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日皮,国产呦精品系列在线观看,国产精品三级在线观看

銀培荻｜資本陰影之下的“財閥政治”——基金會與美國政治極化的結構演變

點擊：作者：銀培荻來源：《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發布時間:2020-01-05 21:31:23

今天的基金會關注的早已不僅是扶貧、醫療等傳統慈善議題，而是在形成一股影響公共政策過程的系統性力量。從洛克菲勒到科赫兄弟，基金會背后的財閥越來越熟練地繞開傳統民主規則，通過“慈善資本主義”來操縱黨派政治，重構國家與公民社會之間的權力均勢。眼下，個體精英的政治影響力不斷溢價，普通選民和傳統志愿性社團的影響力卻日漸式微，這些都使得美國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積累的經濟政治不平等持續攀升，將美國民主制度日益推向籠罩在資本陰影之下的“財閥政治”。

1.webp (1).jpg

近年來，政黨對美國政治的支配能力越來越強，產生總統的候選人提名機制日益掌握在政黨手中。政黨內部的高度整合使得候選人的黨派歸屬預示了候選人在未來一系列議題上可能采取的立場和偏好。更重要的是，民主黨和共和黨在一系列廣泛的政治議題上所采取的立場愈加兩極化，政策回旋空間與合作余地不斷縮小。這種黨派間的“政治極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現象正成為美國政治中備受關注的一個現象。事實上，黨派間的對峙分化是任何競爭性政黨制度的固有特征，“政治極化”在美國歷史上一直是反復出現的。兩黨在20世紀70年代一度形成了“對等極化”（deeply and closely divided）局面，這一時期雙方偏離意識形態中軸的程度大體相當。

然而，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這種平衡被打破了，民主黨的意識形態立場逐步趨于溫和，共和黨卻繼續“向右”。無論是從國會的投票記錄、競選捐款，還是從政策議程的內容來衡量，當選的共和黨人保守的程度都比當選的民主黨人進步的程度更加顯著。如果將兩黨在意識形態上的去中心化看成一座不斷擺動的天平，那么近20年內它的右傾趨勢愈演愈烈，使兩黨之間構成了極不對稱的“非對等極化”（deeply but not closely divided）局面。特朗普贏得大選后，共和黨的保守主義取向進一步凸顯，對自由民主和國際主義的信心遭到民粹主義和本土主義的強烈沖擊。

為什么保持了20多年的政治極化均衡會被打破，右翼保守主義又為何會在這場政治極化拉鋸戰中占據上風？筆者認為，美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越來越偏袒富人的經濟結構是保守主義獲勝的一個決定性因素。現有研究表明，政治極化主要由精英自上而下驅動。然而，在高度競爭的精英游說市場中，擅長輸出“錢和關系”的私人基金會是一個重要卻為人所忽視的因素。為此，本文擬對基金會在美國政治極化中發揮的影響以及對美國民主制度產生的“財閥政治”（plutocracy）導向進行考察。

一、精英驅動的政治極化

與利益集團間競爭

關于美國政治極化的一個基本事實是，在精英極化的背景下，選民并未產生同等程度的意識形態極化。實際上，精英極化（elite polarization）才是大眾極化（mass polarization）的深層次動力。當兩黨精英的對立十分明顯時，大眾會逐漸地在兩黨的分歧立場中選邊站隊，這種機制被解讀為“黨派分揀”（partisansorting）。精英極化雖不直接影響選民在具體議題上的態度，卻能使選民沿著兩黨意識形態“大鴻溝”上的不同“小裂縫”進行自我“分揀”。

因此，隨著大眾選民對政治的影響日漸式微，精英的意識形態越來越不是純粹民意的折射。畢竟，為政黨提供競選財源、對政策過程進行全程追蹤、對官員進行有力監督，沒有哪一項是普通選民力所能及的。在這些環節取代選民的是由專業人士運營、高度組織化的利益集團。

