首社會主義陣營的遏制戰略，經濟上要競爭，軍事上要對峙、威懾，意識形態上要顛覆馬克思主義，地緣戰略要地上要爭奪，其最終目標是要顛覆社會主義制度。
美國遏制戰略的展開是以美蘇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對峙的國際格局為背景。這兩大陣營是由不同的社會制度的國家組成，形成了兩大經濟體，也形成相對隔絕的平行市場。
而現在美國對華實施的遏制戰略，則是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國家之間相互依賴加深，因而具有不同的遏制形式，故稱之為新遏制戰略。
2017 年特朗普就任總統以來，尤其是由于美國對中國實施貿易制裁引發中美“貿易戰”以來，美國對華戰略成為學者關注的焦點。
雖然有著不同的理論背景，但學者們達成高度共識，即隨著中國國力的增長，美國對華戰略正在發生歷史的、深刻的、本質的變化，中美關系不再是“斗而不破”，其不確定性在不斷增加。
學者們對美國新的對華戰略的主要分歧在于其本質和根本特征。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以下三種：
（一）美國新的對華戰略是一種遏制戰略
（二）美國新的對華戰略是競爭戰略，本質上是戰略壓制
（三）美國對華新戰略正在從接觸走向全面防范或規鎖，但不是遏制戰略
總體來看，學者們都承認美國對華戰略的意圖是抑制、規范、規鎖中國發展，其競爭性在強化。學者們的分歧在于“遏制”因素在美國對華戰略中的比重。
有的學者認為這已經是赤裸裸的遏制戰略。有的學者用競爭戰略這一概念，并認為其實質是戰略壓制，這實際上已經表達了“遏制”的內涵。以張宇燕為代表的學者認為美國對華戰略是一種“規鎖” “防范”，但還不是美國冷戰時期對蘇聯的遏制戰略。
從具體政策來看，美國對華新戰略確實與冷戰時期美國對蘇聯的遏制戰略有很大不同。但是以張宇燕為代表的學者們忽視了國際背景的不同。
如果從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來看，從產業鏈制高點爭奪來看， “規鎖”本質上就是一種新形式的遏制戰略。這種遏制戰略的目標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遏制中國的高新科技發展和產業升級，把中國“規鎖”在國際產業分工的中低端，由此確保美國在國際政治經濟中的霸權地位。
因此，美國對華新戰略是一種全球經濟一體化條件下的新遏制戰略。
就美國對華實施的新遏制戰略這個問題，很多研究國際關系的學者是從中美國力此消彼長的結構性矛盾來分析的，這種分析的理論依據實際上是在美國學界比較有影響的進攻性現實主義和霸權轉移理論。
這些理論能夠描述中美關系，但又有可能落入西方的話語陷阱，往往會不自覺地得出結論，即美國對華遏制戰略是維護其利益的正當反應。
也有學者根據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研究中美貿易戰，認為“美國政府發動世界貿易戰的實質：爭奪和占領（重新瓜分）世界市場”， “美國政府發動世界貿易戰的根源：壟斷資本主義高度發展導致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進一步激化”。
但是，這些學者忽視了一點：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帝國主義列強紛紛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形成以各列強為中心的、相對孤立的經濟體。而今天美國對華新戰略的國際環境則有著巨大的差異，貿易戰不是簡單地爭奪市場，而是要爭奪全球產業鏈制高點。
針對以上研究中存在的問題，本文從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產業鏈制高點競爭、超額壟斷利潤、美國金融壟斷資本維護其主導的積累制度出發，闡釋美國對華新遏制戰略的目標、實質和根源。
二、新遏制戰略的目標
是控制國際產業鏈制高點，
