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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磊劉書汝：全面抗戰時期黨的調查研究工作

點擊：2246 作者：何磊劉書汝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23-02-19 09:23:37

調查研究是我們黨的傳家寶，是我們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全面抗戰時期，為使全黨充分了解國情社情黨情，更好地開展各項工作，在毛澤東等黨的領導人的大力倡導下，黨內興起調查研究之風。研究和回顧全面抗戰時期黨的調查研究工作，梳理其中有代表性的做法，總結其歷史經驗，對今天進一步提高黨員干部的調查研究能力，推動黨的各項工作任務和目標的落實，可以提供許多有益借鑒。

一、開展調查研究工作的必要性

在全民族抗戰的形勢下，在全黨范圍內廣泛開展調查研究工作，是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統一全黨思想、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需要，也是進一步做好群眾工作、切實鞏固黨的群眾基礎、團結帶領人民取得抗戰勝利的需要。

（一）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統一全黨思想、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需要開展調查研究

1935 年，日本侵略者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中華民族危機日益深重，中國革命形勢發生重大變化。在這個重要歷史關頭，黨中央結束長征，落腳陜北、進駐延安。1937 年7 月7 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中國共產黨從抗日戰爭的實際出發，準確研判民族矛盾和國內階級矛盾錯綜復雜的形勢，適時地調整了各方面的政策策略，提出并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堅持全面抗戰路線，提出和實施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和一整套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開辟廣大敵后戰場和抗日根據地，打開了抗日戰爭的新局面。

全面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迅速發展與壯大，黨的自身建設面臨著新形勢和新要求。對此，毛澤東指出，在黨員數量不斷增長的情況下，必須“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黨的建設必須緊密圍繞黨的政治路線進行。此外，盡管遵義會議后黨的路線已經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軌道，但對曾經給黨的事業造成嚴重危害的主觀主義、教條主義還沒有來得及從思想上進行認真清理，理論聯系實際的作風尚未在全黨確立，黨內還存在著主觀主義作風等問題。一些黨員干部在工作中不愿深入實際了解中國社會的真實情況，也不愿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研究。正如毛澤東所講，“黨的總路線是正確的，是沒有問題的，黨的工作也是有成績的”，但是“黨內許多同志，還不了解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一真理。還不了解系統的周密的社會調查，是決定政策的基礎。還不知道領導機關的基本任務，就在于了解情況與掌握政策，而情況如不了解，則政策勢必錯誤”，“還不知道，粗枝大葉、自以為是的主觀主義作風，就是黨性不純的第一個表現；而實事求是，理論與實際密切聯系，則是一個黨性堅強的黨員的起碼態度”。

對此，毛澤東把調查研究作為從根本上解決思想和作風問題的重要方法。調查研究作為理論聯系實際的橋梁，是連接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的重要紐帶。他認為，只有通過開展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真正了解中國的國情，才能真正理解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危害；只有通過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才能真正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認識和解決中國革命問題，把全黨的思想統一起來。

（二）做好群眾工作、踐行群眾路線、團結帶領人民進行全民族抗戰，需要開展調查研究工作

全面抗戰時期，黨通過鞏固抗日根據地的民主建設，增進根據地黨政軍民之間的團結，切實關心和幫助群眾的生產生活，實行精兵簡政，減輕了人民群眾的負擔，密切了黨同人民群眾的聯系。同時也必須看到，由于缺乏充分的調查研究，一些脫離具體實際和群眾需求的措施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黨群、干群關系。毛澤東指出：“現在我們很多同志，還保存著一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卻在那里擔負指導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現象。”他進一步批評道：“有許多人，‘下車伊始’，就哇喇哇喇地發議論、提意見，這也批評，那也指責，其實這種人十個有十個要失敗。因為這種議論或批評，沒有經過周密調查，不過是無知妄說。我們黨吃所謂‘欽差大臣’的虧，是不可勝數的。而這種‘欽差大臣’則是滿天飛，幾乎到處都有。”可見，當時調查研究的風氣尚未在全黨范圍內形成，一些黨員干部缺乏對民情民意的深入調查研究，不顧實際情況，從本本出發，主觀臆斷的工作作風仍舊存在，影響黨群、干群關系，影響黨的群眾基礎。毛澤東指出，調查研究“沒有滿腔的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

