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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淮濟,是為“四瀆”,指的是上古時期四條能夠獨立入海的大河,濟水如今已經干涸,河道也為黃河所占,淮河河道數次為黃河所奪,故而在歷史上始終能夠保持獨流入海的,只有長江和黃河。由于歷代的統治中心大多在北方,所以黃河的治理尤為統治者所重視。黃河一旦泛濫,輕則十數縣,重則數十縣,州邑慘遭“漂沒”,百姓“頓為魚鱉”,河災后對災民的賑濟,安撫更是一大項財政支出,可以說,黃河治理稍有差池,便“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動黃河天下反。”黃河的修治,成為歷代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歷史上幾次重要的河道變更
黃河自青海巴顏喀拉山北麓星宿海發源,流經青海、甘肅、寧夏、內蒙河口鎮這一段乃是黃河上游。自河口鎮往南,流經陜西、陜西、河南鄭州。這一段稱中游。歷朝歷代,黃河上游的河道變化較下游來說不大,黃河泛濫的主要地區是在黃河下游。黃河自河南孟津往東,至滎陽(現屬鄭州)、武陟(屬焦作市),由于河道為山勢約束,故而只在南北兩岸間發生很小的移動,自滎陽、武陟往東,黃河進入華北平原,一馬平川,直到入海,黃河即在這個范圍內如折扇一般,北起海河,南到淮河,泛濫不休。
據相關文獻記載,先秦到新中國成立的三千多年間,黃河下游決口達一千九百五十三次,據清初胡渭整理歷代資料,在其《禹貢例略》中提出“五大徙”之說,再加上咸豐五年的銅瓦廂之決,共六次大遷徙,分為七個階段。
今黃河下游河道自鄭州至河南蘭考縣折而東北流,流經山東菏澤、濟南、濱州至山東東營入海。
先秦時期,歷史文獻中記載的黃河河道是《禹貢》記載的“禹貢大河”和《山海經》所記載的“山經大河”。“禹貢大河”的流向大概從河南滎陽東北流入山西宿胥口,至河北合漳水,分流多端,至今天津東南入海。“山經大河”即在“禹貢大河”的基礎上,于河北深縣北流至清苑縣折而東流,于天津東北入海。
禹貢大河
周定王五年,河徙,在禹貢大河的基礎上,決宿胥口而東,至河南滑縣,河北館陶縣,至今河北滄州黃驊縣入海,此所謂“西漢故道”。據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考證,“西漢故道”長期與“禹貢大河”“山經大河”并存,周定王五年河徙之說不足信,只是由于戰國時期齊趙等國各修川防,導致“禹貢大河”河“山經大河”斷流,黃河專走“西漢故道”一脈,故而《漢志》和《水經》只論西漢故道。
王莽始建國三年(11),河決魏郡,河水在豫東,魯西一代泛濫數十年,東漢明帝永平十二年(69),王景治河,沿黃河下游筑堤千余里。 東漢河道較西漢偏東,至今濱縣南入海。至此黃河總體保持平靜,五代河北一帶戰爭頻發,北方軍閥屢屢決河以淹敵軍,遂于后代遺禍。
西漢與東漢故道
至宋慶歷三年(1048),河決商胡口(今河南濮陽西北), 向西北而去,經河南內黃、河北大名、至青縣入御河(即隋開之永濟渠),匯入海河入海。此即宋人所稱之北流,嘉祐五年(1060)又決河北魏縣,經西漢故道,合馬頰河至無棣縣入海,稱東流。自此,黃河時東時北,或東北同流。宋人恐遼國經北流入侵,喪失黃河天險,故而強行封閉北流。但北流入海處地勢廣深,并且又合西漢故道,雖強令東流,也屢次決口北流,單股北流時間大大超過單股東流時間。
北宋河道
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黃河第四次大決,于陽武口(河南原陽縣)決口,灌河南封丘東去,至梁山濼分為兩股,北入濟水故道(北清河)入海,南入泗水故道(南清河)奪淮入海。金朝以鄰為壑,故筑堤使其南流,以灌宋地。另建炎二年(1128),東京留守杜充為堵金兵,在李固渡掘開黃河,使其入泗水故道,奪淮入海,自此開黃河奪淮的先河,但此時北宋故道北流仍然未絕。至明昌時,北流斷絕,從此黃河不再進入河北平原達六百余年。黃河從原本的由中原流經華北平原到山東半島北部或海河流域入海,變為走泗水故道,經魯南丘陵,到達淮水,在江蘇入海。
金代河道
明代為濟漕運,怕運河干涸,故而強行阻塞,令黃河保持南流,明弘治八年(1495),強行筑斷元代賈魯所開的黃陵崗支渠,遂“以一淮受全河之水。”至嘉靖年間,又阻絕黃河南流的分流水口,從此黃河單走淮河一脈。故明代黃河河患頻仍,乃至興大役五十余次以治黃河。此為黃河第五大變。
明代河道(沒找到專門的河道圖,只有工商圖代替了)
明清均以潘季馴所創“束水攻沙”法治理黃河的泥沙,導致入海處河床嚴重抬高,“水在地面行”,同治五年終于在銅瓦廂(河南蘭考縣)決口,分為三股,總會于大清河(即濟水故道北清河之一股)入海,從此黃河回歸到經山東北部入渤海的道路,結束了長達600余年的奪淮歷史。至光緒元年,在決河沿線全線筑堤,形成了今日的黃河河道。
二、黃河河道變遷的原因及影響
經上文可見,黃河至宋仁宗后大決頻仍,歷史學家錢穆認為,這是由于統治者因政治原因(或因引禍水灌敵,或因濟漕運之水),強逆水性,導致黃河屢次決口,這是徹頭徹尾的“人禍”。他引徐楨明《潞水客談》,認為統治者對溝渠的失修,以及治河政策重阻絕而不重疏導的特點進行了批評。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提到他對歐陽修所修的《新唐書.地理志》的考證,發現唐代天寶以前興修的水利溝渠占整個唐代的十分之七,可見戰亂對治河的影響之大。
但水土環境的原因亦不可忽視,人類活動造成的上游植被破壞,使水土流失日益嚴重,河水夾帶泥沙流至下游,使河床增高,故而造成黃河決口。
黃河屢次決口造成了嚴重的后果。
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黃泛區的居民深受其害。大水使“民間田地決裂破壞,不成隴畝。”農民“耕者不得種,種者不得收。”最終結果時“齊魯之間,一望赤地”。山東、河南一帶的百姓遭受了巨大的損失。
黃河決口導致的大批難民,成為社會的不穩定因素,朝廷雖發放賑災糧款,但貪官污吏層層克扣,災民無以為繼,只有揭竿起義。元末賈魯治河造成的紅巾軍起義便是一例。
另外,錢穆認為,黃河在中古近古的長期泛濫,導致了北方經濟的停滯,南方在高速發展高產作物,改進耕作方式的同時,北方卻遭河水漫灌之禍,遂黃河泛濫也是促成經濟重心南移的一個重要因素。
參考文獻
《中國歷史地理》
《國史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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