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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石：北上是如何被辦成定局的？

點擊：作者：雙石來源：雙石茶社發布時間:2019-12-14 10:39:12

北上是如何被辦成定局的？

——黨中央和紅四方面軍領導人為紅二、四方面軍會師北進作出的努力

《非常抉擇——北出陜甘的前前后后》節選

墊臺階，下臺階——張國燾向黨中央討價還價

　　黨中央緊鑼密鼓地在開展新局面的同時，張國燾還在跟黨中央磨嘰。

　　林育英在瓦窯堡會議期間發來的那份電報態度平和，語氣委婉，臺階也墊得合情合理，張國燾實在沒有理由跟林育英翻臉，所以不得不請出朱德總司令以為緩沖。1935年12月30日20時，自草地分裂后，朱德總司令第一次有了單獨署名與黨中央通信的機會。

　　雖說是“單獨署名”，但這份電報是不可能繞過張國燾的，所以朱總司令很有分寸：

　　毛、彭、李、林、聶并轉林育英同志：

　　A.育英同志電悉，我處與一、三軍團應取密切聯系，實萬分需要，尤其是敵與互相情報即時建立。

　　B.薛縱隊調川，胡宗南部到青，亦向川中開進，鐘林[松]旅開徐州。

　　C.你處敵情近況望告。

　　朱德[1]

　　首先通報“育英同志電悉”，說明“張主席”也收到了。至于林育英的建議沒有明確同意也沒有明確拒絕，實際上是表示“張主席”這邊還在考慮中，或有就此下臺階的余地;然后提出“萬分需要”的“密切聯系”。其實兩邊的聯系一直就沒有中斷，張聞天、毛澤東等乃至黨中央都給“張主席”遞過信息發過電報，但“張主席”這邊卻不是直接對話黨中央，而是通過林、聶、彭、李等轉電，那意思就是你們那個黨中央不算數，老子才是黨中央!

　　朱總司令的意思顯然是：最高領導人雙向直接互通。

　　估計毛澤東得到朱總司令的來電一定會生出“喜出望外”的感覺來：自草地分手后，黨中央就失去了朱總司令和劉伯承總參謀長的消息。朱、劉二位首長在中央紅軍將士中有著很高的威望。哈達鋪整編時，很多指戰員都在詢問他們的消息，而黨中央領導人也沒法作詳盡解答。毛澤東也只能從寬心處安慰大家：我們都很惦念朱總司令和劉伯承總參謀長和五、九軍團的同志們，他們是贊同北上方針的，總有一天會沿著我們北上的道路來與我們會合，也許就在明年的今天……

　　1936年元旦那天，毛澤東也給朱總司令回了一電。

　　這份電報張國燾不可能看不到，所以毛澤東同樣也得有分寸。

　　朱德同志：

　　㈠卅號計時電悉，本應交換情報，但對反黨而接受敵人宣傳之份子實不放心，今按來電，當就所知隨時電告。

　　㈡我處不但對北方局、上海局已發生聯系，對國際亦有發生連系，這是大勝利。兄處發展方針須隨時報告中央得到批準，即對黨內過去爭論可待國際及七大解決，但組織上不可愈[逾]越軌道致自棄于黨。

　　㈢環繞我北方蘇區之敵共一百七十三團，計張學良六十團，楊虎城廿五團，閻錫山五十八團，井岳秀七團，高桂茲四團，馬鴻逵十團，蔣介石十一團。

　　㈣以張學良為主力對北方蘇區之第三次“圍剿”已為我徹底粉碎了，計消滅張學良四個步兵師，擊潰三個騎兵師，活捉百○九師長牛元豐，打死百一十師長何立中，共繳步槍七千余枝，輕重機關槍百余挺，敵現在全部退守城鎮。

　　㈤我們目前正猛烈擴大紅軍，不日即可擴大一倍，游擊隊亦可擴大一倍。游擊戰爭正向陜、甘、晉、綏、寧五省發展。

　　㈥蘇區有極大發展，南抵耀縣，距長安僅百余里，西南抵徑川、長武，西抵慶陽，西北抵靖邊，北過長城已與蒙古民族取得聯系，東面已過黃河，但敵尚有一部占據綏德、米脂、榆林、洛川、韓城等城市未退，民眾斗爭十分熱烈，蘇區富源廣大，主要是洋油、食鹽、皮毛、棉花、煤炭，對外貿易無阻，中央政府現宣布不收一切租稅，以發展經濟。一、三軍與廿五、六、七軍團結鞏固，已開辦大規模之紅軍入學為造就擴大五萬之新干部而斗爭。

　　㈦國際除派林育英來外，又有閻紅雁同志續來，據云中國黨在國際有很高地位，被稱為除蘇聯外之第一黨，中國黨已完成了布爾塞維克化，全蘇歐、全世界都稱贊我們的長征。

　　㈧日本對華北急進，中央已派大批人去指揮抗日戰爭，東三省抗日戰爭有大發展。河北、河南、浙江、福建的游擊戰爭轉入反攻形勢，陜南有大塊蘇區，蘇聯準備與日本作戰。

　　㈨政治局在國際指示之下有新策略決定，另電詳告，其主要口號為：民族統一戰線，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國防政府，抗日聯軍，土地革命與民族革命相結合，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相結合。

　　㈩兄處方針，望告。

　　毛澤東

　　一月一號[2]

　　除去情報交換外，該電最關鍵的信息是兩個：㈠黨中央已與北方局、上海局和共產國際有了聯系。“黨內過去爭論”可待國際及七大解決，“但組織上不可愈[逾]越軌道致自棄于黨”——“張主席”另立的中央不合法，其“發展方針須隨時報告中央得到批準”;㈡共產國際派來的不止一個人，中國黨在“國際有很高地位”。

　　這份電報張國燾是肯定能看到的，看到后是什么反應，不得而知。但從張聞天于1月13日致張國燾電中的有關內容判定，張國燾此間一定有一個作出反應的回電，而這個反應不是下臺階而是繼續擰脖子。

　　張聞天的電報是這樣的：

　　國燾同志：

　　一、S同志消息，絕對不可輕信。

　　二、此等外間情報，一般是不可靠的。如徐海東同志事，純系敵人造謠，即是一證。因此不應將S同志消息通知二、六軍團，以免引起內部糾紛。

　　三、我們間的政治原則上爭論，可待將來作最后的解決，但別立中央妨礙統一，徒為敵人所快，決非革命之利。此間對兄錯誤，未作任何組織結論，誠以兄是黨與中國革命領導者之一，黨應以慎重態度出之。但對兄之政治上錯誤，不能緘默，不日有電致兄，根本用意是望兄改正，使四方面軍進入正軌。兄之臨時中央，望自動取消。否則長此下去，不但全黨不以為然，即國際亦必不以為然，尚祈三思為幸。

　　四、兄處情況如何，甚為系念，請時電告。

　　聞天

　　一月十三日[3]

　　可見張國燾此前應有一電致“陜北同志”，內容有“S同志消息”等“外間情報”，對于林育英的建議和毛澤東“對黨內過去爭論可待國際及七大解決，但組織上不可愈[逾]越軌道致自棄于黨”的規勸，并沒有黨中央所期待的反應。除此之外，張國燾于此前或此后，還有一份致林育英電，仍然是一派咄咄逼人之態：

　　育英同志：

　　為黨的統一和一致對敵，必須堅決反對反黨的機會主義路線，這種機會主義在于：

　　(甲)將五次“圍剿”估計為決定勝負的戰爭，在受一挫折的條件下，必然成為失敗主義的嚴重右傾。

　　(乙)防御路線代替進攻路線。

　　(丙)在過去福建和北方事變中，和全國抗日反蔣運動中，都因錯誤策略放棄無產階級領導的爭取。

　　(丁)機械的了解鞏固根據地，因此不能學習四次“圍剿”在鄂豫皖紅軍在強大敵力壓迫下退出蘇區的教訓。

　　(戊)忽視川陜蘇區和整個川、陜、甘的革命局勢，因此對川陜赤區的沒有幫助和指導，影響到蘇、紅在西北的發展，過低估計少數民族的革命作用，對革命在西北首先勝利的可能表示懷疑。

