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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樹華趙衛濤：脫離群眾是蘇共亡黨的根本教訓

點擊：作者：張樹華趙衛濤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21-03-21 09: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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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蘇共“20萬人時建國、200萬人時衛國、2000萬人時卻亡國”的歷程可看出，執政后期黨風的持續敗壞，是導致蘇共敗亡的深層原因。

●在空洞乏味的陳詞濫調中，蘇共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被逐漸肢解。

●蘇共特權階層在當時占的比重并不大，但其在瓦解黨群關系方面卻起著難以估量的巨大破壞作用。

蘇聯共產黨，這個曾經在全世界影響最大的共產主義政黨，如今已走進歷史20多年了。作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無產階級政黨，蘇共曾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進程中，注重將群眾路線作為黨一以貫之的根本工作方針。然而，隨著蘇共執政的長期化與執政地位的穩固，黨內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愈演愈烈。在蘇共執政后期尤其是勃列日涅夫時期，蘇共在黨風建設方面所暴露出的問題十分尖銳。

在蘇共解散前，當時的蘇聯科學院曾進行過一次民意調查，在被調查者中，認為蘇共仍然能夠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體人民的占7%，代表全體黨員的占11%，而認為代表黨的官僚、干部和機關工作人員的比例竟高達85%。回顧蘇共“20萬人時建國、200萬人時衛國、2000萬人時卻亡國”的歷程可以看出，蘇共執政后期黨風的持續敗壞與民心的不斷喪失，無疑是導致蘇共最終走向敗亡的一個重要原因。

教訓一：形式主義泛濫

在勃列日涅夫時期，嚴重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形式主義說教已經充塞了蘇共整個的意識形態宣傳領域。蘇共雖然還繼續強調堅持馬克思主義，但黨在指導思想上已經走向高度僵化，萬金油式的套話和千篇一律的官話充斥在黨的各種宣傳話語中。

正如前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利加喬夫所言：“理論脫離實際、言行脫節左右了社會和政治發展的主要趨勢。黨內、社會上普遍養成了說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的風氣。”而《真理報》原總編輯阿法納西耶夫回憶其在蘇共中央文件起草小組的工作經歷時也指出：“上面并不要求有什么獨到的思想，重要的只有一點，就是要善于給那些早已陳舊、無人感興趣的思想換上新形式，找到新的表達方式。”

在這些空洞乏味的陳詞濫調中，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被逐漸肢解，并進而演變為廣大人民群眾對蘇共的厭煩、冷漠乃至陽奉陰違。到上世紀70年代，蘇聯社會所謂的“夜間人”現象幾乎已經普遍存在。這些人以知識分子、大學師生和官員為主體。在白天，他們時刻注意與官方保持一致，高唱贊歌；而到了夜間，他們則進行秘密集會，閱讀地下出版物，交流政治笑話乃至嘲諷和抨擊權貴。在形式主義、教條主義的長期影響下，蘇共在黨與人民之間挖了一道難以跨越的鴻溝。

此外，對領導人盲目的個人崇拜成為該時期形式主義之風的重要表現。在勃列日涅夫執政中后期，個人崇拜現象愈演愈烈并大有超過斯大林時期之勢。例如，原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謝瓦爾德納澤就曾肉麻地把勃列日涅夫吹捧為“真正的列寧式的領導人”，“黨和國家的英明領袖”，“英明的理論家”。在空前高漲的領袖崇拜浪潮中，甚至連勃列日涅夫本人都加入到了自我吹捧式的個人崇拜行列之中。眾所周知，勃列日涅夫在二戰期間及戰后并無任何突出的戰功與政績。在強烈的虛榮心和一些人的阿諛逢迎下，勃列日涅夫不僅一步步“晉升”自己為蘇聯元帥，而且還先后出版了三部回憶錄，每部出版之時，《真理報》等重要媒體都要在重要位置刊發書評，大肆吹捧。

在蘇聯全社會一浪高過一浪的個人崇拜風潮中，最高領導人已經同廣大人民群眾完全隔絕開來，成了僅能供人膜拜的偶像。普通群眾了解黨和領導人的途徑，大多只是來自宣傳機器枯燥乏味的說教以及刻板老套、毫無新意的文本。例如，在1986年的一份官方報告中就披露：在中央聯社、軍事出版社、蘇聯科學院出版社系統中所積壓著的1969—1983年間出版的勃列日涅夫和蘇共其他領導人的著作共221部、321.9萬余冊。其中僅勃列日涅夫的著作就多達166部、277.9萬冊，此外還包括70萬幅勃列日涅夫的標準像。

