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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寫于2007年

從去年到今年，不少論壇或博克都轉載了一篇名為《鮮為人知！斯大林屠殺中國人的歷史揭秘!》或《斯大林屠殺中國人的歷史揭秘》的文章，該文（以下簡稱秘文）一開始就講，

【“蘇德戰爭爆發前，斯大林不僅不支持中國抗日，為討好日本反而大規模迫害居住蘇聯遠東的華僑華工，逮捕關押并處決，流放到北極圈任其自生自滅者不下三十萬人。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中國全面抗戰開始，當時的斯大林，可以資助共產黨在內地發展，與國民黨軍隊爭奪天下，卻絕不支持中國的抗日戰爭。一九四○年后，東北抗日聯軍已無立腳之地，余部進入蘇聯，以為會得到給養和幫助，重返抗日前線。但經請示斯大林后，被全部繳械，關押勞改。”】

此文的以上講述可說全是謊言。不知是因為是散布謊言心虛還是什么原因，我見到的各論壇轉貼的秘文，都未標明作者是誰。并不針對現實的歷史文章，不敢標出作者名或馬甲，頗為可疑。另外，秘文不能標出其所說蘇聯“為討好日本反而大規模迫害居住蘇聯遠東的華僑華工，逮捕關押并處決，流放到北極圈任其自生自滅者不下三十萬人”的資料出自何處，也不能說出華人在遠東死“不下三十萬人”是怎統計出的。

而把文章中常人不知的資料出處引出，是對論文最基本的形式要求，也是作者對支承該文章的資料自信和坦蕩的表現。反之，讀者可以對文章資料真實性提出懷疑，懷疑作者不坦蕩，懷疑作者出于某種目的捏造事實。而秘文講出“鮮為人知”的華人在遠東死“不下三十萬人”，卻不能標出其資料出處，所以即使我們對當時歷史不熟悉，我們也完全可以對不將常人不知的資料出處予以引出的秘文的資料真實性提出懷疑，懷疑作者不坦蕩，懷疑作者捏造事實。

秘文不符論文基本形式要求，我們再看看秘文的內容是否符合歷史事實。秘文講，

【“蘇德戰爭爆發前，斯大林不僅不支持中國抗日，……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中國全面抗戰開始，當時的斯大林，可以資助共產黨在內地發展，與國民黨軍隊爭奪天下，卻絕不支持中國的抗日戰爭。一九四○年后，東北抗日聯軍已無立腳之地，余部進入蘇聯，以為會得到給養和幫助，重返抗日前線。但經請示斯大林后，被全部繳械，關押勞改。”】

秘文此話完全背離歷史事實。

秘文這段話的后半部分，即“一九四○年后，東北抗日聯軍已無立腳之地，余部進入蘇聯，以為會得到給養和幫助，重返抗日前線。但經請示斯大林后，被全部繳械，關押勞改”，我將另寫一篇文章來批駁。本文批駁這段話的前半部分。

事實是，與秘文所說“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中國全面抗戰開始，當時的斯大林，……絕不支持中國的抗日戰爭”相反，七七事變不久，在英美等大國未與我國簽定援助協定或條約的情況下，

【“（1937年）8月21日，中蘇兩國政府簽訂互不侵犯條約。雙方‘斥責以戰爭為解決國際糾紛之方法’，約定不得單獨或聯合其他一國或幾國彼此進行侵略。蘇聯大力支持中國抗日戰爭，給中國政府以貸款，用以購買蘇聯的軍火和軍需物資。”（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中國共產黨大事記·1937年》）】

胡錦濤同志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六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也說：

【“蘇聯最早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提供了寶貴援助”。】

在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60周年的時侯，題為《教材研究初中歷史教材（內地版）抗日戰爭的編寫思想》的文章寫道，