　　(己)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放棄向南發展，懼怕反攻敵人。后來又將黨北進攻的路線曲解成為向北逃跑，最后走到分裂黨和紅軍。上述的一貫機會主義路線，若不揭發，就不能成為列寧主義的黨。最后，黨中央表示一切服從共產國際的指示。[4]

　　1月16日，張聞天以黨中央秘書處的名義將瓦窯堡會議決議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內容摘要電告張國燾，并望其負責轉紅二、六軍團。[5]同日，想必已經忍無可忍的林育英也再電張國燾，亮出來“受共產國際委派來解決一、四方面軍問題”的尚方劍來：

　　請轉電四方面軍國燾同志：

　　共產國際派我來解決一、四方面軍的問題，我已會著毛澤東同志，詢問一、四方面軍通電甚(少?)，國際甚望與一、三軍團建立直接的關系。我已帶有密碼與國際通電，兄如有電交國際，弟可代轉。再者我經過世界七次大會，對中國問題有詳細新的意見，準備將我所知道的向兄轉達。

　　林育英

　　十六日九時[6]

　　這就是被后來的許多學者稱之為“矯旨”的那個電報：林育英回國時，并不知道一、四方面軍的草地分裂事件，失去與共產國際聯系的中共中央不可能這么快就把這個信息送達共產國際，所以共產國際也不可能委托林育英來“解決一、四方面軍問題”，讓林育英亮出的這個“欽差大臣”的地位企圖壓服張國燾，的確也不是什么高招：張國燾也是往返過“無產階級祖國”的人，其中一次還是“偷渡”，現在這種情況下長途跋涉是個什么概念他不會不清楚，況且林育英回國后給張國燾的第一份電報中已然說明且證明了他回國的背景和日程，所以張國燾對林育英這個“矯旨”并不買賬!幾天后給林育英的回電的口氣依然十分強硬：

　　育英兄：

　　是否允許你來電自由?為何不將國際決議宣告?我們一切都經黨中央同意，假冒黨中央或政府機關名義發表重要文件，此間有公開否認之權。為黨的統一和一致對外，望告陜北同志，自動取消中央名義，黨內爭論請國際解決。盼立復。

　　燾

　　一月廿日[7]

　　看看張國燾這是個什么態度吧：首先對林育英的身份表示懷疑，接著宣示自己所謂“黨中央”權威，然后威脅說自己有公開否認“假冒”之權，最后直接要求陜北“取消中央名義”——林育英的“矯旨”，張國燾何曾放在眼里!

　　至此，張國燾是完全拒絕了林育英的規勸和中共中央對他釋放的和解之意：他倒是同意應該“自動取消中央名義”，但要求取消的是陜北的這個真中央，而不是他自己另立的這個“偽中央”!而且還咄咄逼人向林育英索要“共產國際決議”。

　　這實在是太過分了!兩天后，張聞天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與會者除張聞天外，還有博古、周恩來、何凱豐、劉道生、陳時夫、劉英、賴大超、吳亮平、鄧發等，討論青年工作和張國燾另立中央問題。[8]

　　會議作出決定：

　　張國燾同志自同中央決裂后，最近在四方面軍中，公開的成立了他自己的“黨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與“團的中央”。張國燾同志這種成立第二黨的傾向，無異于自絕于黨，自絕于中國革命。黨中央除去電命令張國燾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棄一切反黨的傾向外，特決定在中央委員會內公布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俄界決定。

　　中央政治局

　　一九三六年一月廿二日[9]

　　1月23日，朱德致電張聞天：“現值革命新的高漲，黨內急需統一，黨的爭論和組織問題，應由國際解決，提議暫時此處以南方局，兄處以北方局名義行使職要，以國際代表團暫代中央職務，統一領導。否則，各以中央名義發表文件，對外不一致對敵，會使革命有損失。”[10]

　　這是一個表達轉寰和緩沖之意的電報，張國燾不可能看不到，甚至有可能就是張的意思。

　　24日，張聞天回復朱德：

　　朱德同志：

　　㈠黨內統一一致，才能挽救殖民地危險，才有利于中國革命，接讀來電，至為歡迎，兄與國燾兄均黨內有數同志，此間同志均取尊重態度。弟等所爭持名為政治路線與組織路線之最高原則，好在國際聯絡已成，盡可從容解決。既愿放事第二黨組織，則他事更好商量。

　　㈡兄處仿東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屬國際代表團，暫時與此間發生橫的關系，弟等可同意。原有之西北局、北方局、上海局南方局的組織關系照舊，對內對外均無不妥。特復。

　　張聞天

　　一月二十四日[11]

　　這意思很明白，同意黨中央與張國燾暫取平行關系——“兄處仿東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屬國際代表團，暫時與此間發生橫的關系”，但不同意黨中央改稱“北方局”——“原有之西北局、北方局、上海局南方局的組織關系照舊，對內對外均無不妥”。這樣的處置也是有先例的，比如中共滿洲省委當時就直屬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與黨中央沒有直接聯系。

　　同日，林育英再電張國燾，又捧出了共產國際的尚方劍：

　　國燾、朱德二同志：

　　甲、共產國際完全同意于中國黨中央的政治路線，并認為中國黨在共產國際隊伍中，除聯共外是屬于第一位。中國革命已成為世界革命偉大因素，中國紅軍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紅軍的萬里長征是勝利了。

　　乙、兄處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屬代表團。兄等對中央的原則上爭論可提交國際解決。

　　林育英

　　二十四日[12]

　　林育英這回道出的信息不再是什么“矯旨”，而是來自《共產國際執委會工作報告》的真實信息。這個信息雖然在1月1日毛澤東致朱德電中間接扼要地向張國燾道出過，但畢竟是來自當局中人的“間接信息”而不是“共產國際代表”之口道出的，所以張國燾當時還不以為意。這回林育英來電正式道出而且是不容商量的“兄處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屬代表團”，干脆而直接地就把張國燾那個“黨中央”打入了冷宮。

　　這把尚方寶劍，真把張國燾給鎮住了!1月27日，幾天前還色厲內荏的張國燾兩電林育英、張聞天，同意黨中央瓦窯堡會議決議，反過來向林育英等抱怨“為啥早不告訴我們哩?”——這已經是要下臺階的意思并且開始尋找“急謀統一”的共識了：

　　育英、聞天同志：

　　甲、此處對兄處十二月廿三[五]日決議，詳細討論結果，在原則上完全同意。但一致認為兄等不將黨的策略路線的改變預先電商我們，不將國際的決議討論經過和育英所知告知我們，不但表示負氣，而且沒有以革命利益為前提。

　　乙、對目前策略路線既已趨一致，應急謀黨內統一。

　　丙、黨六次代表大會使黨受著重大創傷之后，在完全正確的基礎上□向何轉，究竟在六次大會后為何發生這許多事變?布爾什維克化的進程能否得著更順利的經歷?為何使過去中央和鄂豫皖領導發生隔閡?反五次“圍剿”為何應是這樣的經歷?我們會合后為何發生爭執?究竟目下什么政治內容?如果我們不兒戲革命，都應當有更深刻的思索。

　　丁、國際贊揚我黨和萬里長征的勝利，這是鼓舞中國革命同志最艱苦卓絕的戰斗，此間也不想抹煞這個，但是不能因此就不去學得教訓。

　　戊、目前策略的改變，固然是殖民地危險極度緊張，與民族革命新高潮所必需，但是此與過去策略和教訓有關，如果不學習過去教訓還是不能正確了解新的策略，這種學習過去教訓，這只應以能正確執行目前新策略為限，不應有算舊賬的精神。

　　己、黨內思想斗爭是應當加緊的，但黨內生活如果沒有領導干部間民主的、互助同志間態度互相商量，機械的運用兩條戰線的斗爭方式，妨礙自動性、創造性、積極性的發展，同時不會收得思想斗爭應有的成績，反養成打官腔的習慣，發展成為似乎是有原則的無原則斗爭。

　　庚、強迫此間承認兄處中央和正統，不過在黨史中留下一個不良痕跡。一方讓步，必是種下派別痕跡的惡根。互相堅持必是互相把對方往外推，給羅章龍派路上推。

　　辛、此間對兄處領導同志不但未作任何組織結論，也沒有將兄處原則上錯誤和分裂黨和紅軍的事實告知二、六軍。對兄處中央委員同樣表示尊重態度，對外仍然用毛、張、項名義。

　　壬、此間一般工作均有團結進步，正在學習江西蘇區原有經驗，對軍閥、土匪、流氓意識和饑餓情緒作健全的思想斗爭。

　　癸、黨中央此時最好能在白區，但不知條件允許否?此時或由國際代表團暫代中央，如一時不能召集七次大會，由國際和代表團商同我們雙方意見，從新宣布政治局的組成和指導方法，亦可兄處和此間乘時改為西北局和西南局，究應如何?尚祈三思。

