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今年3月3日，本號曾授權轉發(fā)《張宇：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若干基本問題再認識》上篇部分，現經作者授權，將全文綜合轉發(fā)如下，以饗讀者。

【內容提要】從勞動主體性出發(fā)，把對生產力認識的視角從物轉向人、從客體轉向主體，在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相互聯系和矛盾運動中，分析把握生產和生產力發(fā)展的規(guī)律，是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的精髓和重大歷史貢獻。新形勢下，需要從實際出發(fā)，以勞動主體性為核心，對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包括生產力的核心、生產力的性質、生產力的要素、生產力的動力、生產力的目的、生產力的表征、生產力的標準、生產力的質態(tài)、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辯證關系等進行深入思考和研究，深化對生產力發(fā)展規(guī)律的認識，推進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

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若干基本問題再認識

——基于勞動主體性的思考

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基石。列寧精辟地指出，“只有把社會關系歸結于生產關系，把生產關系歸結于生產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據把社會形態(tài)的發(fā)展看做自然歷史過程。不言而喻，沒有這種觀點，也就不會有社會科學”。中國共產黨始終高度重視解放和發(fā)展生產力，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指導實踐，努力推動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習近平總書記關于解放和發(fā)展生產力特別是發(fā)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論述，是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中國化時代化的最新成果。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yè)變革深入推進，生產力發(fā)展正經歷著新的重大飛躍，新質生產力發(fā)展方興未艾、影響深遠，擺在中國理論界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就是把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與新時代的實際相結合，系統(tǒng)總結借鑒前人的研究成果，對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的基本問題作進一步深入的思考研究，作出符合中國實際和時代要求的正確回答，努力推進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更好認識社會矛盾運動的客觀規(guī)律和發(fā)展趨勢，更好指導生產力發(fā)展新的實踐。

在經濟思想史上，生產力概念是由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家提出來的，威廉·配第、亞當·斯密、大衛(wèi)·李嘉圖等都有過關于生產力的論述。德國歷史學派代表人物李斯特高度評價了生產力的重要性，并指出一個國家的發(fā)展程度，主要并不是決定于它所蓄積的財富（也就是交換價值）的多少，而是決定于它的生產力的發(fā)展程度。但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對生產力的認識，始終是在客體的或物質的層面而不是在主體的或社會的層面展開的，見物而不見人，自覺不自覺地反映著資產階級的階級立場和思想方法。對此，馬克思作了深刻批判。針對李嘉圖提出的人是消費和生產的機器和人的生命就是資本的觀點，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評論道，“在李嘉圖看來，人是微不足道的，而產品則是一切”。在1845年撰寫的《評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一文中，馬克思指出：“為了破除美化‘生產力’的神秘靈光，只要翻一下任何一本統(tǒng)計材料也就夠了。那里談到水力、蒸汽力、人力、馬力。所有這些都是‘生產力’。人同馬、蒸汽、水全都充當‘力量’的角色，這難道是對人的高度贊揚嗎？”

克服資產階級經濟學拜物教思維的偏見，把對生產力的認識的重心從物轉向人、從客體轉向主體，從勞動主體性出發(fā)認識把握生產和生產力發(fā)展的規(guī)律，闡明生產力發(fā)展在社會發(fā)展中的最終決定作用，闡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基本原理，闡明生產力發(fā)展必然導致人的自由和解放，是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的精髓和歷史貢獻。馬克思主義深刻揭示了，勞動是人類一切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活的源泉，是人的本質的體現和證明，是具有鮮明主體性的實踐活動。在這一活動中，“人自身作為一種自然力與自然物質相對立。為了在對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質，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頭和手運動起來。當他通過這種運動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變自然時，也就同時改變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蘊藏著的潛力發(fā)揮出來，并且使這種力的活動受他自己控制”。馬克思指出，勞動在本質上是“活的、合乎目的的活動”，“蜘蛛的活動與織工的活動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領使人間的許多建筑師感到慚愧。但是，最蹩腳的建筑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蠟建筑蜂房以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勞動過程結束時得到的結果，在這個過程開始時就已經在勞動者的表象中存在著，即已經觀念地存在著。他不僅使自然物發(fā)生形式變化，同時他還在自然物中實現自己的目的，這個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為規(guī)律決定著他的活動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須使他的意志服從這個目的”?？傊?，勞動是一個自覺、自主、能動的創(chuàng)造過程，是主觀性與客觀性、合規(guī)律性與合目的性相統(tǒng)一的過程，是改變環(huán)境的同時改變自己、發(fā)展自己的過程，“人猿相揖別”由此開始，人的主體性由此確立，人的本質由此展現。

這樣，馬克思主義就破天荒第一次將歷史置于它的真正基礎上，在勞動發(fā)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會史的鎖鑰，這就是“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來說的生成過程”。人民群眾創(chuàng)造歷史，本質上是勞動創(chuàng)造歷史，在勞動主體與客體的辯證運動中，蘊藏著社會發(fā)展的活的源泉。因此，如果離開了人的勞動，人只是被置于客體的地位，而沒有被當作能動的主體來考察，那就不可能把握社會運動的特質。最重要的是，勞動作為有目的的活動所體現出的鮮明主體性，以及人們在這一鮮明主體性引導推動下進行的生生不息的勞動實踐，使客觀的自然過程日益轉化為自覺的社會過程，自發(fā)的自然存在日益轉化為自覺的社會存在，勞動因此無可辯駁地成為社會存在本體論的基礎和核心，成為自然、人、社會三者統(tǒng)一的根基。

那么，勞動和生產又是什么關系呢？馬克思在《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中作了這樣的說明，“如果從勞動本身來考察勞動過程的要素，它們被規(guī)定為勞動材料，勞動資料和勞動本身。如果從整個過程的目的，從要生產的產品來考察這些要素，它們就可以被稱作生產材料，生產資料和生產勞動”。在《資本論》中他進一步指出，勞動過程如果“從其結果的角度，從產品的角度加以考察，那么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二者表現為生產資料，勞動本身則表現為生產勞動”。概括講，勞動這一概念突出了人的生產活動的主體性，生產這一概念突出了人的勞動活動的客觀性；前者是原因，后者是結果；前者是活動形態(tài)，后者是物化形態(tài)；二者互為條件、互相轉化。一方面，勞動是一切財富活的源泉，是“生產的真正靈魂”，離開了勞動，生產就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另一方面，勞動是人與自然的結合過程，是客觀的物質變換活動，勞動必須運用包括自然要素在內的生產資料，才能創(chuàng)造出有用的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從勞動到生產，是人的主體活動施加在外界客體上，不斷對象化、客觀化、具體化的過程。隨著分工和交換的不斷深化擴大，特別是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形成和發(fā)展，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相分離，“勞動的客觀條件對活勞動具有越來越巨大的獨立性……而社會財富的越來越巨大的部分作為異己的和統(tǒng)治的權力同勞動相對立”。勞動異化了，成為資本的附屬，而資本則成為支配資產階級社會的經濟權力，也成為資本主義經濟過程的起點和終點。正如隨著商品交換內在矛盾的展開，勞動作為價值的活的源泉必然要以貨幣的形式表現出來，同樣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勞動作為生產的活的源泉也必然要以資本的物質產品的形式表現出來。但是，絕不應忽視，只有勞動才是生產的本質和靈魂，生產與再生產中最關鍵的內驅動因和真正的創(chuàng)造性來源不是抽象的“一般生產”，而是勞動！勞動者才是人們直接生活資料的物質生產與再生產的主體，生產作為人能動地改造外部自然對象的“積極活動”，真正的創(chuàng)造性基礎，只能是勞動對象化的塑形與構序。

馬克思曾經將政治經濟學分為“勞動的政治經濟學”和“資本的政治經濟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勞動的政治經濟學。勞動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出發(fā)點，也是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的出發(fā)點。從勞動這個社會存在的最基本事實出發(fā)，通過對生產過程的深入分析，馬克思科學闡明了生產力的性質、地位、作用、結構、動力、表征、質態(tài)、趨勢等一系列重大問題，揭示了生產力發(fā)展的一般規(guī)律，建立了系統(tǒng)完備的生產力理論，為完成兩大理論發(fā)現奠定了科學的基礎。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從商品開始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闡明了商品是使用價值和價值、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的統(tǒng)一，提出了勞動二重性是理解整個政治經濟學的樞紐重大論斷，將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有機統(tǒng)一的原理轉化為具體的經濟學分析范式；在此基礎上，馬克思深入分析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闡明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是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統(tǒng)一，深刻分析了現代化大生產條件下社會生產力發(fā)展的一般規(guī)律，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及其運動規(guī)律，論證了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代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趨勢，指明了人類社會最終從異化勞動走向自由勞動、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的光明燦爛的前景。

總之，勞動及其鮮明的主體性，是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的精髓。牢牢把握這一精髓，我們深化對生產力發(fā)展規(guī)律的認識、推進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就有了正確的出發(fā)點。

生產力由生產要素組成。馬克思指出，“生產力，即生產能力及其要素的發(fā)展”。生產力本質上是勞動主體的生產力，并在生產要素中轉化為客觀的物質力量，表現為客體的生產力。現實的生產力，就是在生產的主體與客體的相互作用中形成和發(fā)展的，歸根結底體現了人與自然的關系。

