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積弱積貧,由于沒有強大的國防,成了任人撕咬的肥肉,要使新中國成為誰也啃不動的硬核桃,真正站得住、不受人欺負,就要有尖端武器。
毛澤東在1958年6月的軍委擴大會議上指出:“原子彈,沒有那個東西,人家就說你不算數。那么好,我們就搞一點。搞一點原子彈、氫彈、洲際導彈,我看有10年工夫是完全可能的。”
國防尖端武器裝備不但代表著綜合國力,而且代表著軍隊現代化的程度。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為世界5個(美、蘇、英、法、中)有核國家之一。
沒有那個東西,人家就說你不算數
早在1955年1月15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就作出了研制核武器的戰略決策。
毛澤東說:“我們要不要搞原子彈啊,我的意見是中國也要搞,但是我們不先進攻別人。別人要欺負我們,進攻我們,我們要防御,我們要反擊。因為我們一向的方針是積極防御的戰略方針,不是消極防御的。”
第二年春,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進一步指出:“我們現在還沒有原子彈。但是,過去我們也沒有飛機和大炮,我們是用小米加步槍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的。我們現在已經比過去強,以后還要比現在強,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
此后,毛澤東又確定了“自力更生為主,力爭外援和利用資本主義國家已有的科學成果”發展核武器、導彈事業的方針。在這一方針指導下,中國既努力爭取蘇聯的幫助,引進“兩彈”技術,少走彎路,又強調做好“消化、吸收”工作,從培養人才、建立工業基礎設施等方面扎實起步。
在蘇聯的援助下,中國于1958年建成了第一座實驗性原子反應堆。這一年,成立了以萬毅為部長的國防部第五部,負責領導特種部隊的組建工作;成立了以聶榮臻為主任的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負責統一領導國防科學技術研究工作,不久國防部第五部合并到國防科委。
1959年6月,蘇聯終止合同,隨后撤走了專家。毛澤東毅然決定:自己動手,從頭摸起,準備用8年時間,造出原子彈。他明確指出:“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赫魯曉夫不給我們尖端技術,極好!如果給了,這個賬是很難還的。”中央把原子彈工程定名為“596工程”,要造“爭氣彈”。
為了加強對“兩彈一星核潛艇”研制的領導,1962年11月,中央成立以周恩來為主任的專門委員會,具體負責尖端武器研制工程。中央專委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精神,全國、全軍一盤棋,在人力、物力、財力等方面進行統一調度,組織了全國大協作,解決了研制中遇到的100多個重大問題,安排了尖端武器所需的特殊材料、部件和配套產品等2萬余項的研制生產任務,大大加快了研制的步伐。
從1963年3月起,北京的國防科研人員陸續遷往大西北核武器試驗場和研制基地,原子彈進入研制的總攻階段。經過千百次試驗,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于1964年秋研制出來了,但進行試驗卻要冒很大的風險,因美國多次發出要打擊中國核基地的威脅。
為此,中央專委提出了發展技術暫不試驗、不怕威脅盡早試驗兩套方案。毛澤東一錘定音:“要盡早試驗。”這就有了文章開頭的一幕。
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后7個月,中國又成功地進行了飛機空投原子彈空爆試驗,有了可以使用的核武器。
氫彈與原子彈雖然殺傷原理是一樣的,但它是原子彈引爆的熱彈,因此威力要比原子彈大得多。制造氫彈也比原子彈復雜。為了突破氫彈技術,1960年起,在錢三強負責下,開始了對熱核材料性能和熱核反應機理的基礎研究。
原子彈爆炸后,中央決定集中力量展開對氫彈的研制。
1965年1月23日,毛澤東在聽取匯報時提出:“敵人有的,我們要有,敵人沒有的,我們也要有。原子彈要有,氫彈也要快。”
周恩來立即要求有關部門作出全面規劃,中央專委批準了《關于突破氫彈技術的工作安排》,氫彈研制的關鍵難題一個個被攻破。氫彈按新的理論方案進行了設計研制。1967年6月17日8時20分,中國的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成為第4個掌握氫彈技術的國家。
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時的場景
槍彈結合,組成有實戰價值核武器
中國原子彈試驗成功后,西方國家有些人譏笑中國“有彈無槍”。因為“導彈”是原子彈的“槍”,只有原子彈,而沒有中遠程導彈,飛機投放保險系數低,核武器就沒有多少實戰價值。但他們哪里知道,中國的“兩彈一星”研制工程是在毛澤東的通盤考慮下安排的,并且是“導彈第一”,也就是說槍在前,彈在后。
1955年,著名空氣動力學專家錢學森沖破美國政府的重重阻撓回到祖國后,提出了中國火箭和導彈事業發展的建議,中央作出在中國建立和發展導彈事業的決定,隨即成立了以聶榮臻為主任的國防部航空工業委員會,并組建了導彈科研、設計和生產機構。
“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
1960年2月,中央軍委確定了“兩彈(導彈、原子彈)為主,導彈第一”的方針,提出了發展國防科學技術特別是尖端技術,要“埋頭苦干,發憤圖強,自力更生,奮勇前進”的口號,得到毛澤東的認可,導彈研制進入快車道。