“上之為政，得下之情則治，不得下之情則亂。”從特定意義上說，黨開展調查研究的過程，就是踐行群眾路線的過程，也是了解民情、掌握實情的過程，更是保持黨同人民群眾血肉聯系的過程。密切聯系群眾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只有廣泛開展調查研究工作，經常和群眾打成一片，真正地了解當地的許多新情況、新問題，才能將群眾路線真正貫徹到人民群眾中去。因此，在全黨開展自上而下、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工作勢在必行。

二、開展調查研究工作的主要方式方法

在毛澤東等領導人的提倡和領導下，抗日根據地開展了形式多樣的調查研究工作，將普遍調查、典型調查、會議調查、試點調查等方法運用到調查研究工作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普遍調查法

普遍調查法是最基本的調查方法。普遍調查也稱全面調查，是指對一定的調查總體范圍內的所有對象進行毫無遺漏的逐個調查，以達到準確無誤地了解調查目標總體情況的一種調查方法。普遍調查法的優點是，能夠保證調查數據的全面性和完整性，避免調查偏差；缺點是對于大多數調查數據較大的調查活動，耗費的人力、時間等成本較大。因此，普遍調查法一般適用于范圍較小的調查活動。

李卓然的《固臨調查》，是運用普遍調查法的典型案例之一。1941年 9月 24日至 11月25日，時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宣傳部部長的李卓然帶領柯華、秦川等人組成調查團，對固臨的三個區進行為期兩個月的深入調查。調查內容涵蓋了當地經濟社會情況、基層黨組織建設和政府工作等方面的情況，特別是宣傳工作情況。最后寫成 10萬字的調查實錄和調查分析。該調查報告指出：“實際政策的決定，一定要根據具體情況，坐在房子里而想象的東西和看了粗枝大葉的書面報告上所寫的東西，絕不是具體的情況，倘若根據‘想當然’或不合實際的報告來決定政策，那是危險的。”《固臨調查》是黨中央開展的一個比較早的對農村經濟社會現狀和黨政基層組織工作情況的綜合調查，這個調查經中共中央西北局宣傳部印發到整個陜甘寧邊區，供黨員干部參考，對深入認識并改進黨和邊區政府開展農村工作、推動邊區農業生產起到了重要指導作用。

（二）典型調查法

典型調查法是指選取個別具有代表性的調查對象，對其進行深入細致的調查分析，獲得詳細資料，從而概括出同類事物的規律性特征的一種調查方法。這種方法很好地體現了馬克思主義關于事物具有特殊性和一般性的辯證思維。毛澤東將這種由個別推及到一般的調查方法稱為“解剖麻雀”。典型調查法的意義在于，可以通過對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樣本的分析得出一般性的結論，為研究其他同類事物提供原則性指導。典型調查法的特點是：調查內容具體細致，調查效率高，調查所需時間短，反映情況快，適用于調查對象龐雜的調查活動。這種調查方法的難點在于如何正確選取典型。一般來講，選取典型越具有代表性，得出的結論越具有普遍性。

典型調查法也被廣泛應用于當時的調查研究工作中。例如，1941年 8月 1日，黨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下發后，太行區各地委分別成立調查研究室，重點調查太行區的土地問題、財政負擔能力和支部建設情況等。1943年，太行區黨委在對武鄉、平順等縣的村黨支部進行調查時，按一般支部、薄弱支部、鞏固支部作為分類，選取一些典型支部，從支部建設、支部成分、支部教育、支部對戰爭的領導、支部生活等多個方面對村黨支部的產生過程、發展階段、現時狀況，支部成員的成分構成狀況，干部的工作情形，黨群關系等進行了詳細的調查研究，并對各種類型支部的發展規律進行對比分析，從而得出了不同類型支部的發展狀況和具體差異，為基層黨組織建設提供了重要借鑒參考。

