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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新城:科學理解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矛盾學說的貢獻
點擊:  作者:周新城    來源:昆侖策網【授權】  發布時間:2020-04-09 09:2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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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簡介】周新城,男,1934年生,江蘇常州人。1955年入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本科學習,1959年畢業,轉為研究生。1962年7月研究生畢業后留校,在經濟學系從事教學工作。1964年調蘇聯東歐研究所研究蘇聯東歐問題。2002年轉到馬克思主義學院。1983年經國務院特批為教授,1990年經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準擔任博士生導師,2009年經學校評為一級教授。除了教學研究工作外,還擔任過行政職務。1986年至2000年任研究生院副院長、院長,并兼任蘇聯東歐研究所所長。長期從事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的教學和研究工作。曾出版《經濟學若干理論問題研究》《鄧小平經濟理論研究》《評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圍繞改革問題馬克思主義同反馬克思主義的斗爭》等17部專著、300篇左右的論文以及600萬字譯作。先后培養30多名博士生和多名碩士生。


【《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訪】

科學理解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矛盾學說的貢獻

——訪中國人民大學周新城教授


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國經過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社會應該是什么樣子,怎樣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等一系列問題就擺在我們面前,需要中國共產黨自己來回答。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問題進行了創造性的探索,取得了很多寶貴經驗。新時代,我們應當如何認識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問題的探索及其成果?對于這一問題,我們采訪了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周新城。

一、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矛盾

記者:周教授,您好!非常感謝您接受我們的采訪。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和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一直在探索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請您介紹一下,好嗎?

周新城:好的。社會主義社會是不是還存在矛盾?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是什么?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社會是什么樣子的?對于這一問題,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是存在不同看法的。我認為,應該把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問題的探索放到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的背景中進行研究,這樣才能看到毛澤東探索的意義。

馬克思恩格斯根據他們創立的歷史唯物主義和剩余價值學說,分析了資本主義現實存在的矛盾,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未來取代資本主義的新社會制度即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原則。但他們在世的時候,除了存在短短幾十天時間的巴黎公社外,還沒有社會主義的實踐,他們不可能具體描述社會主義社會是什么樣子的。列寧根據唯物辯證法的一般規律,曾經預言:“在社會主義下,對抗將會消失,矛盾仍將存在。”但是,列寧逝世以后,蘇聯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改造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以斯大林為代表的蘇聯理論界長期否認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他們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里,生產關系完全適合生產力的性質,兩者之間已不再有矛盾。推動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不再是矛盾著的對立面的斗爭,也不再是矛盾的運動,政治上、道義上的一致才是社會主義發展的動力。他們把社會主義描繪成一種十全十美的、完美無缺的社會。斯大林直到晚年,在現實面前,雖然開始承認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存在矛盾(提出“不能從絕對意義上理解‘完全適合’”),但仍然不承認矛盾的運動是社會主義發展的動力,毛澤東說他是“羞羞答答的辯證法”,不徹底,“猶抱琵琶半遮面”。20世紀50年代蘇聯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就反映了這種理論觀點。毛澤東在讀這本書時批評說:“這本書的基本缺點,是不承認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認社會矛盾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不承認他們國內還有階級斗爭,還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斗爭”。“矛盾的普遍性這個規律,在他們那里被否定了,辯證法在他們那里就中斷了。”

這本書形而上學的觀點,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一度處于統治地位,嚴重影響了人們對社會主義社會的認識。

按照這種認識,社會主義國家黨和政府的任務在于徹底鞏固社會主義制度,而不是揭露矛盾、解決矛盾,推動社會主義社會發展。因而,當社會上出現任何風吹草動時,就驚慌失措,找不到問題的根源,僅僅歸之于外部敵對勢力所為。這就不可能正確對待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問題了。

記者:那么,毛澤東在理論和實踐上是如何探索的呢?