　　國燾[13]

　　最后還是別別扭扭地選擇了林育英提出的“成立西南局，直屬代表團”方案。

　　同日的另一電內容如下：

　　育英、聞天并轉各中委同志：

　　我們討論了你們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決議，原則上一致贊同，并有下列的補充與修改：

　　(甲)在目前形勢分析中，對于蘇維埃運動的發展，你們單說到陜北的勝利，把整個的勝利發展抹煞，這是對于中國蘇維埃運動還多少保持著偏見的有害觀點。我們認為主力紅軍在四川的勝利，紅一、三軍和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軍的會合;在陜北的新發展，二、六軍團在大規模運動戰中的勝利，是中國蘇維埃運動新發展的具體形式，只有這樣，才是正確的布爾什維克的估計。只有這樣的估計，才能使黨在民族革命新高潮中正確的決定自己的戰略與策略。

　　(乙)關于統一戰線的政權與軍隊，我們從早于去年十月革命紀念日發出的通電中，已提出抗日救國政府與抗日救國軍作號召，為著對外的一致，還是用這個名義的好。而且國防政府可以使人曲解，抗日救國則是民族革命的鮮明旗幟，所以我們還是主張用抗日救國政府與抗日聯軍的名義。

　　(丙)行動綱領我們增加了三條：

　　⒈給民眾以言論、集會、結社、出版的自由;

　　⒉組織民眾的抗日軍、義勇軍……等;

　　⒊實行民族自決，聯合國內各少數民族一致抗日，反對在日本卵翼下的反動民族運動。此外最后一條文字上改為與一切表同情，和贊助中國的偉大民族運動，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國家，建立親密的友誼關系。

　　(丁)在吸收新黨員的條件上，我們增加為黨綱奮斗的一點。以上提議我們認為是必要的，請采納，并見復。[14]

　　這也是以進為退，找臺階下了。

　　“張主席”能轉彎找臺階下，也有來自紅四方面軍內部的壓力。

《康道爐戰役計劃》與“靈關共識”

　　“張主席”在紅四方面軍雖然說一不二，但這段日子也并不好過。

　　“南下”是勝利還是失敗，事實在那兒擺著哩!口號喊得再響，那也是改變不了的：這個時期，紅軍的防線不斷被敵人突破，紅軍踞有的區域越來越小，而且前有強敵，后無根據地。年前南下前全部人馬還有65個團和一個騎兵師，約8萬余人，這才不到半年時間，已經銳減到28個團，4萬多人了……

　　現在是誰都明白，要再這么著拖下去，這隊伍非被拖垮不可。

　　關于這段日子張國燾的狀況，徐向前留下了回憶文字：

　　張國燾上不著天，下不著地，心里著慌。特別是張浩來電，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肯定中央北進路線是正確的，高度評價中央紅軍的英勇長征，這對張國燾的分裂主義，無疑是當頭一棒。這個時候，陳昌浩也轉變了態度，表示服從共產國際的決定。孤家寡人的張國燾，被迫“急謀黨內統一”。朱總司令和大家趁機做他的工作。我們還是老主意：取消這邊的“中央”，其他分歧意見，待日后坐下來慢慢解決。為了給張國燾一個臺階下，有同志提出，這邊可組成西南局，直屬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領導，暫與陜北黨中央發生橫的關系。這個過渡性的辦法，大家認為比較合適，張國燾能夠接受。經與中央協商，中央表示同意。

　　一九三六年一月下旬，張國燾在任家壩召集會議，討論黨中央發來的“十二月決議”要點。出席會議的有朱德、陳昌浩、我、周純全、傅鐘等人。

　　“決議”要點明確指出，在民族革命新高潮中，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鄉村富農與小地主、小軍閥，有同情和參加革命的可能。黨的策略路線是發動與組織全民族的一切革命力量，結成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反對主要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反動頭子蔣介石。為此，黨的具體政策上，必須實行若干轉變，如準備直接對日作戰，團結一切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優待反日反賣國賊的白軍官兵，不再沒收富農的土地和財產，用比較寬大的政策對待工商業資本家等。為堅持黨對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權，必須反對當前的主要危險關門主義傾向，同時也不放棄反右傾的斗爭。

　　黨的策略路線的重要轉變，打開了我們的眼界，使我們受到很大鼓舞。大家在發言中均表示，應在新的策略路線的基礎上，團結起來，一致對敵。張國燾除表示同意中央的新策略外，還百般為自己的錯誤辯解。過后，他曾致書四川軍閥，要搞統一戰線，但未取得任何進展。

　　確定我軍的戰略行動方針，亦迫在眉睫。[15]

　　任家壩會議正式的稱謂是“各機關活動分子會議”，張國燾在會上所作報告名為《關于民族革命的高潮與黨的策略路線的報告》，報告開頭就說：“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策略路線，中央政治局已有一個決議。……我們這一策略路線的改變，是根據共產國際指示和中央政治局深刻的討論。我今天的報告就是要向大家解釋這一新策略路線的內容。”[16]

　　張國燾在這個報告中對中共中央瓦窯堡會議的精神進行了傳達和詮釋，表明他已在原則上接受了黨中央瓦窯堡會議決議精神——雖然仍然別扭，但其間仍然延續了過去對黨中央的攻擊以及對南下錯誤的辯白。而且很不地道的是，他在“中央政治局”稱謂之外，又把瓦窯堡決議的真正著作權人稱為“陜北的同志”，不動聲色輕而易舉地就把版權劃到了自己那個“中央政治局”名下：

　　國際指示的這一策略路線，現在二、六軍團和陜北的同志大家都是同意的。

　　關于以前黨在政治上組織上意見的分歧，可以提交黨的第七次大會來解決，我們不能如陜北的同志們采取各干各的，互不相管的態度，現在執行新的策略路線中，過去的分歧固然可以提到七次大會上來解決，是黨在政治上的團結，組織上的統一，這是絕對必要的。所以我們正在具體提議，解決辦法目前應在適當地區建立中央，陜北方面成立西北局，我們成立西南局。這并不是對傾向斗爭的讓步，而是目前執行黨的歷史偉大任務中所必需的。[17]

　　張國燾的小聰明，的確玩兒到了極致，但這終究不是大智慧，掩了耳，也盜不了鈴!

　　2月上旬，磨磨嘰嘰的張國燾終于和黨中央達成了暫時的妥協。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紅四方面軍何去何從的問題了?

　　這是個現實的壓力，也是南下失敗已來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們一直在考慮的問題。

　　多年后，徐向前回憶道：

　　川康邊無法建立革命根據地，已為事實所證明。二月上旬，敵人集中了薛岳等部六、七個師及川軍的主力，開始向天全、蘆山地區大舉進犯。我軍糧彈缺乏，打得十分艱苦。經一周激戰，被迫撤出天全、蘆山。面對敵人的重兵壓迫，我們準備陸續撤離寶興、丹巴、懋功地區，向康定、爐霍、道孚轉移。[18]

　　徐向前所說的“轉移”，源自2月上旬就擬定的《康(定)道(孚)爐(霍)戰役計劃》。這個計劃是紅軍總部在任家壩擬定的，但開始醞釀的時間卻是在1月間蘆山縣大板橋村召開的四川省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之后。那時候，屯在天蘆寶地區的部隊已經非常窘迫，“兩干一稀”都已經難以為繼，且因這個地區人口稀少，群眾參軍雖然積極踴躍，但“擴紅”成績卻仍然難以填充戰斗和疾病造成的大量減員……

　　于是，原來作為“萬一之選”的康北，就不得不被提上日程了。

　　因張國燾對康北的情有獨鐘，所以這個計劃的“戰役綱領”有著極其明顯的“國燾特色”：

　　⒈我軍為繼續擴大南下勝利，擴大民族統一戰線，更有力的策應二、六軍團行動，并求得在廣大地區在運動戰中粉碎蔣介石賣國軍，決以一部位鄧生、磽磧、達維、撫邊鉗制南東兩方之敵，主力迅速向西增進，取得道孚、爐霍、康定一帶地區，以便爾后之發展。

　　⒉兵團區分：277R、二十七師為一個縱隊，分位斗井坪、磽磧、鄧生、達維、撫邊，以一部向牛頭山佯動，鉗制東南兩方敵。三十軍、四軍、廿五師、五軍經丹巴以大部分出泰寧、毛牛，消滅毛牛李抱冰殘部兩團后，部分經大炮山、東谷、俄日，向康定進擊，以首先消滅李抱冰匪部，取得康定，并迎擊薛岳匪部為目的，同時以一部北進取得道孚，向爐霍地區進展。

　　三十一軍、三十二軍歸王樹聲指揮，為右縱隊。以三十二軍、九十三師先取得金[湯]、魚通地區，設法由金[湯]、魚通渡河截斷毛牛敵退路，配合主力取得康定。對天全、瀘定方向嚴行警戒，以九一師鞏固羊村、龍洞地區，掩護醫院之搬運。[19]

　　看見沒有?“繼續擴大南下勝利”，“首先消滅李抱冰部，取得康定”!