新中國成立以來，理論界就生產力要素問題進行了持續(xù)深入的討論，最初的論題，集中于生產力是二要素還是三要素。于光遠等人以斯大林的論述為主要依據提出了生產力二要素觀點。在《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一文中，斯大林指出，“用來生產物質資料的生產工具，以及有一定的生產經驗和勞動技能來使用生產工具、實現物質資料生產的人，——所有這些因素共同構成社會的生產力”。王學文等人則以馬克思關于勞動過程三要素的論述為主要依據提出了生產力三要素觀點。馬克思提出，“勞動過程的簡單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動或勞動本身，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這兩種概括其實只是從不同視角概括的不同說法，一個是勞動視角，一個是生產視角，二者并不矛盾。無論是二要素還是三要素，都是一切時代和社會的生產力的最基本要素，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fā)展，人們對這些基本要素的構成及其作用的認識也在不斷發(fā)展。比如，馬克思曾指出，“空間是一切生產和一切人類活動的要素”。又如，一切生產中所用到的信息、數據也是必不可少的生產要素。但是，過去這些要素的作用不那么突出，不那么受重視，沒有必要把它們從基本要素的構成中單獨提出來強調。現在，這些過去不那么重要的生產要素變得越來越重要了，這恰恰是生產力發(fā)展的一種具體表現，以至于今天人們需要把某些要素單獨提出來以重點發(fā)展。此外，在現實生產過程中，生產力的各種要素都不是孤立的，只有結合起來作為一個整體才能發(fā)揮作用，因此，分工、協作、管理等社會性或組織性要素也十分重要。正如馬克思在談到勞動生產力（率）的時候所列舉的生產力要素，它們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fā)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guī)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等等?？紤]到這些復雜多變的情況，衛(wèi)興華等學者提出，將生產力簡化為二要素或三要素的傳統(tǒng)觀點都不夠全面，在馬克思的理論中，生產力的三要素——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構成了任何社會及其發(fā)展階段勞動過程的基礎。然而，隨著生產勞動過程的演進，新的要素會不斷加入。還有學者嘗試在三要素的基礎上加入科學技術、管理、信息、教育、文化等要素，逐步形成了五要素、六要素甚至八要素等理論，這些都屬于生產力多要素論的不同呈現形式，為理解生產力的復雜性和動態(tài)性提供了新的視角。還需要強調的是，生產力的要素在不同社會制度下有著不同的表現形式和構成方式。例如，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一切生產要素包括勞動、土地、生產資料以及自然條件等，都隸屬于資本，“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說，整個生產過程和它的每一個要素，以及流通的每一個要素——從物質方面來看——只是資本的生產資料”。因此，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力的要素都表現為資本的要素，社會生產力則表現為資本的生產力。

當今世界，生產力要素的內涵發(fā)生了重要變化，新的生產要素不斷涌現，各類生產要素作用的增大、效能的提高、組合的優(yōu)化，推動了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習近平總書記深入總結世界生產力發(fā)展趨勢和我國生產力發(fā)展實踐，對生產力及其要素的新發(fā)展作出系統(tǒng)的概括總結，強調新質生產力以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yōu)化組合的躍升為基本內涵；強調勞動是人類的本質活動，是財富的源泉，是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根本力量；強調資本是帶動各類生產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紐帶，是促進社會生產力發(fā)展的重要力量；強調激發(fā)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和數據等生產要素活力，更好體現知識、技術、人才的市場價值；強調信息資源日益成為重要生產要素和社會財富，信息掌握的多寡成為國家軟實力和競爭力的重要標志；強調在互聯網經濟時代，數據是新的生產要素，是基礎性資源和戰(zhàn)略性資源，也是重要生產力。這些重要論述，深刻闡明了新的歷史條件下各類生產要素的地位、作用及其發(fā)展變化的特點，深化和發(fā)展了對生產力及其要素發(fā)展規(guī)律的認識。

不管現實生產過程如何復雜、有哪些要素發(fā)揮作用，歸根到底，不外乎兩方面因素，“如果完全抽象地來考察勞動過程，那么，可以說，最初出現的只有兩個因素——人和自然（勞動和勞動的自然物質）”。“一邊是人及其勞動，另一邊是自然及其物質”，“主體是人，客體是自然，這總是一樣的”。最初出現的兩個因素，也是最基本的因素，體現了生產力的本質，需要作重點說明。

1. 關于人及其勞動

首先，生產力是人的生產力、勞動的生產力、社會的生產力，勞動是生產力活的靈魂和統(tǒng)攝性要素。馬克思形象地指出，“勞動是活的、造形的火”，通過自己有目的的活動，將各種生產要素結合起來，形成現實的生產力。因此，個人的充分發(fā)展是最大的生產力。“全人類的首要的生產力就是工人，勞動者”。生產力的發(fā)展過程，就是勞動主體的勞動能力通過各種生產要素的作用不斷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運動過程。

其次，勞動資料是“過去的、客體化了的勞動”“積累的勞動”，“人的勞動能力的發(fā)展特別表現在勞動資料或者說生產工具的發(fā)展上”。馬克思強調，“自然界沒有造出任何機器，沒有造出機車、鐵路、電報、自動走錠精紡機等等。它們是人的產業(yè)勞動的產物，是轉化為人的意志駕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說在自然界實現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質。它們是人的手創(chuàng)造出來的人腦的器官；是對象化的知識力量”。

再次，勞動對象是人們在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將勞動加于其上的一切東西。在人類生活的早期，勞動對象主要是天然存在的各種自然資源。隨著人類生產生活范圍的不斷擴大，勞動對象絕大多數是已經被人們的勞動改造過的人工材料，是人類的過去勞動的結果，這些材料的種類隨著人類勞動在廣度和深度上的擴展而不斷增加。

最后，生產力的發(fā)展歸根結底是人的能力的發(fā)展，而人的能力的發(fā)展又日益取決于科學技術的發(fā)展?？茖W是指關于客觀世界發(fā)展規(guī)律的知識，而技術則是指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實際技能，它們都是人類勞動能力不斷發(fā)展的結晶。隨著社會的發(fā)展，生產力的發(fā)展和物質財富的創(chuàng)造，越來越取決于科學研究水平和技術進步，科學和知識日益作為直接的生產力而發(fā)生作用。

2. 關于自然及其物質

馬克思多次引用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的創(chuàng)始人威廉·配第的名言，“土地為財富之母，而勞動則為財富之父和能動的要素”，用來說明自然在社會生產中的作用。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針對德國工人黨綱領關于“勞動是一切財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的表述，馬克思反駁道：“勞動不是一切財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勞動一樣也是使用價值（而物質財富就是由使用價值構成的?。┑脑慈?，勞動本身不過是一種自然力即人的勞動力的表現。”

馬克思恩格斯始終認為，人與自然是一個有機體，必須實現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解與和諧。“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中介、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人靠自然界生活”，“歷史可以從兩方面來考察，可以把它劃分為自然史和人類史。但這兩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類史就彼此相互制約”。馬克思把勞動生產力區(qū)分為“勞動的自然生產力，即勞動在無機界中具有的生產力，和勞動的社會生產力”。自然在生產力發(fā)展中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為人類的生產和生活提供必要的空間和基地。二是為人類的生產和生活提供必要的物質資源。三是為生產過程提供必要的環(huán)境和生態(tài)保障。四是經過勞動者的認識、開發(fā)和利用，土地、礦藏、風、水、光、蒸汽等自然要素大規(guī)模地從屬于直接的生產過程，使自然力轉化為生產力。

人是主體，自然是客體，主體有目的地改造客體以滿足自己的需要的能力就是生產力，從這個角度看，生產力本質上是社會生產力；此外，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人與自然是有機生命體，從這個角度看，生產力本質上是自然生產力；整體來看，生產力是人與自然、主體與客體的有機統(tǒng)一。因此，人與自然、主體與客體之間的關系如何，能否充分展示人類的力量、實現可持續(xù)發(fā)展、實現人的自由和解放，不僅體現了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水平，也體現了社會生產關系的進步程度。

資本主義生產目的是最大限度追求剩余價值，自然條件和生態(tài)環(huán)境只是資本增殖的手段，所以人與自然的關系經常處于高度緊張狀態(tài)。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是最大限度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自然條件和生態(tài)環(huán)境從資本增殖的手段轉變?yōu)閷崿F人民利益的手段，因此，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開始進入和諧相處的美好境界。馬克思這樣說道：“像野蠻人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為了維持和再生產自己的生命，必須與自然搏斗一樣，文明人也必須這樣做；而且在一切社會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產方式中，他都必須這樣做。這個自然必然性的王國會隨著人的發(fā)展而擴大，因為需要會擴大；但是，滿足這種需要的生產力同時也會擴大。這個領域內的自由只能是：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jié)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一種盲目的力量來統(tǒng)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按照社會的共同利益合理調節(jié)人與自然的關系，是生產力發(fā)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

