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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議錢學森產業革命理論與大成智慧之未來——啟發于馮契的“轉識成智”與熊十力的“知智之辨”
點擊:  作者:老梁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24-04-10 13:50:06

 

智本無昏擾相,然必用在萬物萬事上發起一切知識,方見其有神龍變化、春雷震動之妙。

--熊十力《體用論》

 

智慧是關于宇宙人生的一種真理性的認識,它與人的自由發展是內在地聯系著的。從智慧這個角度來考察認識論,就要著重講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兩者之間的關系。

--馮契《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

 

科學革命是人認識客觀世界的飛躍,技術革命是人改造客觀世界技術的飛躍。而科學革命、技術革命又會引起全社會整個物質資料生產體系的變革,即產業革命。在今天,科學革命在先,然后導致技術革命,最后出現產業革命。

--錢學森《我們要用現代科學技術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在社會系統中,物質、能量和信息及其流動是3種最基本的形式。歷次科技革命所引起的產業革命,都是在物質、能量資源的開發及其流動方式上的變革,從而促進了生產力的大幅度提高。這次信息革命的出現,則是在信息資源開發及其流動方式上的重大變革。

--王壽云、于景元、戴汝為、汪成為、涂元季、錢學敏《開放的復雜巨系統》

 

當代的生產是沿著充分發揮勞動資料的信息屬性的途徑,以各種信息裝置與智能系統來代替勞動者的腦力勞動的部分職能,使他們從某些重復而繁重的腦力勞動中解放出來,去從事目前機器尚不能完成的智能活動。

--錢學敏、于景元、戴汝為、汪成為、王壽云《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和新產業革命》

 

在當今的信息時代,只有將人與計算機信息網絡結合起來,對一切有關的知識和信息進行綜合集成,才能產生創新思維的成果,做到古人所說的“集大成,得智慧”。這就是我提出的大成智慧工程和大成智慧學。

--錢學森《創新思維--微觀與宏觀的結合》

 

吾國人今日所急需要者,思想獨立,學術獨立,精神獨立,一切依自不依他,高視闊步,而游乎廣天博地之間,空諸倚傍,自誠,自明。以此自樹,將為世界文化開發新生命。豈惟自救而已哉!

--熊十力紀念北京大學五十年并為林宰平祝嘏

 

關于錢老的產業革命理論與大成智慧思想,筆者曾經寫過一篇學習心得--《淺析錢學森關于產業革命分類的現實意義與大成智慧之未來》。近日,偶爾讀到錢學森先生致錢學敏教授的一封信,提及了馮契先生的著作與熊十力先生的思想:“您38日信及馮契著四冊都收到,我很受鼓舞:有您這樣一位哲學家參加我們這幾個人的集體,真是大幸事!我建議的那張現代科學技術體系表,是把古今中外的哲學論述都放在那周圍,作為有希望進入核心的素材。我們不已經吸收了‘人學’、‘量智’、‘性智’嗎?這只是開始,一定還有其他,請您物色。我們是辯證唯物主義者,要學列寧、學毛澤東、學鄧小平,不斷開拓大成智慧!”。

 

馮契是中國當代著名的哲學家與哲學史家,曾任中國辯證邏輯學會會長,他在中國哲學、西方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方面的底蘊與造詣極深,其著作曾受毛澤東主席推薦。當年,馮契先生受到毛主席《新民主主義論》、《論持久戰》以及《實踐論》等著作的深刻影響,尤其是被毛主席“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和辯證邏輯的闡發”1所吸引和激勵,指出“真正要搞哲學,就應該沿著辯證唯物論的路子前進。……,我給自己規定了一個哲學的任務,就是要根據實踐唯物主義辯證法來闡明由無知到知,由知識到智慧的辯證運動。”1從他早年的《智慧》到晚年的《智慧說三篇》,馮契先生以智慧的探索為中心,創造性地構建了中、西、馬融合的“智慧說”哲學思想體系,著重闡釋了人的認識從無知到知、從知識到智慧的兩次飛躍,并創建了其“轉識成智”的學術理論。

 

熊十力是我國著名的哲學家、思想家,曾經參加過武昌起義和二次護國討袁運動。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使先生深刻認識到“禍亂起于眾昏無知”且“黨人競權爭利,革命終無善果”,于是有了“革政不如革心”之嘆,也就有了其“濂溪而后我重來”的志向,棄武從文,“專力于學術,導人群之正見”。“性智”與“量智”之說是熊十力先生提出的重要思想觀點之一。受其啟發,錢老曾經指出:“這樣看來,我過去說的科學技術體系屬‘量智’,而文化體系屬‘性智’。由此使我想到,過去我說,要發展、深化馬克思主義哲學,需要引入中國古代哲學的精華。”2“我們可以學馬克思當年把黑格爾的客觀唯心主義倒過來,并創建了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把人們從實踐總結出來的智慧,在文化藝術方面的稱為性智,在科學技術方面的稱為量智,而且把性智和量智真正統一和結合起來,這將在世界觀、方法論以及思維上豐富了馬克思主義哲學。”3。

 

無論是“知”與“智”,還是“識”與“智”都是古今中外先賢們探究的重要哲學命題。馮契先生借用“轉識成智”這個佛學術語,基于實踐認識過程的辯證法,通過辨析知識與智慧的共同基礎和區別聯系,提出的廣義認識論體系包含了知識和智慧以及兩者之間的關系,并為實現知識向智慧的飛躍提供了“轉識成智”的可行性方案。熊十力先生除了著名的“性智”、“量智”說之外,其對知識與智慧的辯證關系也曾進行過深入的思考與研究,并將“知智之辨”作為其哲學思考的中心話題,強調兩者之間的區別聯系和相互的轉換是必然的,即既能“轉識成智,又能轉智成識。兩位哲學家對于知識與智慧辯證關系的探索,其實仍然是一個“古今中西之爭”的哲學命題,其真實的目的依舊是為了回答“中國向何處去”的時代問題,力圖通過他們的哲學思想來解決當今社會“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的革命”之主題。二者的理念與錢老所創建的“大成智慧工程”與“大成智慧學”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本文受馮契先生“轉識成智”和熊十力先生“知智之辨”思想的啟發,將重點圍繞科學技術的創新發展與信息、知識、智慧之間的相互關系,再次探討一下錢老的產業革命理論與大成智慧學之內在聯系,以期引起批判和討論的同時,提升我們對于錢老偉大而深遠的科技戰略思想體系的全面認識與深刻理解。

 

從“轉識成智”與“知智之辨”談起

 

馮契先生和熊十力先生都是中國現代哲學家的杰出代表,其博古通今的哲學思想都是以啟迪大眾的民智為基本出發點,用中華民族自己的哲學思想和自己的文化精髓去喚醒民眾,進而在一種“明心”與“正見”的精神指引下去解決中國的時代問題。他們既反對“全盤西化”的主張,又不沉迷于傳統“儒釋道”圣賢的經典之言,其思考問題之深邃入骨以及對中華傳統文明思想之發展創新,至今都值得我們好好的學習與借鑒。

 

1.1馮契先生的“轉識成智”

 

馮契先生在《智慧的探索--<智慧說三篇>導論》一文中明確提出“在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的過程中轉識成智”的學術觀點以及其思想之初衷,并在《認識世界與認識自己》(智慧說三篇之首)中重點論述了基于實踐認識過程的辯證法,尤其是如何能夠“轉識成智”,實現由知識到智慧的飛躍。因為深受毛澤東思想的影響,馮契的觀點與毛主席的實踐論有著諸多的契合點,從而也造就了馮契先生能夠用唯物主義的思想對“轉識成智”這個源于佛教用語的改造。他認為:“人生來無知。認識開始于實踐,便有知和無知的矛盾,亦即產生了主觀和客觀、知和行的矛盾,而矛盾的解決即是知代替無知,達到主觀和客觀相符合、認識和實踐相一致。”4通過實踐,人的認識活動逐漸從無意識到有意識,從無知到知。這種“知”又與實踐互相促進,使得人類對于世界和自己的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交互作用、反復交融,不斷由具體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體,進而獲得對于客觀世界的“具體真理”和人類自由發展的智慧,實現由知識到智慧的飛躍。馮契先生的“轉識成智”之說,實際上還是在探討知識與智慧的關系問題,是在實踐論的基礎上通過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的交互作用來闡明知識與智慧的辯證關系。

 

