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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周恩來和博古（右一）的合影

編者按：《黨的文獻》發表文章《再論遵義會議》。文中記述遵義會議前后的兩次重要談話對改組中央領導核心產生很大影響。其中，“周博長談”使博古解開了思想疙瘩，服從革命事業的需要，對推動毛澤東進入中央常委起了重要作用，摘編如下：

     此前的中央領導核心是黨的六屆五中全會形成的，毛澤東在這次全會上雖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但沒有進入中央書記處，不參與中央決策。長征的開始階段，盡管毛澤東是“跟著走”的狀態，但他不時地向有關領導人提出建議，以改變長征過程中的被動局面。紅軍在湘江戰役受到重創后，周恩來主持召開的通道會議、黎平會議和猴場會議，都采納了他的意見，這個時候毛澤東實際上參與了中央決策，可視為他在遵義會議上進入中央常委的前奏。

     對改組中央領導核心產生很大影響的，還有兩次重要談話。一次是遵義會議前的“張王橘談”。黎平會議后軍委縱隊到達黃平老城東門內橘林休息時，張聞天和王稼祥交流看法，說：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我們是領導不了啦，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耿飚：《張聞天對遵義會議的特殊貢獻》，《人民日報》1994年 12月 18日。）隨后這個信息在高級將領中傳開，大家都贊成毛澤東出來指揮。這為毛澤東進入中央常委作了輿論準備。

     另一次是遵義會議后的“周博長談”。遵義會議上嚴厲批評博古，推舉毛澤東參與中央核心領導，這是博古未曾想到的。對此，他一直想不通。在紅軍一渡赤水到達“雞鳴三省”村子進一步改組中央時，周恩來同他有一次長談。周恩來的談話推心置腹，大意是：我們黨必須找一個熟悉農村革命的人當統帥。我雖然長期做軍事工作，但我有自知之明。你雖然有才華，但不懂軍事，很難領兵打仗。你和我都是做具體業務的人，不合適做領袖，當統帥。毛澤東擅長農民運動，經過井岡山斗爭，總結出打游擊戰、運動戰的經驗，很適合駕馭目前的戰爭，是一個很有智慧的帥才。寧都會議后，他離開了軍隊，但紅一方面軍不能沒有他。從長征開始，我就在想辦法讓他盡快回到軍事領導崗位。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領紅軍走出困境。所以在遵義會議上我力主他進入政治局常委，參與軍事領導。你的講話不檢討軍事路線錯誤，遭致很多人不滿，是因為大家憋了一肚子話要說。對毛澤東，要看大處，希望你能拋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為了打敗蔣介石這個大局。這一席談話，使博古解開了思想疙瘩，服從革命事業的需要，順利實現了史稱的“博洛交權”，張聞天成為一把手。

     張、王、周，特別是周，對于毛澤東進入中央常委起了重要作用。毛澤東這時不是一把手，為什么說他成了領導核心呢？還是如周恩來對博古所說的：誰做“書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誰掌軍權，誰來領導打好仗，只有在戰爭中不斷得到軍隊擁護的人，才能真正成為黨的領袖。遵義會議后，毛澤東起到了這個作用。正是基于此，我們可以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

附錄：遵義會議前后的幾次重要會議

本文摘編自《石仲泉：再論遵義會議——紀念遵義會議召開80周年》

黨中央在隨中央紅軍的長征途中，召開了許多重要會議。據不完全統計，屬于由中央政治局主持的會議，包括它的全會、常委會、緊急會和擴大會等，從 1934年底至 1935年底的一年間，比較重要的就達 20多個，除遵義會議外，還包括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雞鳴三省”會議、扎西會議、茍壩會議等。

    一、遵義會議前的重要會議

     1.通道會議。這是血戰湘江后的第一次重要會議。那時，國民黨政府在湘西集結近 20萬軍隊。面臨強敵，中央紅軍如按原定計劃北上湘西，勢必陷入敵人布下的口袋陣，可能遭致全軍覆沒的滅頂之災。中央領導對于紅軍的進軍方向發生了爭論。不是領導核心的毛澤東應邀參加了中共中央負責人的緊急會議，反對北上湘西并陳述了改道去貴州的意見，得到主持會議的周恩來，還有張聞天、王稼祥的明確支持。博古同意可先到貴州，但沒放棄再去湘西的主張。只有李德頑固地堅持北上湘西，反對進軍貴州。會議為了爭取博古，只決定立即西進黔東。這樣，通道會議雖未解決戰略方針的分歧，但實現了戰術“轉兵”。這是中央高層第一次否定李德的主張，為遵義會議改組中央奠定了初始基礎。