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繼承和發(fā)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思想，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生態(tài)文明思想、綠色發(fā)展理念和綠色生產力概念，強調綠色發(fā)展注重的是解決人與自然和諧問題，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人類必須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強調正確處理好經濟發(fā)展和生態(tài)保護的關系，牢固樹立保護生態(tài)環(huán)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tài)環(huán)境就是發(fā)展生產力的理念；強調綠色發(fā)展是高質量發(fā)展的底色，新質生產力本身就是綠色生產力；強調牢固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堅定不移走生態(tài)優(yōu)先、綠色發(fā)展之路，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這些重要論述，把馬克思關于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jié)他們和自然之間物質變換的觀點轉變?yōu)橄到y(tǒng)化的理論和生動實踐，深化了對生產力本質的認識。

馬克思指出，“人們在生產中不僅僅影響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響。他們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動和互相交換其活動，才能進行生產。為了進行生產，人們相互之間便發(fā)生一定的聯系和關系；只有在這些社會聯系和社會關系的范圍內，才會有他們對自然界的影響，才會有生產”。依據馬克思的這一論述，斯大林對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作了如下界說，“社會生產是由兩個方面組成，這兩個方面雖然是不可分割地互相聯系著，但卻反映兩種不同的關系，即人們對自然的關系（生產力）和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相互關系（生產關系）。只有具備生產的這兩個方面，才能有社會生產，——不管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或其他社會形態(tài)下都是一樣”。這個界說簡單又清晰，被廣泛接受。然而，問題有復雜性。因為，生產“始終是一定的社會體即社會的主體在或廣或窄的由各生產部門組成的總體中活動著”，“在社會中進行生產的個人，——因而，這些個人的一定社會性質的生產，當然是出發(fā)點”。因此，生產力中不僅有人與自然的關系，也必然包含人與人的關系；不僅有自然性，也有社會性，集中體現為生產過程中人們之間形成的各種社會聯系特別是分工協作關系。分工一方面在使不同勞動部門和不同勞動者相互分離，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不同部門和不同勞動者之間的相互依賴，使每一種局部或個別的勞動具有了社會性，他們或者結合起來用協作的方式生產同一種產品，或者通過相互交換，用商品生產的方式滿足他人或社會的需要。分工協作還確定了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最重要的勞動關系，即圍繞生產資料的支配和使用而產生的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這種關系決定了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相結合的技術組織形式，構成了生產力社會性的核心內容。

關于生產力社會性屬于生產力還是生產關系這一問題，人們認識不一。

第一種觀點認為，生產力的社會性屬于生產力的范疇。平心明確提出了生產力的二重性的觀點，認為生產力既有物質技術屬性，也有社會屬性，生產的社會屬性就是生產力內部的社會聯系，包括直接為生產使用價值服務的各種社會聯系、社會條件和社會因素等。林崗認為，生產要素的組合方式，或者說勞動的技術組織形式，是發(fā)揮著實際功能的生產力的現實形態(tài)。生產力的各個簡單要素，只有通過一定的技術組織聯系，才能結合起來造成能動的勞動過程從而轉化為實現職能的生產力。

第二種觀點認為，生產力的社會性屬于生產關系。張聞天提出區(qū)分兩類生產關系，一類是直接表現生產力的生產關系，即人們?yōu)榱诉M行生產，依照生產技術情況和需要而形成的生產關系。另一類是一定社會形態(tài)中特殊生產關系即生產資料和產品的所有關系。類似的，國外學者G.A.柯亨和威廉·肖等人將生產關系分為物質的生產關系和社會的生產關系或者勞動關系和所有權關系，前者是約束生產者從事物質生產的關系，后者是對人和生產力的有效權力關系，勞動關系屬于生產關系而不是生產力。

第三種觀點認為，生產力的社會性兼有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二重屬性。吳易風提出了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的原理，將生產方式即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相結合的方式作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中間環(huán)節(jié)，并且認為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三個范疇之間既不存在替代關系，也不存在包容關系。高峰認為，生產方式即勞動方式，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中介體。特定的勞動方式以一定的生產力為基礎,同時受到特定生產關系的制約,具有顯著的社會歷史特征。

上述三種觀點都不否認，生產過程中存在這樣一種社會聯系，它是人們之間圍繞物質資料的生產而發(fā)生的物質技術關系，服從于數學的、物理的、化學的、生物的等自然規(guī)律，集中表現為分工協作的關系。在這種社會聯系中，人只是作為自然的人、生產的要素，按照一定的技術規(guī)則，以社會化生產或聯合勞動的方式，作為一種集體的物質力量與自然進行物質變換，以生產人們需要的物質產品。這種社會聯系與生產關系的區(qū)別在于，后者是生產過程中人們之間圍繞生產資料和產品的占有發(fā)生的經濟利益關系或社會權力關系，服從于經濟的、政治的、法律的等社會規(guī)律。當然，在實際生產過程中，這兩種關系是相互交織的，正如孫冶方提出，勞動組織就是在生產過程中根據生產規(guī)律把直接生產者組織起來，即直接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勞動組織問題是生產力問題，更是生產關系問題。但這并不妨礙人們在理論上對其加以區(qū)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管理二重性的分析十分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他指出：“一切規(guī)模較大的直接社會勞動或共同勞動，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揮，以協調個人的活動，并執(zhí)行生產總體的運動——不同于這一總體的獨立器官的運動——所產生的各種一般職能。一個單獨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揮自己，一個樂隊就需要一個樂隊指揮。一旦從屬于資本的勞動成為協作勞動，這種管理、監(jiān)督和調節(jié)的職能就成為資本的職能。這種管理的職能作為資本的特殊職能取得了特殊的性質。”因此，“資本主義的管理就其內容來說是二重的，——因為它所管理的生產過程本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制造產品的社會勞動過程，另一方面是資本的價值增殖過程”。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社會聯系，屬于馬克思所說的產生于“制造產品的社會勞動過程”的分工協作等社會生產的一般職能。為了避免將此種社會性與生產關系意義上的社會性相混淆，我們可以把前者稱作生產力的自然社會性、物質社會性，把后者稱為生產力的經濟社會性、權利社會性。

需要強調的是，生產力的自然社會性與生產關系不僅有本質區(qū)別，更有緊密聯系。眾所周知，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或者說生產力相對于生產關系的首要性，是唯物史觀的最基本原理。但是，對于這個基本原理，長期以來人們僅僅滿足于“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之類極度抽象的陳述，對于其具體內容和作用機制，卻不甚了了，當然也遠遠不能達到“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科學水平。所幸，現在學術界對生產力社會性的認識具有一定的共識，特別是對集中體現生產力社會性的生產組織——生產方式的認識，并找到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相互作用的中介和樞紐，從而就能夠對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具體內容和作用機制作出較為具體的說明，簡單說就是：在一定生產力特別是一定勞動資料的基礎上，形成了一定的生產方式；在一定生產方式基礎上形成一定所有制形式；在一定的所有制基礎上，產生了生產、交換和分配等全部的社會經濟關系。這就是吳易風教授所說的，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的原理。這個原理在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系統(tǒng)分析中得到了深入闡述。

“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yè)資本家的社會”，這是馬克思《哲學的貧困》中的一句名言，形象地說明了生產力對生產關系的決定作用。但是，手推磨如何產生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如何產生工業(yè)資本家的社會？這個問題，借助于生產方式的中介作用，在《資本論》中得到了透徹的說明。馬克思指出，在以機器為基礎的現代工廠中，由于大工業(yè)具有完全客觀的生產機體，這個機體作為現成的物質生產條件出現在工人面前，只有通過直接社會化的或共同的勞動才發(fā)生作用。因此，“勞動過程的協作性質，現在成了由勞動資料本身的性質所決定的技術上的必要了。”“隨著許多雇傭工人的協作，資本的指揮發(fā)展成為勞動過程本身的進行所必要的條件，成為實際的生產條件?，F在，在生產場所不能缺少資本家的命令，就像在戰(zhàn)場上不能缺少將軍的命令一樣。”在資本主義所有制下，由勞動過程的社會性而產生的管理、監(jiān)督的職能成為資本的特殊職能，社會生產力轉變?yōu)橘Y本的生產力，這樣就形成了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之間的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這一矛盾隨著生產社會化的發(fā)展而不斷加深，為生產資料的社會占有創(chuàng)造了客觀的物質前提，“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暴露出它沒有能力繼續(xù)駕馭這種生產力。另一方面，這種生產力本身以日益增長的威力要求消除這種矛盾，要求擺脫它作為資本的那種屬性，要求在事實上承認它作為社會生產力的那種性質”。由此可見，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代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社會占有生產資料基礎上按照社會共同利益有計劃調節(jié)生產，滿足全體人民的利益，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fā)展，是生產社會化不斷發(fā)展提出的用以解決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必然選擇。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科學分析，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分析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科學理論范式，對于準確認識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規(guī)律，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

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中，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力相對生產關系居于首要地位。同時，生產關系對生產力具有重要反作用。作用與反作用是對立統(tǒng)一的兩個方面，二者相互依存、相互轉化。正如理解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原理，必須了解其具體內容和作用機制一樣；理解生產關系對生產力具有反作用的原理，同樣必須了解其具體內容和作用機制，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作進一步說明。