周新城:在毛澤東的思想發展歷程中,提出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矛盾這一思想的,除了《論十大關系》外,最早也許是《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了。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作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引發了世界性的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浪潮。在這場嚴峻的斗爭中,怎樣看待社會主義社會,成為中心問題之一。當時,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門就批判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問題進行討論。按照毛澤東的意見,并經過政治局集體討論,撰寫了《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這篇文章明確指出:“有一些天真爛漫的想法,仿佛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是不會再有矛盾存在了。否認矛盾存在,就是否認辯證法。各個社會的矛盾性質不同,解決矛盾的方式不同,但是社會的發展總是在不斷的矛盾中進行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也是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中進行著的。在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中,技術革新和社會制度革新的現象,都將是必然要繼續發生的,否則,社會的發展就將停止下來,社會就不可能再前進了。人類現在還是在青年時代。人類將來要走的路,將比過去走過的路,不知道要長遠得多少倍。革新和守舊,先進和落后,積極和消極這類矛盾,都將不斷地在各種不同的條件下和各種不同的情況中出現。一切都還將是這樣:一個矛盾將導致另一個矛盾,舊的矛盾解決了,新的矛盾又會產生……所以,即使到了共產主義社會,也不會是每個人都是完滿無缺的。那個時候,人們本身也還將有自己的矛盾,還將有好人和壞人,還將有思想比較正確的人和思想比較不正確的人。因此,人們之間也還將有斗爭,不過斗爭的性質和形式不同于階級社會罷了。”

我們黨正是運用這種唯物辯證法來分析斯大林的功過是非的,指出斯大林錯誤的根源,批判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否定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錯誤觀點。只有堅持這種辯證的觀點,才能正確看待社會主義社會,正確判斷社會主義社會出現的問題。毛澤東的這一觀點,既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徹底的唯物辯證法,又總結了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經驗教訓,并在結合中國的實際進行探索的基礎上,得出的科學結論。

記者:毛澤東的上述觀點,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得到了系統而詳盡的闡述。請您對此作一個解讀。

周新城: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篇文獻,從醞釀到形成,經歷了一個不斷探索的過程。如果從《論十大關系》算起,是在經過《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中共八大政治報告、《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致黃炎培信》、1957年1月會議講話等一系列思想、理論上的準備后,才于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作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這之后,他又前后修改了13稿,歷時近4個月才最終完成。其間,他還廣泛聽取了黨內外的意見,經過政治局多次集體討論。這部充滿了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文獻,不僅是毛澤東個人努力探索的成果,也凝結了全黨的智慧。

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以徹底的唯物辯證法,批判了蘇聯理論界形而上學的觀點。他指出:“對立統一規律是宇宙的根本規律。這個規律,不論在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們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著的對立面又統一,又斗爭,由此推動事物的運動和變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過按事物的性質不同,矛盾的性質也就不同。”由此出發,應該從理論上公開承認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引導人們去認識和分析客觀存在的矛盾,并在實踐中采取正確的方法處理和解決這種矛盾。毛澤東明確提出了社會主義仍然存在矛盾、只是矛盾性質與資本主義不一樣這一論點,當時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是振聾發聵的。我們從這個角度觀察社會主義社會,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也才符合客觀實際。

記者:毛澤東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如何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思想,請您對此作一個闡釋。

周新城:毛澤東仔細分析了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的矛盾,指出有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一類是敵我矛盾,一類是人民內部矛盾。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疇;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兩類矛盾性質不一樣,解決的方法也不一樣。由于敵我之間根本利益是對立的,因而敵我矛盾的性質是對抗性矛盾。我們必須警惕敵對勢力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活動,這種活動危及人民革命斗爭的偉大成果。不承認敵我矛盾的存在,喪失必要的警惕性,那是十分危險的。但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性階級斗爭已經過去,一般情況下,敵我矛盾只是少數,而不是主要矛盾。社會上大量的、占主要地位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人民內部矛盾,一般來說,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的矛盾。在勞動人民之間,矛盾的性質是非對抗性的矛盾;在被剝削階級與剝削階級之間,除了對抗性的一面外,還有非對抗性的一面。

兩類矛盾性質不一樣,解決的方法也不一樣。敵我矛盾必須分清敵我,這是你死我活的斗爭,需要用專政的手段來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則是分清是非的問題,可以通過“團結—批評—團結”的辦法來解決,即從團結的愿望出發,通過批評或者斗爭,分清是非,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必須采取說服教育的方法,不允許采取命令主義和強制手段。

毛澤東還總結匈牙利事件的教訓,特別指出,人民內部矛盾在一般情況下不是對抗性的,但如果處理得不恰當,或者失去警惕,麻痹大意,也可能發生對抗。社會主義國家面臨國內外敵對勢力互相勾結,利用人民內部的矛盾,挑撥離間,企圖實現他們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陰謀。出現這種情況,矛盾的性質就有可能發生變化,人民內部的非對抗性矛盾就有可能轉化為對抗性矛盾。