【“教材在‘世界人民對中國抗戰的支援’一目中，著重介紹了蘇聯不僅從道義上聲援中國人民抗戰，還從軍事上、經濟上幫助中國的具體史實以及白求恩、柯棣華、史沫特萊、斯特朗、斯諾等國際友人對中國抗戰的貢獻。新教材修改時還準備反映不少日本反戰人士同情和支持中國抗戰，甚至英勇獻身的史實。”】

以上文章都直接表明，蘇聯在我國抗戰時，“大力支持中國抗日戰爭”。

《歷史教學》2003年第10期，刊載了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李凡副教授題為《諾門坎事件爆發原因及對日蘇關系的影響》的文章，文章前面的摘要部分寫道，

【“諾門坎事件是日蘇兩國之間爆發的一場大規模武裝沖突。日本挑起諾門坎事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在侵華戰爭中，對蘇聯采取以攻為守迫使其放棄對華援助政策，另外借反蘇名義換取西方國家繼續推行綏靖主義政策。日本在諾門坎事件中遭到慘敗，對以后日蘇關系產生重大影響，日本不得不放棄對蘇強硬政策，同時在蘇德戰爭中未敢輕易參加對蘇作戰。”】

該文摘要部分間接表明，在1939年7月諾門坎事件爆發時，蘇聯實施了“對華援助政策”，日本對此非常惱火，企圖用對蘇的軍事打擊“迫使其放棄對華援助政策”；從該文也可判斷出，至少在1939年7月諾門坎事件爆發時，主要大國中，只有蘇聯在實施較大規模“對華援助政策”，而此時的英美等“西方國家繼續推行綏靖主義政策”，放任日本侵略中國。而秘文掩蓋英美等“西方國家繼續推行綏靖主義政策”、放任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事實，卻顛倒黑白，將“大力支持中國抗日戰爭”的蘇聯說成是“絕不支持中國的抗日戰爭”。

以上引用的資料，已經能表明“蘇聯不僅從道義上聲援中國人民抗戰，還從軍事上、經濟上幫助中國”抗戰。下面我要較詳細地講述蘇聯從軍事上幫助中國抗戰的情況，即具體講述蘇聯在軍事上實施了哪些對華援肋。

在此，我先大篇幅的引用銘輝在2002年11月寫成的、題為《抗戰時期蘇聯對華的三次軍貸》的文章。該文寫道，

【“1937年4月，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通知中國政府，如果中國愿意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可以向中國出售飛機和坦克，并提供1億中國元（有資料稱5000萬美元，但據我掌握的資料是1億中國元）的貸款。但中國方面卻沒有回音。（以上可看出，是蘇聯主動提出援助，而國民黨政府實際上卻予以拒絕。國民黨政府是出于意識形態原因，還是未看出為抗日進行軍事準備的緊迫性而予以拒絕，我們不在此討論――筆者注）

直到‘七·七事變’后，蔣介石才感到形勢嚴峻。1937年8月14日，蔣要張沖（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以其名義向鮑格莫洛夫遞交軍火供應協議的草案：向中國提供350架飛機、200輛坦克和236門大炮，并且上述軍火應在協定簽訂之日起一個月內提供，同時還要向中國派遣蘇聯飛行員、航空技師、炮兵和坦克手，以訓練中國軍事人員。1937年8月21日，中蘇兩國正式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此后，蘇聯決定開始向中國提供經濟貸款和軍事援助，并派遣軍事專家和志愿航空隊參加中國的抗日戰爭。

蔣介石原定洛陽航校校長王叔銘將軍率7名飛行員、2名機械師去蘇驗收武器，鮑格莫洛夫將此電告莫斯科，8月17日，莫斯科回電答復同意中方提議，并要求在莫斯科同王叔銘將軍進行談判。

這時蔣介石考慮到軍火援助的重要性，決定提高中方代表團的規格，遂任命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次長楊杰（代行總長）為代表團團長，成員包括張沖、王叔銘、蔡慶華、夏天、全鐸、余人翰、劉唐領等在內共計18人。……