第一，生產關系是生產力的社會組織形式。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是生產的兩個方面，生產力是生產的物質內容，生產關系是生產的社會形式，二者不是機械組合在一起的，而是有機融合在一起的，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生產力總是社會的生產力，作為生產力的組織形式的生產關系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一，生產關系確立了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聯系的規(guī)則，使人們能夠按照一定的組織形式將各種生產要素組合起來，形成現實的生產力。合理的生產關系，能夠形成有利于生產力發(fā)展的生產組織，提高生產要素配置的效率。其二，生產關系確立了生產資料和產品的所有權和分配權，調節(jié)人們之間的經濟利益關系，為社會生產提供有效的激勵結構和發(fā)展動力。合理的生產關系，能夠保證生產要素所有者的投入得到相應的回報，充分調動要素所有者的積極性和創(chuàng)造性，使各種生產要素都能得到充分利用。其三，生產關系確立了約束全體社會成員經濟行為的統(tǒng)一規(guī)范，減少由信息不對稱等引起的經濟聯系的不穩(wěn)定，增強了人們的經濟預期的可靠性，為社會生產在正常秩序下進行提供了基本保障。其四，生產關系確立了生產力發(fā)展的目的或價值標準，這些目的或價值標準包括了生理、心理、教育、健康、環(huán)境、人權、安全等多方面的維度，這些價值標準在一定條件下與生產力的技術標準相結合，共同對生產力發(fā)展的技術路徑產生影響。

第二，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適應是有彈性的。相同的生產力發(fā)展，有可能形成不同的生產關系，二者之間的關系不是絕對的、一一對應的。一方面，某種生產關系一旦形成，就會形成相應的利益結構以及保護這種利益結構的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tài)，從而使生產關系具有了一定的剛性。在生產力的發(fā)展已經與既有生產關系發(fā)生沖突時，作為既有生產關系代表的統(tǒng)治階級，為了避免舊制度的崩潰，會以保留既有生產關系基礎構架為前提，對舊制度作某些改良以局部地滿足生產力發(fā)展的要求，將更高發(fā)展階段的生產關系的一些要素引入舊制度的框架，從而緩和社會矛盾和沖突，暫時延續(xù)自己的統(tǒng)治，或者利用手中掌握的強大的國家政權的力量，阻礙新的生產關系的發(fā)展，阻止舊的生產關系的衰退。但是，這也同時為新生產關系取代舊生產關系準備了條件，使統(tǒng)治階級成為自身的“掘墓人”。另一方面，與生產力進一步發(fā)展要求相適應的先進生產關系的確立，需要經歷一個從產生到壯大、從局部到整體的發(fā)展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這一過程中，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發(fā)展必然會表現出多層次多樣性的特點，體現一定生產力水平的生產方式的發(fā)展，對不同的生產關系具有相當大范圍的兼容性。此外，生產力是決定生產關系的最終決定性因素，而不是唯一因素。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歷史條件、文化傳統(tǒng)、自然條件等因素特別是階級力量的對比，也對生產關系的形成產生重要影響。比如，同樣是社會化大生產，可以同時容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同樣是個體勞動方式，可以容納西歐的封建領主制經濟和中國的封建地主所有制經濟兩種不同的經濟制度。當然，這些不同的經濟制度雖然彼此之間存在差別，但由于具有大體相同的生產力水平，因此其基本架構是大體相同的。

第三，生產關系在一定條件下對生產力起主要的決定性的反作用。這個一定條件是什么？在《矛盾論》中，毛澤東這樣說道：“當著不變更生產關系，生產力就不能發(fā)展的時候，生產關系的變更就起了主要的決定的作用。”生產關系的這種主要的決定的作用，在馬克思恩格斯的相關著作中也有具體表述。比如，馬克思在分析前資本主義社會勞役地租的生產關系時指出，“從直接生產者身上榨取無酬剩余勞動的獨特經濟形式，決定了統(tǒng)治和從屬的關系，這種關系是直接從生產本身中生長出來的，并且又對生產發(fā)生決定性的反作用”。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促進生產力發(fā)展方面的決定性反作用，《共產黨宣言》曾提出這樣一個著名論斷，“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tǒng)治中所創(chuàng)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chuàng)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而當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逐步從生產力進步的杠桿轉變?yōu)樯a力發(fā)展的障礙時，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又作了這樣的評論，“把生產資料從這種桎梏下解放出來，是生產力不斷地加速發(fā)展的唯一先決條件，因而也是生產本身實際上無限增長的唯一先決條件”。

第四，新的生產關系為新的生產力發(fā)展創(chuàng)造歷史前提。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隨著新生產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產關系，這是一般的理論邏輯。但人們觀察到，在現實的歷史中，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變遷的先后次序卻往往是相反的，即不是先有新的生產力再有新的生產關系，而是先有新的生產關系再有新的生產力，這種情況被有的學者概括為生產關系相對生產力的歷史優(yōu)先性。在19世紀末，馬克思恩格斯就開始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像俄國這樣比較落后的國家，“能夠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占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chuàng)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十月革命勝利后，針對“俄國生產力還沒有發(fā)展到可以實行社會主義的高度”的錯誤論調，列寧指出：“既然建立社會主義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雖然誰也說不出這個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樣的，因為這在各個西歐國家都是不同的），我們?yōu)槭裁床荒苁紫扔酶锩侄稳〉眠_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趕上別國人民呢？”俄國的道路也是中國和其他一些落后國家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共同走過的道路。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毛澤東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一切革命的歷史都證明，并不是先有充分發(fā)展的新生產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產關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輿論，進行革命，奪取政權，才有可能消滅舊的生產關系。消滅了舊的生產關系，確立了新的生產關系，這樣就為新的生產力的發(fā)展開辟了道路”。這個論斷，將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歷史優(yōu)先性從特殊命題上升為普遍命題，為生產關系的能動作用提供了有力證明，是對歷史唯物主義發(fā)展的重要貢獻。

說到這里，人們自然會問：既然生產關系對生產力有著巨大的反作用，甚至一定條件下具有主要決定作用，既然生產關系對生產力往往具有歷史優(yōu)先性，是生產力發(fā)展的先決條件，那么，為什么要強調生產力的決定性作用具有首要性呢？這個問題，只要辯證地思考就會明白，因為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決定性的反作用正是由生產力的決定性作用來定義的。比如，什么樣的生產關系是進步的？什么樣的經濟制度是合理的？生產關系的進步與落后、制度的“好”與“不好”以什么標準來判斷？歷史上不同經濟制度的更替是由什么力量推動的？這些問題都只有在堅持生產力首要性觀點的基礎上才能得到解答。所謂進步的生產關系和“好”的制度，放在歷史的坐標上看，就是能夠適應生產力水平、促進生產力發(fā)展的制度；反之，所謂落后的生產關系和“不好”的制度，就是不適應生產力發(fā)展水平、阻礙生產力發(fā)展的制度。制度為什么重要，改革為什么重要？是因為好的制度能夠促進生產力的發(fā)展，改革是發(fā)展生產力的直接動力。“生產關系制約生產力發(fā)展的命題，同我們認為最重要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命題，不僅是一致的而且是一脈相承的。”正因為如此，人們把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相互作用稱作“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guī)律”。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同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的一致性從何而來？根源仍然在于人類勞動與實踐的主體性。人們自己創(chuàng)造自己的歷史。無論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還是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都不是脫離人類的實踐而進行的“無主體”的自然過程，而是人類主體在具體的、活生生的實踐活動中，在活生生的社會主體力量的格局中，用豐富復雜的具體形式來實現的，具有極大的能動性。生產力通過社會主體的能動作用，在為了追求各自利益而展開的競爭、合作和斗爭中作出各自的制度選擇，推動生產關系變遷；生產關系同樣通過社會主體的能動作用，在為了追求各自利益而展開的生產、分配和交換中作出經濟選擇，推動生產力發(fā)展。有了歷史主體的主觀能動性，也就有了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的內在動力，就有了生產關系相對于生產力的制度彈性和歷史優(yōu)先性，就有了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能動作用的廣闊空間。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辯證運動翻開了嶄新的一頁。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與發(fā)展，與以往一切社會都不同，不是為了少數人的利益自發(fā)進行的，而是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自覺進行的，是在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導下，在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領導下，有計劃、有目的、有步驟地進行的。革命如此，建設如此，改革也如此。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使廣大人民從被剝削掠奪的奴役中解放出來，成為經濟生活的主人、政治生活的主人、社會生活的主人、歷史創(chuàng)造的主人；中國共產黨作為最高政治領導力量，社會主義國家作為全體人民利益的代表，不僅以政治主體的身份，從上層建筑的角度，為生產力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有利條件，促進生產力發(fā)展；而且從經濟基礎的角度，以經濟主體的身份，按照全體人民的共同利益有計劃地組織社會生產，推動經濟社會發(fā)展；社會發(fā)展從根本上克服了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自發(fā)性、盲目性和對抗性，生產關系對生產力、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能動作用得到空前的加強。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政治同經濟相比不能不占首位”。這是社會發(fā)展的一條重要規(guī)律，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表現得尤為突出。