廣義利益集團包括公司、行業協會、州和地方政府，以及所有的非營利組織。學術研究一般認為，只要一個組織從事政治游說，即是利益集團。根據西達•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的研究，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美國具有廣泛社會成員基礎的志愿性組織在不斷減少，而從事專業化游說的組織則在增加。因此，早期社團主義對共同價值和目標的追求也讓位于對狹隘政治利益的倡導。公民社會正在從“會員制”變為“經理制”。

專業化的利益集團是如何同政治精英互動的？安東尼•唐斯（Anthony Downs）將選民和利益集團看成是政治交易關系的需求方，將官員和政治家看成關系中的供給方。⑨遵循這一研究路徑，凱瑟琳•鮑恩（Kathleen Bawn）對政黨的角色重新進行定義，把原來“為履行對選民的承諾而尋求官職的政治家團隊”，改為“利益集團和政治活動家的聯盟”。利益集團會尋求一切機會來游說政治精英，以促成聯盟的建立和交易的達成。此外，美國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系統各自獨立，其中設置了大量委員會、聽證會、陪審團和顧問咨詢制度來與政治機構以外的公民社會對接。美國的民選政治家在政策制定上較為注重公民社會的專業性意見，尤其是在外交事務等涉及大量背景知識的領域。這些制度特征使得公民社會中的利益集團有諸多機會通過政治過程中的“接口”來影響政治精英。

盡管利益集團對政治精英的影響力整體是在上升，但其內部的競爭也頗為激烈。與盛行法團主義的歐洲和日本不同，美國是一個高度自由化的市場經濟國家，公民社會不是由商業協會或工會支配，而是由各種私人資金獨立地支持或建立最能代表自身利益的組織。因此，美國的利益集團受各種分散的私人力量掌控，廣泛活躍于政府部門與私營部門的中間地帶。它們結構分散、政治敏感度高，彼此之間為了資金支持和政策關注激烈競爭。政治學家已經認識到在這種競爭中的智庫和媒體等利益集團競相在形塑政黨精英的思想意識上發揮作用，卻很少關注到對利益集團籌措資金、傳播思想和羅織關系網絡至關重要的一種組織——私人基金會。

對于一個試圖在競爭性環境中脫穎而出的利益集團來說，獲得組織維護資源、拓寬游說影響力的渠道至關重要。基金會獨立而“干凈”的資金支持和能通達政商高層與社會基層的關系資源具有強大吸引力。利益集團接受基金會資助的比例也的確越來越高。根據一項調查，美國營利團體接受啟動資金的來源在南北戰爭、新政時期和民權運動后幾乎沒有大的變化，而非營利團體和公民團體卻非常不同——來自會員的捐助未見增長，甚至略有下降；來自企業界和政府的資助穩步增長；來自基金會的資助增長最明顯。公民團體接受過基金會資助的比例在三個階段出現了成倍的增長（11.8%-21.2%——47.7%）。

二、基金會影響政治極化的機制

美國基金會主要由富有的個人，即所謂的“財閥”（plutocrat）創建，主要活動是向其認可的個人、行動或組織“散財”。雖然法律明確規定，基金會不能直接游說和干涉選舉，但基金會能以教育的名義對一般公眾和政策制定者在某些公共問題上的看法進行塑造。這使得基金會在高度競爭的美國公民社會中具備兩項重要的政治稟賦，并成為它們在精英驅動的政治極化中發揮政治影響力的杠桿。

（一）基金會的兩項政治稟賦優勢：經濟獨立性和非意識形態性

稅收減免和有限政治活動空間是基金會的兩項基本法律特征，也是其兩項政治稟賦的來源。基金會是501（c）（3）組織中的一種。根據美國國內稅收法（Internal Revenue Code）,501（c）（3）組織是為了宗教、慈善、科學、公共安全測試、文學、教育等公共利益目的成立的組織（除教堂、醫院等特殊組織外），建立或捐助基金會都能獲得稅收優惠。因此，為了防止從稅收優惠中牟利，稅法對501（c）（3）組織的“可做”與“不可做”行為進行了十分細致的規定，最主要的禁忌就是不能進行“實質性”的游說，絕大部分活動不能“以宣傳或任何其他方式去試圖影響立法或公職候選人的競選”。