以楊杰為首的代表團組成后，于8月27日飛抵西安，擬經西安、迪化飛往莫斯科。當天陳立夫同鮑格莫洛夫已就軍火供應問題粗略達成協定，其要點為：1、貸款總額為1億中國元；2、條約以英鎊形式締結；3、貸款從提供后第2年開始分5年償還；4、供應200架飛機和200輛坦克；5、全部貸款的3/4以金屬償還，1/4可為茶葉或其他消費品；6、細約在莫斯科簽訂。

楊杰率代表到西安后，稍事停留，于9月6日飛往莫斯科。從9月9日至10年4月（可能應為10月4日――筆者注），中蘇雙方軍火供應問題展開談判。談判共進行四次……

中方此時最急需的飛機，故此在談判中方提出27日協議中200架飛機太少，應增加到350架，包括重型轟炸機100架、輕型轟炸機100架、驅逐機150架，另需聘蘇聯教官、技師70人。蘇聯同意立即從9月15日開始調運首批飛機共225架來華。關于教練及技術人員，蘇方答應派遣89人，包括C-5重轟炸機、伊-15、伊-16驅逐機的飛行教官、儀器教官、技師和總工程師等。對飛機的炸彈、機關槍子彈的數量和種類及其它細節問題，雙方也進行了商定。

中方亦急需火炮和坦克，故購炮前楊杰代表團中的夏全鐸、余人翰參觀火炮戰果試驗。9月14日楊杰又專門召開代表團全體會議，著重商洽購炮問題。夏、余二人對蘇式火炮（也有資料稱是高炮）性能基本滿意，只是重量過大（10噸），運輸麻煩，對于反坦克炮和坦克的性能也表示滿意。在聽取專家意見后，楊杰于9月14日和17日和第二、三次談判中，很快就火炮和坦克問題同蘇方達成協議，購高炮20門，附加照空燈、聽音機及其他儀器全套，炮彈4000發，反坦克炮50門，炮彈7.5萬發，戰車82輛，外加修理車5輛，炮彈12.3萬發，子彈369萬發。對于各種兵器，蘇方同意派若干教官和修理技師10月4日，中蘇雙方在第4次談判就運輸問題進行磋商并達成共識，談判宣告勝利結束。

楊杰代表團出訪工作極有成效，得到蔣的肯定。……雖然楊杰代表團取得很大成績，但畢竟是軍事代表團，不便于展開廣泛、高層次的外交活動，為了進一步密切中蘇關系，爭取更多的蘇援，蔣決定派立法院長孫科出訪蘇聯。……孫科于1938年1月17日抵達莫斯科，受到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斯托莫尼亞科夫（相當于外交部副部長）的歡迎。抵蘇前幾天，蘇聯方面先安排他列席了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進行了參觀。1月21日，孫科同斯托莫尼亞科夫進行了會談，雙方對中蘇關系交換了意見，并達成一定的共識，……2月初，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等蘇聯黨政軍首腦會見了孫科。會見中，雙方推心置腹，暢言無隱。特別是斯大林，對中國抗戰的決心和勇氣推崇備至，并對中國將士和民眾表示無限敬意。斯大林對孫科說：‘如果中國竭盡全力抗戰，就不會因臨時的受挫和國土被敵占領而沮喪，這樣最后的勝利必定是中國。’斯大林這些鼓舞人心的言辭使孫科極度興奮，倆人竟從午夜暢談到凌晨5時而無倦意。在這次會晤中，孫科的最大收獲是融洽了與斯大林的感情，從而更有利爭取蘇援。正是此次會談后，中蘇簽訂了兩筆各為5000萬美元蘇方貸款。

與斯大林會晤后，2月9日孫科又與李維諾夫進行了會談，會談主要由李維諾夫通報國聯日內瓦會議有關遠東問題的情況，孫科對蘇聯的支持表示感謝，并認定‘蘇聯是給予中國援助的唯一國家’。其后，孫科……于3月初去法國，開展抗戰外交活動。