中國共產黨深刻認識和把握這條重要規(guī)律，并依據這條重要規(guī)律不斷進行改革，使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的發(fā)展，使上層建筑適應經濟基礎的發(fā)展，為促進生產力的發(fā)展提供強大動力。鄧小平指出，“要發(fā)展生產力，經濟體制改革是必由之路”。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在觀察社會發(fā)展時，一定要注意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決定和被決定、作用和反作用的有機聯系。“通過不斷改革創(chuàng)新，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解放和發(fā)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促進人的全面發(fā)展上比資本主義制度更有效率，更能激發(fā)全體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chuàng)造性，更能為社會發(fā)展提供有利條件，更能在競爭中贏得比較優(yōu)勢，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yōu)越性充分體現出來”。這些重要論述，深刻闡明了社會主義條件下生產關系對生產力、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能動作用，深化和發(fā)展了對社會主義條件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辯證關系的認識。

依據生產力在社會發(fā)展中的首要的決定性作用，馬克思主義確立了判斷社會發(fā)展和進步的根本標準，這就是生產力標準。列寧指出，生產力的發(fā)展是“整個社會發(fā)展的主要標準”，是“社會進步的最高標準”。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就指出，“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fā)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他又指出，“根據生產力迅速發(fā)展的要求，對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進行不斷的改革，就為生產力的不斷發(fā)展開辟了廣闊的道路”。改革開放后，我們黨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明確將是否有利于發(fā)展生產力作為考慮一切問題的出發(fā)點和檢驗一切工作的根本標準。鄧小平指出，判斷改革和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歸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發(fā)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為標準。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強調，物質生產力是全部社會生活的物質前提，生產力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最活躍、最革命的要素，生產力發(fā)展是衡量社會發(fā)展的帶有根本性的標準，必須不斷適應社會生產力發(fā)展調整生產關系，不斷適應經濟基礎發(fā)展完善上層建筑。這些論述，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深刻闡明了堅持生產力標準的重大意義和實踐要求，為確立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根本任務和基本路線提供了理論基礎。

同樣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深刻認識到，生產力標準是衡量社會發(fā)展的根本標準，但不是唯一標準。恩格斯晚年關于歷史唯物主義的一系列書信中就專門針對把唯物史觀片面化、庸俗化的經濟唯物主義觀點強調，經濟因素是歷史過程中歸根到底的決定性因素，而不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歷史發(fā)展是多種因素合力造成的。我們要承認生產力標準是判斷社會發(fā)展和進步的根本標準，同時也要承認生產力標準并不是判斷社會發(fā)展和進步的唯一標準，政治、意識形態(tài)、法律、宗教、藝術等領域都具有自己相對獨立的發(fā)展規(guī)律和各自獨特的衡量標準。當然，這些標準歸根到底要服從于生產力標準。習近平總書記鮮明地指出，“對生產力標準必須全面準確理解，不能絕對化，不能撇開生產關系、上層建筑來理解生產力標準。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提出的一系列‘兩手抓’，包括一手抓物質文明建設、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設，一手抓經濟建設、一手抓法治建設，一手抓發(fā)展、一手抓穩(wěn)定，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懲治腐敗等，都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要求的”。

為什么不能把生產力標準唯一化、絕對化？原因在于，生產力標準與其他方面的標準并不是割裂對立的，而是互補統(tǒng)一的。毫無疑問，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解放和發(fā)展生產力，生產力發(fā)展是衡量社會發(fā)展的帶有根本性的標準，但是，如果進一步問，解放和發(fā)展生產力的目的又是什么？確定生產力標準的標準又是什么？為什么說生產力標準是根本性標準？回答這個問題，就涉及規(guī)律性與目的性、事實與價值的關系。

生產力標準的確定，首先是以生產力在社會發(fā)展中的決定性作用為依據的。但這個依據只是證明了生產力發(fā)展是客觀的、基礎的，但不說明生產力的發(fā)展是“好”的或“善”的。前者是一個事實判斷，后者是一個價值判斷。除非將這兩個方面統(tǒng)一起來，才能證明生產力標準的確立既是合規(guī)律的、又是合目的的，既是必然的、又是應然的。將生產力作為我們考慮一切問題的出發(fā)點和檢驗一切工作的根本標準意味著，生產力的發(fā)展不僅是合規(guī)律的也是合目的的，不僅具有必然性也具有正當性，是事實與價值的統(tǒng)一。衛(wèi)興華曾提出，社會主義的得失成敗，既要用生產力標準去判斷，又要以社會主義價值標準去判斷，社會主義制度能夠內在地統(tǒng)一生產力標準和價值標準，通過快速發(fā)展生產力和實現共同富裕來體現社會主義的公平。這個觀點無疑是正確的。

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理論，創(chuàng)造性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馬克思主義也是人民的理論，為人類的解放指明了方向。因此，馬克思絕不像李嘉圖之類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那樣，“只看到生產力的發(fā)展，而不管這種發(fā)展以人和資本價值的多大犧牲為代價”。在資本主義對抗性的生產關系下，“文明的一切進步，或者換句話說，社會生產力的一切增長，也可以說勞動本身的生產力的一切增長，如科學、發(fā)明、勞動的分工和結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場的開辟、機器等等所產生的結果，都不會使工人致富，而只會使資本致富；也就是只會使支配勞動的權力更加增大；只會使資本的生產力增長。因為資本是工人的對立面，所以文明的進步只會增大支配勞動的客體的權力”。馬克思明確指出，人民群眾得到解放，他們的社會狀況得到根本改善，不僅僅決定于生產力的發(fā)展，而且還決定于生產力是否歸人民所有。

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的忠誠信仰者和堅定實踐者，始終不渝追求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也始終不渝追求人的自由解放。毛澤東指出，“所謂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比較舊時代生產關系更能夠適合生產力發(fā)展的性質，就是指能夠容許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fā)展，因而生產不斷擴大，因而使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的這樣一種情況”。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優(yōu)越性歸根到底要體現在它的生產力比資本主義發(fā)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發(fā)展生產力的基礎上不斷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江澤民指出，“社會主義應當創(chuàng)造比資本主義更高的生產力，也應當實現資本主義難以達到的社會公正。從根本上說，高效率、社會公正和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制度本質決定的”。胡錦濤指出，“堅持效率和公平有機結合才能更好體現社會主義的本質”。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正確運用生產力標準，推動實現物的不斷豐富和人的全面發(fā)展的統(tǒng)一”。“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fā)展、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wěn)步前進作為經濟發(fā)展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很清楚，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力標準和價值標準從來都是緊密聯系、內在統(tǒng)一的，這是馬克思主義超越資產階級思想、社會主義超越資本主義的力量所在、魅力所在。

需要進一步闡明的是，生產力標準和價值標準的統(tǒng)一何以可能、基礎何在？是否背離了生產力決定作用的“一元論”，能否避免“二元論”的嫌疑？上述問題，馬克思主義通過引入社會實踐這一范疇，在哲學上得到了解決；通過引入勞動這一范疇，在經濟學上得到了解決。勞動是具有鮮明主體性的實踐活動，鮮明的主體性集中體現在勞動的目的性上，生產力標準和價值標準正是在勞動的目的性中得以統(tǒng)一的，可以從兩個維度具體說明。

第一，技術維度或自然的維度。如馬克思所說，在勞動過程中，建筑師在建筑房屋以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這個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為規(guī)律決定著他的活動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須使他的意志服從這個目的。這個領域始終是一個必然王國，是由自然界存在的客觀因果聯系和技術規(guī)律所決定的必然王國。在這個領域，人們只有尊重客觀規(guī)律，并按照客觀規(guī)律從事勞動，才能實現人們預先設定的技術目的。人們對自然界的因果聯系認知愈多，就愈能認識自然界的客觀規(guī)律，愈能實現人們的主觀目的，使因果性和目的性有機結合起來。

第二，價值維度或需要的維度。人們從事勞動的目的是滿足自身需要，這種需要具有自然生理的基礎，但是這些自然生理需要又只能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得到滿足，滿足這些需要的形式和手段也隨社會的發(fā)展而變化。正如馬克思指出的，“我們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會產生的；因此，我們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時是以社會為尺度，而不是以滿足它們的物品為尺度的。因為我們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會性質，所以它們具有相對的性質”。在不同的生產力水平和不同的社會制度下，人們的需要和滿足需要的方式不完全相同，也在不斷發(fā)展變化。馬克思在討論勞動力價值的決定時指出：“所謂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圍，和滿足這些需要的方式一樣，本身是歷史的產物，因此多半取決于一個國家的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決于自由工人階級是在什么條件下形成的，從而它有哪些習慣和生活要求。因此，和其他商品不同，勞動力的價值規(guī)定包含著一個歷史的和道德的因素。”