　　《康道爐戰役計劃》的具體部署為：紅三十一軍九十一師和九軍二十七師，分別位于鹽井坪、磽磧、鄧生、達維、撫邊一線，并以一部向牛頭山佯動，鉗制東南兩方之敵，掩護后方機關向西轉移。四方面軍主力三十軍、四軍、九軍二十五師與駐丹巴之五軍配合，大部出泰寧、毛牛村，消滅敵李抱冰在毛牛村、大炮山一線的兩個團，然后進擊康定，以消滅國民黨軍在康定的部隊，占領康定，控制康區東部門戶。同時，主力部隊還應以一部向西攻占道孚，然后向爐霍發展，三十一軍九十三師和三十二軍，進取康定的金湯、魚通，然后設法南越大渡河，截斷毛牛村、大炮山李抱冰兩個團的退路，配合主力進攻康定，并警戒天全、瀘定之敵。[20]

　　但要實現這個部署，“以大部分出泰寧、毛牛，消滅毛牛李抱冰殘部兩團后，部分經大炮山、東谷、俄日，向康定進擊”，那就必須首先恢復月前已失守的銅爐房、牦牛、大炮山一線陣地。如此一來，在高寒缺氧地帶仰攻已取得地勢之利且以逸待勞的敵人，激烈戰斗和傷亡那都是不可避免也是可以想象的。

　　恰好在部隊開始行動后的2月14日，已隨準備東征紅一方面軍主力行動的林育英、張聞天給朱德、張國燾發來了一個電報，就紅四方面軍下一步行動方針提出三個方案供他們選擇：

　　①育英動身時，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紅軍可向西北及北方發展，并不反對靠近蘇聯。四方面軍及二、六軍團.如能一過岷江，一過長江，第一步向川北，第二步向陜甘，為在北方建立廣大根據地，為使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打成一片，為使紅軍[成為]真正的抗日先遣隊，為與蘇聯紅軍聯合，反對共同敵人——日本，為提高紅軍技術條件，這一方針自是上策。但須由兄弟等估計敵情、地形等具體條件的可能性。

　　②二、四方[面]軍現在地鞏固的向前發展，粉碎“圍剿”，第一步把蘇區迫近岷江，第二步進入岷、涪兩江之間，這是奪取四川計劃。便需估計堡壘主義對我們的限制，需不失時機以主力躍入堡壘線外，在外消滅敵人，發展蘇區。二、六軍則靠近川南蘇區，在云、貴、川三省之交建立根據地，與四方面軍互相呼應。

　　③四方面軍南渡大渡河與金沙江，與二、六軍取得近距離會合，甚至轉向云貴發展，尋求機會的前進。以上三種方針，請兄等考慮選擇之。[21]

　　紅軍總部得悉此電后，朱德、張國燾即召集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在寶興縣靈關鎮(當時屬天全)集會，討論這三個方案——實際上也是討論《康道爐戰役計劃》是否繼續執行。如果要繼續執行，是否有必要明確戰役目的?究竟是要“擴大南下勝利”，還是按黨中央三個方案中的“上策”而作準備?……

　　有關情況，參加了這次會議的傅鐘老人回憶道：

　　四方面軍東渡岷江，二、六軍團北渡長江，在川北會合后北進陜甘。這是上策。但東渡已不可能。大家估計，二、六軍團由原區北渡也難實現。第二方案是：四方面軍進入岷江、沱江之間即宜賓、瀘州山區(朱德、劉伯承同志當年曾在那里作過戰，熟悉那里的山山水水)，與二、六軍團占領的畢、大地區靠近，畢、大以北還有支中央紅軍留下的川南游擊隊在活動，可以起到相互配合的作用。但進軍宜、瀘的通路，以紅軍現有的兵力是難以打開的;而且宜、瀘與畢、大兩區有長江相隔，江北的區域狹小，主力紅軍不可能在那里立足。第三方案是：四方面軍南渡大渡河、金沙江，與二、六軍團取得近距離的會合，在云貴川邊轉戰、發展，但面臨的敵我態勢是：薛岳的6個師((20多個團)正向北猛攻我軍陣地;紅三十軍的八十八師已撤出天全、始陽，國民黨五十三師李韞珩部正由康定向丹巴進攻;我軍無論向西、向南都無法再過大渡河，同二、六軍團在云貴川邊會合也難實現。經過反復討論，一致認為:只有按原擬的《康、道、爐戰役計劃》行動，在道、爐地區迎候二、六軍團，兩軍會合后共同北上陜甘。這就是說，按照具體情況，堅持黨中央提出的上策，貫徹要四方面軍與二、六軍團協同行動，共同北上的指導思想，采取不走東路走西路的方針，完成黨中央的戰略計劃。這次會議開得順利，朱德、劉伯承同志發言最多，分析、說理十分透徹。張國燾迫于形勢沒有節外生枝，順從了大家的意見。[22]

　　另一位與會者徐向前的回憶可以與之相互印證：

　　我們討論的結果，一致贊同繼續北上的方案。因為朱德、劉伯承、陳昌浩和我，過去就同意中央的北進方針，只是由于張國燾堅持南下，才造成了現在的局面。張國燾南下碰壁，又見斯大林同意主力紅軍靠近蘇聯，準備與蘇聯紅軍聯合抗日，自然順水推舟，同意北上的方案。至于奪取四川或南下云貴川的方案，大家認為，根據敵情、我力及地形條件，難以實現。關于策應紅二、六軍團北進的任務，自然應由四方面軍承擔，視發展情況再作決定。[23]

　　這次會議的討論結果是：繼續執行《康道爐戰役計劃》，但目的已不再是什么“繼續擴大南下勝利”，而是要準備“會合紅二、六軍團繼續北上”。這也就是傅鐘所說的：“按照具體情況，堅持黨中央提出的上策，貫徹要四方面軍與二、六軍團協同行動，共同北上的指導思想，采取不走東路走西路的方針，完成黨中央的戰略計劃!”

　　這是自南下以來，紅四方面軍領導層第一次違拗了張國燾的意志。而有了這次會議所達成的共識，朱德、徐向前、陳昌浩、劉伯承等在執行《康道爐戰役計劃》時，也就有了“便宜行事”將“北上”之議辦成定局之依據。然而后來的事實同樣也證明：張國燾雖然在會上“迫于形勢沒有節外生枝”，但并沒有“順從大家的意見”[24]。比如遲遲不將黨中央提出的“三個方案”和靈關會議達成的共識傳達給紅二、六軍團首長，比如仍然不斷地“節外生枝”，固執地想回到南下或西進的軌道上……

　　總而言之，“張主席”圖的是偏安，而不是進取!