不料孫科到巴黎不久，便接到楊杰來電，催其回莫斯科。原來，蘇聯對中國的第一筆貸款原定為一億法幣，未及簽訂便已用完，蔣令楊速商訂第二筆貸款，因楊當時身份仍為軍方代表，不能直接會晤斯大林，故需孫來商談。孫科返莫斯科后，立即會見斯大林。據孫科在《中蘇關系》一書回憶，斯大林說，中國貸款已超過法幣1億元，可將第一次貸款改作5000萬美元，相當于2億元法幣，同時再給予第二次貸款5000萬美元。斯大林的慷慨及時幫助中國解決了用貸款購買軍火的問題。……孫科成交這兩筆貸款后便重返法國，簽字事宜由楊杰辦理。孫科一次訪蘇使命至此完成。

1939年春，孫科再次訪蘇，主要目的是商洽蘇聯援華第三筆貸款。孫科于4月7日抵達莫斯科，其時歐洲局勢日益緊張，英法代表團亦在莫斯科進行活動，故孫與蘇首腦會見并不順利。四、五月間，孫科先后多次會晤李維諾夫、干涅茲·奧爾斯基（其時任蘇聯駐華全權代表，當時正在莫斯科），要求會見斯大林或莫洛托夫和伏羅希洛夫，蘇方則表示蘇方首腦事務繁忙，會見屢屢延期。孫表示不安，電告蔣，蔣回電：‘請兄忍耐進行，繼續交涉，以期有成。’

孫科抵蘇數周后才斯大林會晤，這次會晤雖然姍姍來遲，結果出乎孫科的意料，斯大林對援華貸款卻是痛快淋漓。他同孫科只會晤了一個小時，詢問了中國抗戰情形，但欣然同意可為中國提供第三筆貸款1.5億美元，表示‘蘇聯極愿照辦，沒有什么問題’，并囑蘇對外貿易委員米高揚同孫科簽訂合同，不由讓孫科喜外望外。孫科在米高揚談判期間，先斬后奏，簽訂了《中蘇商約》，但孫科已被賦與簽約權，條約又無傷主權，蔣表示默許。

中蘇三期貸款共計2.5億美元，至于三期貸款的中國的實際動用額，目前我國史學界一般認為是173176000美元。就當時購買軍火的費用來說，這一數字是對的。但如從中國償還貸款數額來看，還應加上年3%的利息，計28603000美元。本金加利息總計201779000美元。此應為中國償還蘇聯的債務。

此外，我國對抗戰初期蘇聯援款還有4.5億美元的說法，蘇聯新近也有此說（蘇方另有5億美元的說法），但都缺乏詳實的根據，難以令人信服。除公認的2.5億美元貸款，究竟是否還有2億美元貸款，有待今后歷史材料的發掘。

……蘇方對華貸款對我國太平洋戰爭前抗戰意義重大。太平洋戰爭前我國共獲得國外貸款5億美元（不包括租借物資），蘇聯對華貸款占了一半，居各國對我貸款首位（第二位是美國，但其中一億美元是1941年11月30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給予中國），而且意義最重大的是蘇聯給予中國全部是軍火貸款，中國利用這些貸款購置大量蘇聯軍火用于抗戰，而西方國家予華的17筆貸款全部是非軍事性的，沒有一筆為軍火貸款。