上述兩個維度是相互聯系的。目的性作為人的主觀意識，相對客觀事物的自然必然性來說，是自由的。從技術維度來說，人的目的固然必須遵循客觀規(guī)律、服從自然法則。但是，一方面，客觀規(guī)律只有通過人們自覺的活動才能發(fā)揮對歷史的決定性作用，人們在客觀規(guī)律的面前并不是完全無所作為，而是或多或少具有相對自由選擇的空間；另一方面，由于人們對客觀規(guī)律的認識總是要經歷一個過程，人們對客觀事物的認識總是不斷發(fā)展的，人們在思想上總會有所發(fā)現、有所發(fā)明、有所創(chuàng)造。因此，人們的目的性并非機械的、僵死的，而是具有鮮明的主觀能動性。對此，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精辟地指出：“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構造，而人卻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處處都把固有的尺度運用于對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guī)律來構造。”從價值維度來說，人的目的性固然在本質上是自由的，受人的世界觀、價值觀以及感情和意志的深刻影響，受歷史、傳統(tǒng)和文化等因素的深刻影響，但是，這種自由是有限度的，人的需要的滿足總要通過對客觀的自然必然性的認識和利用才能得以實現，如果人們的目的設定所包含的主觀意圖不能和自然的必然性相結合，其結果只能是目的的落空、自由的喪失。

于是，在勞動主體性的基礎上，馬克思主義科學證明了社會發(fā)展中合規(guī)律性與合目的性、事實與價值的內在統(tǒng)一性，證明了生產力發(fā)展與人的發(fā)展的內在統(tǒng)一性。其具體的論點包括：社會的發(fā)展歸根到底是生產力的發(fā)展，而生產力的發(fā)展等于個人才能的發(fā)展，等于勞動時間的節(jié)約，等于科學日益成為生產的主要動因，等于人與自然的和解，等于可支配的自由時間的增加，等于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等于迫使個人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等于個性的自由全面發(fā)展等。從生產力發(fā)展與人的發(fā)展的統(tǒng)一性出發(fā)，馬克思把社會發(fā)展概括為三個階段、三大形態(tài)：“人的依賴關系”是最初形態(tài)，“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tài)，“建立在個人全面發(fā)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的生產能力成為從屬于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大形態(tài)。這樣，就將生產力的發(fā)展、社會發(fā)展和人的發(fā)展有機地統(tǒng)一起來了，并從經濟上深刻地論證了實現個人自由全面發(fā)展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總之，我們既要堅持生產力標準是衡量社會發(fā)展的根本標準的基本觀點，又要反對將生產力標準作為衡量社會發(fā)展唯一標準的片面觀點，將生產力標準和價值標準、物的不斷豐富和人的全面發(fā)展有機統(tǒng)一，在生產力不斷發(fā)展和財富不斷增長的基礎上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fā)展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生產力是人類社會發(fā)展的根本動力，也是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可是，生產力的發(fā)展動力又是什么呢？生產力的發(fā)展又是由什么決定的呢？這是關系唯物史觀邏輯能否自洽、理論是否徹底的一個重要問題。在以往的研討中，人們就此提出了不少有價值的看法，比如：生產力內部的矛盾、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人與自然的矛盾、生產關系的反作用、科學技術的創(chuàng)新、勞動資料的變革等是推動生產力發(fā)展的動力。就現代社會生產力發(fā)展的趨勢來說，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創(chuàng)新是引領發(fā)展的第一動力，也已成為大多數人的共識。更為全面的觀點是把生產力發(fā)展動力作為一個具有多因素、多層次、多變量的復雜結構系統(tǒng)，其中人的需要是生產力發(fā)展的源動力，生產力諸要素的矛盾是生產力發(fā)展的直接動力，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矛盾是生產力發(fā)展的基本動力，思想政治上層建筑是生產力發(fā)展的重要動力，科學技術是現代生產力發(fā)展的主要動力。但是，問題的關鍵在于，為什么生產力是最活躍最革命的因素,是社會發(fā)展的最終決定力量？也就是要證明生產力是能夠自我發(fā)展的。正如平心所提出的，“生產和生產力有一種自己增殖自己更新的趨向”。如果生產力沒有自我發(fā)展的能力和內生的動力，怎么可能成為最革命最活躍的力量，成為社會歷史發(fā)展的最終決定力量呢？總之，這里所討論的生產力發(fā)展的動力，指的是推動生產力發(fā)展的根本動力、最終動力，或者說是源動力。在這個層面上討論問題，自然不能拋開生產的主體、生產的活的源泉即人及其活動。國外分析馬克思主義的代表G.A.柯亨看到了這一點，提出了一個個體動機和行為模型，用于證明生產力具有自我發(fā)展傾向的原理。該模型包括下述三項“事實性命題”：第一，人，就其特性而言，是有理性的；第二，人的歷史境遇是一種匱乏的境遇；第三，人具有的聰明才智及其程度使他能夠改進他的處境。

柯亨的分析以個人主義方法論為基礎，以個人理性和資源稀缺性為前提，將發(fā)展原理視為個體最大化選擇的結果?？潞噙@樣做，徹底撇開生產關系和勞動過程，使生產主體淪為孤零零的個人，這樣，難免陷入“大大小小的魯濱遜一類故事所造成的美學上的假象”。與此不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人的生產行為的分析，則是以勞動為出發(fā)點展開的。勞動是人的有目的的創(chuàng)造性活動。人們從事勞動生產，作為人類生理器官延長的工具從而人類的勞動能力逐漸得到改進；在永無間斷的勞動實踐中，在“邊干邊學”的過程中，人類的生產經驗和知識得以不斷累積；勞動過程的展開推動了社會合作和社會組織的發(fā)展；勞動不僅生產出了新的勞動能力，同時也生產出了新的人類需要。人類的需要隨著勞動能力的提高而不斷發(fā)展，需要的發(fā)展又反過來激勵人類不斷提高自身的勞動能力。生產的發(fā)展和需要的發(fā)展就這樣相互依賴、相互促進，推動著生產力不斷向前發(fā)展。然而，在任何時點，和人類的物質精神欲望和需要相比，人類滿足需要的能力和手段即生產力總是相對有限的，必然受到自然的、物質的、物理的、技術的限制，這是一個客觀事實。西方經濟學據此提出所謂資源的稀缺性概念，和理性經濟人的假設一道，當作經濟學研究的根本出發(fā)點。柯亨關于生產力的發(fā)展命題，遵循的也是這個思路。但是，這個思路并不正確。馬克思主義從不否認自然物質和技術物理意義上的稀缺，就像不能否認生物意義上的人類壽命是有限的一樣，但是，經濟學意義上的稀缺是一種相對的有限性，是和生活在特定社會中的人的需要（求）相比較而言的。西方經濟學在把稀缺當作真理的同時，卻又苦于“有效需求不足”，苦于馬克思揭示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相對過剩。這難道不是一種絕妙的諷刺嗎！

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看來，一切稀缺都可以歸結為時間的稀缺，特別是勞動時間的稀缺；而一切節(jié)約歸根到底都可以歸結為時間的節(jié)約，特別是勞動時間的節(jié)約，所以所謂的經濟理性本質上是勞動時間的節(jié)約。馬克思指出：“社會發(fā)展、社會享用和社會活動的全面性，都取決于時間的節(jié)省。一切節(jié)約歸根到底都歸結為時間的節(jié)約。”“真正的經濟——節(jié)約——是勞動時間的節(jié)約”，這種節(jié)約就等于發(fā)展生產力。“節(jié)約勞動時間等于增加自由時間，即增加使個人得到充分發(fā)展的時間，而個人的充分發(fā)展又作為最大的生產力反作用于勞動生產力。”為什么要節(jié)約勞動時間？這是因為，人的生命以及他所擁有的腦力和體力是有限的，而在有限的生命中，人類還要把相當一部分時間花在滿足睡覺吃飯等純生理需要上,在其余時間內，人們才能從事勞動和生產，生產他們所需要的各種產品。這樣，就產生了一個根本性矛盾，即人類只能用有限的時間和力量去生產，以滿足他們自己不斷擴大增長的需要；節(jié)約勞動時間，就是人們?yōu)榱私鉀Q這一根本性矛盾而作出的所謂理性選擇，被馬克思稱作人類社會首要的經濟規(guī)律；用最小的勞動消耗獲得最大的勞動成果，是由這一首要經濟規(guī)律決定的人類基本的經濟行為。正是在勞動時間節(jié)約作為人的基本經濟行為和首要經濟規(guī)律的推動下，社會生產力或快或慢總是要不斷向前發(fā)展，而不會長久停留在一點上。不論社會制度如何變化，只要勞動具有稀缺性，勞動時間節(jié)約作為人的基本經濟行為和首要經濟規(guī)律的作用是不會消失的。即使到了共產主義社會，“時間的節(jié)約，以及勞動時間在不同的生產部門之間有計劃的分配，在共同生產的基礎上仍然是首要的經濟規(guī)律。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為規(guī)律”。但是，在不同的社會形態(tài)下，由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狀況不同，勞動時間節(jié)約規(guī)律的作用機制和表現方式也不相同，而這種不同的表現方式，正是社會基本經濟規(guī)律在不同社會形態(tài)下的具體形式。

在商品經濟條件下，勞動時間節(jié)約規(guī)律表現為價值規(guī)律。這一規(guī)律要求商品的價值量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不同商品的交換按照價值量相等的原則即等價原則來進行。

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時間節(jié)約規(guī)律表現為剩余價值規(guī)律。最大限度追求價值增殖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根本目的，決定著資本主義生產發(fā)展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一切主要過程。

在社會主義社會，勞動時間節(jié)約規(guī)律表現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guī)律，其基本內涵被斯大林概括為：“用在高度技術基礎上使社會主義生產不斷增長和不斷完善的辦法，來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