一方面，稅收優惠對基金會的經濟獨立地位非常有利。在商業行會傳統相對薄弱的美國，有超額財富的個人或公司成立基金會既可獲得減稅，又能實現一定社會目標。另一方面，由于必須回避直接的游說和倡導行為，基金會天然具有意識形態溫和的特征。美國國會曾在歷史上對基金會進行過數次審查，最終都認可了基金會的意識形態中立性，使其長期保持客觀和無黨派的政治面孔。

如果將基金會與其他幾類影響公共政策的組織對照，則會更加直觀地發現基金會在“經濟獨立性”與“非意識形態性”上的優勢。智庫和學術機構也是501（c）（3）組織，但它們遠比基金會更依賴外部財務資源，經濟獨立性因此大為降低。以選舉和游說為目標的“政治組織”雖與基金會經濟獨立性相當，但意識形態性過強，在公民社會中的價值吸引力與權威性不足。而與倡導/行動組織相比，基金會不僅資金來源穩定，政治立場也更加溫和，同其他社會部門和利益集團之間的通約性、對話性更強。基金會的經濟獨立性和非意識形態性可以很好地轉化為優于其他利益集團的“經濟權力”和“關系權力”。

其一，經濟獨立性增強了基金會的“經濟權力”。詹姆斯•威爾遜（JamesQ Wilson）認為，利益集團受到組織維護需求的約束，即要平衡組織獲取資源和管理內部沖突的目標。從會員處獲得資金和接受外部經濟資助是組織最基本的兩種籌資方式，前者受到的約束明顯更少，其“組織維護”需求和實質性政治目標之間的沖突也更少。基金會的資產完全來自創建者的私人財富。因此，在美國志愿社團主義衰落、公民組織會費收入衰減的背景下，基金會的資助對經濟獨立性較低的組織來說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其二，非意識形態性則增強了基金會的“關系權力”。社會網絡理論認為，處于中心位置的社會行為體具有搭建網絡的便利，對社會資源具有更大的控制力。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過程由密集的“政策網絡”所環繞，網絡中的各種行為體都試圖交換信息和資源，使跨越階層和部門建立政治聯盟的難度增加。利益集團和政黨在進行“錢、關系、民意測驗和廣告營銷”與政策議程的交易時，要在民主制度框架下尋找到合適的行為體來促成這些“交易”并非易事。而基金會是提供這種關系權力的絕佳行為體：一方面，基金會的非意識形態性和創建者的精英背景，使其具有深厚的高層社會關系資源；另一方面，基金會的公益和慈善屬性令其在底層社群中同樣享有信任與權威。因此，基金會能在不同的社會階層之間，商業、政治和非營利部門之間，甚至在不同國家的公民社會之間搭建關系網絡。

（二）基金會影響美國政治的途徑

基金會最常見的經濟權力運用途徑有三種：Al是資助能直接影響政策咨詢的政府研究項目或民間智庫；A2是資助大學和研究所等能夠將政治哲學或政策議程“向上”輸出的組織和個人；A3是資助大眾思想市場中的媒體、圖書出版機構、意見領袖等能夠左右社會思潮的組織和個人。

基金會常見的關系權力運用途徑也有三種：Bl是促進政府與民間機構之間進行政策研究上的合作；B2是協調公民社會中不同類別組織的資金和力量，以達到聚合政治效應的目的；B3是在全國各州推動地理性組織網絡的形成。

雖然基金會借助其他組織所形塑的政治思想同樣能在一定程度上以輿論引導等形式“向下”滲透至大眾層面，但由于基金會被明令禁止介入政治游說和選舉活動，它對個體公民的政治影響遠遠比不上其他更貼近草根的游說組織。事實上，基金會需要謹慎把握與直接政治倡導和政治行動之間的距離，歷史上基金會曾多次因過分參與工人運動或種族運動而遭到警告。因此，基金會對政治極化的影響是以精英為重、選民為輕的。然而，由于美國政治極化日漸受精英驅動，政治極化的趨勢和走向更多由利益集團層次的博弈決定，基金會的這種影響力也就被政治形勢推至十分關鍵的位置。