蘇聯予華貸款利息亦較低，為3%，為我國所獲最低者（英美援華為6.5%以上），且償還是農礦產品各半，對我國甚為有利。我國為所產鎢、銻、錫為最為重要之戰略物資之一（我國鎢、銻產量為世界首位），蘇方需要甚急，尤以錫需要為甚，因錫的主要產地馬來亞控制在英國人手中，甚至提出可以以現金換錫，但其時鎢、銻、錫產量終究有限，德、美、英都有需求，各國予華貸款無不要求中方以此類戰略物資擔保償還。初期中蘇商定以3/4金屬，1/4農產品償還，后來在楊杰的力爭之下，蘇方同意中方以農礦產品各半償還，如礦產品不足可以以農產品替代，實際償還中農產品略多于礦產品。我國是農業大國，此方式對我相當有利。

至于蘇制武器性能，予我者性能良好。殲擊機是и-15、и-16，至蘇德戰爭爆發前仍為蘇軍一線裝備，и-15型比較靈活，善于做盤旋動作，便于水平作戰。и-16型則更先進些，速度快，便于垂直作戰和追擊，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殲擊機之一，在日軍“零”式飛機出現之前，兩機高低搭配，往往以少勝多，取得輝煌戰果，以我國能掌握1937～1940年前的戰場制空權。轟炸機分為CB（輕型轟炸機）和дB（重轟炸機）兩種，都屬先進機種（另有TB-3轟炸機6架，性能不佳），尤其以輕型轟炸機性能優越。CB-2在衛國戰爭中表現不佳，在當時卻是一流轟炸機，巡航能力為1200公里，最高時速412公里，升限達9510米，可帶600公斤炸彈。日軍使用的‘九五’式、‘九六’式殲擊機速度都不如CB-2型，而無法截擊。后來日本研制了‘九七’式，時速可達450公里，才迫使CB-2型到7000～9000米高度投彈。CB-2在我國空軍一直服役到1943年，是最后退役的蘇制飛機。蘇聯火炮質量亦屬上乘，楊杰訪蘇，火炮專家驗收蘇式火炮認為蘇聯高炮“命中率甚大”，反坦克炮‘品質及性能均甚優好’，‘較德國制造者為優’，且‘用途甚廣’，決定大量購買。坦克為T-26，是蘇軍三十年代的主要坦克之一，性能不算良好，但由于我國坦克本來就少，所以特別裝備了第200師，組成了中國第一個機械化師。而中國在西方購買武器卻極為艱難，楊杰日記1937年9月12日記載：‘孔祥熙在歐接洽之飛機，英方僅有二十余架，法方四十四架（計三種），并付現款，其價格較予在蘇方接洽高一倍。’以后一段時間內從西方購買的武器也很少，據蔣介石1939年9月說，英美等國供給的軍火僅占20%。

至于價格方面，蘇方稱給我低于國際市場價格20%，顧維鈞也回憶到，孫科二次訪蘇后去法國和其曾談到，他從莫斯科得到了一筆新的1.6億盧布貸款（即第三期貸款），孫科說：‘在國際價格上，這實際是4億盧布，因為蘇聯給中國訂貨所定的價格特別便宜。例如，每架飛機價格折算美元僅3萬元，裝備每一個中國師僅合中國貨幣150萬元。’（顧的回憶應當是可信的，因顧屬親英美派，晚年仍認為蘇聯援華貸款是蘇聯企圖占領中國的陰謀）。

至于蘇聯援華武器的參戰時間，空軍方面戰機雖于10月27日到達，但由于中蘇雙方協調問題，直至12月1日，蘇聯志愿航空隊才正式參加了南京保衛戰。1938年2月，2艘蘇聯援華軍火物資的輪船到達香港，接著又有2船軍火到達香港，第一、二批海運的貨物價值2億元法幣以上。根據蘇方說法，這批軍火參加了臺兒莊戰役，并發揮了重要作用，可惜我手里沒有關于這方面的資料，只查到空軍方面，蘇制戰機在臺兒莊戰役后期予潰敵以重大打擊。