如此一來,正確的認識與理解“轉識成智”理論,必須先要弄清楚什么是知識?什么是智慧?由知識到智慧的飛躍又是如何完成?馮契先生心目的知識是一種認識理論,是主體在實踐活動中獲得的對事物的認識成果。所謂知識是與無知相對,包括常識和科學在內,是“名言所能達”的領域(所謂“名言所能達”就是可以用命題、概念、判斷、語句等表達方式對事實與條理進行相互區別與聯系的陳述)。智慧是人類思維中對“求窮通”問題的本性要求。(“求窮通”是馮契的老師著名哲學家金岳霖的觀點,“窮”就是窮究,“通”就是融會貫通。猶如《易傳·系辭下》之說:“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所謂智慧的定義與用法則比較含混,且涵義更加廣泛,但是先生還是給出了他關于智慧的理解,即“‘智慧’一語指一種哲理,即有關宇宙人生根本原理的認識,關于性與天道的理論。”5

 

先生從知識和智慧的概念出發,基于實踐論的基本原理過程,進一步論述了知識和智慧、科學與哲學的區別與聯系。他認為,“知識與智慧都以理論思維的方式來把握世界”5,但是二者還是有所區別。“知識重分析、抽象,智慧重綜合,以把握整體。”6人類對于世界的認識,不僅能夠用知識來“邏輯論證、實踐檢驗來區分其真假是非”,更應該是一種對客觀世界和人類自身的“求窮通”的智慧追求,即“認識自然界、人類社會的秩序,要求把握其無所不包的道。”5“純科學的任務是求真,重在發現事實和條理,哲學的智慧則要求求窮通,達到物我兩忘天人合一的境界。這就有了飛躍。”6這個飛躍就是從知識到智慧的飛躍,即由名言之域到超名言之域的飛躍,也就是先生所提出的“轉識成智”的飛躍。

 

接下來,馮契先生又從“理性的直覺、辯證的綜合、德性的自證”等三個方面,對“轉識成智”的過程做了詳細的論述,以期說明這種飛躍產生之必然。首先,無論是藝術、科學、德行、哲學方面的經驗,都大量存在著理性的直覺。這種理性的直覺是感性和理性的統一,給人以頓悟、豁然貫通的精神感覺。但是,即使是像牛頓等大科學家們突然之間的“頓悟”,也還是要通過條件假設、邏輯論證、實驗設計乃至放到真正的社會實踐中才能檢驗其命題的正確與否。由于知識和智慧有著同樣來源于實踐的感性基礎,才能夠使得人們“百慮”的矛盾問題,不斷綜合形成感性和理性的“一致”認識(《易傳》提出“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就是說通過不同意見的爭論而達到一致,通過不同途徑而達到共同目標7)。人類就是憑著這樣一種理性的直覺,在一次次矛盾問題的解決中,不斷突破從有條件到無條件、從相對到絕對、從有限到無限的知識到智慧的飛躍。其次,通過理性的直覺而把握與認識的世界,還需要用辯證的綜合來表達與論證。無論是科學還是哲學,都是用一個個從具體上升到抽象,從抽象再次上升到具體的過程來揭示客觀世界之變化規律,這種辯證的過程也是邏輯與歷史的統一。隨著系統觀念的深入人心,越來越多的人們已經認識到部分的相加不等于整體這個事實。雖然分別的認識世界的部分、方面、階段是必要的知識積累過程,但是人類更需要一種全面、整體的智慧認識方法,從而達到主觀與客觀、理論與實踐、具體與歷史的辯證綜合。這種辯證的綜合正是人類不斷地批判舊的傳統,吸收其合理成分,提出新的創新思想的源泉與表達論證方法。第三,德性的自證是在認識世界的過程中認識和完善自己,從而“真正達到在一定領域內凝道而成德,顯性以弘道”8,也就是世人常說的“順道而行謂之德”。無論是“理性的直覺”還是“辯證的綜合”,其實都是意識主體的活動。許多偉大的思想家都是在社會的實踐和知識的培育中不斷地認識自己和塑造自己,通過“立德、立功、立言”等創造性活動,以真誠之心、自明之覺和意志之力,逐步進入到哲理境界而獲取超高的智慧和自由的德性。這種“德性之智是我真誠實有,克服異化,解除蒙蔽,在心口如一、言行一致中自證的。”9由此可知,先生認為代表最高智慧的理性之直覺就是在綜合思辨和人格德性的培養中實現“轉識成智”的飛躍。“這樣的飛躍,既是思辨的結晶,仍要用思辨的綜合來論證;既是德性的自由表現,仍需要在言行之中加以自證。”10

 

作為一名哲學家,馮契先生的“轉識成智”說是在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唯物主義的基礎上,汲取了中國傳統哲學、唯識宗的營養,建構的一個系統的智慧學說。深刻理解其智慧學說,不僅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改造能夠起到積極的影響作用,豐富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寶庫,而且對于我們如何運用知識和智慧去解決時代的社會問題也能夠起到了思想引領作用,其學術與社會價值不可小覷。

 

1.2熊十力先生的“知智之辨”

 

當年錢老受到熊十力先生“性智”與“量智”學說的啟發,將其現代科學技術體系中的“文藝理論”部門與其他10個部門所總結出來的人類智慧分別用“性智”與“量智”加以區分并相互貫通,從而將代表人類最高智慧結晶與源泉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現代科學技術體系有機地聯接成一個整體。熊十力先生關于知識與智慧問題的研究也是其哲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除了“性智”與“量智”學說,先生關于“轉識成智”、“由智化境”、“轉智成識”等一系列關于“知智之辨”的思想,反對崇洋媚外的“全盤西化”,堅持吸收古今中西科學文化之優點,尤其是在中華傳統優秀文化之上的獨立自主思想及自強不息的品格,同樣值得我們學習與借鑒。

 

《明心篇》中,熊十力先生在論述“科學”的巨大成績以及其局限性時,對于的用法做了闡述:“智之一字,在先哲經籍中有泛稱,有專稱。專稱則簡稱智,而其義與知識迥別。泛稱則知識亦得名智。(以與蒙昧、不能辨析事理者比較,則知識得名為智)智與知識有別,儒家義旨如是,道家義旨如是,佛家義旨亦如是。但是,三家對于知識的看法則互有不同。其所以互不同者,實由于三家各有其所謂智在。智與知識有分,此一主張在中國古學中確是中心問題所在之處。每一宗派的哲學,其各方面的思想與理論都要通過這個中心問題而出發,仍須回到這個中心來。”11那么,在熊十力先生心中到底什么是“智”?什么是“知”?二者之間的關系又會是怎樣?

 

在《明心篇》接下來的論述中,熊十力先生從四方面分析了智的含義: 1.智是“用晦而明,光而不耀,意思是說智常凝斂于內,不向往馳散,澄明而不亂,專一而不雜,但是卻“靈明益盛”。這是對智的特性的一種描述。2.智是“無知無不知者。智一方面“寂然無妄想,故說無知”;另一方面又“感物而動,明燭物則(事物之規律),故說無所不知”,而且智還能夠窮理抵乎至普遍、極深遠之域。這其實說明了智慧與知識之間關系的一個重要方面:智是知識獲取的基礎與前提。3.智是人類的一種內部生活,也就是人的意識與精神世界的活動,甚至包括道德修養。所謂智,是從動物之知覺等低級心理作用,進化而來的人類所特有的最高級的心靈作用。由于“天德”(人先天的生命性德)與“業習”(人后天的行事習氣)交互作用造成了人內部生活的復雜變化,“而有主之者則吾人性靈之發用,所謂智是也。”12因此,“一切皆是智之流行,一切皆是智之開拓,毋淪于虛,毋滯于寂。發其智于實事實物,通于萬有而不隔,行于現實而無系。至此,則知識亦統一于智,而智與知識之分亦可消泯矣。”124.知識不即是智。先生一方面承認知識離不開智,即知識是通過智的“內在的了別作用主動以深入于外物”12而得,智是知識何以可能的內因;另一方面,若無客觀世界的引發,則亦無知識??傊?,熊十力先生從這四個方面的分析與論證,認為“智”是指人的內部的、意識的、精神的與道德的活動,但它具有能動性,而且可以成就“知識”。

 