在勃列日涅夫時期，針對領袖人物的大量虛假空泛的個人崇拜，以及阿諛奉承之風和官話套話，大大助長了黨內形式主義與個人專斷的不正之風，也在不斷加深著人民群眾對領導人和執政黨的不信任感，不斷惡化著黨群關系。

教訓二：官僚主義日益嚴重

在蘇共黨內，官僚主義首先表現為官僚機構及人員的不斷膨脹。應當指出，直到赫魯曉夫執政時期，蘇共黨內雖然也暴露出了一些官僚主義的苗頭，卻遠未達到嚴重泛濫的程度。到了勃列日涅夫時期，從單純追求干部隊伍穩定的角度出發，黨員領導干部職務終身制實際上得到了全面恢復，由此所帶來的黨政機構和人員的不斷膨脹以及領導干部隊伍嚴重的老化現象，使得該時期蘇共黨內的官僚化程度大大加深。

在1976年蘇共二十五大上，連任的中央委員比例高達83.4%。如果去掉已經逝世的，連任比例竟高達90%。而到了1981年蘇共二十六大時，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成員居然完全是上一屆的原班人馬。同時，干部職務終身制的延續必然導致干部隊伍嚴重老化。在1964年勃列日涅夫擔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時，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候補委員、書記處書記和部長會議主席團成員的平均年齡分別為61歲、52.8歲、54.1歲和55.1歲。進入上個世紀80年代后，其平均年齡分別增加到了70.1歲、62.5歲、67歲和68.1歲。

干部體制的老化與僵化，不僅使整個黨員干部隊伍暮氣沉沉，效率低下，而且也在不斷強化著黨內的官僚主義作風，嚴重阻礙甚至是隔斷了黨組織內部成員之間以及黨與人民群眾之間的血肉聯系。

早在蘇聯建立初期，列寧就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如果說有什么東西會把我們毀掉的話，那就是這個（共產黨員成了官僚主義者）。”隨著官僚隊伍的不斷膨脹，部門職責不明，不同部門之間相互推諉扯皮等官僚化傾向與弊端也開始不斷顯現。

上世紀60年代末，為加速科技發展，蘇共中央政治局曾專門召開過一次中央全會并委托一個由數位中央書記組成的專門委員會負責。然而，在該委員會將總結報告上交給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審閱后，此事便再無下文。直到1982年勃列日涅夫逝世后，這份塵封已久的文件才在清理檔案時被偶然發現，而此時的蘇聯科技事業卻早已跟不上全世界日新月異的科技革命浪潮。

正如列寧所言：“我們需要的黨，應該是真正同群眾有經常聯系的黨，善于領導群眾的黨。”然而，蘇共執政后期卻一步步丟棄了群眾路線這一布爾什維克黨的制勝法寶，從而使列寧當初的告誡最終不幸成為了殘酷的現實。

教訓三：享樂主義思想不斷蔓延

列寧時期，時任蘇維埃糧食人民委員的瞿魯巴因饑餓暈倒在人民委員會會議上。為了保證黨員干部尤其是高級別干部的基本生活，列寧建議設立“療養食堂”。從斯大林時期開始，出現過“錢袋制度”，即當時的黨內高級領導干部，除了工資之外，還會同時收到一個裝有特殊津貼的“信封”。但斯大林時期和赫魯曉夫時期，特權現象并不嚴重。勃列日涅夫時期，擴大了干部特權的享有人數，提高了特權標準，“特供商店”大量出現，針對黨員干部的免費食堂、高級別墅和豪華汽車等也大幅推開。此時，特權現象開始在整個干部隊伍中不斷蔓延。

作為蘇共最高領導人，勃列日涅夫的享樂主義思想無疑在蘇共黨內和廣大人民群眾面前樹立了一個極端惡劣的反面典型。眾所周知，勃列日涅夫具有濃厚的“勛章情結”，在喜歡給別人頒發各種勛章或獎章的同時，還熱衷于“自我授勛”。據不完全統計，他一生共獲得過多達數百枚的各類勛章或獎章，以至于在勃列日涅夫死后葬禮的送行隊伍中，僅為他捧勛章或獎章的軍官就有44人之多。在1978年，勃列日涅夫甚至還獲得了代表蘇聯軍隊最高榮譽的“勝利勛章”，從而成為了二戰結束之后獲得該勛章的第一人。除此之外，勃列日涅夫還樂于向別人炫耀其奢華的物質生活。在當選蘇共最高領導人后，勃列日涅夫就曾志得意滿地帶著其從鄉下趕來的母親炫耀其豪華別墅以及其他貴重禮品、豪華轎車等。