　　靈關會議后，朱德、徐向前馬上找來紅三十軍代軍長程世才交代任務。程世才因“對前一段的領導很有意見”，見著朱總司令也是牢騷滿腹：“這么著拖來拖去，還要不要部隊?!”寬厚的朱總司令寬慰他說現在有喜事了，張主席也決定要北上了。程世才還是語帶譏諷：“北上不是‘機會主義’么?早點‘機會主義’了，何至傷亡這么大，減員這么多。”朱德、徐向前對他說明了北上的部署：紅三十軍八十九師為全軍先頭部隊，由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任先遣隊司令員，馬上翻越夾金山，執行《康道爐戰役計劃》……[25]

　　1936年2月下旬，南下紅軍兵分三路，陸續撤退天、蘆、寶地區，向康北前進。

　　2月19日，劉伯承、程世才率領先遣隊紅三十軍紅八十九師翻越夾金山王母寨埡口，進至達維。這是紅軍第三次翻越夾金山——也是紅四方面軍第二次翻越這座雪山，而且是隆冬季節翻越，其艱難困苦可想而知。而且他們還不一定知道，他們前頭還有漫長的征程，還有兩位數以上的雪山在等著他們去翻越。這一次，他們被賦予的使命是到丹巴去與紅五軍會合，“先取毛牛、道、霍、康、甘等縣，消滅李抱冰部”，而紅五軍要“準備好一個團，待八十九師到懋功后，立即出發，先取太寧或登寶[26]”[27]。

　　這個任務，在先遣隊與紅五軍在丹巴會合的當天，就被劉伯承更換了。

民國時期的西康省區域

“開通主力北進之路”

　　多年后，劉伯承回顧了那次“更換任務”：

　　再說過大雪山，我到前面調查情況，遇到董振堂(在丹巴)，他說：“過來過去，亂整一氣”。我說：“這次該你們兩位(董和黃超)爬大雪山了，你們偵查的怎么樣哪?”他們都說不能過去，現在就沒有糧食。于是我趁機說：“這是你們這樣說哪，那就只有北上，我就打電報了，將來有亂子我們大家擔。”我便給張國燾打了一個電報：大雪山過不去，我們只有北上，如果不同意，五點鐘前回電。否則我們就北上了。電報發走后，我就按著黃超看表，到五點的時候，我問黃：你看時間到了沒有?他說五點半了，我說：“好，走!”[28]

　　劉伯承這里所言的“大雪山”指的是大炮山，這座雪山如今已是鮮為人知，但在當年卻是從丹巴到康定的一條最便捷的要道。年前南下時，紅五軍曾經奪占過這座雪山埡口，爾后又與國民黨中央軍第五十三師李韞珩部來回拉鋸。這是《康道爐戰役計劃》的預定進軍路線。此間的劉伯承在實際是站在三岔路口作選擇：要么按《康道爐戰役計劃》的原案和徐、陳首長2月18日致紅五軍軍長董振堂、政治委員黃超電中“你們即準備好一個團，待八十九師到懋功后，立即出發，先取太寧或登寶”[29]的指示，沿東谷河而下行去奪取牦牛、大炮山一線陣地去完成“奪取康定”的任務，要么翻越黨嶺雪山先奪道孚，因為國民黨軍第五十三師李韞珩部已控制大炮山、奎擁、牦牛、銅爐房一線陣地，封鎖了紅軍經牦牛、奎擁、疙瘩梁子，經泰寧而取道孚的道路![30]所以，要“先取道孚”，就必須改變原進軍路線。

　　劉伯承選擇了后者，董振堂支持，黃超也沒有反對，而且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政治委員陳昌浩還明確表示了對劉伯承的支持。2月23日，徐向前、陳昌浩致電董振堂、黃超并劉伯承等：“我軍因糧道及完成戰略計劃，應先取道孚，然后再轉取太寧，截毛牛后路，開展新方向的發展。”[31]這很可能是徐向前、陳昌浩對劉伯承的選擇作出的“追認”，也是對《康道爐戰役計劃》的第一個重要修正!

　　而且……而且，而且根本不再提及“奪取康定”，而是“開展新方向的發展”。

　　于是劉伯承、程世才等率先遣隊沒有沿東谷河下行，而是從丹巴去了邊耳的黨嶺。

　　然而去康定也好去道孚也好，都得翻雪山，不是這座雪山就是那座雪山，而且都是大雪山：去康定要沿東谷河去銅爐房，再由大牦牛經奎擁去翻越大炮山;去道孚就得從丹巴經革什扎溝進至邊耳，去翻越黨嶺雪山，這些雪山在隆冬季節那是連當地老百姓也不會去翻的，在這個季節要去冒險犯難的大隊人馬也就只有紅軍了!

　　黨嶺也是一座大雪山，位于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縣城西北約60公里的邊耳鄉黨嶺村西南部，為丹巴、道孚的界山，屬于橫斷山系大雪山脈北段，主峰海拔高度為5470米。“黨嶺”之名，據傳得名于唐初，當時黨項地區遷來大批人馬棲居來此，于是將現黨嶺村西南的雪山命名為黨嶺山。

　　先遣隊到了黨嶺東麓下的黨嶺村，在經過準備幾天準備后，劉伯承、程世才率先遣隊翻越了海拔4810米的夏羌涅阿埡口——夏羌涅阿是嘉絨藏語“美女神山”之意，當日進至道孚境內的覺洛寺。道孚這邊沒有國民黨黨軍的正規軍，但先遣隊經龍普溝下山后還是發生了戰斗：道孚靈雀寺奉“西康宣慰史”諾那活佛之命，派了幾十個喇嘛荷槍實彈來到覺洛寺村，準備趕到龍普溝憑險阻擋“紅匪”。然而喇嘛們趕到覺洛寺時，看到的卻是“大隊紅軍浩浩蕩蕩而來”，自襯不是對手的喇嘛們扭頭就跑回靈雀寺的的高墻大院，企圖依托后山坡碉堡和寺院高墻上的交叉火力與紅軍對峙。而紅軍則由找來當地群眾連夜帶路摸上后山，將后山碉堡逐一拿下，居高臨下瞰制了靈雀寺廟大院……

　　噢，這里要多說幾句，這“敢死隊”是靈雀寺喇嘛們的傳統特色：作為格魯教派寺廟的靈雀寺，在康區眾多教派寺廟中屬最好勇斗狠的那一檔，不太象慈悲為懷的出家人。而靈雀寺之所以能成就當時那般氣象，一半以上的家業都是靠“敢死隊”東征西討吞并其他寺廟得來的!比如紅軍下山見到的第一個寺廟覺洛寺原本是黑教寺廟，楞就是被靈雀寺的“敢死隊喇嘛”們給盤了下來，嚇得剩下的一干紅、黑教寺廟乖乖地俯首依附……

　　當然，靈雀寺僧眾雖然以好勇斗狠著稱，那是因為沒有遇上真正厲害的。

　　那時候的康北從軍事上而言幾乎可以稱為一片空白，除了龜縮在甘孜、康定、巴塘幾處的劉文輝部少數川軍，以及新來乍到的中央軍第五十三軍李韞珩部外，大部分地區都只有諾那活佛的反共別動隊煽動的寺院和土司武裝。這位諾那活佛是原昌都地區類烏齊昌齊喇嘛寺的活佛，1918年曾因幫助昌都統領反叛西藏而被噶廈政府關押，后又尋機逃走，經尼泊爾、印度回國。1927年被國民政府任命為“蒙藏委員會”委員。年前紅軍進入川康地區時，蔣介石在成都召見過他，這就讓原本就很有野心的活佛有些飄飄然了，當著“委座”的面兒就自薦能組織地方武裝幫助國軍“剿滅赤禍”。蔣公一聽當然求之不得。這片地域高寒荒僻，國軍調大軍進剿在交通及后勤方面的問題也是多多，有這么一位活佛送上門來為“黨國分憂”，這個“人情”那可一定得笑納……

　　于是諾那頭上多了一頂“西康宣慰使”的官帽。

　　1935年9月初，紅一、四方面軍準備北上那會兒，諾那也在康定開了一個宣慰大會，與各大寺廟和土司頭人們一起，對康區“剿赤”事宜作了一番蹉商。下旬，諾那一行離開康定到各縣“宣慰”，頭一站就是道孚。那會兒正好是紅四方面軍綏崇丹懋戰役進行之時，劉文輝部3個營潰兵逃到了道孚噶卡，諾那毫不客氣將這3個營全部繳械，家伙什全部補充了自己的別動隊和被他忽悠來“剿赤”的僧俗武裝……