實質是維護超額壟斷利潤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時代，美國對中國的新遏制戰略的目標是通過各種手段遏制中國高新科技產業的發展，遏制中國的科技自主創新能力，將中國鎖定在國際產業鏈的中低端位置。這樣，美國就可以通過控制國際產業鏈制高點，攫取超額壟斷利潤。這是美國遏制戰略的實質。
在當今時代，高新科技是國際產業鏈的制高點，是各國爭奪的焦點。
20 世紀 70 年代，面對“滯脹”之苦，美歐跨國公司開始推行全球一體化戰略。
這種全球戰略可以“在世界范圍內統一產品規格，并將每個分公司都變成專門生產制成品的某個個別組成部分的單位”。這些跨國公司為了實現最高利潤，在全球范圍內進行科技研發、品牌開發、產品設計、投資、生產、銷售。
在跨國公司推行全球一體化的進程中，有兩點非常關鍵。
其一，跨國公司牢牢掌握著核心技術。一般來說，跨國公司的母公司、研發等戰略性部門都會保留在母國。它向外轉移的大多為生產、制造、組裝部門。這樣，跨國公司就可以通過控制核心技術、品牌、銷售渠道來控制整個產業鏈，掌控定價權。
其二，在推行一體化過程中，國家間巨大的勞動力價格（就相關生產環節來說，生產水平是接近的） 差別是跨國公司巨額利潤的重要來源。
在美歐跨國公司全球一體化過程中，國際產業分工進一步深化，形成一種新型的國際產業分工：產品內分工。
在產品內分工中，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參與某個特定產品的特定生產環節，并由此獲得一定的利潤。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特定產品的國際產業鏈。
國際產業鏈有相應的價值鏈，不同國家承擔特定產品產業鏈的不同的環節，獲得不同的利潤。一般來說，從價值鏈來看，技術研發、專利、品牌標準制定等產品的開端環節和市場營銷、服務等產品終端環節的附加值是非常豐厚的，而制造、組裝等中端環節的附加值是最低的。
在國際產業鏈的各個環節中，核心技術及其研發能力是附加值最高的環節。
美國華爾街對沖基金經理安迪·凱斯勒通過分析東芝筆記本電腦的利潤分配，形象地說明了核心技術在產業鏈中的決定性地位。
因此，安迪·凱斯勒說：“實際上，我們正在經歷順差……正在經歷利潤順差。”
在一定意義上，核心技術決定著國際產業鏈價值分配的格局。
從馬克思主義理論來看，現代產業鏈理論所說的高附加值，其實質是美歐跨國公司憑借對核心技術、品牌、標準制定和銷售渠道等環節的壟斷而獲得的超額壟斷利潤，是從發展中國家轉移走的勞動剩余。
美歐跨國公司之所以把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生態成本大的制造和組裝環節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就在于后者廉價的勞動力、廉價的資源和廉價的生態環境。
但是，僅有這些還是不夠的。這些發展中國家的相關生產領域的生產水平必須達到美歐跨國公司的要求。
就相關的制造、組裝環節來說，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生產率基本上是相同的。在發達國家，跨國公司要付給工人較高的工資，而這些環節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后，同樣的生產標準，同樣的勞動，跨國公司只付出非常低廉的工資。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認為，同樣的勞動創造同樣的價值，同樣的制造、組裝環節，同樣的生產率，發達國家的工人和發展中國家的工人創造的勞動價值是一樣的。
美歐跨國公司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相關產業的過程中，實際上是以極低的價格購買了相同的勞動。二者之間巨大的價格差額形成跨國公司極其豐厚的利潤，成為超額壟斷利潤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巨額的利潤本質上是跨國公司“無償”地從發展中國家轉移走的勞動剩余。