     2.黎平會議。在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博古講了由黔東北上湘西，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主張。毛澤東根據敵人已在湘西布重兵，并正向黔東北集結的嚴重情況，進一步建議中央放棄北上計劃，向黔北遵義地區進軍，在那里建立新根據地。會議經過激烈爭辯，最后接受毛澤東的建議，通過決定指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適宜的”；“新的根據地區應該是川黔邊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年版，第 439—440頁。） 這就改變了原來的戰略方針，實現了戰略“轉兵”。會議還決定在適當的時候另外開會，討論五次反“圍剿”斗爭以來的問題。這就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了直接準備。

     3.猴場會議。1934年 12月底，中央到達甕安縣猴場鎮。部隊正忙著準備搶渡烏江，挺進黔北。李德仍頑固地堅持錯誤方針，博古的思想發生反復。他們提出不要過烏江去，可以在烏江南岸建立臨時根據地，再徐圖東進，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在 1935年 1月 1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與會者都反對他們的主張。毛澤東再次發言，駁斥博古、李德，重申紅軍應在川黔邊地區建立新的根據地。會議通過決定，堅持黎平會議決議，并且限制了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限，從而為遵義會議進行中央領導改組作了一定的組織準備。

      二、遵義會議后的重要會議

     1.“雞鳴三省”會議。遵義會議后，中央紅軍原定經赤水從瀘州、宜賓之間北渡長江。后來敵情不斷發生變化，就進行四渡赤水的穿插轉戰。在土城戰斗失利后，紅軍一渡赤水向川南前進。1935年 2月 5日，軍委縱隊到達前述提到的川滇黔三省交界的“雞鳴三省”村子。中央政治局開會，常委作了新的分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由張聞天接替博古在黨中央負總責；博古改任紅軍總政治部代理主任（紅軍長征出發時，主任名為王稼祥，實由李富春代理）。同時，決定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2.扎西會議。1935年 2月上旬，中央紅軍到達云南東北邊陲的威信縣扎西。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通過遵義會議決議，決定由中央領導人分別向中央紅軍各部傳達，并將“決議大綱”電告在中央蘇區堅持斗爭的中央分局和紅二、紅六軍團及紅四方面軍，令其傳達貫徹。會議還鑒于川滇追敵有向紅軍形成夾擊之勢，而黔北敵軍兵力空虛，決定回師東進，在川滇黔邊先作發展；為便于機動連續作戰，還對中央紅軍各軍團實行整編，充實紅軍作戰力量。會后，紅軍迅速轉兵東進，二渡赤水。

     3.茍壩會議。紅軍二渡赤水后，向敵軍兵力空虛的貴州桐梓地區急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重占桐梓、二取婁山關、再克遵義城，在五天內，殲滅和擊潰敵軍兩個師又八個團，俘敵約 3000人，取得長征以來最大的一次勝利。于是，蔣介石飛抵重慶“督剿”。為了粉碎敵軍圍攻，也為了加強作戰指揮，中革軍委成立前敵司令部，以朱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經過遵義大捷，紅軍求戰情緒高漲。當時，國民黨軍隊有兩個師擺在遵義以西的打鼓新場一帶。中央縱隊到達距離打鼓新場百余里的茍壩后，紅一軍團領導提出攻打打鼓新場守敵的建議。在 3月 10日召開的中共中央負責人會議上，除毛澤東外，與會的 20多人都贊同進攻打鼓新場。毛澤東反復強調不能打固守之敵，應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甚至以不當政治委員之職進行抗爭，但沒能說服大家。結果以“少數服從多數”表決，將剛就職 7天的毛澤東前敵司令部政委的職務表決掉了。會議決定由周恩來起草進攻打鼓新場命令。深夜，毛澤東提著馬燈到周恩來處，兩人去找朱德，三人認真分析打此仗的利弊得失，毛澤東說服了周恩來、朱德。第二天開會，重新討論這一問題。經過激烈爭論，毛、周、朱三人說服了求戰心切的紅軍高級將領。會后，毛澤東向周恩來提出，成立小組，全權指揮軍事，對中央政治局負責。隨后，成立了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新三人團，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權指揮紅軍軍事行動。這次會議可以說是遵義會議的繼續。因為遵義會議只解決了毛澤東進入中央常委，沒有明確具體領導職務。“雞鳴三省”會議和扎西會議主要解決“博洛交權”，決定了張聞天在黨內“負總責”，常委分工再次肯定了“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這次茍壩會議是毛澤東唱主角。新成立的全權代表中央政治局指揮軍事的“三人團”，毛澤東雖不是“團長”，但由于周恩來非常尊重毛澤東的意見，所以他實際上起到了決策人的作用。此后的軍事行動，他就是“總設計師”。對于毛澤東而言，茍壩會議顯然是遵義會議最重要的續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