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援助規模逐步縮小，8月，我國仍獲得千余噸物資，多為石油產品，至1941年10月，由于蘇聯已無力支持我國，蘇聯援華貸款宣告結束。在此期間蘇聯援華物資數目說法不一，我以蘇聯著名經濟史專家斯拉德科夫斯基的數字為準，蘇聯共援華飛機904架（其中中型和重型轟炸318架，殲擊機542架，教練機44架），坦克82輛，牽引車602輛，汽車1516輛，大炮1140門，輕重機槍9720挺，步槍5萬支，子彈1.8億發，炸彈31600顆，炮彈約200萬，以及其它軍火物資。這個數字除牽引車602輛（中方統計為24輛）外，基本上得到中方多數學者的肯定。”】

與秘文所說蘇聯“絕不支持中國的抗日戰爭”相反，孫中山兒子孫科稱，中國抗戰初期，“蘇聯是給予中國援助的唯一國家”。并且直到已屬抗日戰爭中期的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我國共獲得國外貸款５億美元，蘇聯對華貸款占了一半，居各國對我貸款首位”。即我國抗戰過半時，蘇聯不是“絕不支持中國的抗日戰爭”，而是對我國抗戰的最大援助國。并且由于蘇聯貸款利息低，用貸款所購武器價格低（按孫抖所說，蘇聯１．６億盧布貸款所購武器，實際相當在西方市場４億盧布才能購買的武器），所以蘇聯援助的實際份量，要大于蘇聯貸款占各國對華貸款一半所表現出的份量。另外，在西方國家不愿意向中國出售抗日所急需的武器時，蘇聯援助“意義最重大的是蘇聯給予中國全部是軍火貸款，中國利用這些貸款購置大量蘇聯軍火用于抗戰，而西方國家予華的１７筆貸款全部是非軍事性的，沒有一筆為軍火貸款。”正因為如此，銘輝才在文章中說，蘇聯援助“對我國太平洋戰爭前抗戰意義重大”。按老百姓的說法，一個人說話作事要有良心。而秘文作者將積極援助我國抗戰，且援助“對我國太平洋戰爭前抗戰意義重大”的蘇聯說成“絕不支持中國的抗日戰爭”，完全是昧著良心散布謊言。

銘輝的文章較詳細講述了蘇聯在抗戰前半程的對華物資援助。中國抗戰前半程，蘇聯除對中國抗戰提供了大量抗戰急需的軍事裝備外，蘇聯還對華提供了技術、人力方面的援助。在我國抗日戰爭爆發不久，蘇聯就向中國派出軍事顧問團（二戰時期蘇軍著名將領崔可夫，就長時間擔任蘇聯駐華軍事顧問團團長，直到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后，崔可夫才奉調回國擔任蘇軍部隊主官指揮作戰）、技術專家等，參與對國民黨軍隊的訓練、參謀，還對使用蘇聯裝備的人員進行培訓并參與對蘇聯所售軍用裝備的維修等。另外，還有大量蘇聯飛行員作為戰斗員，直接參與了對日本空軍的作戰，以及對日本軍隊的各種地面目標的轟炸。在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60周年的時侯，2005年8月19日，新華網貼出由新華網編輯的、題為《俄軍事專家撰文：我們曾在同一片土地上并肩作戰》的文章。我在此也對該文大篇幅引用。文章寫道，

【“支援中國俄中關系史上最光輝的一頁當屬蘇聯在中國抗日戰爭（1937—1945）期間給予中國的軍事援助。……在這期間，蘇聯一直與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尤其是在1937—1941年期間，蘇聯向中國提供了當時最先進的武器和軍備，派遣軍事顧問、專家和志愿飛行員，為中國軍隊培養了一批高素質的干部。中國軍隊在蘇聯的幫助下，頑強抵抗在裝備上優越于己的日本關東軍。而對蘇聯而言，它同樣借此鞏固了遠東邊境的安全。