二、社會主義社會必須重視發展方向問題


記者:按照您的上述認識,明確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社會的發展總是在矛盾運動中進行,那么就要求我們要始終重視發展方向問題。請您談談對于這一問題的認識。

周新城:恩格斯曾指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不斷變化與改革的社會,不能把社會主義凝固化。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提出,要徹底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毛澤東讀到這里說,看到“徹底鞏固”這四個字很不舒服。他指出,“社會主義制度、生產關系,要鞏固,但是不能強調過分”,“一定的社會制度,在一定的時期內需要鞏固它,但是這種鞏固必須有一定的限度,不能永遠地鞏固下去,認識不到這一點,反映這種制度的意識形態就僵化起來,人們的思想就不能適應新的變化”。

存在矛盾的社會主義社會,不可能是凝固不變的,變化是客觀的、必然的。關鍵問題是朝什么方向變化,無非是兩個方向:一個是按照社會發展的規律,朝著共產主義方向發展;另一個是在特定的階級力量對比的情況下,倒退到資本主義,像蘇聯東歐那樣。記得彭真同志1994年在談到要聯系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的教訓來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時,就曾經指出這個問題。他說:社會主義不是一個獨立的社會形態,是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是一個變化中的社會。所以,社會主義建設一定要以共產主義為靈魂,為總綱,綱舉目張。我們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實現共產主義,這是寫進黨章的。抓住這一點,社會主義建設就可以搞得好一些,放棄了這一點,就要演變。蘇聯、東歐都是如此。中國所以還能夠支撐,就在于還沒有放棄這一點。抓住了這一點,就不會‘左’右搖擺,即使搖擺也不會太大,放棄了,就不知道搖擺到哪兒去了。蘇東不就是這樣嗎?既然社會主義是一個不斷變化的社會,關鍵在于往什么地方變,那么,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就必須始終注意,我們是朝著共產主義這個方向走的,忘記這一點,就會走偏方向,“搖擺”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蘇聯東歐的教訓就在于此。

記者:您談到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的教訓,那么您認為我們應怎樣才能做到堅持社會主義發展方向呢?

周新城:生產力總是在一定生產關系中存在和發展的,人們只有結成一定的社會關系才能進行物質生產。沒有脫離生產關系而獨立存在的生產力,發展經濟總是在一定的社會制度中實現的。尼克松在《1999:不戰而勝》一書中寫了這樣一段話:“今天(指1988年——引者)東歐進行和平演變的時機已經成熟。1983年,我游歷了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并遇見了幾位東歐集團的領導人和數百名平民。從他們當中傳出了一個明朗的信號:共產主義教條作為激發人們的力量已經死亡。”“東歐共產黨人已經完全喪失了信仰。當今大多數都是野心家和官僚。共產黨的意志和信心已經破滅”,“正在崛起的一代東歐人不是思想家,而是實干家,而實用主義則能為和平演變打開缺口”。尼克松看到東歐國家共產黨人喪失理想信念、盛行實用主義,他由此得出結論:和平演變的時機已經成熟。這個結論確實令人震驚。尼克松關于東歐國家和平演變的預言,過了不到三年就變成了現實。我們不能不佩服這個壟斷資產階級政治家、思想家的政治敏感性。

正是在蘇聯和東歐,實用主義可以為和平演變打開缺口,這是由其所處的國際環境決定的。受客觀條件的制約,社會主義革命是首先在一個、或幾個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取得勝利的。在世界范圍內,資本主義無論在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方面,甚至在意識形態領域都占有優勢。在這種國際環境下,如果我們沒有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沒有馬克思主義的信念,就會自覺不自覺地跟著資本主義走,就會和平演變。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就證明了這一點。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有信仰,國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這就明確了理想信念的重要意義。一旦人民喪失了理想信念,國家就沒有力量,民族也就沒有希望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勢必落空。

三、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的思想是指導社會主義實踐的哲學基礎


記者: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的思想,不僅是認識社會主義社會的理論,而且也是指導社會主義實踐的根據。對于這個問題請談談您的見解。

周新城:發展社會主義的一切決策,都要從分析矛盾、解決矛盾出發。不分析矛盾,社會主義就不能成為科學,也不能成為科學的實踐。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明確指出,當作一門科學,應當從分析矛盾出發,否則就不能成其為科學。他主張,“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為綱,來研究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問題”。