在《明心篇》中,熊十力雖然沒有對“知”作出明確的界定,但從他對“習”與“智”的作用上,以及的產生和確立的過程論述來講,已經說明了他關于“智”與“知”的相互關系了。與馮契先生一樣,熊十力先生也認為有轉識成智的存在,即人通過社會實踐之“格物”是能夠將外部的自然知識或者道德知識轉化為人類高級的精神與道德活動--“致知”,也就是所謂的“智”。與馮契先生的不同之處在于,熊十力先生在這里引述了孔子性相近,習相遠的話來加以說明。他認為,“習”是可以轉化為性,也就是通過學習、教育、養成乃至道德修養的反復實踐來實現轉習成性,乃至轉識成智。但現實中“習”卻未必都轉化為性,其原因在于人們對于善習與不善習的區別與掌控能力的不同。然而,人還是可以通過對“習染”的有意識的控制來實現的人生智慧的獲得。東西方的哲學與科學發展道路和優勢結果的不同,也正是由于東西方人們的“習染”之不同而造成的。

 

關于知識是如何產生的,先生指出:“知識固是客觀現實世界的反應,然知識之成,畢竟有內在的主動力,深入乎物、了別乎物,才成知識。此主動力即吾人本心天然之明,所謂智是也。”13“智慧作用通過事物以構成深密、精詳、正確的知識。還要隨時創作許多輔助感官的工具,于是智慧作用確然舍己從物,即將他(指智慧作用)自身完全投入于事物中。而絕不自逞其明,以猜度物,唯順以從物。所以能洞徹物的本質,握定物的規律,乃至推而行之為一切創造與事業,皆足證實其所得于物之一切都無一毫蒙昧,都無一毫錯誤。至此,則知識才確立,不可傾搖。”14“惟知識之成,畢竟賴智慧作用,不以己度物而順從物則,否則知識決無由成。但知識既成,則從外物來感以至知識完成,其時間頗長,而智慧在此長時間內默運于無形中之一切經過,吾人乃忘卻,只自欣自夸其知識是客觀現實世界的反映,而無視于自身有內在的主動者也。”15由此可知,熊十力先生認為人類智慧是知識產生的基礎和前提,知識是在智慧的作用下的結果,二者相輔相成。

 

1.3“轉識成智”與“轉智成識”

 

無論是馮契先生的“轉識成智”,還是熊十力先生的“知智之辨”,兩位哲學家都是認同知識與智慧之間是可以相互促成與轉化的。馮契先生雖然只是闡述了 “轉識成智”的學說,但是他也曾經講過:“我認為雖然智慧的獲得與表達不可分割,但首先應該問如何能‘得’,其次才是如何能‘達’。所以,我想著重考察前者,把由意見、知識到智慧的發展視為辯證過程,試圖來說明‘轉識成智’是如何實現的,亦即想探討一下從‘名言之域’向‘超名言之域’的飛躍的機制。”16而熊十力先生則圍繞著“知智之辨”這個話題,從“格物致知”、“習染之有助于智”、“知識之成”等方面說明了知識與智慧之間既可以“轉識成智”,又可以“轉智成識”。

 

關于“轉識成智”。馮契先生認為是可以通過理性的直覺、辯證的綜合和德性的自證三個方面,在社會實踐的基礎上實現從知識到智慧的飛躍的。熊十力先生則借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格物致知”與“性相近,習相遠”中蘊含的底層邏輯原理,說明“格物窮理”可以到達智慧、“習心無染”能夠獲得智慧。雖然二者的論述方式、論據資料和論證過程不同,但是他們都認同在“格物”的實踐基礎上,在人類主動的思維意識指導與牽引下,通過對不同層面的知識綜合是能夠獲得“智慧”。從這個角度來講,二者對于知識與智慧的辯證關系理解又是一致的。這與錢學森所倡導的“大成智慧工程”中所提出的“從定性到定量”中“從”字所表達的對實踐論的重視、現代科學技術體系知識的系統化、多領域專家意見的綜合、“人-機結合,以人為主”等思想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關于“轉智成識”。馮契先生雖然認可這種可能,也就是其所稱的如何“達”,“即如何能把‘超名言之域’的智慧,用語言文字表達出來,亦即說不得的東西如何能說,如何去說”16的問題。但是,由于其重點放在了“轉識成智”,所以并沒有對“轉智成識”進行詳細的論述。熊十力先生則通過對人們“逐物、辨物、治理物”的原理及過程分析,以及在人主觀洞徹能力的前提假設下和人類創造的輔助感官工具的幫助下,用“純客觀的方法”,使智慧作用于外物,“以構成深密、精詳、正確的知識”14。這些思想與錢學森提出的“大成智慧工程”的運行機理以及“綜合集成研討廳體系”的輔助工具職能等方面說的也是同一個道理邏輯,其核心都是人類可以在各類先進感官工具的輔助下,通過理性直覺的洞察與假設,基于已有的經驗和知識,在人類已有智慧結晶與知識體系的作用下,形成新的知識,進而實現“智”與“知”的不斷互促與轉化,發展與升華。

 

2再議錢學森的產業革命理論

 

以前,人們習慣于從戰爭與和平的視角去觀察和分析人類社會和國際關系的發展變化。但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社會的發展模式發生了全新的變化,雖然局部戰爭從未間斷過,但是和平與發展的主題已經成為推動人類社會和世界各國發展前進的主要動力,維持世界和平也已成為國際社會和世界各國的主要任務。與此同時,國與國之間的較量更多的是以經濟為基礎的綜合國力的博弈,其實質上是科學技術的創新發展與科技實力的較量。因此,鄧小平同志提出的“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科學論斷既是對歷史的總結,也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深化與發展。尤其是進入到21世紀以來,科學技術已經成為改變世界格局的主導力量,“科技戰”、“智力戰”也成為了大國博弈的主要形態。新的科技革命也正在影響著人們的思維、工作和生活方式,在不斷地促進著新的世界形態的形成。因此,理解“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個主命題,首先有必要深刻領會科學革命、技術革命、產業革命以及社會形態的革命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

 

2.1  錢學森的產業革命理論與社會主義建設的關系

 

錢學森曾在多種場合和不同時期的文章中闡述過其產業革命理論的發展變化和重要現實意義。1991115日,在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中國科協、中直機關工委、中央國家機關聯合舉辦的《90年代科技發展與中國現代化》系列講座中,錢老以《我們要用現代科學技術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17為題,在關于“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理論問題”的講述中,再次以科學革命、技術革命與產業革命的概念辨析開始,用以統一人們的認識。他指出:“科學革命是人認識客觀世界的飛躍,技術革命是人改造客觀世界技術的飛躍,而科學革命、技術革命又會引起全社會整個物質資料生產體系的變革,即產業革命。在今天,科學革命在先,然后導致技術革命,最后出現產業革命。”“歸結起來說,社會形態有三個側面,分別叫做經濟的社會形態、意識的社會形態、政治的社會形態。三個側面都會不斷發生變化,飛躍式的變化即革命,分別是產業革命、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按照這樣的歸類,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分屬社會形態的三個側面,可以叫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建設、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建設和社會主義的政治文明建設。”由此可知,歷次產業革命發生和發展的歷史足以證明,除了暴力形式的政治革命之外,科學革命和技術革命引發的產業革命,是有效推動社會形態變革與進步的另一種力量,正是“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理論依據,當然也是當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有力武器。

 

關于錢老“七次產業革命”的具體內容本文不再辨析與贅述,這里直接引用中國人民大學錢學敏教授的“科技革命、產業革命、社會革命(第一至第七次產業革命的發展略圖)”18,從較為全面的視角呈現給各位讀者歷次產業革命的階段劃分與主要內容,以及不同時期的科學技術發展狀況在歷次產業革命中重要作用的發揮。正如錢老研究組的5位專家的在其研究結果中所指出的:“按照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從科學革命、技術革命、產業革命的高度,從人類所創造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等全部科學技術體系的角度,從當代科技發展中科研、開發、生產、應用及組織管理的一體化趨勢來理解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就是十分自然的。以此為依據研究新產業革命對策,將在理論與實踐上為豐富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內涵作出貢獻。”19

 

1科技革命、產業革命、社會革命(第一至第七次產業革命發展略圖)

次序

科技發展狀況

社會生產體系的變革

社會制度的轉變

大約發生在10000年以前的石器時代,火的發現與使用

人類從狩獵、采集野果為生,發展到開始從事農業、畜牧業、漁業等

(形成第一產業)