的確，克里姆林宮與蔣介石政府的合作較為復雜，并充滿矛盾。國民黨將蘇聯視為意識形態領域的敵人，一直在親蘇和親西方之間搖擺不定，試圖從兩邊撈取好處。這經常造成斯大林與蔣介石之間的關系劍拔弩張。日本人則試圖從這一矛盾中漁翁得利，以遏制中國人民的反抗。而在太平洋戰爭前，英國和美國一直為日本撐腰，充當中日‘和平談判’的中間人，提出對東京相當優厚的條件。這一綏靖政策有檔案文件可查。

莫斯科沒有參與這一‘陰謀’，它當機立斷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場：將中國從外國侵略者手中解放出來，讓中國人民自主決定命運。蘇聯向中國軍隊伸出了援助之手。1937年10月至1941年6月底，中國有40多個師用蘇聯的炮兵武器、近50個師用蘇聯的槍支。中國的空軍、炮兵和裝甲坦克部隊或是依靠蘇聯武器武裝，或是從無到有成立起來。

僅舉一例。1937年日本大舉進攻中國時，關東軍的空軍實力是中國的13倍。此外，中國空軍……在1937年末幾乎全被日軍擊落。抗戰的頭4年，蘇聯向中國提供了1250架飛機（這個數字與銘輝的文章中的飛機904架有出入，這可能就是銘輝所說“蘇聯援華物資數目說法不一”――筆者注），其中包括伊—15、伊—16、高速轟炸機、重型轟炸機和遠程轟炸機等。第一批蘇聯航空中隊早在1937年10月便抵達漢口空軍基地，與其同時抵達的還有500名蘇軍專家。他們開始向中國同志教授駕機技術。

共同抗敵

由于只能在戰爭條件下授課，這一工作的進展相當困難。當時，日本占有絕對的空中優勢，國民黨政府缺乏適宜現代化飛機起降的機場，幾乎沒有防空力量。蘇聯飛行員首次參戰是在1937年12月1日。7架伊—16飛機參與了南京空戰，駕機者是飛行員多貝什、庫德莫夫、馬欽等，他們與20架日本殲擊機鏖戰，擊落了兩架日機，自己也損失了一架。

與此同時，9架蘇軍高速轟炸機飛往被日軍侵占的上海，向機場和港口投放炸彈。日軍1艘巡洋艦、6艘軍艦被擊沉，若干飛機被炸毀。

1938年冬，又有若干蘇軍飛行員抵達中國。其中包括蘇聯英雄雷恰戈夫，以及雷托夫、波雷寧、日哈列夫、索爾和赫留金等。他們的到來粉碎了日軍的空中優勢。2月18日，他們在武漢上空擊落了12架日本飛機。2月23日，一個小分隊遠征臺灣，摧毀了臺北機場上停放的40架日軍飛機和3年的燃油儲備。4月29日，日軍對武漢發起進攻，蘇聯飛行員予以反擊，擊落日軍54架轟炸機中的21架，5月31日又擊落了14架飛機。日軍陷入了恐慌。

蘇聯飛行員古邊科奮不顧身地駕機撞向敵機，共擊落7架，他被授予蘇聯英雄稱號。14名在華參戰的蘇聯飛行員獲得了金星英雄獎章，200多人為中國人民的抗戰事業獻出了寶貴生命。

被迫撤回

1938年4月（可能應為1941年4月。因為來自蘇聯西面的德國的軍事威脅越來越大，蘇德間戰爭迫近，為避免東西兩線作戰，所以，1941年4月蘇聯與日本簽訂中立條約。日本根據蘇日間中立條約，才有要求蘇聯召回在華對日作戰的蘇聯飛行員理由。另外，1939、1940、乃至1941年上半年，蘇聯飛行員一直都在中國上空與日本作戰的事實，也表明應為1941年4月――筆者注），日本政府通過外交渠道，請求斯大林召回在華對日作戰的蘇聯飛行員。蘇聯領導層不得不逐步履行這一請求，不僅為迎合東京，而且由于與蔣介石政府的關系日益惡化。但抗戰開始后的4年間，蘇聯一直在向中國提供武器，直到1942年初，由于蘇德戰場吃緊，蘇聯才不得不暫時中斷這一援助。