（三）會議調查法

毛澤東指出：“開調查會，是最簡單易行又忠實可靠的方法。”他認為，召集了解情況的人開個調查會，實事求是地分析困難問題的來源和現狀，有助于問題的解決。那么，召集哪些人參加調查會比較合適？毛澤東指出，參會人員要邀請“能深切明了社會經濟情況的人。以年齡說，老年人最好，因為他們有豐富的經驗，不但懂得現狀，而且明白因果。有斗爭經驗的青年人也要，因為他們有進步的思想，有銳利的觀察。以職業說，工人也要，農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識分子也要，……自然，調查某個問題時，和那個問題無關的人不必在座，如調查商業時，工農學各業不必在座”。他還認為，會議調查要作討論式的調查，“只有這樣才能近于正確，才能抽出結論。那種不開調查會，不作討論式的調查，只憑一個人講他的經驗的方法，是容易犯錯誤的。那種只隨便問一下子，不提出中心問題在會議席上經過辯論的方法，是不能抽出近于正確的結論的”。

會議調查法是應用較為廣泛的又一種調查研究方法。例如，1941年太行區對農村土地問題、財政負擔能力和支部建設情況等進行調查時，“提出利用自上而下的行政系統并結合當時各項政治工作開展調查，搜集各種經常性的數字，開調查會、派調查團、個別深入訪談等”。再如，1942年 1月至 1943年 2月，張聞天在領導延安農村調查過程中，也廣泛運用了會議調查法，并把會議調查與個別談話、實地調查等方法結合起來。張聞天指出：“調查研究要從村干部和黨員著手，但只是經過他們，不能經常停留在那里，要從他們里面鉆到社會里面去，辦法就是按戶調查和開調查會。”在調查過程中，張聞天從個人的調查開始，然后再以村鎮為單位，根據調查內容，邀請了解情況的調查對象召開調查會。在調查會上，大家相互交流意見、看法，從而對調查內容得出客觀全面的看法。“僅從張聞天1942年1月26日—9月25日的調查看，召開調查會12次，與村民談話38次，到家訪談調查10次，問題廣及經濟、政治、社會、法律等方面。”

（四）試點調查法

毛澤東在《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中指出：“任何工作任務，如果沒有一般的普遍的號召，就不能動員廣大群眾行動起來。但如果只限于一般號召，而領導人員沒有具體地直接地從若干組織將所號召的工作深入實施，突破一點，取得經驗，然后利用這種經驗去指導其他單位，就無法考驗自己提出的一般號召是否正確，也無法充實一般號召的內容，就有使一般號召歸于落空的危險。”在這里，他指明了試點調查法的重要意義，就是從選取一個試點取得經驗和突破，進而利用這種經驗去指導其他單位，從而不斷取得實踐的新進展。

郝家橋調查是當時運用試點調查法的一個典型例子。為了解決群眾生活困難問題，時任中共綏德地委書記習仲勛帶領調查組選擇郝家橋村作為試點進行了深入調查。通過調查，習仲勛認為，郝家橋在改革農業生產、理順土地租賃關系、改造二流子、組織群眾移民南下、實行變工互助和精耕細作等方面都采取了頗具典型意義和推廣價值的舉措。調查組在調查中還發現該村村民劉玉厚勤勞能干，深受村民擁戴，在帶領村民發展生產、治理村莊、支援抗戰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經習仲勛提議，地委研究決定，授予劉玉厚“模范黨員”“勞動英雄”稱號，授予郝家橋村“農村楷模”的牌匾，并要求在全分區掀起“村村學習郝家橋，人人學習劉玉厚”的學習熱潮。調查結束后，調查組在習仲勛的指導下，根據郝家橋經驗制定了綏德地區關于移民等問題工作指導意見，使郝家橋的經驗在綏德分區乃至全陜甘寧邊區廣泛推廣開來。在典型經驗的引導下，全分區各級組織研究制定了科學的生產發展計劃，并在農村建起了變工隊，積極倡導農業耕作技術革新，使農業生產效率實現了明顯提升。