除了最高領導人，蘇共黨內的享樂主義思想已經逐步蔓延到了整個特權階層。這一階層的主體力量是那些握有實權的黨政干部，他們位高權重，自成一體。據俄羅斯學者估計，當時這個階層大約有50至70萬人，加上他們的家屬，共有300萬人之多，約占全國總人口的1.5%。

在全社會一片上行下效的風氣之中，特權階層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和資源，大興享樂主義與特權腐敗之風。利加喬夫曾回憶道，當他擔任蘇共中央組織部長后，第二天就配備了“海鷗”牌汽車。而當他提出自己不喜歡乘坐這個型號的車，并且想換一輛低級一點的車時，利加喬夫本人竟因搞“特殊”，“破壞機關風氣，使其他干部為難”的緣故受到了蘇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訓斥。由此可見，在森嚴的等級序列之下，蘇共黨內的特權格局已經逐漸固化并將廣大人民群眾嚴格排除在外。

雖然從總體上看，特權階層在當時的比重并不大，但其在瓦解黨群關系并進而使黨的宗旨和性質發生蛻變方面卻起著難以估量的巨大破壞作用。

教訓四：奢靡之風盛行

在享受勛章或獎章帶來榮譽感的同時，勃列日涅夫也表現出對奢華物質生活的極度追求。除了勛章或獎章，勃列日涅夫還酷愛打獵、住豪華別墅和收藏高級轎車。同時，在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各級官員之間的送禮之風也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據統計，在勃列日涅夫所收受的不計其數的貴重禮物中，僅豪華獵槍就有100多把。而在對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國的一次視察中，該共和國第一書記阿利耶夫竟然送給勃列日涅夫一座純金半身塑像。此后，阿利耶夫很快便被調到首都莫斯科擔任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并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與此同時，勃列日涅夫的不少親屬也紛紛借助其幫助，利用裙帶關系獲取各種高官厚祿，享受各種奢靡生活。例如，勃列日涅夫的女兒加琳娜就在父親的庇護下，私藏各種珠寶首飾，長期過著驕奢淫逸的生活。而她的丈夫丘爾巴諾夫最初僅僅是一名內務部上尉警衛，在成為勃列日涅夫女婿后，迅疾被提升為內務部政治部主任、內務部副部長、第一副部長，同時還擔任蘇共中央候補委員和最高蘇維埃代表，并被授予上將軍銜。

在履職期間，丘爾巴諾夫利用職務之便，以權謀私，大搞貪污腐敗。據有關部門統計，在1976至1982年期間，丘爾巴諾夫僅受賄數額一項就高達656883盧布（約110萬美元），幾乎相當于一個蘇聯工人270年的工資。然而，直到勃列日涅夫逝世近五年后的1987年2月，丘爾巴諾夫最終才因貪污受賄、濫用職權等罪行被逮捕并送交軍事法庭審判。

到了勃列日涅夫執政中后期，隨著石油外匯的銳減以及蘇聯自身經濟的衰退，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不斷下降。而黨內的特權階層卻依舊對此視若無睹，繼續沉浸于奢靡享樂之中，直到最終被人民徹底拋棄。

　　客觀地說，面對蘇共后期的變質，一些蘇聯共產黨員還是有抗爭的。除后期每年有上百萬黨員退黨外，8·19事件也是為避免蘇聯被瓦解進行的一次重要抗爭。“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蘇共后期對馬克思主義、黨的根本宗旨以及群眾路線的全面背離，無疑是蘇共最終走向敗亡的深層次原因。當1991年8月被迫解散之時，蘇共仍擁有近2000萬黨員、2600萬團員和43.3萬個基層黨組織。然而面對自身行將終結的命運，廣大群眾和蘇共黨員或漠然視之，或痛斥黨員干部的腐敗現象，或見風使舵轉投他處，卻始終無一人對此時已經蛻化了的蘇共表示聲援和支持。

（作者：張樹華，中國社會科學院信息情報研究院院長；趙衛濤，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博士研究生。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黨建網”，原刊于《黨建》201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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