40多年來,我們的改革所涉及的重大問題,都是建立在分析矛盾基礎上的。關于改革,一般會面臨這樣四個問題。

第一,改革的必要性,即為什么要改?經常有人以原有體制存在弊病來回答,這應該說是對的,沒有弊病就用不著改革。但是,這個回答是不夠的,它沒有從根本上回答改革的必要性,也不能回答把原有體制的弊病改掉了,還要不要改革的問題。

應該說,只有承認矛盾的存在才能科學地解釋改革的必要性問題。正是因為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我們才需要進行改革。改革不是目的本身,而是解決矛盾的手段,解決矛盾,推動社會主義社會向前發展才是目的。蘇聯在斯大林時期,由于否認矛盾的存在,所以不可能提出改革的問題。我們黨在20世紀50年代,對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矛盾這一點,有了共同的認識,所以我們不存在反對改革的派別(在改革的具體問題上有各種看法,但在要不要改革的問題上基本上沒有分歧)。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革,沒有太大的阻礙,其認識上的原因就在于此。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這是改革必要性的理論依據。由于社會主義社會始終存在矛盾,一個矛盾通過改革解決了,又會出現新的矛盾,又需要進行改革來解決新的矛盾。社會主義社會正是在不斷出現矛盾,又不斷通過改革解決矛盾的過程中發展的,所以,改革是社會主義發展永恒的話題。習近平總書記說,改革只有逗號,沒有句號,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道理就在這里。

第二,改革的性質,即怎么改?改革的性質不是人們主觀規定的,而是由矛盾的性質決定的。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的矛盾,主要是人民內部矛盾,這是改革要解決的,而人民內部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的矛盾,其性質是非對抗性的矛盾,不需要通過激烈的階級對抗和沖突、通過推翻現有社會制度來解決,而可以在社會主義制度范圍內,通過社會主義制度自身來解決,所以我們確定改革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

第三,改革的對象,即改什么?改革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確定改革的對象,這恰恰是改革過程中爭論最多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把不改什么與改什么統一起來,有的東西是不改的,過多長時間也不改,這不能說不改革。這就是說,改革不是全盤否定現有的社會制度,而是有的改,有的不改。為什么要把改什么與不改什么統一起來,怎樣確定什么東西必須改,什么東西又不能改呢?這就要分析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狀態。毛澤東指出,同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不同,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處于既適應又不適應的狀態。因而適應的部分必須堅持,不適應的部分才需要改革。矛盾的既適應又不適應的狀態決定了改與不改的統一。拿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來說,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基本上是適合生產力發展需要的,因而生產不斷擴大、生產發展速度遠快于資本主義社會,人民生活能夠不斷得到改善。正因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適合生產力的性質,社會主義制度才有可能取代資本主義制度,人民才擁護社會主義制度。但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又是不完善的,它的不完善方面同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不相適應,需要通過改革調整生產關系,以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具體說來,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是符合生產力發展需要的,但具體的經濟體制、運行機制卻需要根據具體情況,不斷調整和改革。我們的改革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不適合生產力發展需要的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不符合經濟基礎需要的上層建筑的某些環節,來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和促進社會的進步。

第四,改革的目標,即改成什么樣子?在我國改革過程中,對改革的目標存在嚴重分歧,基本上是兩種對立的目標:一種是完善社會主義制度,通過改革把社會主義搞得更好;另一種是顛覆社會主義制度,打著改革的旗號,走資本主義道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正是后一種改革的典型。這就是江澤民所指出的兩種對立的改革觀,一種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的馬克思主義改革觀,另一種是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觀。出現兩種改革觀,是由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的階級矛盾所決定的。不同階級出于不同的利益,對改革抱有不同的期望,這也是很好理解的。在改革的實踐中,這兩種改革觀一直存在著激烈的斗爭。改革進程中出現的許多具體分歧,往往是由不同的改革觀引起的。

四、建設社會主義必須結合本國國情進行探索,走自己的路


記者:毛澤東回顧說,新中國成立后,前8年照抄外國經驗,從1956年提出十大關系起,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適應中國的路線,開始反映中國客觀經濟規律。他還指出,十大關系的基本觀點就是同蘇聯作比較。除了蘇聯辦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別的辦法比蘇聯、東歐各國搞得更快更好。請您對此作一個解讀。