原始社會向奴隸社會轉變

大約公元前1000年至200年的青銅器時代以及鐵的發現與使用

農、林、畜牧、手工、采礦、冶金業得到發展,產品有了剩余,出現了商品和商品交換

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轉變

18世紀下半葉至19世紀初,開始于英國的蒸汽機技術革命

以機器為基礎的近代工業興起,如機器制造、紡織工業、建筑業

(形成第二產業)

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轉變

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物理學革命,電磁理論的建立,電動機的發明

促進電機制造、電訊、交通航海、運輸、國際貿易、金融等的發展

(形成第三產業)

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向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生產日趨社會化與私有制矛盾尖銳

二戰以后至今,以相對論、量子力學等科學革命為先導,一大批高新技術(核、激光、航天、生物工程等)為動力的信息技術革命

科技業、咨詢業、信息業迅速發展。出現世界一體化的生產體系,體力、腦力勞動差別逐漸縮小

(形成第四產業)

開始形成包括各種不同國家政體、不同經濟發展狀況、不同意識形態為主導、打破地區界限的各國聯合體--世界社會形態

即將到來。以微生物、酶、細胞基因等科學成果為代表的生物科學與生物工程技術的飛速發展

以太陽光為能源,利用生物、水、大氣,通過農、林、草、畜、禽、菌、藥、漁、沙、海業加上工貿科技于一體的生產體系形成。城鄉差別逐漸消失

(第一產業逐漸變為第二產業,第二、三、四產業相互促進)

形成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過渡的世界社會形態

21世紀相繼到來,以人體科學(包括醫學、生命科學等)為主導帶動各種科學技術飛速發展

人的體質、功能、智能大大提高,加之先進的科學技術與設備促成組織管理革命,必將引發新的產業革命,工業、農業無差別

叩響共產主義大門,開創世界大同的人類新紀元

(錢學敏1995.4.24繪)

 

2.2“四要素”視角下產業革命之劃分與發展邏輯

 

錢學森說:“我之所以提出五次產業革命,是根據馬克思、恩格斯的歷史唯物主義來分析的,即物質資料生產方式的變革影響到整個社會發生飛躍”17。因此,物質、能量和信息作為物理世界的三個基本要素,與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密切相關,也正是產業革命研究的主要對象和變革的主要內容。“在社會系統中,物質、能量和信息及其流動是3種最基本的形式。歷次科技革命所引起的產業革命,都是在物質、能量資源的開發及其流動方式上的變革,從而促進了生產力的大幅度提高。20錢老也曾指出:“新的產業革命聯系到社會問題,說第五次產業革命涉及到改造社會,也涉及到改造人,整個社會要變化,人也要變化。”21受此啟發,我們再來審視一下當下正在進行的第五次產業革命,尤其是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先進信息技術對人類生活方式與社會形態變革的沖擊實乃前所未有。除了物質資料生產方式和生產效率的大幅提升之外,人類在這場新的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信息革命過程中,必將會對人類自身進行一次全新的認識和改造,從而最終實現人類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徹底分離。人類的獨有的“智慧”屬性將在“人工智能”技術的輔助下,成為一個比“信息”更為重要且值得深入研究的關鍵因素。人類個體與群體智慧的創新發展和綜合應用將會大幅提高科學技術轉化為社會生產力的效能和效率,同時也為千百年來古今中外先賢們所苦苦探尋的“智識合一”問題,提供一種全新的思想研究路徑與切實可行的技術解決方案,客觀上也能夠為促進人類自身的進化與發展提供一種解決思路。

 

受馮契與熊十力先生的“知”與“智”關系之辨的學術思想啟發,人類認識和改造世界的主觀能動性是體現在與“知識”緊密關聯的另一社會要素之中:智慧。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進程中,“智慧”的產生與階段性消亡往往與人類個體的生命周期緊密聯系在一起,尤其是“智慧”之與現實世界緊密相關聯的動態屬性往往會隨著地域環境的限制、歷史時代的變遷與個體生命的結束而暫時消失,進而轉換由信息的另一種高階形式:知識,用以對人類曾經的“智慧”進行表征、記錄與傳承。相比智慧的本質而言,知識的適用性、針對性和時效性往往大打折扣,這也和錢老關于知識需要激活的“情報”思想有著“異曲同工之處”。如果我們把客觀世界的三大組成要素“物質、能量、信息”和人類的“智慧”這“四要素”及其流動形式看成是產業革命必須面對和研究的基本內容,則對于產業革命的理解就會有一個全新的認識視角,具體內容如圖1所示。

 

 

1“四要素”與產業革命

 

由圖1可知,由于人類對于物質的獲取方式和獲取目的的不同觸發了第一次產業革命和第二次產業革命。由蒸汽機為代表的機械能效率的大幅提高,使得物質和能量的流動范圍逐漸擴大,引發第三次產業革命。由電能、化學能為代表的新一代技術革命以及部分以信息服務為特征的第三產業的出現,催生了第四次工業革命。以計算機、互聯網以及人工智能技術為代表的信息革命,使得基于“云”、“網”、“大數據”等技術的萬物信息屬性之互聯成為可能,成就了一種全新的社會形態,也就是當今我們感受最深的第五次產業革命。尤其是當下基于大數據和大模型的人工智能技術的突飛猛進,使得人們不得不重新思考人工“智能”與人類“智慧”之間的關系與應用。錢老等老一輩科學家所倡導的以“人-機結合、以人為主”的“大成智慧工程”之理論探索和實踐應用,使得人類的“智慧”要素與人類對客觀物理世界的“知識”性表征將會更加緊密地交融在一起,互相促進與高效轉化。互聯網和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與進步,使得“轉識成智”和“轉智成識”的可能性和效率大大提高,這將促使人類智慧的產生、教育、培養和運用方式產生顛覆性的變革,這其實就是當下所謂“人工智能(AI)”技術試圖追求的終極目標,也正是錢老所預言的“大成智慧”和“新人類”的出現。此刻的人類“智慧”將不再單純隸屬于或局限于某個人類個體的運用,基于真正民主集中制的人類群體智慧的產生機制將成為現實,即集人類智慧之大成于“云”端,集中賦能于某一社會系統,以信息控制的形式主動地組織改造客觀世界的實踐活動,從而可以不斷提高人類對未來世界發展變化之智慧預測與正確決策的能力,也能夠同時加深并提高人類對自身的認識和改造進程。

 

當人類群體智慧能力得到整體提升之后,將又一次回歸并面對人類生存和生命之基本命題,用“大成智慧”去賦能人類賴以生存的物質資料生產,首先必將是維持人類生命與生存質量的改善與提高,即“大農業”思想之根本。因此,解決高品質生存資料的第六次產業革命應運而生。接下來人類所面臨的問題自然是在充足物質資源保障的前提下,不斷提高人類的精神文明素質和生命健康體質,從而以更好的生命狀態去探索、認識世界和人類自身的奧秘,提高改造客觀世界和改造人類自身的能力。因此,以提高人類生命質量的第七次產業革命,甚至更高層次的第八次、第九次產業革命的發生也就順理成章。

 

2.3從知識與智慧的視角理解錢學森的產業革命理論

 

關于產業革命的理論以及現代科學技術體系、大成智慧工程/大成智慧學都是錢學森先生重要的學術思想內容。從時間維度上講,歷次產業革命貫穿于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整個進程,它觸發于人類認識世界的科學革命和改造世界的技術革命,科學革命在先,技術革命在后,終將引發整個社會經濟形態的變革,即產業革命的發生。這樣一種基于科學技術創新發展的社會經濟形態的變革演進邏輯,也是“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有力證據,尤其在當今和平與發展已經成為世界發展的總趨勢下更是如此。

 

產業革命既然與科學革命和技術革命的關系密不可分,那么對于什么是科學?什么是技術?就必須有一個清晰的認識。錢老曾經給出過一個簡潔和明晰的闡釋:認識客觀世界的學問是科學,改造客觀世界的學問是技術。“科學與技術的關系,在古代及以后的一段歷史時期中并不明顯。直到19 世紀下半葉至20 世紀以來,科學與技術、科學革命與技術革命才日益融為一體,結下不解之緣。所以,錢學森在考慮構筑科學體系時,也包括了技術,他自己有時也把這套東西叫做‘現代科學技術體系’。”22因此,由這樣一個認識客觀世界的學問和改造客觀世界的學問所組成的“綜合體”及其系統性的知識體系其實就是錢老所提出的“現代科學技術體系”。人類每一次產業革命的發生和發展都會產生新的科學和技術,進而可以不斷豐富和完善著這個科學技術體系;每一次新的產業革命的發生也都將是在人類已有“智慧”的指導下,基于當前科學技術體系的知識與技術工具之上的創新性變革。沒有科學與技術的創新發展就不可能有新的產業革命的發生,沒有人類知識的積累與智慧的指引也不可能有新的科學技術創新。人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動,最終將是由人類在這種活動過程中認識自己和改造自己的“智慧”能力的提升來作為其核心動力源泉,以及在“智慧”作用下產生的階段性、客觀性真理--“知識”,并依托這些系統化的知識體系,與人類的“智慧”一起共同作用,進而實現對整個世界的認識、改造、變革與創新發展。