　　劉伯承、程世才率先遣隊到了黨嶺東麓的革什扎河谷那會兒，消息就已經傳到了諾那活佛耳中。諾那一看“赤匪”這是真的要來也馬上著了慌，趕緊召集道孚最大的喇嘛寺靈雀寺的頭頭腦腦開會計議。計議的結果是諾那送了一批槍支彈藥給靈雀寺，自己則帶上別動隊和“宣慰使公署”一干等奔爐霍而而去。道孚縣縣太爺熊起實際上是個空頭縣長，手下一個兵也沒有，諾那一走他當然也抬腳撒了丫子。

　　于是這“剿赤”重任就理所當然地被委給了一群原本不該是紅塵中人的出家人。

　　靈雀寺的住持名叫堪布麻頃翁，此公不光是個高僧活佛，而且還是個正兒八經的“國民黨員”，反共情結根深蒂固。一看紅軍占去了后山碉堡他也急了眼，即令廟里幾十個鐵棒喇嘛組成一支“敢死隊”，操著家伙念著避死咒語從寺廟側門沖出，企圖奪回碉堡……

　　然而這回他們卻是遇上了對頭，紅軍居高臨下的機關槍大張著口，那些操家伙的漢兵更是他們所見過的不怕死中的最不怕死的：喇嘛們在有節奏找著人的機槍聲中死的死傷的傷不得不潰回寺中。如此這般反復幾次，喇嘛們總是勞而無功。就這么著硬扛到3月1日，堪布麻頃翁也自覺回天無力，遂率眾棄寺逃跑。紅軍也不追趕，且對俘獲的喇嘛們十分優待，經堂等也是嚴加保護……

　　3月1日，先遣隊占領靈雀寺，控制了道孚。

　　“西進康北”乃至此后，紅四方面軍首長實際上已經基本接受并貫徹了瓦窯堡會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和政策，相應的民族、宗教和統戰策略都有了較大的調整，已不似初入汶、茂、理那般動不動就給土司官寨點一把火的過火做法，統戰政策也運作得十分到位。而這樣的政策調整在“西進康北”的進軍中得到了幾乎是“立竿見影”的回報：紅軍“紀律嚴明、善待寺院和宗教人士”的口碑站站相傳，眾多的上層和宗教人士也從從最初的疑惑、敵對，逐漸轉向了與紅軍合作的態度……

　　同日，徐向前、陳昌浩電告紅三十二軍軍長羅炳輝、政治委員李干輝：“我主力一部今可抵道孚，再向康定方向進”，并指示：“你們仍以佯取康定的姿勢向敵威脅，盡力集結小部猛力活動，牽制敵人。”[32]

　　3月初，《康(定)道(孚)爐(霍)戰役補充計劃》下達，戰役目標正式修訂如下：

　　我主力進出于道、爐、甘一帶，相機取康定。準備消滅由康定方面進攻之敵，并肅清西北一帶之藏反。爭取這一廣大地區中部隊之補充、整理、休息，待機行動。派一部出觀音河地區活動，以開通將來主力北進之道路。對夾金山、巴郎山、虹橋山、大炮山、木殼之[口]梁子應盡力牽制，并積極采取佯動姿勢。

　　(丙)兵力部署：

　　⒈九軍取泰寧對康定。

　　⒉卅軍出爐霍、甘孜。

　　⒊四軍到相當時期即抽集道孚。

　　⒋五軍以一個團駐綏靖、黨壩、卓斯甲一帶，三個團位觀音菩薩河一帶地區。

　　⒌三十一軍以一個師位置于懋、撫、丹(不含)線，以一個師位丹巴、漢牛地區。[33]

　　“決取康定”，變成了“相機取康定”;“首先消滅李抱冰匪部，取得康定”，變成了“準備消滅由康定方面進攻之敵”——敵不來，我不往;而“開展新方向的發展”進一步被明確：北進!主力北進。靈關會議達成的共識，終于出現在紅四方面軍領導層的計劃文字之中!

　　——這是南下失敗以來，紅四方面軍戰役部署中第一次出現“主力北進”之聲!

　　這個時候，紅二、六軍團與紅四方面軍行進軌跡，也在彼此靠攏。

紅四方面軍西進康北示意圖

叫板“張主席”——把“北上”辦成定局！

　　這段日子，在明確紅二、六軍團會合的目的的問題上，張國燾又一次感到了壓力。

　　紅二、六軍團拿定主意準備北渡金沙江前來會合后，張國燾又一次轉開了小九九。

　　4月1日，張國燾以他那個“第二中央”的名義，下達了一個《對于目前紅四方面軍行動任務的指示》，又一次對已達成“北上”共識的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和朱德、劉伯承等人玩兒開了小算計小心眼兒。筆者雖然因為本書篇幅所囿無法引出這個“指示”的全文，但與2月上旬的那個《康道爐戰役計劃》一樣極具鮮明“國燾特色”的要點，那還是有必要列出的。

　　“指示”中的“國燾特色”如下：

　　一、“北上”的目的地的置換：雖然不再忌言“北上”，但“指示”中借“我軍自轉移兵力至西康地區，敵必估計我有兩種企圖”的“之一”道出并暗示了“北上”的目的地：“北進甘、青以西與陜北紅軍相呼應”。

　　有朋友可能會認為這樣推理過于牽強，“張主席”這不是在分析敵方對我方之判斷么?而且蔣介石不是一直對紅軍——包括年前北出陜甘的中央紅軍，都有過這樣的判斷么?但筆者提出的這個判斷，是有著“張主席”此前此后的言論和行動作為依據的：張國燾就是孜孜于這個方向!孜孜于這個方向的本質涵義就是：尋求偏安于一隅，逃避民族革命斗爭大方向。

　　“張主席”后來還真把他借敵人之口道出的“北上目的”變成了自己的策劃：

　　主力紅軍如果比較長久停留在現在的川、康區域內是不利的。一方面停留川、康將不得不以英帝國主義為主要斗爭對象，這就不能適應目前全國抗日反蔣的局勢;另方面糧食的缺乏，使我們在現有地區少數民族中工作增加困難。

　　……

　　中國西北部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統治最薄弱的地區，地大物博，我們可進退自如，發揮我們運動戰的特長，以西北為根據，向中國東南地帶發展;其次，西北地區遠離敵人政治、經濟、軍事中心，敵人要進攻我們，增加更大的困難;中國西北少數民族解放運動掀起更是我們的助力;建立西北抗日根據地，有吸引陜北紅軍采取配合行動的可能;中國的西北部毗連蘇聯與外蒙人民共和國，奪取西北，可直接得到國際無產階級的幫助。這些有利的條件，便利于我們開辟一個新的更大勝利的局面。[34]

　　看見沒有?“張主席”不得不表示同意“北上”了，但要給“北上”塞進自己的“私貨”：北上，不是與黨中央會合，而要在比黨中央更西的“西北”自創局面!可鉆進了牛角尖的“張主席”為什么就不想想：這邊廂的康北都撐不下去了，那邊廂至少跟康北一樣荒涼甚至更荒涼，又該怎么解決生存問題?遑論“發展前景”?

　　二、“指示”中關于紅四方面軍當前任務的文字如下：

　　我們的行動計劃與當前任務。為實現創造西北廣大抗日報據地的戰略方針，我們最近的行動計劃：

　　⑴首先消滅李抱冰，配合二、六軍。

　　⑵首先赤化西康道、爐、甘、瞻等縣，完成準備工作，以便將來向北開展。

　　三、目前的具體任務

　　目前是我戰斗準備時期，除隨時準備作戰外，必須執行下列工作：

　　⒈為完成上述任務，必須振作全體指戰員的精神，號召艱苦斗爭，發奮圖強，在日常生活中與一切散漫松懈消極投降困難等現象作斗爭，嚴整紀律。

　　⒉各軍在此時期應分別進行戰斗計劃的準備工作。卅軍應即偵察康、甘、青一帶情形，準備北進的計劃;九軍應即準備搜集材料，消滅李抱冰取康定的計劃，并在部隊中立即完成戰斗準備;四軍、卅二軍應即準備取雅江、理化的計劃;卅一軍應即準備鞏固現陣及東渡岷江的各種計劃;五軍應即定出由觀音菩薩河北進阿壩、班佑的計劃，以及觀音區與爐、甘區打通的計劃。[35]

　　看見沒有，張國燾仍然孜孜于《康道爐戰役補充計劃》中那個“相機取康定”，仍然孜孜于把“相機取康定”再度變為“決取康定”，仍然要“首先消滅李抱冰”;雖然也說到“向北”及其相關準備，但仍然孜孜于“消滅李抱冰取康定的計劃”，仍然是“擴大南下勝利”的路子!