三、開展調查研究工作的主要成效和基本經驗

全面抗戰時期，毛澤東等黨的領導人倡導和發起的這場調查研究活動參與人員之多、調查范圍之廣、成果之豐碩，可以說，創造了黨的歷史上調查研究工作的一個高峰，在全黨樹立了面向實際、重視調查研究的工作作風。從調查內容看，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教、衛生、交通、災情、社會救濟和移民問題等多個方面；從調查地域看，范圍涉及到大部分的抗日根據地，包括陜甘寧邊區、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華中抗日根據地、淮北抗日根據地及太行革命根據地等區域；從調查成果看，主要有張聞天帶領的晉陜調查團寫成的《陜甘寧邊區神府縣賀家川八個自然村調查》《晉西北興縣二區十四個自然村的土地問題調查（報告大綱）》《米脂楊家溝調查》等調查報告，柴樹藩、于光遠和彭平整理寫成的《綏德、米脂土地問題初步研究》，中央調查研究局第四分局寫成的《西北情況調查表》《中央調查局第四分局關于甘肅情況調查表》《西北農村保甲機構及黨的支部工作問題》等報告，中共中央西北局調查研究室對減租減息問題進行調查寫成的《葭縣店鎮區減租斗爭調查》《米脂縣三鄉減租調查》《綏德延家岔減租調查》等，中共中央西北局組織部對黨的建設工作進行調查寫成的《西北局組織部關于整頓農村支部工作問題材料》，李卓然領導的對固臨縣的三個區進行深入調查后寫成的《固臨調查》，以及林伯渠寫的《農村十日》，蔣南翔寫的《隴東中學地干班調查》等一大批調查研究報告，可謂成果豐碩，為黨開展各項工作提供了豐富借鑒。

這些調查成果，翔實地記錄了當時中央及地方各級黨政軍在根據地對敵斗爭、社會經濟、階級關系等方面的情況，以調查報告、專著論文、手稿和印行的書籍等形式作為其最終成果，成為當時各抗日根據地黨政軍機構制定路線、方針、政策的重要依據。更重要的成效是，經過廣泛深入的調查研究，使廣大黨員干部切實從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從最初的本本主義到后來注重理論聯系實際，在充分了解世情、國情、黨情和民情基礎上，學會了制定正確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根本方法，弄懂了做好群眾工作的正確方法，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掌握了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解決中國革命具體問題的本領。

全面抗戰時期，黨廣泛開展的調查研究工作，不僅有力地推動了當時抗日根據地的各項工作，也形成和積累了許多可供借鑒的寶貴經驗，至少包括如下四條。

（一）必須從思想上高度重視調查研究工作

思想上高度重視是做好調查研究工作的重要前提。全面抗戰時期，毛澤東等黨的領導人深刻認識和把握調查研究是理論聯系實際的橋梁這一基本理念，反復強調要從思想上充分認識調查研究的重要性。毛澤東指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教導我們說：應當從客觀存在著的實際事物出發，從其中引出規律，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為此目的，就要像馬克思所說的詳細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學的分析和綜合的研究。”“中國革命也需要作調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國是個什么東西（中國的過去、現在及將來）。”調查研究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基本環節。沒有調查研究，理論就不可能正確指導實踐，政策、路線、方針就不可能符合中國革命的實際。毛澤東強調：“不調查不研究就不得了，就要亡國亡黨亡頭。”周恩來也指出：“必須正確地決定問題。首先，要估計環境及其變動，并找出此地此時的特點。次之，要依此與黨的總任務聯系起來，確定一時期的任務和方針。再次，要依此方針，規定當前適當的口號和策略。又次，然后據此定出合乎實際的計劃和指示。這一切，必須經過最實際的調查研究，并使這些實際材料與黨的原理原則聯系起來。”黨的歷史表明，什么時候全黨上下重視并加強調查研究，黨制定的政策、路線、方針就會更加符合客觀實際，黨和人民的事業就會順利發展；忽視調查研究或者調查研究不夠，制定的決策和政策就會偏離實際，就會導致主觀與客觀相背離，使黨和人民的事業遭受損失甚至挫折。

（二）必須建立和完善調查研究機構

建立和完善調查研究機構是做好調查研究工作的重要組織保證。為了貫徹《中共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從中央機關到地方組織，先后成立了專門的調查研究機構和各種類型的調查團，明確了各個調研機構的職責范圍，構成了一個分工協作、成果共享的調查組織系統，為廣泛深入開展調查研究活動提供了組織保證，也使調查研究作為黨的一項重要工作制度正式確立起來。