 

錢老在《智慧與馬克思主義哲學》23一文中曾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智慧、系統化了的知識(即現代科學技術體系)以及如何提高青年的智慧做出了較為深刻的論述。用智慧與知識的全新視角讓我們來重新審視一下錢老的產業革命理論,可以得出以下的結論: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理所當然是推動產業革命的直接動力;科學技術的創新發展有賴于人類的“智慧”與“知識”之間的相關作用,這個“智慧”源泉就是基于實踐的中國式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新發展,這個“知識”就是系統化了的知識體系,即錢老所創新提出的“現代科學技術體系”;用這樣的“智慧”與“知識”武裝起來的人們自然是“懂得大道理”、“勇于改革創新,不怕艱難挫折”、“不會去貪圖安逸,更不會去同流合污”、“事理看破膽氣壯”的新一代科技工作者,因為他們懂得:“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滿蔽高岑”(見魯迅先生勸阻郁達夫先生移家杭州詩)。

 

3至為關鍵的第五次產業革命

 

當英國出現第三次產業革命即所謂的工業革命時期,我們的國家還處在封建社會。我們國家的第四次產業革命也落后于西方先進國家大約100年左右。當前我們正在經歷的是第五次產業革命,之所以說至為關鍵,是因為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七十多年來的社會發展實踐經驗和取得的歷史成績中,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和人民生活質量的突飛猛進,已經用鐵錚錚的事實告訴我們,這是我們迎頭趕上甚至超越西方先進發達國家的歷史機遇期,其結果也將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信息技術的發展,尤其是當下人工智能(AI)技術所展現出的巨大能量,使得某些領域已經出現了科學技術替代人類某些體力勞動,甚至腦力勞動的現象。第五次產業革命不僅涉及到改造社會,也涉及到改造人。人類工作模式隨著社會變化而變化的同時,人也是要隨之而改變。“智慧”將成為從第五次產業革命開始的一個極為重要的要素,它將重新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也將成為主導未來產業革命和科技創新的主要力量。近年來,人造器官的成功、生物\生命科技的突破以及腦機接口和人腦芯片移植技術在某些領域的應用已經證明,這場信息革命的成果不僅可以用來改造世界,更能夠在提高人類自身能力的同時,促進并加深人類對自身的認知、探索與改造,也就是對人們常說的“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將去向何方”終極問題的探尋與解答。

 

3.1“信息”之本質與核心

 

第五次產業革命,也叫信息革命,是以現代科學技術特別是電子信息技術為先導的一場新的產業革命。既然是一場信息革命,這里的“信息”就已不再是物理學領域的概念,我們需要重新考慮一下其本質與核心。對于“信息”的概念,似乎每個人都認為自己已經掌握并理解了其中的涵義。但是,如果將信息與物質、數據、知識乃至智慧放在一起,似乎我們對自己大腦中狹義的“信息”定義又將模糊和不確定起來。如何理解信息的本質與核心涵義,尤其是其與數據和知識的關系,對于我們更好的理解現代電子信息技術的發展和實踐應用至關重要。

 

“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質也不是能量。”這個由維納(N˙Wiener)給出的著名定義已經被人們所廣泛接受。我國著名系統科學家許國志院士主編的《系統科學》一書中對于什么是信息進行了詳細的論述:“信息歸根結底是物質的一種屬性,信息不能離開物質單獨存在,……,一切信息都是由特定的物質運動過程產生、發送、接受和利用的,……,與物質的其他屬性不同,信息的功能是表征物質客體的成分、結構、狀態、特性、行為、功能、演化趨勢等,……,一個系統的信息只能在與其他系統的相互作用、相互關系中表現出來。通過相互作用,一個系統的信息可以從該系統中分離出來,……,進行跨空間的信息傳送和利用。……,我們可以用符號表示、載帶信息。……,事物的信息可以同該事物分離開來、轉錄于載體之上,特別是盛載于純粹的人造符號中,這種特點決定了信息不同于物質和能量,具有不守恒性、共享性。”24錢老也曾經對于信息的涵義有過這樣的一種解釋:“英文里的‘信息’和‘情報’實際上都是一個詞‘Information’,就是知識,它是指人通過實踐,認識到的客觀世界的規律性東西,也就是人類創造的精神財富,不是物質的。”25由此可知,信息不是物質,是可以單獨存在的;信息是物質的一種屬性,是可以用符號表示和載帶,進而用來表征物質的成分、結構、狀態、特性、行為、功能、演化趨勢等運動過程;信息是人類通過實踐對客觀世界的規律性認識。

 

錢老還曾經從物質運動的角度對于什么是信息及信息的傳遞做過闡述:“信息到底是什么呢?有各式各樣的說法。我認為信息并沒有什么神秘,信息是由一個點出發、一個傳播渠道,和一個接收點組成的。……,一切信息的傳遞,都是物質運動,不可能有別的形式。……,當我們研究信息的時候,有一種特殊的方法,就是看到物質運動的某一個側面,研究某一個側面對我們是有用的,……,所以我個人以為,信息還是物質運動,只是物質運動的某一個側面被我們概括起來了。”25因此,我們就可以把信息傳播渠道里面的這種物質運動解釋為一種“信息”。信息的發出方和接收方如果有一種“默契”,信息就可以順利地傳輸與表意,如果沒有這個“默契”,也就沒有信息。中國社會科學院胡孚琛教授在其署名文章《廣義信息論探索》26中將這種“默契”稱之為“同構”。他指出:“信息傳遞和交換的唯一方式是同構。兩個實體或事物的層次之間沒有同構就沒有信息交換。所謂同構,一般應滿足兩個條件,其一是兩個系統之間的要素要形成一一對應;其二是兩個系統中要素間的兩張關系之網也形成一一對應不能錯亂。……,一個系統的結構可以和多種不同系統形成同構關系,兩個系統之間有時也可以由要素間的不同對應方式形成多種同構關系,……,以同構傳遞信息的方式也提供了一種可能,即無論借助哪些物理過程、化學過程或生理過程來傳遞信息,對信息的內容來說都沒有什么差別。……,信息不僅通過同構傳遞和交換,而且還能改變其形態和向新的層次轉換。”這就不由得讓我們聯想到當前信息革命的兩個重要方面:一是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通過物質的“信息”屬性能夠實現萬物互聯互通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二是現在不同領域信息化建設中所遇到的不能“互聯、互通、互操作”的癥結所在。由于“異構”系統的普遍存在,信息的發出方和接收者對于信息的表征方式、使用方式以及采用的符號不同,不同信息擁有者關于“同構”的側面和方式不同,且都只是物質某一側面屬性或物質某一運動過程的表征,其得到的信息與信息量也就各異。如此一來,簡單的想依靠一些標準規范性文件的統一或者是數據標準的統一就以為能夠解決“異構”之難題,實現復雜系統之間的“互聯、互通、互操作”的想法還是把問題想得過于簡單了一些。真正的解決方案還是錢老科學思想中一貫主張的:堅持“系統性思維”,“用社會系統工程的方法”將這些“異構”的信息綜合起來考慮,提高對不同異構信息的廣域發現和綜合處理能力,使得不同方式處理后的“同構”信息能夠適應盡可能多且不同的“異構”分\子系統,使萬物通過其信息屬性(可表征且能夠分離于物質系統本身的特殊屬性)處于更多、更廣的普遍聯系之中。

 

3.2“智慧”之泉源與集成

 