　　此前的3月26日，隨黨中央率紅一方面軍主力東征的林育英曾經發來過一個電報，在通報了東征的戰況及相關統戰情況后，表達了希望紅四方面軍“向川陜甘三省之間及陜南行動為宜”[36]的意見：

　　甲、國內國際形時局急變，張學良同意我們國防政府、抗日聯軍，主張談判。已談判兩次，與王以哲訂立了互不侵犯協定。蔣系分化為兩派，左派同意我們的主張，右派反之。我們正與蔣之代表談判全國紅軍集中抗日……。

　　乙、我軍策略聯奉抗閻，肅清抗日道路。連日大勝消滅晉軍三個旅，占領石樓、中陽、汾陽、孝義、靈石、汾西、濕縣、永和廣大地區。侵犯陜北晉軍五旅、全部潰退出境，我軍京復吳(堡)張井岳秀程、高桂滋在我包圍中，而胡宗南主力仍在甘南、松涇僅一旅。王均在天水、漢中之間;毛炳文在慶陽;于學忠在蘭州;奉以主力在陜甘寧邊及渭北。

　　……

　　丁、……四方面軍第一步以向川陜甘三省之間及陜南行動為宜。聞你們通過馬塘，現達何處？盼告。[37]

　　——這里的“馬塘”，位于鷓鴣山北麓下，年前紅一、四方面軍北上時經過的地方。

　　然而，幾天后的3月31日，林育英所得到的卻是這樣一個回應：

　　育英并轉晉西同志：

　　㈠二、六軍團到盤縣、亦資，在長期作戰中極疲勞，擬北進與我匯合。

　　㈡我現取道金川、甘、丹、綏地區準備取康定，策應二、六軍團。康定地區糧食充足、物質較好。據情報你們占汾河東之霍縣、趙城、洪洞一帶，我們認為如有可能，你們仍以移到晉西北，設法過河，仍應回到陜北為好。此時陜北仍應為我們活動地區，孤軍突出，目前實不合宜。

　　朱、陳、徐、張

　　卅一日[38]

　　這個回應非但沒有林育英所期待的“北進”意圖，而且把“相機取康定”變成了明確的要奪“取康定”的決心——而且還聲稱“康定地區糧食充足、物質較好”。這也就是說，張國燾要求紅二、六軍團前來會合的目的，并不是日前他們剛告知“賀任關”的“共同北上”，而是打主意要和紅二、六軍團一起在康定把屁股坐下來!這個意圖，張國燾本人次日在道孚召開的紅四方面軍和川康省活動分子會議上的報告說得更為直白：

　　這一帶地區是農業與畜牧的社會，而畜牧地區也比較固定，在糧食的給養上是無問題的。光就我們已到道孚的隊伍來算，每日有八萬斤糧食就夠了。

　　單拿爐霍每年出產二十五萬石糧食來推算，那么，我們整個部隊在那里住三個月才吃去五萬石糧食，再加上牛羊的出產，那么，糧食是極其充足的了。

　　當然，如果說我們有吃，百姓沒有吃，或者百姓有吃，我們便無吃，那當然是不行的。可是事實并不如此，此地糧食的充足也決不會發生如此這般的事實。

　　……

　　總括說來，就是我們在這里不是過路，而是要鞏固這一地區，作為我們根據地的一部分。[39]

　　這番話大部分內容是信口開河的忽悠，完全無視紅四方面軍西進康北以來所面臨的嚴峻現實：當時的西康地區是指現在的甘孜藏族自治州所屬區域和今西藏自治區昌都地區13個縣——實際有效行政區域僅為金沙江以東地區(即甘孜藏族自治州地域)，[40]人口僅25萬余人[41]。紅四方面軍當時所取得的甘孜、爐霍、瞻化、道孚四縣地處高寒，人口不過10萬，年產青稞僅3500萬斤(人均350斤)，自給尚且不足，一支數萬人的大軍擠進來“與民分食”，情況能有張國燾忽悠的那么美妙么?[42]

　　據民國34年(1945年)9月西康田糧通訊載，西康省(這基中還包括了今涼山彝族自治州和雅安地區所屬的天全、蘆山、寶興、雅安、滎經、漢源等6縣)糧食生產狀況為：“康屬總計為43.75萬石，田賦征收3.1萬石，民用為40.65萬石，僅是當地人口之食用，而旅居、戍軍、公務人員及牲畜之食用尚無所出”。[43]

　　林育英于4月1日回電，理所當然地對張國燾等表示了反對的意見：

　　甲、將二、六軍團引入西康的計劃，堅決不能同意。

　　乙、二、六軍團在云、貴之間創立根據地是完全正確的。

　　丙、四方面軍既已失去出陜甘機會，應爭取先機南出，勿使敵在打箭爐以南造成困難局面，失去南下機會，務乞考慮。

　　丁、一方面軍已組織中國人民抗日先鋒軍……目前階段在山西造成根據地，正勝利前進。民眾擁護如潮涌，近日擴紅近萬。[44]

　　這個電報是林育英在晉西會議后隨張聞天、周恩來、博古返回瓦窯堡的途中發出的。

　　甭怪怪林育英有脾氣，對張國燾“前腿邁出后腿哆嗦”的脾性，連徐向前也有了脾氣。

　　“張主席”偷天換日不斷蠶食靈關會議上紅四方面軍領導層達成的“會師北上”的共識，不可能不在已經痛定思痛的紅四方面軍領導人中生出反感來。如果說他們對張國燾以認同“北上”為前提來偷換的“西北”還沒有生出太多敏感的話，那么繼續再糾結于“擴大南下勝利”或相類似的作為，他們照樣也會“忍無可忍”。

　　畢竟天天都要面對的“吃飯”問題實在是太突出，也太現實了!

　　4月中下旬，紅二、六軍團抵近金沙江畔前后，賀龍、任弼時、關向應曾迭電朱德、張國燾，請求紅四方面軍派部隊前來接應。而這個時候紅軍總部已令紅四軍十一師[45]、獨立師和紅三十二軍從道孚南下雅江。19日，紅三十二軍扎筏強渡雅礱江，當夜占領雅江縣城(現名河口，當時的縣治，與今縣治所在地本達宗隔江相望)。紅四軍十一師、獨立師隨后趕到，一夜之間造出了三條木船渡過雅礱江。隨即派出一部翻越高爾寺山向東俄洛偵察，并消滅駐康定的國民黨中央軍第五十三師李韞珩部派出的別動隊百余人。[46]

　　4月27日，奉紅軍總部令，紅三十二軍從雅江西出理化(今理塘)、南下稻城。紅四軍十一師、獨立師則留守雅江一線，準備阻擊國民黨中央軍第五十三部李韞珩的西進。迄至5月6日朱德、張國燾、徐向前等經紅四軍政治委員王建安轉令紅三十二軍“勿再前進，速籌糧歡迎”[47]止，紅三十二軍連續翻越了剪子灣山(海拔4455米)、依比嘎(海拔4722米)、喜麥拉卡(海拔4585米)等3座雪山，多次擊破當地土司、頭人的武裝攔截，已進至理塘的木拉-甲洼一線。

　　這段時間，已率紅軍總部進至甘孜的張國燾仍然放不下“消滅李抱冰部”的糾結，再次以“接應二、六軍”為由，于4月20日10時以“朱張”名義致電尚在道孚一線的徐向前、王樹聲：“會合二、六軍為目前主要任務。必須確阻止敵人的截斷，相機消滅雅江李敵，并伸到鄉城以及金沙江邊去迎接二、六軍”，“我們主張樹聲先率九十三師兩團經扎壩去雅，向前續帶九十三師一團跟進，該方由向統一指揮”，“必要時可將九十一師全部亦開雅江”，“我們應以足夠兵力扼住雅江要點，確實保障瞻、理、鄉交通”。[48]

　　張國燾的意思是“南出西會”：南出康南，向西會合紅二、六軍團。

　　果如此，“靈關共識”又有可能生出諸多變故來，而且“吃飯”問題會更加突出。

　　深知張國燾為人的徐向前這回真的有些“忍無可忍”了：康南的情況還不如康北，雪山縱橫，道路崎嶇，江河險惡，人煙稀少，敵我雙方都擺不了大部隊，張賢約、胡奇才率幾千人的紅十一師南下雅江還得從扎壩饋糧，能夠把李韞珩擋在高爾寺山以東就不錯了，現在還要調那么多部隊南下雅江，餓著肚子還要再打“相機消滅”人家的主意，這是要死還是要活呀?