但是，盡管如此，蘇聯仍然不惜破壞與日本的中立協定。蘇聯軍事專家在中國一直工作到1944年下半年。他們為中國軍隊掌握新技術、執行各種艱苦任務提供了大量幫助。6年間（1938年6月—1944年7月）有近500名蘇聯軍事顧問、200余名技術專家前往中國支持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

但是，蔣介石政府和一些國民黨高級將領擔心蘇聯顧問‘有害思想的影響’，不滿他們堅決不參與任何針對中國共產黨的軍事計劃。1942—1944年間，蘇聯顧問數量銳減。蘇聯顧問實際上已不能直接在指揮機構和軍隊中工作，他們被‘隔離’在軍事院校，無法對武裝斗爭的進程施加影響。

蘇聯顧問只能參與中國軍隊的干部培訓工作。不過，即使在這樣的不利條件下，他們仍然竭盡全力履行自己的國際義務。僅在飛行學校他們就培養了超過1800名學員，其中包括1204名飛行員、160名領航員和450名航空機械師。當蘇聯志愿飛行員回國后，中國空軍便開始完全依靠這些訓練有素的本國飛行員和技術人員與日本侵略者作戰。

蘇聯對中國人民正義斗爭的支持受到了中國政府的高度評價。1944年6月24日，何應欽將軍在接見即將回國的蘇聯軍事顧問團時表示，中國在抗日戰爭一開始就得到了蘇聯人民及政府的同情與支持。蘇聯軍事顧問及志愿人員在戰斗中表現出的英雄主義和自我犧牲精神尤其值得欽佩和尊敬。”】

孫科稱，中國抗戰初期，“蘇聯是給予中國援助的唯一國家”；抗戰時擔任中國軍隊參謀總長的“何應欽將軍在接見即將回國的蘇聯軍事顧問團時表示，中國在抗日戰爭一開始就得到了蘇聯人民及政府的同情與支持。”這些反共的國民黨高官都承認蘇聯給予中國抗戰以援助的事實，而秘文卻要無視這些歷史事實。明明蘇聯對中國抗戰給予大量援助，并且這些援助幾乎全是以給國民黨軍隊的援助這種形式提供的，秘文卻硬要顛倒黑白地說，“蘇德戰爭爆發前，斯大林不僅不支持中國抗日……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中國全面抗戰開始，當時的斯大林，可以資助共產黨在內地發展，與國民黨軍隊爭奪天下，卻絕不支持中國的抗日戰爭。”

看來，秘文作者比孫抖、何應欽這些反共的國民黨高官還熱衷于反共，他已經被反共歇斯底里癥所控制，所以他要從反共出發，違反歷史事實，全無良心地捏造歷史。秘文硬要說蘇聯“絕不支持中國的抗日戰爭”，硬要說抗戰時蘇聯援助是“資助共產黨在內地發展，與國民黨軍隊爭奪天下”。秘文既企圖否定中國抗戰初期，“蘇聯是給予中國援助的唯一國家”，“中國在抗日戰爭一開始就得到了蘇聯人民及政府的同情與支持”的歷史事實，也企圖抹殺蘇聯援助“對我國太平洋戰爭前抗戰意義重大”。秘文作者的反共歇斯底里，還使他力圖抹殺中國共產黨及領導的武裝力量在抗日戰爭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他攻擊抗戰時的“共產黨在內地發展，與國民黨軍隊爭奪天下”。但歷史事實不是某些人企圖捏造就能捏造了的，歷史事實將給企圖捏造歷史者以重重的耳光。秘文作者不能給出其資料出處，不敢表示出作者姓名或上網馬甲，說明企圖捏造歷史者是在陰暗角落里干見不得人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