三、基金會影響美國政治的具體實踐

20世紀以來，在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基金會的努力下，它們的意識形態主張分別對這一時期美國政治極化的幾次重大轉向產生了深刻影響。通過對政治極化從“對等合作”到“對等極化”，最后到“非對等極化”的過程進行梳理，可以清晰地觀察到基金會運用這兩種政治稟賦的機制及其影響力的增強。

（一）“對等合作”與自由主義基金會（1920—1965年)

在第一批現代意義上的基金會誕生之前，美國經歷了內戰后長達40余年的“黨爭時期”。最終，親工業利益的共和黨創造的“1896年體系”奠定了當時美國政治的保守主義基調。第一次世界大戰打亂了工業和金融集團的友好關系，工業集團中實力最強的企業轉向資本密集型生產方式，并很快站在貿易自由主義陣營一邊。于是，兩黨于20世紀初從統一的經濟民族主義立場分裂成以共和黨為代表的經濟民族主義和以民主黨為代表的貿易自由主義兩大陣營，對立反映的是更深層次的孤立主義與國際主義意識形態的分歧。

這一時期，基金會的領導人主要來自轉型后的資本密集型利益集團，代表人物約翰•洛克菲勒（JohnD Rockefeller）和安德魯•卡內基（Andrew Carnegie）在意識形態上傾向自由主義與國際主義，力圖在政策層面和民間層面營造一種美國深刻依賴國際環境、不能無視世界事務的理念。

在精英層面，洛克菲勒基金會和卡內基基金會資助了一系列自由國際主義的研究項目、組織機構和研討會議。由美國政府授權、對外關系協會（CFR）負責的“戰爭與和平”研究項目在1939-1945年全程得到基金會的資助。該項目中的5個小組分別與5個美國行政部門對接，共召開了362次會議，制定了將近700份官方使用的文件。兩大基金會還對耶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普林斯頓的多次高級戰略研討會以及哥倫比亞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斯坦福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的國際關系院系的研究、會議和出版物進行了資助，主題均為美國的國際主義外交戰略。

在大眾層面，基金會努力遏制呈蔓延趨勢的右翼法西斯主義和左翼社會主義思潮，以達到意識形態上的平衡穩健。針對一戰后在美國出現的左翼勞工運動，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了勞資關系顧問（Industrial Relations Counsellors）來探索解決勞工沖突的方法。而對于二戰爆發前夕盛行于歐洲的右翼法西斯主義，基金會采取了多種措施來團結不同的利益群體，穩定民眾對資本主義制度的信心。此外，基金會長期支持非洲裔美國人教育，并在二戰前大力團結和動員非裔精英，對美國黑人遠離右翼極端主義起到了重要作用，抵制了盛極一時的右翼思潮。

從影響機制來看，自由主義基金會在這一時期的政治實踐中全方位應用了經濟權力（A1、A2、A3），并在關系權力上作出了初步嘗試（Bl、B2）。在精英層面，基金會針對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動蕩局面，資助了智庫（Al）和大學（A2）的自由國際主義思想，并促成政府與智庫及常青藤院校在外交戰略研究上的合作（Bl）；在大眾層面，基金會扶助代表弱勢群體的社會組織（A3），團結了工人和少數族裔群體（B2）。這些舉措加速了外交政策界自由國際主義共識的形成，緩和了勞資與族裔矛盾，使美國本土免于極左與極右意識形態的威脅。

從政治極化的演變進程來看，基金會這一時期的政治實踐緩和了兩黨精英從進步主義改革到新政時期的劇烈沖突，促成了“對等合作”局面的形成。戈弗雷•霍奇森（Godfrey Hodgson）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上回顧了這一時期的美國外交政策，在肯定基金會對兩黨合作的作用時指出：包括基金會在內的外交“建制派”是一群秉持中間主義哲學的東海岸精英，他們在兩次大戰之間用務實的智慧指導了政府決策。

（二）“對等極化”與保守主義基金會（1965—2006年)