　　21日，徐向前以空前不客氣的口吻給朱德、張國燾回了一電：

　　燾、朱：

　　(甲)我軍是否想在雅江附近與敵決勝負?

　　(乙)大小金川反動大活動，若以五軍兩團鞏固綏、崇，兵力太不足，不然只有與反動補充槍。

　　(丙)與二、六軍會合后主要目的是北上，大軍往返減員必大，且天候亦不允許，我們遲遲而行。

　　(丁)與二、六軍會合，一面要我們配合，一面仍須他們巧于運動，并不在我們要出很大兵力怎樣與敵打，因敵人亦無法用大兵。

　　向前[49]

　　徐向前的這個電報除了口吻“空前”外，道理也講得空前的理直氣壯：一、明確重申“與二、六軍會合后主要目的是北上”;二、明確道出不能再在南北之間搞“大軍往返”;三、明確以反問的口吻告訴“張主席”，甭再打“相機消滅李抱冰奪取康定”的主意了。

　　徐向前的這些道理句句都講得很在理：接應紅二、六軍團的確不需要太多兵力。這一來是這邊廂沒有敵人正規軍;二來是糧食這個瓶頸制約了派出兵力的規模，“大軍往返減員必大”絕不是危言聳聽;三來這個時候實在沒有必要跟李抱冰死磕，維持現在這個“誰也吃不了誰”的局面對紅軍實現會師準備北上的工作并無不利。

　　23日，朱德、張國燾得到了紅二、六軍團已占領鶴慶的信息，也松了一口氣：“目前主要是會合二、六軍與準備北上，必要時才取夾擊李敵，南出西會之一著”[50];27日，得悉紅二、六軍團已在渡江，朱德、張國燾再電徐向前作了一番安撫：“二、六軍今明可全渡江，會合已無大障礙，全軍雀躍。九十三師亦可暫停扎壩;十一師住雅州;三十二軍到雅、稻道上去迎接”，“此后重心為北進及對康定和懋、丹兩方。兄可不去雅。擬約昌浩“五一”后來爐霍。請兄亦于‘五一’前后來爐共商大什。”[51]

　　自靈關會議達成初步共識后，經過兩個多月的磨嘰，“北上”終于被辦成了定局!

　　20世紀60年代，陳昌浩談到過這段時間他們為把“北上”辦成定局的努力：

　　……中央已到達陜北，對中國革命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給大家打了一支清醒針。當然張國燾是不會變的，我自己的腦子也開始清醒了一些，證明我們過去的估計是錯了，這時是36年春天。以后聽說二方面軍快來了，又做了迎接二方面軍的準備。中央的到達陜北和二方面軍的到來，對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也起了很大的影響作用。從這時起我們的思想就發生了變動，想到我們過去反黨反中央是大錯特錯，那時與張國燾在思想上開始有距離。這時張國燾路線已開始動搖，我們想去與中央會合的思想逐漸增多了，象不孝的兒子回心轉意后想回到父母的懷抱一樣。向前和軍的干部的思想也是這樣。以后在那里也呆不下去了，心向著陜北。……實際上北上的意見以前已經占優勢，四、五、六月份就已經開始準備，三次過草地的準備是很充分的。[52]

　　“北上”成了定局，首先還是緣自紅四方面軍領導人痛定思痛后的覺醒!

紅二、四方面軍會師北進示意圖

注釋

　　[1]《朱德關于與紅一、三軍密切聯系互通情報致毛澤東等并轉林育英電(1935年12月30日20時)》，《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47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毛澤東關于目前的形勢致朱德電(1936年1月1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48～第849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3]《張聞天關于別立“中央”妨礙統一望自動取消致張國燾電(1935年1月13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50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4]《張國燾以“第二中央”名義致國際代表林育英電(1936年1月16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311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該電原文日期為1936年1月6日，被書書編者判讀為1月16日，但未說明理由，筆者只好存疑待考。

　　[5]《張聞天年譜·上卷(1900～1941)》第293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6]《林育英關于國際委派解決紅一、四方面軍關系問題致張國燾電(1935年1月16日9時)》，《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51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7]《張國燾堅持要中共中央取消中央名義致林育英電(1935年1月20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52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8]毛澤東沒有出席這次常委擴大會議，估計是在全力籌劃東征部署或者已在去延長紅一方面軍司令部的路上——幾天后張聞天也出發去了延長，于2月初與毛澤東、彭德懷等會合。

　　[9]《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張國燾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決定(1936年1月22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53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張聞天年譜•上卷(1900～1941)》第294～295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10]《張聞天選集㈡》第69頁，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

　　[11]《為謀黨內統一復朱德電(1936年1月24日)》，《張聞天選集㈡》第69頁，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

　　[12]《林育英關于共產國際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路線致張國燾、朱德電(1936年1月24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5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3]《張國燾關于原則上同意中央政治決議，主張以國際代表團暫代中央致林育英、張聞天電(1936年1月27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56～第857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4]《張國燾對中央十二月二十五日決議的補充與修改致林育英、張聞天電(1936年1月27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330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5]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319～第320頁，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16]張國燾：《關于民族革命的高潮與黨的策略路線的報告》，《張國燾問題研究資料》第479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11月第1版。

　　[17]張國燾：《關于民族革命的高潮與黨的策略路線的報告》，《張國燾問題研究資料》第513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11月第1版。

　　[18]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320頁，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19]《康道爐戰役計劃(1936年2月上旬)》，《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24～第825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0]《紅軍長征在四川》(四川省黨史工作委員會)第257頁，(四川省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21]《林育英、張聞天關于國際指示要點、戰略方針等問題致朱德、張國燾電(1936年2月14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62～第863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2]傅鐘：《黨中央的召喚》，《中共黨史資料第42輯》第23～第24頁。

　　[23]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321頁，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24]靈關會議結束后的1936年2月17日，朱德、張國燾致賀龍、任弼時、關向應電對紅二、六軍團的指示是：“你們可取獨立行動，暫不易渡河，即黔滇川湘鄂廣大地作運動戰，爭取你們的新根據地。”(《朱張致賀任關電(1936年2月17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㈣》第245頁，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25]傅鐘：《黨中央的召喚》，《中共黨史資料第42輯》第24～第25頁。

　　[26]登寶：即“龍燈壩”之藏語音譯，意為“預言”，今屬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縣龍燈鄉。

　　[27]《陳昌浩、徐向前關于部隊轉移等問題致董振堂、黃超電(1936年2月18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377～第378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8]《劉伯承與紅四方面軍戰史編委會同志的談話(從張國燾看紅四方面軍歷史上的一些問題)(1961年1月26日)》，原件存中央檔案館。

　　[29]《陳昌浩、徐向前關于部隊轉移等問題致董振堂、黃超電(1936年2月18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377～第378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30]當時從丹巴到道孚除了翻黨嶺這條路線外，另一條路線是經牦牛、小奎擁再沿疙瘩梁子山麓出八美去道孚。

　　[31]《陳昌浩、徐向前關于取道孚和堅守銅爐房陣地致董振堂等電(1936年2月23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380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32]《陳昌浩、徐向前關于三十二軍繼續向康定佯動致羅炳輝等電(1936年3月1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385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33]《康道爐戰役補充計劃(1936年3月)》，《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30～第833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34]《張國燾“第二中央”關于中國蘇維埃運動發展的前途和目前緊急任務決議大綱(1936年5月21日印)》，《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521～第52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35]《張國燾第二“中央”對于目前紅四方面軍行動任務的指示(1936年4月1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34～第836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36]《林育英關于當前形勢致朱德、張國燾電(節錄)(1936年3月26日)》，《粉碎張國燾分裂活動勝利實現紅軍大會師 (資料編輯)(1961年11月18日軍事科學院油印資料)》第18～第19頁。林育英發了此電時正在參加中共中央在山西石樓四江村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史稱“晉西會議”)，所以可以認為這個電報代表了黨中央領導人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