因此，如果美歐跨國公司要不斷地獲得超額壟斷利潤，就必須在國際產業鏈中壟斷核心技術、品牌、標準制定和銷售渠道等環節，其中壟斷核心技術是關鍵中的關鍵。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參與全球經濟一體化，承接發達國家制造業轉移份額。我國外向型經濟被整合到美歐跨國資本的產業鏈中，處于中低端加工制造環節。在國際產業鏈中，我國和美國是互補關系。在這一時期，中美關系總是“斗而不破”。
隨著我國制造業的發展，中國產業自然要升級，要向中高端發展，要掌握自主核心技術，要從低附加值環節向高附加值環節延伸，中國勞動者創造的價值不能再任人“無償”轉移。在這種情況下，在國際產業鏈中，中美關系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高端領域的競爭關系。
中國的產業發展已經開始沖擊美國跨國資本的壟斷地位。為了維護超額壟斷利潤，美國必然要打壓中國。其中，以各種手段遏制中國的高新科技產業發展，控制國際產業鏈高新科技制高點，自然成為美國遏制戰略的重中之重。
三、新遏制戰略的根源是
美國金融資本要維護其主導的積累制度
美國金融資本統治著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它憑借“金融資本主導的積累制度”從全球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中提取財富。但是不管如何，金融資本最終依賴實體經濟，而跨國公司的超額壟斷利潤是美國金融資本統治地位、金融資本主導的積累制度的最重要的實體經濟支柱。
美國金融資本出于其根本利益，必然不惜一切代價維護其金融統治的命脈。
20 世紀 70 年代之后，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以滯漲的形式再次來臨。在解決滯漲的過程中，美、英推行新自由主義，取消對金融資本的嚴格管制，推動金融自由化。
到了 90 年代中期，美國形成金融資本主導的積累制度，金融資本主導著工業資本，衍生出龐大的金融虛擬經濟，不斷地從全球的工業、農業中提取利潤，從金融企業中分享收入，另外還有利息和紅利。
在金融資本主導的積累制度下，金融資本的邏輯壓倒工業資本的邏輯。金融資本短期高利潤的要求成為跨國公司全球化策略最強勁的推動力，而憑借在國際產業鏈中控制科技制高點而獲得的超額壟斷利潤跨國公司成為金融資本主導的資本積累制度的最重要實體經濟支柱。
首先，金融資本要求投資周期短、收益高。
“金融資本決定性的選擇，主要是根據所持資產在金融市場的情況，優先考慮的是其‘市值’。”
金融機構根據短期高收益的標準對能夠快速升值的高“市值”資產進行投資，個體投資者則根據各種基金的收益不斷轉移自己的投資。
美國學者戴維·C.科頓對這種短周期、高收益的金融投資進行了生動的描寫：
“互惠基金的成績每天都在世界各大主要報刊上刊登，每個月和每個年度都有無數的部門在比較基金運轉的情況……對互惠基金的經理人來說，所謂短期投資就是指一天或更短的投資，長期投資可能就是一個月。”
其次，金融資本短期高收益推動跨國公司實行全球一體化策略。
金融資本要求短期高收益，而工業生產需要較長的生產周期。正常的工業生產周期已經不能滿足金融資本的要求，而通過產業轉移，利用新興工業體的價格低廉的勞動力，就成為跨國公司迅速提高利潤的最重要途徑之一。
法國學者弗朗索瓦·沙奈認為：
“新經濟時代有新技術支持，但金融投資者的股票收入所‘必須’的利潤水平、超額利潤的實現，僅依靠本國經濟已經不可能，因此，部分在美國生產的產品需要轉向低工資國家生產，之后產品再進口到美國……廉價的福利—工資，對工資上漲的限制，成為金融資本主導的積累制度得以生存的一個原因。利潤返回國內使華爾街主要金融市場上的上市公司可以公布它們專門用來支撐其證券和整體市場行情的那部分利潤。”
再次，跨國公司的超額壟斷利潤支撐著美國虛擬經濟。
跨國公司在新興工業體獲得的超額壟斷利潤保證了公司在資本市場的價值。