自一戰結束以來，“新政聯盟”（New Deal Coalition）在諸多社會政策上與南方保守派民主黨人及東北部溫和派共和黨人達成妥協，“1936年體系”得以取代共和黨的“1896年體系”，外交上的自由國際主義和內政上的凱恩斯主義成為主流精英的共識。然而，暫時蟄伏的保守主義者內心“不滿的氣泡”卻在此后不斷冒出水面。20世紀60年代民權運動以后，韜光養晦已久的保守主義基金會啟動了“武器化”（weaponized）的資助策略。

1、保守主義基金會對新自由主義思想的“孵化”

二戰后初期的保守主義利益集團受制于自由主義共識，可依賴的經濟資源很少，自身力量渙散，在一段時期內保持著意識形態上的克制。早期保守主義運動主要憑借反共產主義的旗幟匯集到一起，并未形成一個可堪替代自由主義共識的政治和經濟方案。保守主義力量對二戰后政治極化結構的改變就像是一場漫長的集體耕作。在1980年羅納德•里根當選總統之前，基金會借助經濟權力播下的第一顆“種子”是新自由主義的學術思想（Al、A2）。1947年，弗雷德里克•哈耶克（FriedrichA Hayek）、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知識分子共同建立了朝圣山學社（Mont Pelerin Society）。學社的經費主要來自美國一批企業家創辦的基金會。其中，倫納德•里德（Leonard Read）創辦的經濟教育基金會（Economic Education Foundation）是朝圣山學社最主要的資助者；威廉•沃爾克基金會（William Volker Fund）資助了芝加哥大學實施的自由市場研究計劃，促成了第二個芝加哥學派的崛起；埃爾哈特基金會（Earhart Foundation）也在這一時期對新自由主義的多名學者提供了個人資助。盡管如此，在二戰后的20年內，保守主義基金會借助新自由主義思想發揮的經濟權力影響基本局限于學術圈（Al\A2），在大眾層面（A3）并沒有產生顯著的影響，對政治極化結構的改變作用也不大。

2、保守主義基金會資助行為的“武器化”

新自由主義思想的“孵化”初具規模之時，恰逢“動蕩的60年代”，精英層面的自由主義共識嚴重瓦解。新自由主義學者在此時開始進入保守派創辦的智庫，如弗里德曼就在此時加入了美國企業研究所（AEI）。在眾多復雜因素的作用下，企業界的利益也被動員了起來，使保守主義力量的資金支持更加充裕。此后，保守主義基金會開啟了更為激進的思想倡導時代，資助行為變得更加“武器化”。

巴里•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在1965年競選總統期間，接受了多家保守主義基金會的資助oAEI則打破了一向的謹慎傳統，讓包括主任在內的多名研究人員以離休的名義參與了競選團隊（Bl）。這次競選之后，一系列比美國企業研究所立場更為激進、觀點更為極化的智庫建立起來，對保守主義的政治議程進行更直接的宣傳和倡導。

20世紀60年代以后，被稱為保守主義“四姐妹”的布拉德利基金會、奧林基金會、斯凱夫•梅隆基金會和史密斯•理查德森基金會開始合力資助智庫和大眾思想市場。同樣加入其中的還有伊萊•莉莉基金會等一批小型的保守主義基金會。此時已經嶄露頭角的科赫基金會領導人理查德•芬克（Richard Fink）在80年代提出了受哈耶克啟發采取的三段式資助策略：第一階段對知識分子進行投資，讓知識分子的想法成為“原材料”；第二階段對智庫進行投資，將思想轉化為政策；第三階段對公民組織進行資助，讓它們形成來自“公民社會”的龐大壓力。這一資助策略本質上是像制造產品一樣“制造”政治變革，即將政策議程的生產線規劃好，只等待購買、組裝和接通。