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guī)律在社會主義發(fā)展的不同階段又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fā)生了歷史性變化，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guī)律的表現方式也隨之發(fā)生重要變化，這種變化集中體現為我國已經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fā)展階段。高質量發(fā)展是新發(fā)展階段我國經濟發(fā)展的鮮明標識，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guī)律在新發(fā)展階段的具體表現方式。其實質就是用更高水平的生產力很好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發(fā)展，體現創(chuàng)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fā)展理念，更好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把握住這一點，就把握住了高質量發(fā)展的本質，也就把握住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fā)展的根本動力。

生產力的發(fā)展表現在哪些方面呢？生產力發(fā)展水平的高低是以什么為標準來衡量呢？“生產力當然始終是有用的、具體的勞動的生產力”，生產力的發(fā)展對應于人們生產使用價值、滿足自身需要的能力，從而也表現為人的勞動能力客觀化、對象化、外在化的結果——使用價值的質和量，以單位勞動投入所創(chuàng)造的使用價值的數量和質量為基本標準來衡量生產力的發(fā)展水平是最直觀的。但問題在于，不同部門不同產品在使用價值上是不同質、不可比的，不同時期社會產品或社會使用價值的結構也是不同的。比如，如何比較面包、蘋果、汽車和電腦的使用價值大小呢？又如何在今天的社會產品結構和30年前的社會產品結構相比發(fā)生重大變化的條件下，對兩個時期社會總產品使用價值大小作出比較呢？為解決這一比較的理論和技術困難，依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研究者提出了若干具有代表性的指標。

一是勞動生產率。這是反映生產力水平提高的一個基本概念。勞動生產率表示單位時間內生產的勞動產品數量，或生產單位產品所需的勞動時間。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就是在單位勞動時間內生產了更多的產品，或者說生產同樣數量的產品需要較少的勞動時間。不過，這個指標沒有考慮到不同時期和不同國家的產品結構或部門結構差異。所以要在整體上對不同時期和不同國家的生產力發(fā)展狀況進行比較，僅僅依靠勞動生產率這一概念是不夠的，還需要引入產品結構和產業(yè)結構變動或結構升級的維度。

二是分工密集度。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個民族的生產力發(fā)展的水平，最明顯地表現于該民族分工的發(fā)展程度。任何新的生產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產力單純的量的擴大（例如，開墾土地)，都會引起分工的進一步發(fā)展”。生產力的質的提高集中體現為分工在廣度和深度上的發(fā)展，而分工的發(fā)展又體現為產品和產業(yè)的創(chuàng)新以及產品結構和產業(yè)結構的多樣化、復雜化、高級化。目前我國擁有世界上最為完整的工業(yè)體系和產業(yè)鏈，這是我國生產力發(fā)展水平正在走向世界前列的有力證明。我國現階段，新質生產力的形成和發(fā)展過程，就是產業(yè)體系向形態(tài)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的過程。

三是剩余產品率。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還表現為剩余勞動和剩余產品的增加。剩余產品的增多和剩余勞動時間的增加，是社會勞動生產力發(fā)展的又一個重要表現。在勞動時間和必需品的數量一定的條件下，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必然表現為剩余產品的增多和剩余勞動時間的增加。生產力的發(fā)展意味著為了滿足人們基本需要的必要勞動時間不斷減少，剩余勞動時間不斷增加，從而為個人的全面發(fā)展和多方面能力的提高創(chuàng)造了條件。

生產力是生產使用價值的能力，自然要以物品的使用價值為單位來比較衡量。但是，在商品生產條件下，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價值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價值是使用價值共通的社會尺度。通過價值形態(tài)或作為價值尺度的貨幣形態(tài)來比較衡量使用價值的大小，進而比較衡量生產力的發(fā)展水平，是人們通常采用的辦法。比如，人們通常使用的產品的價值量、國民生產總值、利潤率等價值量的增長率，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生產力的發(fā)展水平。但是，生產力的發(fā)展對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影響不是簡單的線性的，而是復雜的多維的。理解二者之間的復雜關系，如果離開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科學理論，特別是離開了勞動二重性的基本原理，不僅難以得出正確結論，還往往會導致思想上的混亂。

比如，有一種觀點認為，科學技術的進步必然導致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必然會創(chuàng)造更多的價值，勞動生產力和價值的變動是成正比的。這種觀點看似有理，其實不然，是把使用價值和價值混為一談。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必然會創(chuàng)造更多的使用價值。但是，未必會創(chuàng)造出更多價值。關于勞動生產率和價值量變動的關系，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根據不同情況提出了三個命題：（1）從單個商品看，勞動生產率與單位商品價值量成反比。勞動生產率越高，單位時間內生產的產品越多，則生產單位商品所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就越少，從而單位商品的價值量就越小，反之則反是。（2）從個別生產者看，勞動生產率與其創(chuàng)造的價值成正比。個別生產者勞動生產率越高，單位產品實際耗費的勞動時間與部門平均勞動耗費之間的差額越大，生產的使用價值就越多，創(chuàng)造的價值量就越多。（3）從個別部門看，勞動生產率的變化與商品價值總量無關。不管生產力發(fā)生了什么變化，一個部門的勞動在相同時間內創(chuàng)造的價值量總是相同的。這三個命題，是運用勞動二重性原理對勞動生產率和價值量變動關系進行具體分析的規(guī)律性認識。

又比如，全要素生產率是反映技術進步的一個比較常用的概念，用來衡量生產力發(fā)展水平，但在實際使用這一概念時，也面臨著如何對使用價值和價值統(tǒng)一比較的難題。因為社會生產涉及勞動、資本、土地、技術、數據等不同要素，每一類要素又進一步包含不同的具體類型，彼此難以替代，也很難準確量化。因此，通常是以要素的市場價格代替要素的實際投入進行比較測算，這就難免受到市場競爭、供求關系、分配關系、政府監(jiān)管等多種因素的影響，造成全要素生產率測度失真失準。同時，因為全要素生產率的測量主要以生產要素靜態(tài)變量關系為依據，但生產力的革命性變革特別是新質生產力的發(fā)展往往伴隨著新部門、新產品、新要素、新型生產方式的出現，以及價格體系劇烈波動、經濟結構加速演變、分配格局深刻調整，這就為不同質態(tài)下的生產力水平的比較衡量帶來了困難。一方面，勞動是生產的主體，是使用價值和價值創(chuàng)造唯一活的源泉；另一方面，生產力是生產使用價值的物質力量，決定勞動生產率的因素包括了主客觀兩方面的多種因素?？疾焐a力發(fā)展水平時，需要將兩個方面結合起來，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使用價值和價值、技術指標和價值指標的統(tǒng)一中，才能得出比較符合實際的正確的結論。

生產力是不斷發(fā)展的。生產力以及由其決定的生產關系的發(fā)展積累到一定階段后，就會從量變到質變、從漸變到突變，發(fā)生革命性變化，使社會生產力區(qū)分為不同的質態(tài)，進而使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也區(qū)分為不同的形態(tài)和時代。

生產力革命是怎樣發(fā)生的？生產力的不同質態(tài)是怎樣區(qū)分的？馬克思提出了兩個主要標志：一是勞動資料。他提出，各種經濟時代的區(qū)別，不在于生產什么，而在于怎樣生產，用什么勞動資料生產。勞動資料不僅是人類勞動力發(fā)展的測量器，而且是勞動借以進行的社會關系的指示器。二是生產方式。他提出，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也就是勞動組織），使社會結構區(qū)分為各個不同的經濟時期。這兩個方面是相互聯系的，一般來說，生產資料的性質決定勞動組織的形式。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明確指出，“勞動的組織和劃分視其所擁有的工具而各有不同。手推磨所決定的分工不同于蒸汽磨所決定的分工”，并在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將這一觀點稱為“我們關于生產資料決定勞動組織的理論”。

當前，對于生產力革命的階段劃分存在多種說法，如“四次工業(yè)革命”“六次科技革命”等。依據馬克思關于生產力質態(tài)劃分的原理，可以確定的是，在人類歷史上，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發(fā)生過兩次大的革命即農業(yè)革命和工業(yè)革命，形成了兩種劃時代的生產力質態(tài)即個體化小生產和社會化大生產。農業(yè)革命使人類擺脫了對自然的消極依賴，創(chuàng)造了以手工勞動為基礎的個體化小生產，實現了生產力發(fā)展的第一次革命性飛躍。工業(yè)革命使人類擺脫了對人體自然力的限制，創(chuàng)造了以機器體系為基礎的社會化大生產，實現了生產力發(fā)展的第二次革命性飛躍。對于工業(yè)革命的發(fā)展歷史、客觀規(guī)律及其革命性后果，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有過系統(tǒng)深入的分析。目前正在迅猛發(fā)展、深入展開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yè)革命，正在推動生產力發(fā)展實現第三次革命性飛躍。關于這次革命的主要特點和發(fā)展趨勢，習近平總書記作了系統(tǒng)論述：人類經歷了農業(yè)革命、工業(yè)革命，正在經歷信息革命，信息革命增強了人類腦力，帶來生產力又一次質的飛躍；信息技術引發(fā)第三次產業(yè)革命，“使社會生產和消費從工業(yè)化向自動化、智能化轉變，社會生產力將再次大提高，勞動生產率將再次大飛躍”；“數字技術、數字經濟是世界科技革命和產業(yè)變革的先機”，發(fā)展數字經濟是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yè)變革新機遇的戰(zhàn)略選擇；“以機器人科技為代表的智能產業(yè)蓬勃興起，成為現時代科技創(chuàng)新的一個重要標志”；“人工智能是引領這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yè)變革的戰(zhàn)略性技術，具有溢出帶動性很強的‘頭雁’效應”。這些論述，深刻揭示了科技進步的大方向、產業(yè)發(fā)展的大趨勢?？偟膩砜?，第三次生產力革命的核心是生產過程的信息化、數字化、智能化。智能化是信息化革命的更高階段，也是現階段我國發(fā)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標志性技術。從這些意義上說，新質生產力實質上是智能化生產力。