周新城:如何建設社會主義?一開始,我們毫無這方面的經驗,不得不向已經有了幾十年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蘇聯學習。但是,毛澤東很快就覺察到,對蘇聯的經驗必須進行分析。他指出,蘇聯的經驗,應該區分基本經驗和具體經驗。蘇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驗(政治上堅持共產黨領導,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經濟上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堅持按勞分配原則;思想上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也就是十月革命道路,必須堅持,這就是《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所講的“走俄國人的路”,絕不走英美的資本主義道路。這是我們總結建黨28年的歷史經驗得出的結論。至于說到蘇聯的具體經驗,則要區分不同情況:有的是正確的,我們可以學習、借鑒;有的只適合蘇聯的國情,不能簡單地照搬到其他國情不同的國家去;有的則是在當時蘇聯也是錯誤的,必須摒棄。我們應該結合中國具體國情,探索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國情相結合,走自己的路。這一探索集中體現在《論十大關系》一文中。結合中國國情探索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二次飛躍,是從毛澤東開始的,這就是我們常說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始于毛的含義。

毛澤東在醞釀寫作《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把各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基本原則概括為“共同道路和民族特點相結合”。他說:“十月革命道路是各國革命和建設的共同道路,它不是個別的民族現象,而是具有時代特征的國際現象,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規律。”十月革命道路“反映了人類社會發展長途中的一個特定階段內關于革命和建設工作的普遍規律。這不但是蘇聯無產階級的康莊大道,而且是各國無產階級為了取得勝利都必須走的康莊大道”。但“各國有不同的具體情況,因此各國要用不同的方法解決各自的問題。這正如每個人的面目不一樣,每棵樹長得也不一樣。要講個性,不講個性此路不通。各國革命都有具體的民族特點,十月革命本身也帶有一些民族特點,沒有民族特點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但是,所有道路都有它們的共性,條條道路通莫斯科。這就是十月革命的基本經驗。各國革命黨人的任務是把體現在十月革命道路中的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同本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制定本國革命的路線、方針、政策。”所以,中國共產黨始終把自己的社會主義事業看作是十月革命的繼續。但是,不結合本國國情來探索自己的革命和建設道路,不注意民族特點,照搬別國做法,那就是教條主義,也會導致失敗。共同規律要通過具有民族特點的具體措施來實現。

按照毛澤東的思想,《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對這一問題作了經典性的概括:“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中有共同的基本規律,但是在不同的國家和民族中間,又存在著千差萬別的特點。因此,每個民族都經歷著階級斗爭,并且最后都將沿著在一些基本點上相同,而在具體形式上各有特點的道路,走向共產主義。只有善于根據自己的民族特點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各國無產階級的事業才能取得成功。”基本點相同,就是都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否定了這個基本點,就是拋棄社會主義;具體形式上各不相同,說的就是,共同的基本點怎樣實現,需要各國共產黨根據本國國情、本民族的特點進行探索。

記者:把共同規律與民族特點結合起來,這是各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必由之路。這個論斷,經受住了歷史的檢驗,顛撲不破,含義深刻,應該成為我們探索社會主義問題的基本指導思想。請您對這個問題作一個闡釋。

周新城:是的,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正是按照這一原則進行探索的。既然是探索,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一些曲折。1958年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及其基本點。它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迫切要求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后狀況的普遍愿望,調動了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和創造精神,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缺點是忽視了客觀經濟規律,對中國經濟基本狀況認識不足,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泛濫開來,給國民經濟帶來損失。這是探索過程中產生的失誤。1960年冬,毛澤東開始糾正“左”傾錯誤,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中共中央于1962年1月召開了有7000人參加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初步總結了經驗教訓,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國民經濟得到了比較順利的恢復和發展。

記者: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總結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結合中國的具體國情,對社會主義一系列重大問題進行了艱辛的探索,得出了許多科學的、創造性的結論,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請您最后再做一個總結吧。

周新城: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過程中,毛澤東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作出了許多重要論斷,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理論。這些論斷至今仍具有指導意義。例如,必須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正確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團結全國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在黨和民主黨派的關系上,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在科學文化工作中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在經濟工作中實行統籌安排,兼顧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以農業為基礎,正確處理重工業同農業、輕工業的關系,充分重視發展農業和輕工業,走出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中國工業化發展道路;處理好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沿海和內地、中央和地方、自力更生和學習外國先進經驗等各種關系;處理好積累和消費的關系,注意綜合平衡;強調工人是企業的主人,要實行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和技術人員、工人、干部“三結合”等等。他的探索是我們寶貴的財富,對今后的社會主義實踐具有指導意義,值得認真研究和學習。

 

(受訪專家:周新城,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馬克思主義研究”,原載《馬克思主義研究》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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