從影響機制來看，保守主義基金會在這一階段的政治實踐中純熟地應用了除直接游說以外的所有經濟權力（A1、A2、A3），并更深地憑借關系權力卷入競選和政策制定過程（B1、B2）。芬克提出的三段式資助策略實際上是對經濟權力的理論化，但是在這套策略中，第三階段的真正實現需要采取直接游說，而這有違基金會的法律規則。因此，保守主義基金會只在第三階段中與“思想教育”有關的部分采取激進的“武器化”資助行為，包括在媒體、圖書、學術項目、校園組織等項目上的大量投入（A3）。此外，保守主義基金會相較于自由主義基金會更敢于直接地使用關系權力，包括將智庫人員用于競選團隊（B2）。1980年里根在獲得總統職位后，傳統基金會為新政府編制了一個包含2000多項具體政策、長達1000頁的保守主義治理手冊。到里根第二任期末，傳統基金會即宣稱，這些建議有60%以上被政府采納（Bl）。

從政治極化的演變進程來看，伴隨保守主義全面勝利而來的是兩黨意識形態

從合作到對抗的轉向。從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共和黨在意識形態上不斷右轉，民主黨則不斷左轉，兩黨進入了分庭抗禮的“對等極化”時期。

（三）“非對等極化”與超保守基金會（2006年至今)

20世紀90年代以后，民主黨在“向左”一段時間后并未走向極端，共和黨卻在意識形態光譜上持續“向右”，使兩黨形成了“非對等極化”局面。

商業利益集團的崛起部分地解釋了共和黨的右傾。20世紀70年代后的美國企業界形成了由美國商會、全國制造商協會、全國獨立企業聯合會和企業圓桌會議共同構成的“商會協調機制”，并成為共和黨背后主要的利益集團。美國商會在1997年托馬斯•多諾霍（Thomas Donohue）改革之后，便開始將巨額企業捐款投向共和黨，成為共和黨在華盛頓最重要的“政治雇傭軍”。

然而在2000年前后，部分共和黨人的立場急劇“向右”，甚至開始與商會協調機制下的某些共和黨建制派發生利益沖突，打破了傳統政治學模型中有關敗選政黨會轉移至溫和立場以吸引“中間選民”的預測。共和黨的“一路向右”很難單獨用商業利益集團的崛起來解釋，但若將保守主義基金會在這一時期的運作考慮進去，則不難發現，“非對等極化”局面的產生并非偶然，而是保守主義基金會期待已久的一場收割。

1、從科赫基金會到科赫網絡

美國最富有的兩兄弟戴維•科赫（David Koch）和查爾斯•科赫（Charles Koch）在經營自己的商業版圖之外，一直致力于推動美國超保守主義的政治變革。近十年來，二人攜手創建的“科赫網絡”（Koch Network）已形成一個近乎達到政黨規模且影響力與日俱增的全國性政治集團，被媒體稱為“科赫章魚”（Kochtopus）。

科赫網絡發源于科赫基金會，如圖2所示，它旗下有各種職能的羽翼組織，其中成立最早、存續時間最長的機構是科赫基金會，以及受其資助的智庫與學術組織（Al、A2）。但是從80年代中期開始，科赫網絡的業務逐漸超出了基金會的活動范疇，進入政策倡導的深水區，募資方式也變得更加多元化。部分組織開始從少量富人組成的捐贈圈“科赫研討會”中進行更高金額的融資。以這種途徑籌得的資金受到的法律約束更小，卻依然可以共享早期科赫基金會經營得來的關系資源。

在這種“移花接木”的操作下，擁有游說資格的組織與早期由基金會資助的非游說類組織共同建立起一套全方位的政治行動網絡。圖2中的“政策倡導”和“選民動員”組織大多屬于501（c）（4）類型，它們與501（c）（3）不同的是可以合法介入游說與選舉。此外，為了配合競選，科赫集團還成立了“Themis/i360”和“盾牌戰略”等提供數據或咨詢支持的后勤組織。在這一過程中，科赫網絡在科赫基金會基礎上協調了各種可能被動員起來的利益集團，精準定位到特定職業和社群的選民（B2）o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繁榮美國”（Americans for Prosperity,AFP），它將廣泛議題倡議和選區動員聯合起來，綜合利用廣告、游說和基層動員的組合策略推廣保守的自由市場議程，并為科赫網絡在全國各州建立起分支機構，極大增強了在選舉中協調地方利益的能力（B3），這也是既往基金會從來沒有做到過的。