人類在運用科學技術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也在改造著自己的主觀世界,也就是改造著人類自己認識世界的能力。錢學森說:“信息革命的一個與前幾次產業革命不同之處似在于直接提高人的智能。”27對于當下以現代信息技術為主要特征的第五次產業革命來講更是如此。第五次產業革命所帶來的電子計算機、互聯網、多媒體、靈境技術(Virtual reality)以及以ChatGPT為代表的人工智能等科學技術、軟件工具和自動化設備的使用與普及,不僅開創了新一代“人-機結合”的物質生產體系,大大提高了社會的物質生產力;而且開創了一種新型的“人-機結合”的知識生產體系,尤其是當下大模型技術與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爆發式增長,正在改變著人們的思維方式、研究學習方式、工作生活方式和文化娛樂方式,已經形成了一種不可估量的人類精神生產力,從而最終能夠消滅人類歷史上形成的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這兩種生產力的互相促進,也將會進一步使得人們的精神與智慧迸發出前所未有的力量。

 

當前,在以ChatGPT為代表的大模型和多模態人工智能技術,使得人們在各類信息獲取、傳輸、存儲、檢索、處理以至利用信息技術進行組織、協調、控制、決策等方面都發生了效率空前的改變。通過互聯網與物聯網,已經能夠將人與整個物質世界和信息世界有機地聯接在一起,在無所不有的信息與知識的海洋里,人們的思維空間也大大地拓展了,人們對于客觀世界的認識深度也將前所未有。人工智能大模型、多模態大數據、大算力基礎設施等技術與設備的綜合運用,將把人們從重復記憶、復雜計算等繁重的腦力勞動中解放出來,“把智慧集中到整理人類的知識,全面考察融會貫通,從而搞更多的更高的創造性的腦力勞動。人將變得更聰明,人類的前進步伐將更加加快。25

 

信息共享的時代已經來臨,但能否從如此龐大的人類知識庫中找到正確、合理且能夠真正解決實際問題的“真理”,真正需要的還是人類智慧對各種知識的辯證綜合能力,任何基于人工智能技術的知識類處理工具之創新應用,只是人類部分的腦力勞動被替換罷了。無論“多模態”人工智能如何發展進步,都還是人類腦力勞動的一種成果創新應用。人類大腦和神經系統的復雜程度在較長的時期內還無法被機器所模擬與替代,只要人類尚未停止思考,不被AI所異化,人類的這種有意識的思維創造活動就將是機器智能所無法替代的。正如錢老所講,在人體科學不能得到有效突破的背景下,搞系統科學的人跟搞思維科學的人要結合起來研究,在人類智慧的結晶--馬克思哲學方法論的指導下,采用“從定性到定量的綜合集成法”,基于現代科學技術知識體系,通過實踐經驗、歷史知識、個體智慧的綜合集成,把人類真正的群體智慧提煉出來,這才是真正的“集大成,得智慧”。

 

3.3“轉識成智”與“轉智成識”視角下的大成智慧工程

 

本文的思考啟發于對馮契先生和熊十力先生的“轉識成智”與“轉智成識”思想。無論是馮契先生所提出的“理性的直覺、辯證的綜合和德性的自證”三個轉化條件,還是熊十力先生所認為的智慧是知識的“發用”與“上提”以及中國傳統文化中關于“格物致知”的理念,二者與錢老所提的大成智慧工程的核心機理幾乎完全一致。

 

大成智慧工程理念的提出,來源于錢老對于系統工程、系統科學與思維科學、開放的復雜巨系統理論、從定性到定量綜合集成方法、綜合集成研討廳體系等一系列問題的深入思考與研究。錢老在《關于大成智慧的談話》2中指出:“我們現在搞的從定性到定量綜合集成技術,名稱太長,……,按照中國文化的習慣,我給它取了個名字,叫大成智慧工程。中國有“集大成”之說,就是說,把一個非常復雜的事物的各個方面綜合起來,集其大成嘛!而且,我們是要把人的思維,思維的成果,人的知識、智慧以及各種情報、資料、信息統統集成起來,我看可以叫大成智慧工程。……,這個方法,實際上是系統工程的一個發展,目的是為了解決開放的復雜巨系統的問題。……,我們今天搞的綜合集成研討廳體系,是要把今天世界上千百萬人思想上的聰明智慧,和已經不在世的古人的智慧都綜合起來,所以叫大成智慧工程。”

 

大成智慧工程的突出特點就是在面對復雜的難題時,能夠利用現代科學技術所創造的各種工具與方方面面的信息,組成人-機結合的智能系統,綜合集成地處理各種知識,啟迪人們的心智,在由知識到智慧的飛躍與智慧產生新的認知知識的反復循環迭代中找到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案。“格物”是認識的基礎、“理性的直覺”是觸類旁通與新科技理論假設的前提、“辯證的綜合”貫穿于整個的集大成過程之中、“德性的自證”是以人為主和民主集中制的一個重要側面反映,最終目的是為了“致知”與“集大成,得智慧”。本文引用的三位先生之思想邏輯是一致的,也正如中國傳統文化經典《易傳˙系辭傳下》所說“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這不僅印證了錢學森與馮契、熊十力兩位哲學家對中華民族復興問題的愛國情懷與認識思考是一致的,還同時證明了知識與智慧的辯證統一關系及其在未來復雜問題的解決路徑上也是“殊途而同歸”,歸根結底的核心問題是人類自身的改造,即人的智慧能力的培育、激發與提升。

 

3.4錢學森之問的大成智慧解決方案

 

關于人類智慧能力的提高,當然離不開人才的教育與培養,這就讓我們又一次想到那個著名的“錢學森之問”。2005年,溫家寶總理在看望錢學森的時候,錢學森對中國的教育和科技發展提出了更高的期待:“現在的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這是很大的問題。”201054日,溫家寶總理到北京大學與同學們共度“五四”青年節,被一位學生問及“錢學森之問”時,溫家寶總理說:“錢學森先生對我講過兩點意見,我覺得對同學們會有用,一是讓學生去做那些前人沒有想過和做過的事情,沒有創新,就不會成為杰出的人才;二是學文科的要懂得一些理工知識,學理工的要學一點文史知識。

 

由此可知,“錢學森之問”的核心要義還是對于人的智慧能力培育的新要求,即讓從重復記憶與復雜計算中解放出來的人腦去做更多前人沒有想過和做過的創造性腦力勞動;這種創造性的腦力勞動的基礎當然是人們對于現有知識體系的系統性學習與培養,既包括以“理工知識”為代表的“量智”,也包括以“文史知識”為代表的“性智”,這樣一種教育模式培養下的青年人,才是新一代科學技術的創新發明人,才是未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中堅力量。錢老在提出“錢學森之問”的同時,其實已經給出了其解決方案,那就是基于“從定性到定量的綜合集成技術”發展起來的大成智慧工程方法、大成智慧學理論和大成教育實施方案。

 

錢學森在探索“大成智慧工程”與“大成智慧學”的同時,曾反復設計過21世紀中國的教育事業。1993107日,錢學森在給錢學敏教授的一封信說:“我在這幾天又在想中國21世紀的教育,我1989年的那篇東西不夠了;是要人人大學畢業成碩士,18歲的碩士,但什么樣的碩士?現在我想是大成智慧學的碩士。具體講:1)熟悉科學技術的體系,熟悉馬克思主義哲學;2)理、工、文、藝結合,有智慧;3)熟悉信息網絡,善于用電子計算機處理知識。”這樣的大成智慧教育方式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充分利用信息網絡,發揮人-機結合優勢互補的長處,使人能夠及時獲得廣泛而新鮮的信息、知識與智慧,從而迅速提高人的智能,培養創新的能力。但是,這種全新的教育與思維模式,并不是對什么樣的人都適用,關鍵還在于個體的智力水平與素質養成。而這種正確認識與決策的智慧與素質,又是人腦所特有的結構與功能。當然,這種能力除了先天的遺傳因素之外,更多是依靠后天的教育與養成,要靠偉大的科學精神和崇高的意志品德之熏陶,要靠在社會實踐中的長期鍛煉,要靠人在與計算機優勢互補中對知識的有效集成與積累,也就是要靠“大成智慧”。而這正是計算機及人工智能技術所永遠望塵莫及的,也是錢老思想與機械唯物論與主觀唯心主義的主要區別。

 

總之,錢學森對大成智慧學碩士的三點要求,是基于第五次產業革命科學技術成果的又一創新應用,這樣一種新型教育方式培養下的青年人一定是集大全知識、大成智慧和大道德性于一體的,思想奔放且勇于創新的一代。

 

4學習錢學森偉大科學思想之現實意義

 