在機構設置和分工方面，《中央關于實施調查研究的決定》明確規定，“在中央下設中央調查研究局，擔負國內外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社會階級關系各種具體情況的調查研究。內設調查局、政治研究室、黨務研究室三個部門，作為中央一切實際工作的助手”；在地方黨委，“北方局、華中局、晉察冀分局、山東分局、上海省委、南方工委及各獨立區域之區黨委或省委，均須設立調查研究室，專任收集該區域內外敵、友、我三方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社會階級關系各種具體詳細材料，加以研究，編成材料書籍與總結性文件，成為該局委工作之助手”。隨后，各地方局委紛紛成立了調查研究室等調查研究機構。這個時期成立的調查團主要有：中共中央西北局考察團、張聞天領導的延安農村調查團、中央軍委與留守兵團考察團、中共青委考察團、中央婦委考察團和新四軍農村經濟調查委員會等。在成果共享方面，中央要求各地方的材料書籍和總結性文件除了為該局委工作服務之外，還要將所得材料上報中央調查研究局。這就實現了中央與各個根據地之間的信息材料共享，為中央把握全局、地方配合中央以及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地方之間全面系統了解實際情況、相互借鑒經驗提供了保證。調查研究機構和調查團成立之后，中共中央領導干部和抗日根據地的廣大干部就陸續深入基層、深入農村、深入農戶開展社會調查，實地了解和獲取當地階級關系、社會治理和經濟發展狀況的第一手資料，以此作為開展減租減息運動、征集救國公糧、實現公平負擔、促進生產發展等工作的重要依據。

（三）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是做好調查研究工作的思想指導。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無產階級政黨提供了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其核心要義在于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在實踐中檢驗真理、發展真理，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而不是照抄本本，機械地從固有的模式和經驗出發。全面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正是通過整風運動，尤其是整風過程中開展的廣泛深入的調查研究活動，使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在全黨范圍內深入人心，理論聯系實際的優良作風在黨內得到確立和發揚。

1941年 5月，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中指出：“‘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毛澤東關于實事求是的闡釋，為全黨樹立理論聯系實際的作風提供了指引。全面抗戰時期，全黨堅持將實事求是作為開展調查研究工作的思想指導，深入考察中國社會與經濟現狀、文化傳統與群眾意識，制定和實行了能夠真正喚起群眾革命激情、吸引群眾自覺參加和堅定支持革命的政策以及具體的工作方式，從而使黨得到人民群眾的廣泛支持，最終成功帶領人民取得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四）必須堅持從群眾來、到群眾中去

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是開展調查研究工作的重要經驗。中國共產黨是中華民族和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實代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人民謀利益，是中國共產黨全部活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除了人民利益以外，中國共產黨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這必然要求中國共產黨要始終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同人民群眾保持密切聯系。也只有同人民群眾保持密切聯系，才能得以生存、發展和壯大，黨的一切活動才有意義。

1938年，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告誡全黨：“共產黨員決不可脫離群眾的多數，置多數人的情況于不顧，而率領少數先進隊伍單獨冒進；必須注意組織先進分子和廣大群眾之間的密切聯系。”按照這樣的要求，黨員干部必須深入開展社會調查研究，正確認識國情，深刻改造主觀世界，從根本上克服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作風。毛澤東明確要求：“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這是毛澤東從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出發對踐行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作出的理論概括和實踐詮釋。回顧歷史，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克服一個又一個困難，取得一個又一個偉大勝利，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就在于能夠通過調查研究這個紐帶深入群眾、向群眾學習，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不斷總結歷史經驗，制定出符合時代要求和人民意愿的路線、方針、政策，從而得到了人民群眾的充分信任、支持和擁護，源源不斷地獲得前進的力量。

總結全面抗戰時期黨的調查研究工作的基本方法和歷史經驗，為今天我們進一步提高黨員干部的調查研究能力，發揚黨的理論聯系實際的優良作風，永遠保持黨同人民的血肉聯系，扎實推進黨和人民各項事業，可以提供重要歷史借鑒。

（作者：何磊，中國延安干部學院教授；劉書汝，延安干部培訓學院講師。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黨的文獻”，原刊于《黨的文獻》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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