各種機構和個人根據“市值”和對“市值”的升值“預期”對公司股票進行投資，而這些投資又進一步推高“市值”，進而進一步吸引全球投資者，再加上金融杠桿運作和各種金融衍生品，在信息技術的支撐下，從美國金融市場中衍生出龐大的虛擬經濟。
正常的工業、農業生產周期是投資—— — 生產產品—— — 出售—— — 利潤，虛擬經濟的周期是投資—— — 利潤，以錢生錢。金融投資演變為金融投機，各種投資者在虛擬經濟中投機套利。
美國虛擬經濟已經脫離實體經濟，本質上是巨大的金融泡沫。但是，在金融危機沒有爆發時，這個巨大的金融泡沫能產生虛擬財富效應，并形成真實的消費能力，它不斷吸引著全球金融投資和投機。虛擬經濟成為美國金融資本進行資本積累最直接的手段，直接從美國社會、從全球攫取巨額財富。
最后，來自國際產業鏈的超額壟斷利潤是美國金融資本統治的命脈。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認為，真實的社會財富是從生產中創造出來的。
金融機構作為生產服務的中介部門，它并不創造財富，只是分得一部分勞動中創造的財富，美國金融資本正是通過虛擬經濟投機套利獲得巨額財富。但是，虛擬經濟本身并不創造財富，美國金融資本只不過是從美國、從全球生產部門中轉移、攫取了巨額財富而已。
不管美國虛擬經濟如何發達，它最終需要實體生產部門的支撐。在美國制造業空心化的情況下，美國跨國公司通過控制產業鏈制高點而獲得的超額壟斷利潤是這種信心和預期最現實的支點。
如果沒有這種超額壟斷利潤，美國金融資本以短期高收益為特征的資本積累就無以為繼。如果沒有這種超額壟斷利潤，支撐美國虛擬經濟對未來財富的信心和預期就會消失，美國資本市場就會失去大量國內和國際投資者，虛擬經濟就會隨之崩潰，而美國金融資本也就失去了從全世界攫取財富的最重要手段，美國金融資本的全球統治地位也就隨之終結。
因此，從美國金融資本主導的積累制度的本質和特征來看，由控制國際產業鏈制高點而獲得的超額壟斷利潤是美國金融統治的命脈。中國正在依托制造業進行高新科技發展和產業升級，這在美國金融資本看來，已經威脅、動搖了其對國際產業鏈制高點的控制，影響其獲得超額壟斷利潤。
美國金融資本為了維護自己全球統治地位，自然會不惜一切代價維護其統治。這是美國對中國實施遏制戰略最深刻的社會根源。
四、美國新遏制戰略再次證明
金融資本的寄生性和腐朽性
中美之間巨大的貿易不平衡問題、中國企業沖擊美國就業的問題、知識產權保護問題等等，是美國對中國進行貿易制裁最主要的借口。
如果不去糾纏美方各種強詞奪理的細節，而是從美國金融資本主導的積累制度的本質、形式和后果來看，就會發現，這些問題根本不是中國造成的，而是由美國金融資本自身的寄生性和腐朽性造成的。
第一，美國金融資本是世界經濟體中最大的寄生物。
金融資本的寄生性就在于，它不創造真實的財富，卻不斷地從世界經濟的財富生產中攫取巨額財富。
在美國金融資本主導的積累制度下，跨國公司把生產、制造環節轉移到新興工業體，由此獲得超額壟斷利潤。這些產品中的一部分在美國被消費后，形成美國貿易逆差的一部分。同時，超額壟斷利潤吸引全世界投資者投資美國資本市場。
“從世界各地源源不斷流向這里的資金，其目的都在于向華爾街投資以獲取股市帶來的意外收獲，正是這些巨額資金填補了美國外貿經常項目總是極高水平的貿易赤字；另一方面，居民的家庭債務則以人為的方式造成了一種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使美國的國內生產總量和很大一部分世界供給找到了出路，華爾街超高的股市行情是這一機制的美國對華新遏制戰略的目標、實質和根源核心。”
也就是說，美國的資本市場以及由此衍生出的虛擬經濟，就是美國金融資本從全球經濟體系攫取財富，進行資本積累的機制。美國金融資本是最大的受益者。
英國財經媒體人保羅·梅森用簡潔的語言概述這種經濟格局，
“我們已經見證了全球化對世界經濟所產生的結構不均衡問題：亞洲是生產者，美洲是消費者；亞洲是貸款方，美洲是借款方；亞洲是出口方，美洲是進口方。在談論這種情況前，有必要搞清楚誰是這種陰陽布局的受益者。絕大多數受益者是美國的資本家和西方國家的消費者”。