錢學森的偉大科學思想是一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貴精神財富。人們熟悉的只是錢老在“兩彈一星”工程以及系統工程領域中所作出的貢獻,但了解并能夠深刻領悟錢老其他學術成就,例如開放的復雜巨系統理論、產業革命理論、現代科學技術體系、大成智慧工程和大成智慧學等思想的人并不多。面對新時代、新征程,我們需要學習的不只是錢老高尚的愛國主義情懷和偉大的科學探索精神,更應該是錢老所開創和倡導的新的思維模式和新的方法論體系,用這樣一種系統性的新理論武裝我們的頭腦,用中國式系統科學指導下的全局視野去審視、思考、探索和突破我國社會進入新時代而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

 

4.1  從錢學森之科技戰略藍圖中領悟道理--事理看破膽氣壯

錢老晚年從具體的工程技術領導崗位上退下來,潛心于學術研究與思想突破,為的是站在一個更高的戰略層次來思考“兩彈一星”經驗成果的推廣以及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長期和長遠問題。錢老在總結“兩彈一星”工程經驗時曾經指出:“既然是大規模科學技術研究工作的現代化組織管理體制,當然不能說它是局限于國防科學技術工作的。周恩來同志在生前一次聽取我們匯報工作時就說過,這套工作體制要推廣到所有包括民用工業在內的大規??茖W技術研制工作中去,并說將來建設長江三峽水利樞紐就可以用。這就是說這種工作體系可以為所有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大型工程服務,提高工作效率。”28錢老也一直按照周恩來總理的教誨,不斷地將聶榮臻元帥所領導和開創的中國式大規??茖W技術研制工作體制進行了深刻總結、深化發展與戰略提升,逐漸形成了一套架構合理、邏輯縝密、路徑清晰、目標宏偉的中國式“科技戰略藍圖”,這幅科技戰略藍圖的每一個組成部分都能為我國的現代科學技術體系建設提供堅實的理論基礎、明晰的發展路徑和源源不斷的動力,也必將引領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逐步走向成功。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錢老依靠其扎實的理工科基礎功底和對于多方面科學技術知識的“觸類旁通”和“融會貫通”,從“復雜的現代科學技術活動”需要先進的組織管理技術出發,在總結他20多年參與國防尖端科技工作經驗的基礎上,首先提出了“中國式系統工程”的概念,并牽頭組織創建了中國系統工程學會。從此,開創他堅持系統觀念,運用系統科學方法,進行中國式科技戰略藍圖的思考、探索與構建。

 

首先,錢老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上對科學技術所要研究的內容和對象進行了系統性劃分。從時間維度上將,錢老先從科學革命(認識客觀世界學問的飛躍)、技術革命(改造客觀世界學問的飛躍)和產業革命(社會經濟形態的飛躍)的概念辨析與發展路徑論述開始,基于科學革命和技術革命引發產業革命的基本原理,按照人類歷史時間的維度,提出了其關于“七次產業革命”的階段劃分及理論依據;依此原理又拓展到社會革命的三個方面(社會經濟形態的產業革命、社會意識形態的文化革命和社會政治形態的政治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四個方面(對應于“三種社會形態”的物質文明建設、精神文明建設、政治文明建設及其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理環境建設);并再次關聯到中國已經完成和即將進行的三次社會革命實踐(第一次社會革命是從政治革命入手,解放生產力的社會革命;第二次社會革命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生產力的社會革命;第三次社會革命是以新的產業革命為先導,創造生產力的社會革命);直至由中華輝煌傳統文化與現代科技成果結合所引發的“第二次文藝復興”的設想,并持續推進“世界社會形態”的發展,最終將用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和建設成就之優勢,引領世界大同,實現共產主義。從空間維度上,錢老對人類所研究的客觀世界進行了五個層次的劃分,分別是渺觀、微觀、宏觀、宇觀和脹觀。“微觀與渺觀的交界處大約在尺度3×10-25cm;微觀與宏觀交界處大約在尺度3×10-6cm,即大分子的尺度;宏觀與宇觀交界處大約在尺度3km,即太陽系的大??;宇觀與脹觀交界處大約在3×106億光年。現在有物理理論的只是微觀的量子力學及其發展、宏觀的牛頓力學和宇觀的廣義相對論。新設的渺觀和脹觀雖然還沒有嚴格的理論。”29對于未來人類向更下一層次的“微觀”和更高一層的“宏觀”之探索與設想,錢老沒能給出相應的科學理論。但是,錢老卻能夠從系統學的基本原理出發,從“混沌”學說的啟發中給出了一個大膽的科學設想,從系統學的角度將不同層次的客觀世界有機的聯接成一體。“某一個層次上的混沌可以是更高一個層次上的有序的推動力量。這個看法上對不對,還要進一步研究,使我們系統學真正站得高一點,我想這樣系統學確實是對于整個科學的發展是有關系的。”30

 

其次,從對我國復雜系統工程實踐經驗的總結凝練上,從對東、西方現代科技成果的“揚棄”吸納中,創造性的提出了大成智慧工程與大成智慧學。隨著對系統工程與系統科學的深入研究,錢老與其研究團隊創造性的提出了“一個科學的新領域”,并不斷地將其研究深化,拓展完善成“大成智慧工程”。這個大成智慧工程是以“開放的復雜巨系統”為基礎理論,“從定性到定量的綜合集成法”為根本解決方法,集成現有科技成果的“綜合集成研討廳體系”為工具手段,在各領域“總體設計部”及其專家體系的統籌組織運行下,運用“現代科學技術體系”的知識庫和專家的群體智慧來解決未來社會主義建設中所需要應對的各種復雜巨系統問題。“將這一工程進一步發展,在理論上提煉成一門學問,就是‘大成智慧學’。”2大成智慧學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與深化”,是包含著以“量智”為代表的科學方面的智慧與“性智”為代表的文學藝術方面的智慧,是由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數學科學、系統科學、思維科學、人體科學、地理科學、軍事科學、行為科學、建筑科學以及文藝理論等11個部門和11橋梁(自然辯證法、唯物史觀、數學哲學、系統論、認識論、人天觀、地理哲學、軍事哲學、人學、建筑哲學和美學)組成的“現代科學技術體系”所承載,將馬克思主義哲學與11大科技部門的科學技術成果有機的整合在一起,既是人類智慧的結晶,也是人類智慧的泉源。

 

第三,將大成智慧工程與大成智慧學的成果運用于新型人才培養的“大成教育”、現代科學技術體系建設乃至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方方面中去,最終能夠實現改造新人類,促進世界大同,實現共產主義的終極目標。當下進行的第五次產業革命以及由大成智慧工程實踐所獲得科學理論和技術成果,尤其是依托廣泛存在的信息網絡,采用人-機結合,以人為主的思維、學習、工作、生活和娛樂方式的改變,將大大增強并提高人們腦力勞動的成果創新效率,使得基于現代科學技術體系的全才教育成為可能與必然,人將變得越來越聰明,情操越來越高尚,這樣一代用現代科學技術體系知識與馬克思主義哲學智慧所武裝起來的新人類,將是改變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世界的社會形態的科技中堅力量,也必將是集大成智慧之新人類。

 

當以錢學森為核心的中國戰略科學家們為我們描繪與構建的這樣一幅層次清晰而且邏輯嚴密的科技戰略藍圖呈現在眼前時,作為當下的科技工作者,我們是不是應該重新思考并審視一下那些連概念文字都理不順的“System of Systems Engineering”。堅持系統觀念,從中國科學家群體首創的系統科學方法中找尋新時代問題的答案應該是中國科技發展的必由之路和必然選擇。新時代需要我們用錢老的一段講話以激勵每一位科技工作者:“從前有一句老話,叫做‘事理看破膽氣壯’,就是說,你把事情真正搞清楚了,那么你什么都不怕了。所以說真正的勇氣,改革創新的勇氣,是來源于真正了解客觀世界。怎樣看‘事理’,看世界,做到‘事理看破膽氣壯’”31。

 

4.2  用自強不息之中華傳統美德堅定信念--中華兒女雄今古

 

習近平主席曾經指出:“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中華民族以自強不息的決心和意志,篳路藍縷,跋山涉水,走過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體的發展歷程”。“自強不息”一詞出自《周易˙乾卦˙大象傳》--“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在千萬年的歷史進程中生生不息、薪火相傳、發展壯大、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久經挫折而不屈,歷經坎坷而不餒,離不開“自強不息”的偉大精神和氣節品質。無論是馮契、熊十力,還是錢學森,其對于哲學思想的研究和科學技術的探索中處處體現著中華傳統文化的智慧基因,他們也是中華民族優秀兒女中一貫堅持獨立自主思想和自強不息精神的杰出代表。