1960年11月5日,第一枚地對地近程導彈發射成功。1963年12月,中央專委決定:“核武器的研究方向,應以導彈頭為主,空投彈為輔”。
1964年6~7月,中國連續成功地發射了3枚中程運載火箭。為在原子彈研制成功后就能實現導彈與原子彈結合,組成有實戰價值核武器,9月1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專委會議,決定成立由錢學森領導的“兩彈結合”方案論證小組。
在抓緊研制運載工具的同時,研制核彈頭的工作也在分秒必爭地進行。導彈核武器是射程遠、精度高、威力大的戰略武器。原子彈試驗成功后,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指示盡快實現“兩彈”結合,研制成功導彈核武器。
1965年5月14日,一架獾式轟炸機在中國西部上空投下一枚小型核彈,核彈按設計要求在距地面一定的高度爆炸。核航彈投放試驗成功后,中央專委立即組織集中力量研制導彈核武器。
1966年3月11日,周恩來親自主持會議,聽取關于進行兩彈結合的試驗論證報告,并決定先搞“冷試”(即彈頭不裝核材料)后搞“熱試”。
毛澤東在試驗關鍵階段,鼓勵主抓此項工作的聶榮臻說:這次可能打勝仗,也可能打敗仗,失敗了也不要緊。聶榮臻轉達了毛澤東的鼓勵,廣大科研人員深受鼓舞。
1966年9月,“兩彈結合”的試驗準備工作就緒。27日上午9點整,大漠上空閃現出一團耀眼的火光,中國自行設計研制的第一枚地地導彈,將核彈頭從甘肅和內蒙交界的巴丹吉林沙漠打到了新疆的羅布泊,核彈頭在靶標上空精確爆炸。
“兩彈結合”試驗的成功,回應了國外敵對勢力對中國“有彈無槍”的嘲諷。在此之前的7月1日,組建了地地戰略導彈部隊,并將其命名為第二炮兵。不但有槍有彈,而且有了實施戰略核反擊任務的新兵種。
1970年中程和中遠程導彈相繼完成飛行試驗,1971年洲際彈道導彈試驗成功,1980年5月18日遠程運載火箭全程飛行試驗圓滿成功,1988年9月15日潛地導彈由潛艇水下發射成功。
上得去,抓得住,聽得見,看得見
1957年至1958年1月,蘇聯和美國先后成功發射人造地球衛星。1958年5月,毛澤東在八大二次會議上說:“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
8月間,聶榮臻召集專門會議,責成中國科學院和國防部五院組織擬定人造衛星發展規劃,成立了以錢學森為組長的領導小組,負責籌建人造衛星、運載火箭以及衛星探測儀器的設計研究機構。人造衛星的研制工作有條不紊地展開。
毛澤東一直關注著衛星研究工作的進展情況,1960年5月28日,毛澤東來到上海新技術展覽會,躬身仔細察看T-7M探空火箭,得知飛行高度為8公里時,他興奮地說:“8公里也了不起呀!”“應該是8公里、20公里、200公里搞上去。”他鼓勵大家為發射衛星做準備。經過艱苦的努力,研制、發射探空火箭方面取得了顯著進展,攻克了一系列關鍵技術。
1964年6月,中程運載火箭試驗成功,標志著我國已經具備了發射人造地球衛星的能力,中央將第一顆人造衛星工程代號取為“651”工程(因1965年1月錢學森建議而命名)。
考慮到人造衛星的國際政治影響,中國的第一顆衛星應該后來居上,比蘇聯、美國的第一顆衛星重量大、壽命長、技術新,還要“上得去,抓得住,聽得見,看得見”。
經過論證,決定以《東方紅》音樂代替無線電呼號,命名為“東方紅1號”。為了能看見它,在末級火箭上設置“觀測裙”,使人們在聽到《東方紅》樂曲的同時,還可以觀察到衛星在太空運行時的軌跡。
“東方紅一號”衛星研制現場
同年5月,中央批準了《關于研制發射人造衛星的方案報告》,擬于1970年或1971年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為進一步加強對人造衛星研制的組織領導,毛澤東批準了《關于國防科研體制改組方案的報告》,使國防科研方面的研究力量按專業方向和任務分工集中到有關研究院。
1970年3月,“東方紅1號”衛星和“長征l號”運載火箭總裝完畢,4月1日,裝載著2顆“東方紅1號”衛星和1枚“長征1號”運載火箭的專列抵達酒泉衛星發射場。4月2日下午,周恩來聽取了第一顆人造衛星及其運載火箭情況的匯報。
4月24日凌晨,毛澤東批準實施發射,當晚9點35分,隨著一聲“點火”的號令,“長征1號”火箭在酒泉衛星發射基地將“東方紅1號”人造地球衛星送入太空。晚上10點,國防科委指揮報告:衛星、火箭分離正常,衛星入軌了!周恩來立刻向毛澤東報告了這一喜訊。一時間,“東方紅1號”衛星播送的《東方紅》樂曲響遍全球,世界仰視新中國。
當年,毛澤東在國內經濟困難、物資匱乏的情況下,決策研制“兩彈一星”并取得成功,這是超越戰略的勝利。與美蘇英法相比,從第一顆原子彈到第一顆氫彈,美國用了7年零4個月,蘇聯用了3年零11個月,英國用了4年零6個月,法國用了8年零6個月,中國只用了2年零8個月。蘇聯第一顆衛星83.46公斤,美國的第一顆衛星8.22公斤,還是啞巴,中國的衛星173公斤,“看得見,聽得見”。
有了“兩彈一星”的中國,國際威望空前提高。正如鄧小平所說:“如果60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東西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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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志剛、張力偉、李曉東;來源:“群眾雜志”微信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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