2、超越選民和利益集團的極右政治立場

在意識形態光譜上，科赫網絡的右傾程度遠遠超過了普通共和黨選民及商業利益集團。一方面，民調顯示大多數美國人支持提高最低工資、擴大社會保障、保留奧巴馬醫改、設立普遍學前教育、增加公共基礎設施開支、限制全球變暖等政策；然而，科赫網絡幾乎強烈反對以上所有議題。另一方面，科赫網絡在某些重大政策問題上的立場甚至與商會的統一利益脫節，典型案例是圍繞美國進出口銀行授權的斗爭。進出口銀行是美國的官方出口信貸機構，主要業務是給希望購買美國公司產品的外國政府和公司提供貸款。多年以來，兩黨對于支持進出口銀行一直沒有分歧，但這項難得的政策共識卻遭到了科赫網絡持續不斷的挑戰。受科赫基金會資助的卡托研究所、莫卡斯特中心和一些大學里的學者一再撰文，聲稱進出口銀行與自由市場原則相悖，應被取消。在科赫網絡的強大壓力下，由共和黨領導的國會未能重新授權銀行，銀行的貸款活動最終在2015年6月至12月期間失效。

從影響機制來看，保守主義基金會在上一階段的“對等極化”期間，已動用了近乎所有形式的經濟權力和關系權力。然而，科赫網絡在“非對等極化”期間，則邁出了經濟權力和關系權力上的最后一步。經濟權力上，科赫網絡使用“科赫研討會”的形式進行靈活籌資，哺育了多個501（c）（4）組織參與直接的選舉游說，真正實踐了科赫基金會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三階段資助策略的最后一步。關系權力上，科赫網絡整合了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由科赫基金會及其他保守主義基金會積累的政治資本，建立起集觀念塑造、政策倡議、捐款協調、選民動員、數據支持等功能于一身的政治行動網絡，其中的AFP等羽翼組織在全國各地都有分支機構。科赫網絡在經濟權力和關系權力上的這些超級優勢最終使其成為在共和黨背后能夠與商會協調機制相抗衡的利益集團。

從政治極化的演變進程來看，科赫網絡的立場不僅已偏離選民、偏離商會，更偏離了兩黨原本已經日益縮小的共識空間，將共和黨的政治議程全面推向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方向。科赫網絡影響下的共和黨越來越反對各種政府干預行為，即使是在基礎設施支出和出口補貼等有利于企業的問題上，兩黨之間的合作也變得更加困難。

四、結語

基金會的經濟獨立性與意識形態溫和性是其“經濟權力”和“關系權力”的來源，使其在以多元主義競爭為特征的美國公民社會中具有獨特優勢。擁有這兩種權力，基金會可以對亟需經濟資源的利益集團進行注資，也可以在高低不同階層、政商各類部門中獲得“綠燈通行”。通過資助和聯結各種利益集團、聚攏這些組織中的精英，基金會推廣其所欲的政治思潮，從精英渠道影響兩黨的意識形態。縱觀美國政治極化的“對等合作”“對等極化”“非對等極化”三個周期，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基金會分別通過不同戰略發揮了各自的作用。近十余年內，保守主義基金會甚至撕去了基金會一貫的中立標簽，將政治觸角從精英游說伸向了法律所禁止的直接游說，以各種形式進入選舉政治的深水區，推動共和黨走上極右政治立場，加劇了當前美國政治的非對等極化。

相比于美國商會、全國制造商協會等代表整體雇主階層發聲的組織，基金會如同少數富人手中的“政治擴音器”，以獨立方式產生巨響。今天的基金會關注的早已不僅是扶貧、醫療等傳統慈善議題，而是在形成一股影響公共政策過程的系統性力量。從洛克菲勒到科赫兄弟，基金會背后的財閥越來越熟練地繞開傳統民主規則，通過“慈善資本主義”來操縱黨派政治，重構國家與公民社會之間的權力均勢。眼下，個體精英的政治影響力不斷溢價，普通選民和傳統志愿性社團的影響力卻日漸式微，這些都使得美國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積累的經濟政治不平等持續攀升，將美國民主制度日益推向籠罩在資本陰影之下的“財閥政治”。

10.webp.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