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韜奮,原名鄒恩潤,筆名韜奮,偉大的愛國者,我國著名的新聞記者、政論家和出版家。2009年9月14日,他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之一。關于他的故事,還是要從100多年前那個風云際會的動蕩時代說起……
鄒韜奮紀念館在上海市的重慶南路。置身于一條車水馬龍的街巷,這所舊式建筑似乎很難顯現出它的特別之處,然而抬眼望去,高高懸起的“韜奮紀念館”幾個大字卻如此鮮明,似乎在提醒著人們,曾經的這里是何等的不同尋常。
1895年11月5日,在福建永安,一位一生投身于進步出版事業的先烈——鄒韜奮出生了。
男孩的父親雖屬傳統大家長,但卻堅定“實業救國”的觀念。在父親的影響下,鄒韜奮14歲時考取了福州工業學校,兩年之后,他又被送往當時的“工程師搖籃”上海南洋公學,做了一名插班生。按照父親的想法,鄒韜奮“將來能做一個工程師”。
然而,父親的想法似乎和鄒韜奮的天性有些偏差,按他自己的話來說,自己“實在不配做工程師”。
在南洋公學期間,鄒韜奮從小學、中學一直讀到大學電機科二年級,雖然學習刻苦,成績優異,但終因對數學、物理一類的科目不感興趣,最終未能遂父心愿去做工程師。可那段日子卻讓他熟悉了《古文辭類纂》、《王陽明全集》等大量國學典籍,提升了自己的文字功底,甚至還接觸到了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等進步報刊。
1919年9月,24歲的鄒韜奮破格考入上海圣約翰大學文科三年級學習,主修西洋文學。而他的文學之路也充滿了實踐色彩。
起初,鄒韜奮主要是撰寫文章投稿。據他本人回憶,從1915年起,他就以“谷僧”的筆名向當時的上海第一大報《申報》投稿了,當時的《學生雜志》等都刊載過他的作品,這段寫稿經歷一直持續到1921年他從圣約翰大學畢業拿到文學學士學位。
最初,這張4開的小刊物內容單調,以贈送居多,鄒韜奮接手時也沒有什么經費,僅有“兩個半”職員--三人中有一個在外兼職。因稿費太低,這本刊物很難對外約稿,困窘之中,鄒韜奮只能不斷輪換自己的六七個筆名來撰文發稿。
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鄒韜奮用極大的熱情全身心投入到《生活》周刊的革新和編輯上。他把主編《生活》當作是最有興趣、最能竭盡全力服務社會的事業。
在這里,他開設了《小言論》、《讀者信箱》等專欄,都在日后成為了他與讀者心聲交流的重要園地。面對讀者來信,他成麻袋地寫信、寄信,回復周刊讀者,每一封都要親自回。
幾乎每一天,鄒韜奮都要從下午開始回信,直到夜里兩三點鐘。大到抗戰救國、社會變革問題,小到求學求職、婚姻戀愛、工作方法、寫作技巧等等,他都會給予具體的、個別的解答。
鄒韜奮的職業生涯用過許多筆名,但影響最大的還是“韜奮”。據他的女兒鄒嘉驪回憶:“爸爸的筆名‘韜奮’最早用于1928年11月18日《喂!阿二哥吃飯!》一文。他曾向人解釋說,‘韜’是韜光養晦的韜,‘奮’是奮斗不懈的奮。”
扛起抗日救國的大旗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8天后,鄒韜奮的《生活》周刊如是寫道:“本周要聞是全國一致傷心悲痛的國難,記者忍痛執筆記述,蓋不自知是血是淚。”從這一刻起,為宣傳抗日,鄒韜奮再也沒有放下他手中的筆。
“九·一八”事變后,鄒韜奮堅決反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他毅然將《生活》周刊的宗旨轉向全面的抗日宣傳。在他的文字里,既有軍民抗戰的消息,又有對時局的見解,更有針對國民政府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呼吁。
而隨著《生活》周刊日益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其銷量也創紀錄地猛增至15.5萬份,成為了國內媒體抗日救國的一面旗幟,“鄒韜奮”這個名字連同《生活》周刊一起,在千萬讀者中廣為流傳。
1932年7月,鄒韜奮成立了生活書店,由他本人出任總經理。書店成立后,迅速團結了一大批進步作者,并在全國各地逐漸擴展分支機構達到56家,先后出版了數十種進步刊物,以及包括馬克思主義譯著在內的1000余種圖書。
然而,這一切引起了國民黨政府的忌憚和痛惡。1933年12月8日,國民黨政府以“言論反動,思想過激,毀謗黨國”的罪名下令封閉《生活》周刊。事實上,幾個月前鄒韜奮就已因為加入宋慶齡等發起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而被國民黨列入了黑名單,為躲避暗殺,當時的鄒韜奮不得不選擇流亡海外。
“大眾起來!”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
1935年,抗日的形勢更加危急,國民黨仍然奉行不抵抗政策。8月,當鄒韜奮終于踏上了闊別兩年的故土,他已按捺不住滿腔熱血,奮然投身到風起云涌的愛國民主運動中。
這年11月,他在上海創辦《大眾生活》周刊。不到一個月,這本周刊的一期封面便在全國引起了轟動--
《大眾生活》周刊第一卷第六期:一名女學生拿著一個巨大的擴音喇叭在寒風中向群眾呼喊。整個封面僅有一行字:“大眾起來!--北平學生救亡運動中的大聲疾呼”。
這正是真實的“一二·九”運動的寫照。
當北平幾千名學生在請愿和示威中喊起:
“反對華北自治!”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停止內戰!一致對外!”