 

馮契先生如是說:“從世界范圍來看,今天我們正處于一個東西文化互相影響、趨于合流的時代。為此,需要全面而系統地了解西方文化,也需要全面而系統地了解東方文化,并深入地作比較研究。……,中西文化、中西哲學在中國土地上已開始匯合(當然僅僅是開始),這不僅表現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而且表現在某些專業哲學家嘗試建立中西結合的哲學體系。今后也還會如此,中國土地上還會出現這樣那樣的中西哲學的結合,結合得好的,便有生命力,而且可以在世界范圍內獨樹一幟,成一家之言。……,由于“同歸于殊途,一致而百慮”是認識的辯證規律,通過爭鳴、自由討論,必然會促進唯物辯證法的發展。這是馬克思主義者應有的自信。”32熊十力先生如是說:“清季迄今,學人盡棄固有寶藏,不屑探究。而于西學,亦不窮其根柢。徒以涉獵所得若干膚泛知解,妄自矜炫。憑其淺衷,而逞臆想,何關理道?集其浮詞,而名著作,有甚意義?以此率天下,而同為無本之學。思想失自主,精神失獨立,生心害政,而欲國之不依于人,種之不奴于人,奚可得哉?天積眾剛以自強(董子《繁露》語),世界積無量強有力分子,以成至治。有依人者,始有宰制此依者;有奴于人者,始有鞭答此奴者。至治惡可得乎?吾國人今日所急需要者,思想獨立,學術獨立,精神獨立, 一切依自不依他,高視闊步,而游乎廣天博地之間,空諸倚傍,自誠,自明。以此自樹,將為世界文化開發新生命。豈惟自救而已哉!33錢學森先生則更加堅定而明確的指出:“外國人能搞,我們中國人就不能搞?難道中國人比外國人矮一截!”“到底是中國人行還是外國人行?我看中國人行。為什么外國人不行?我看差別在于我們有馬克思主義哲學,我們用辯證唯物主義觀點看待問題,他們沒有。”34“我們中國的科技工作者是了不起的,中華兒女雄今古!”35

 

“中華兒女雄今古”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一時的得失與短暫的歷史也不能否認這樣一個事實,因為植根于中華兒女內心的文化修養是千萬年來中國傳統文化與智慧的結晶。自鴉片戰爭以來,經過像錢學森這樣的一代愛國與自強不息的優秀中華兒女之奮力拼搏,中國落后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局面已經得到了徹底的改觀,中國發展前進的速度也是那些欠缺文化底蘊、文明傳統乃至智慧基因的資本主義國家所不可比擬的。金錢并非解決一切問題的根本辦法,以資本為優勢的帝國主義之侵略本性無論是以戰爭的形式還是以科技霸權的形式都無法再次奴役其他民族而坐享其成。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挑戰與機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展最終依靠的是能夠集全人類各民族知識之大成智慧來解決全世界所面臨的共同問題。以此來看,“美國人優先”的言論和格局是多么的無知、狹隘與狂妄,其靠近代科技成果之“槍炮”優勢所能獲得的資源與利益將越來越少。經過改頭換面的科技霸權背后也仍然難改其侵略者思想的本質,無非是再次妄想用其資本催生下的科技優勢重拾奴役其他民族的工具罷了。這種資本催生且短視的科技進步成果注定不會長久。隨著歷史進程的推移,在中華傳統智慧與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之綜合作用下,新興的科技生產力必將在中華大地上開花與結果,新一代優秀的中國兒女將像錢學森等“兩彈一星”的元勛們一樣,再次傲視全球。

 

5愿望

 

總所周知,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多年沿襲的一個傳統,就是每一位從太空返回的航天員都要親自登門拜見錢學森,直至錢老離世。這個傳統,除了表達中國航天人對錢老的崇敬與感謝之情,更為重要的是要告訴錢老“如您所愿,您的設想已經成為現實”。現如今,我們這一代人學習錢老偉大的思想與精神,除了崇敬與盛贊之外,更多的應該是用錢老的戰略科技思想與系統思維方式指導我們的行動,在錢老等老一輩科學家構建的中國科技戰略藍圖之規劃下,乃至人類未來發展的進程中,找準每一個科技工作者的定位,躬身入局,挺膺負責,以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明之“正見”為指引,以中華民族“自強不息”之精神為動力,踔厲奮發,篤行不怠,賡續前行,奮楫爭先。多年后,當下一代中華優秀的科技工作者們再次緬懷錢老這樣一位偉大的戰略科學家時,一句“一切現實如您所愿”定將能夠表達對錢老的所有崇敬與感激之情。

 

參考文獻:

1】馮契:《<智慧說三篇>導論》,《馮契文集(第一卷)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6頁。

2】錢學森:《關于大成智慧的談話》,《創建系統學(新世紀版)》,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75180頁。

3】錢學森、于景元、涂元季、戴汝為、錢學敏、汪成為、王壽云:《我們應該研究如何迎接21世紀》,《創建系統學(新世紀版)》,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96208頁。

4】馮契:《<智慧說三篇>導論》,《馮契文集(第一卷)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47頁。

5】馮契:《馮契文集(第一卷)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413頁。

6】馮契:《馮契文集(第一卷)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418頁。

7】馮契:《馮契文集(第一卷)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224頁。

8】馮契:《馮契文集(第一卷)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454頁。

9】馮契:《馮契文集(第一卷)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451頁。

10】馮契:《馮契文集(第一卷)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425頁。

11】熊十力:《體用論》,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第167頁。

12】熊十力:《體用論》,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第170171頁。

13】熊十力:《體用論》,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第176頁。

14】熊十力:《體用論》,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第210頁。

15】熊十力:《體用論》,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第211頁。

16】馮契:《馮契文集(第一卷)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9頁。

17】錢學森:《我們要用現代科學技術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錢學森文集(卷六)》,國防工業出版社,2012年,第213224頁。

18】錢學敏:《錢學森科學思想研究》,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112頁。

19】錢學敏、于景元、戴汝為、汪成為、王壽云:《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和新產業革命》,原載于19911228日《科技日報》。收錄于《創建系統學(新世紀版)》,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410417頁。

20】王壽云、于景元、戴汝為、汪成為、錢學敏、涂元季:《開放的復雜巨系統》,浙江科學技術出版社,1996年,第7頁。

21】錢學森:《關于第五次產業革命與社會系統工程》,《錢學森文集(卷六)》,國防工業出版社,2012年,第238頁。

22】錢學敏:《錢學森科學思想研究》,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58頁。

23】錢學森:《智慧與馬克思主義哲學》,《錢學森文集(卷五)》,國防工業出版社,2012年,第3034頁。

24】許國志等:《系統科學》,上??萍冀逃霭嫔?,2000年,第342頁。

25】錢學森:《開展思維科學的研究》,《錢學森文集(卷三)》,國防工業出版社,2012年,第308338頁。

26】胡孚琛:廣義信息論探索,大自然探索,19843),131140頁。

27】錢學森:1996512日致黃順基信,《錢學森書信(10)》,國防工業出版社,2007年,第46頁。

28】錢學森:《聶榮臻同志開創了中國大規模科學技術研制工作的現代化組織管理》,《錢學森文集(卷三)》,國防工業出版社,2012年,第347頁。

29】錢學森:《基礎科學研究應該接受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指導》,《錢學森文集(卷六)》,國防工業出版社,2012年,第72頁。

30】錢學森:《在系統學討論班上的講話(198723日)》,《錢學森文集(卷五)》,國防工業出版社,2012年,第20頁。

31】錢學森:《科學革命、技術革命、社會革命與改革》,《錢學森文集(卷四)》,國防工業出版社,2012年,第392頁。

32】馮契:《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 馮契文集(第七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722頁。

33】熊十力:《紀念北京大學五十年并為林宰平祝嘏》,收錄于《熊十力卷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郭齊勇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278279頁。

34】錢學森:《地理科學的內容及研究方法》,《錢學森文集(卷六)》,國防工業出版社,2012年,第193頁。

35】錢學森:《中華兒女雄今古》,《錢學森文集(卷五)》,國防工業出版社,2012年,第374頁。

 

(作者:老梁;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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