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費者，從全世界進口產品，同時美國又是最大的借貸者，通過資本市場及其衍生的虛擬經濟從全世界吸引資本回流美國，就這樣循環往復。
在所有國家中，只有美國憑借美元霸權能夠這樣做。在這些被消費的財富中，除了美國實體經濟生產部門真正創造的財富外，一部分是轉移了其他國家的財富，一部分是預支未來的財富預期。
在這種經濟模式的運行中，美國經濟有著令人瞠目的寄生性，而這種寄生性的核心就是美國金融資本的寄生性，美國的巨額貿易赤字不過是這種寄生性的外部現象而已。
第二，美國金融資本主導的積累制度沖擊美國就業，加劇社會貧富兩極分化。
美國金融資本主導的積累制度追求短期高利潤，美國制造業投資無法滿足這個要求，由此形成美國產業轉移，形成制造業空心化。
與此同時，在短期高利潤的壓力下，美國產業巨頭開始產業重組。產業重組的一個重要措施就是減員增效，也就是大幅度裁員和減薪。只有這樣，才能短期內迅速提高公司利潤，在資本市場吸引投資者，迅速提高公司市值。
在這個進程中；一方面是一些工人失業，一些人原有收入降低；另一方面則是股東們的資產迅速升值。
“iPod”（蘋果公司音樂播放器）的國際化戰略就非常有代表性。
蘋果公司內部收入的兩極分化折射出的是美國社會的貧富兩極分化。美國資深財經媒體人克里斯蒂婭·弗里蘭說：
“這一點值得強調，是因為一些美國學者和政治家喜歡將美國的經濟困難歸罪于估值偏低的人民幣和中國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增長模式。在蘋果公司的例子中，這兩項只是次要原因。”
同時，在美國虛擬經濟的迅速膨脹和泡沫破裂的過程中，財富迅速向擁有大量金融資產的人轉移，這進一步加劇了社會貧富兩極分化。
對于這種極端兩極分化，克林頓總統任期時的美國勞工部部長羅伯特·賴希舉出了一個非常形象的例子，
“2005年，比爾·蓋茨的身家是 465 億美元，沃倫·巴菲特的身家是 440 億。當年，位于美國收入分布圖底部的 40%約有 1.2 億人，他們的財富總值約為 950億美元”。
由金融資本主導的積累制度導致美國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加劇，社會財富極端兩極分化就是其最明顯的病癥之一。
美國以各種借口對中國進行貿易制裁，遏制中國發展，在一定意義上，也是轉移國內民眾不滿，轉嫁危機。
第三，美國金融資本已經開始成為阻礙人類科學技術發展的力量。
列寧認為，金融資本由于其壟斷地位而必然具有腐朽性，
“這種壟斷還是同任何壟斷一樣，必然產生停滯和腐朽的趨向。在規定了（即使是暫時地）壟斷價格的范圍內，技術進步因而也是其它一切進步的動因，前進的動因，就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其次在經濟上也就有可能人為地阻礙技術進步”。
美國金融資本的壟斷地位決定了它的腐朽性。
2014 年 4 月，美國前國防部副部長威廉·林恩在一次演講中對美國的軍工研發表示擔憂，他指出，雖然美國國防承包商的股價和利潤持續增長，但研發投入卻在下降。主要承包商們都將精力集中在如何通過股權回購和增加分紅來提升股價上，而不是增加投資，研發對提升未來競爭力至關重要的下一代、變革性技術。
2013 年通用動力研發投入僅占總銷售收入的 1%，洛克希德·馬丁為1.5%，L-3 通信、諾格和雷神約為 2%，遠低于十年前 3%的普遍標準。當通過壟斷地位和投資資本市場就能夠迅速贏得巨大利益的時候，科技創新的動力也就自然減弱了。
美國金融資本的腐朽性還表現在，它不是通過提高美國的科技創新水平來占據主導地位，而是希望通過各種打壓手段、遏制競爭對手的科技發展來維護自己的壟斷地位。科技是在競爭中發展的，而美國則找出各種借口，謀求壟斷，遏制科技競爭和發展。由此可見，美國對中國的遏制戰略將其腐朽性表現得淋漓盡致。
（來源：紅色文化網，原載《南通大學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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