身處上海的鄒韜奮也在《大眾生活》上高呼起:“學生救亡運動萬歲!”
《大眾生活》旗幟鮮明地支持“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連續以大量的篇幅報道學生運動,并且采用了大量“一二·九”學生運動的真實照片,反映了當時學生運動的情況。
“這至少使全世界知道中國大眾并不是甘心做奴禁;至少使全世界知道投降屈辱毫不知恥,并不是出于中國大眾的意思。這是中國民族解放斗爭的序幕,這是中國大眾為民族爭生存不怕任何犧牲的先聲!”
這段文字由鄒韜奮執筆,刊發于《大眾生活》頭版“星期評壇”欄目的《學生救亡運動》一文;慷慨激昂,強烈表達了他對學生運動的聲援和擁護,對抗日救國的積極響應。
《大眾生活》,銷量高達20萬份,再次開創了中國雜志發行的新紀錄。在識字率只有30%左右的民國時期,這是一個出版史上的奇跡,真正稱得上是一紙風行。
鄒韜奮鮮明的抗日立場和先進的言論,再一次觸怒了國民黨當局。三個月后,同樣因為宣傳抗日,《大眾生活》被迫停刊。
蔣介石妄圖爭取的“領袖文膽”
為了對付鄒韜奮,國民黨當局可謂軟硬兼施,在查禁刊物的同時,他們還曾多次派人說服鄒韜奮放棄政治主張。早在1932年,國民黨方面就由胡宗南出面,和他探討辦刊物的宗旨問題。而到了這次,竟輪到上海灘的頭面人物杜月笙出馬了。
杜月笙對鄒韜奮說:“蔣委員長有意約你去南京當面一談。”并拍著胸脯保證,“有我杜某人陪你同往,又陪你回來,安全絕對沒有問題。”不過,鄒韜奮拒絕了這個非同尋常的邀請。
他說:“到根據地來是我平生最興奮的事情。在這里我有兩個最深刻的印象,一是共產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踏實而充分地照顧各階級的利益,使全根據地的人民團結一致堅持抗戰;二是民主政治的實現。根據地內人民普遍參加政治生活,熱烈擁護政府的情形,使我十余年來為民主政治而奔走的信心更加堅定了。”
期間,他多次向黨組織提出入黨請求,黨組織認為他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在國統區工作對黨和革命事業更為有利。
1943年,鄒韜奮化名為季晉卿回到上海治病,之后他被確診為耳癌。
1944年7月下旬,鄒韜奮陷于彌留,卻再次表達愿望:“我自愧能力薄弱,貢獻微少。二十多年追隨諸先進,努力于民族解放、民主政治和進步文化事業。竭盡愚鈍,全力以赴。雖顛沛流離,甘之如飴。”死后“請中國共產黨中央嚴格審查我的一生奮斗歷史,如其合格,請追認入黨”。24日,鄒韜奮在上海病逝。
1944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根據他生前愿望追認他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
中共中央在致其家屬的唁電中稱他為“吾黨的光榮”:“韜奮先生二十余年為救國運動,為民主政治,為文化事業,奮斗不息,雖坐監流亡,決不屈于強暴,決不改變主張,直至最后一息,猶殷殷以祖國人民為念,其精神將長在人間,其著作將永垂不朽。”
毛澤東主席親自為他題詞:“熱愛人民,真誠地為人民服務,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這就是鄒韜奮先生的精神,這就是他之所以感動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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