智能化生產之所以能夠成為劃時代的生產力質態(tài)，根本的原因還在于生產工具的革命性變化。從歷史看，蒸汽機、電動機、計算機等勞動資料及其相適應的生產方式都起到過劃時代的作用。在智能化生產中，生產工具的革命也是劃時代的。“所有發(fā)達的機器都由三個本質上不同的部分組成：發(fā)動機，傳動機構，工具機或工作機”。工業(yè)化時代，發(fā)動機產生的動力經由傳動機構帶動工具機運轉，發(fā)動機代替了人力，工具機代替了人的肢體，最終，機器的分工代替了人的分工，形成大規(guī)模、標準化、快速統(tǒng)一的生產過程。不過，機器只是從局部代替了人，機器的運行仍然離不開人的指令和決策，但人的決策有其固有缺陷，在需要大量運算和全局優(yōu)化的情況下容易犯錯。為此，機器的發(fā)展不斷將人的知識編碼化，使其固化為機器的一部分，以編碼化決策代替人的決策，但這種機器又往往無法適應復雜多變的外部環(huán)境，限制了效率的提升。智能化生產工具在機器原來的三個組成部分之外，加入了一個新的部分，即智能化的決策系統(tǒng)，其主要功能是搜集和處理有關生產和流通過程的數據，并根據外部環(huán)境的變化，自動調節(jié)自己的運動，既克服了人腦在感知和處理信息方面所具有的生理局限性，也克服了傳統(tǒng)機器適應多變的外部環(huán)境上的不足。智能化生產工具雖然不具備完全自主的感知系統(tǒng)，但卻能夠在更大程度上模擬人類智能進行決策，實現生產的自動化，并使自動化拓展到更多領域，以相對自主的方式進行決策和解決過去人類難以處置的問題，促進了生產力的大解放、大變革、大提高，最終將勞動者從機器的束縛下解放出來，創(chuàng)造了技術上的可能性。

智能化生產之所以能夠成為劃時代的生產力質態(tài)，還在于生產工具的劃時代革命引起生產方式的劃時代革命，推動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等生產要素及其優(yōu)化組合的歷史性變革、整體性躍升，實現社會生產的智能化、綠色化、融合化。其中，智能化是新生產方式的本質特征，綠色化是新生產方式的突出表現，融合化是新生產方式的組織形態(tài)。當前，智能制造、服務型制造、工業(yè)互聯網等新模式彰顯出生產方式正在發(fā)生革命性變化，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在生產單位內部，傳統(tǒng)的工廠內部那種以集中和大規(guī)模的分工協作為基礎的生產組織局限性日益明顯，并被更加靈活化、分散化的組織形式所代替。企業(yè)的生產過程基于企業(yè)內外的海量數據，生成信息和知識，自動形成生產決策，靈活調整產品數量和種類，更好適應市場需求，傳統(tǒng)的規(guī)?；藴驶纳a方式向個性化、定制化、柔性化的生產方式轉變。二是在生產單位之間，傳統(tǒng)生產組織的邊界逐漸被打破，不同組織之間的融合程度明顯加強，生產資料的共用現象更加普遍，數據、算力等公共性一般生產條件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平臺成為生產要素創(chuàng)新配置的重要形式，具有強大的網絡效應。三是在社會總體層面，智能化的生產資料的廣泛應用，形成了更加緊密的社會分工和協作、更大范圍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社會化利用、更高水平的規(guī)模化生產過程的社會化組織，使社會生產過程各環(huán)節(jié)緊密連接、協同配合，形成一個靈活、彈性的有機整體，為生產社會化水平的可持續(xù)發(fā)展提供了強大推動力。

生產關系必須與生產力發(fā)展要求相適應，新質生產力的發(fā)展需要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那么，這一生產關系是什么？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問題。毫無疑問，就現階段我國的情況來說，與新質生產力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從總體上來說，就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就是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是具有長期性穩(wěn)定性、處于基礎性決定性地位的制度安排，是具有顯著優(yōu)勢的先進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在此之外，不存在也不應當存在其他什么類型的生產關系。當然，我國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夠完善、不夠成熟，因此，需要通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更加有利于新質生產力發(fā)展的體制機制，著力打通束縛新質生產力發(fā)展的堵點卡點，為新質生產力的發(fā)展開辟更加廣闊的道路。

在這里，我們還需要用歷史大時代的視野深入思考和研究，智能化生產力革命的全面深入推進，將會對生產關系和社會形態(tài)的變化產生什么樣的影響？推動人類社會向什么方向演變？這是決定人類前途命運的大問題。當年，馬克思曾經對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生產力發(fā)展的前景作了這樣的預測：隨著大工業(yè)的發(fā)展，現實財富的創(chuàng)造較少地取決于勞動時間和已耗費的勞動量，較多地取決于在勞動時間內所運用的作用物的力量，取決于科學的一般水平和技術進步，或者說取決于科學在生產上的應用。從而，人不再從事那種可以讓物來替人從事的勞動。這時候，勞動表現為不再像以前那樣被包括在生產過程中，相反地，表現為人以生產過程的監(jiān)督者和調節(jié)者的身份同生產過程本身發(fā)生關系。工人不再是生產過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產過程的旁邊。這樣一來，“直接形式的勞動不再是財富的巨大源泉，勞動時間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財富的尺度，因而交換價值也不再是使用價值的尺度。群眾的剩余勞動不再是一般財富發(fā)展的條件，同樣，少數人的非勞動不再是人類頭腦的一般能力發(fā)展的條件。于是，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生產便會崩潰，直接的物質生產過程本身也就擺脫了貧困和對立的形式。個性得到自由發(fā)展，因此，并不是為了獲得剩余勞動而縮減必要勞動時間，而是直接把社會必要勞動縮減到最低限度，那時，與此相適應，由于給所有的人騰出了時間和創(chuàng)造了手段，個人會在藝術、科學等等方面得到發(fā)展”?，F在，馬克思的這個天才的預見，不再是一種遙不可及的理論猜測，而日益被智能化革命的迅猛發(fā)展的現實所證實。人們已經看到，進入數字資本主義時代，個體的一切活動都被納入資本的全方位的統(tǒng)治和掠奪性監(jiān)管之下，主體的自主性和創(chuàng)造性的一切自由空間正在被無情剝奪，數字資本主義的發(fā)展推動資本主義向“技術封建主義”演變。資本主義固有的勞資對立、兩極分化、制度性失業(yè)、生產過剩的危機以及金融資本主義的腐朽性、寄生性等矛盾和弊端不斷加劇，資本主義制度的歷史局限更加明顯地暴露出來。而與此同時，生產力獲得極大發(fā)展，生產社會化極大提高，人的體力和腦力極大解放，社會財富的一切源泉日益充分涌流出來，個人實現自由全面發(fā)展有了更加堅實的物質基礎，人類實現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飛躍有了更大的可能性。對于資本主義條件下智能化革命的矛盾性后果，塞德里克·迪朗以文學的筆觸寫道：“人類文明正沿著一道山脊走向完全歸屬于資本的無望時刻……在山脊的另一邊，歡笑的溪流和郁郁蔥蔥的山谷散發(fā)著解放的希望。”100多年以前羅莎·盧森堡提出的歷史選擇題，是社會主義，還是野蠻？現在更加尖銳嚴肅地擺在了人們的面前。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在歷史發(fā)展的每一階段都是與同一時期的生產力的發(fā)展相適應的”，人類社會的發(fā)展是先進生產力不斷取代落后生產力的歷史進程。中國共產黨建立時就是以中國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走上歷史舞臺的，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fā)展要求，大力促進先進生產力的發(fā)展，是我們黨站在時代前列、保持先進性的根本體現和根本要求。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斷解放和發(fā)展社會生產力，走完了西方幾百年的發(fā)展歷程，推動我國快速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創(chuàng)造了充滿生機活力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是一個極其偉大的成就。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新時代新征程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必將以熾熱的主人翁的精神、辛勤的創(chuàng)造性的勞動，大力發(fā)展以新質生產力為主要標志的先進生產力，在解放和發(fā)展社會生產力上取得更為突出、更為驕人的成就，以更加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充分實現以人民為中心的高質量發(fā)展，全面展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yōu)越性，積極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民族謀復興，為人民謀幸福，為世界謀大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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