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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仲泉：胡繩提出的這三個問題，是研究近代史最后30年很難回避的

點擊：作者：?石仲泉來源：“理論周刊”公眾號發布時間:2021-04-15 10:30:55

1919年至1949年，是中共黨史的前30年。如何寫這30年黨史，在目前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和《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中，有充分論述。這幾本書被人們視為正本。正本當然不是固本，以后會有與時俱進的修改，但應當說其主要內容基本定格。

按照傳統近代史觀寫的中國近代史有好幾個本子，就影響最大的個人署名的本子言，可能就是胡繩著《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一書。這是一本沒標名為“中國近代史”的近代史大作。在1980年代，它幾乎成了高校講中國近代史的通用教材。他提出“新近代史觀”后，很想續寫從五四運動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30年歷史。他作了不少準備，還成立課題組，同其成員進行了上10次談話，講了不少重要觀點。可惜，天不假年，身體不遂人愿，最終只由課題組根據他的談話編寫成《胡繩論“從五四運動到人民共和國成立”》一書，于2001年初出版。這算是胡繩的“遺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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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繩論“從五四運動到人民共和國成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

《胡繩論“從五四運動到人民共和國成立”》一書，雖然是根據胡繩談話寫成的稿子，但沒有寫全從1919年到1949年這30年，只寫到大革命初期的第一次國共合作。按時間來說，只寫到1924年，只是這30年的五分之一。已寫成的五章體現了胡繩的思想，很有學術分量，但還有不少觀點因不在這個時間段未能論及。這不是課題組的問題，而是因為胡繩本人去世，無法再以胡繩名義論述他的觀點了。

我個人認為，胡繩不在了，但他提出的那些觀點還是很有學術價值的。如果有志于研究近代史的學者，對胡繩提出的一些問題感興趣的話，完全可以自主獨立地研究。比如，這樣三個問題，就很值得深入研究。

關于帝國主義和中國工業化

關于帝國主義和中國工業化，是近代史上很重要的一個問題，《胡繩論“從五四運動到人民共和國成立”》一書只講到1920年代的情況，也就是說，只講了近代史的前面部分，沒有作這個問題的完整研究，特別是怎樣科學地正確地認識這個問題沒有來得及進行理論的深入探討和辨析。這個問題對許多青年人影響很大，一個時期還非常走紅，甚至認為“帝國主義的壓迫有利于中國的進步”。

胡繩批駁這種觀點，曾經指出：帝國主義到中國來，雖然沒有滅亡中國，中國還是半獨立，但帝國主義實際上也是中國的統治者。帝國主義到一個落后國家來，總是維護這個國家的落后勢力，不肯輕易地去掉它、改變它，以便利于其侵略和壓迫。同時，它進來了，總要帶來一些新的東西，使舊的狀態發生某種變化，以適應它自己的需要。比如，列強到中國來修鐵路、搞點工業等等，是因為這些有利于它對中國的掠奪和控制。單搞工業，雖然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工業，但不等于是搞資本主義化。胡繩說：“工業化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在不根本妨害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范圍內發展工業，這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發展工業的道路。走這條道路，實際上是不可能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另一條是首先反掉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在這個前提下發展工業，才能真正實現工業化、現代化，或者資本主義化。這就是革命的道路。”所以，“說帝國主義的壓迫有利于中國的進步，沒有那回事。”

關于國民黨的“黃金時代”是否在抗戰前10年

抗戰前10年是“黃金時代”，這是近代史研究中頗有影響的一個觀點。胡繩不贊同這種觀點，指出：“此‘黃金十年’實為無窮陰影所覆蓋。以言統一，此十年間不特國共兩黨內戰不已，國民黨內各派系、各地方實力派互爭雄長，甚且導致大規模內戰。以言經濟，很難說這十年有多大成績。”他根據國民黨方面公布的1937年統計數據說：除絲織品、植物油、火柴、煙草、小麥粉、灰泥土制品及陶制品等外，其他工業產品自給率極低，石油汽油只有 0.2%、鋼鐵 5%、機械23.5%、車輛16.5%；所謂較發達的輕工業，如棉紡織品只有79%、玻璃制品53%、砂糖40.4%、紙類38%、毛及毛織品27.6%、染料7.4%。“至于農村之破產，災荒之頻仍，民有饑色，路有餓殍，流離失所，輾轉溝壑者數以百萬計，游民乞丐充斥城鎮，雖中產階層亦有民不聊生之嘆。凡此種種，莫非實況。對外，中國仍處于半殖民地的地位。而沈陽北大營槍聲一響，瞬間東北淪亡，華北告急，將帥束手，閣臣仰屋，益使十年中之后五年黯然失色。”

至于資產階級對這10年的看法，胡繩指出：本來，蔣介石上臺，資本家、中間派大多數是支持的，對他抱有很大希望，以為可以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可是，蔣卻沒有做出什么來。它要“在不觸動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范圍內搞資本主義，十年間經濟雖有所增長，但資本主義并沒有發展起來，沒有為資本主義發展創造條件。這時期，內戰連年，災荒不斷，盜匪橫行，社會秩序極不安定，整個國家處于混亂狀態，資本家極為不滿”。到抗戰時期，本來也可以利用抗戰來為發展資本主義創造一些條件，“可是就在這時候，蔣介石卻公開提出不但要反對共產黨，而且要反對民主主義。這樣他當然不可能去搞資本主義化。”

關于以現代化為線索寫中國近代史

以現代化為線索寫中國近代史，這也是一個時期里一些學者宣稱要“重構”中國近代史的一種觀點。胡繩多次表示，他不反對以現代化為主題寫中國近代史，并且認為這是可行的、很有意義的。他也期盼這樣的著作早日問世。但是，他認為這個問題不是輕而易舉就能“重構”的，要想“重構”，首先要正確認識現代化與民族獨立的關系。

在中國，現代化必須和民族獨立問題連在一起，中國現代化不能離開獨立。胡繩說：這是個世界性問題，一個國家不獨立，能否實現現代化？這是不少年輕人提出的問題，并舉印度為例進行論證。胡繩回答道：殖民地也可以某種程度的現代化。印度是殖民地時，甚至有相當程度的現代化。但是，“一個總括的事實是，所有的殖民地在它的宗主國統治下面，宗主國總要想法在那里搞點現代化，這個現代化總是不徹底的。可以搞些工廠，發展經濟，但一定是這樣：許多前資本主義的東西保留著。所以那種現代化是極不平衡的。”至于中國，帝國主義進來了，總要你有某種程度的現代化，否則它的槍炮、火車、輪船誰買？所以它要推動政府有某種程度的現代化。“這個程度就是維持中國封建的落后的統治，在這個前提之下，搞點現代化，希望這個政府還能夠生存，而且能夠統治全國人民，并從全國人民中間收集財富，用來向外國買東西。至少它應該完成這個任務。帝國主義是只限于這個范圍內要你現代化。”因此，在中國，“要真正現代化，順利發展，首先必須解決民族獨立問題，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去發展現代化。”

胡繩還說：近代中國以來，應當承認，洋務派是第一代講現代化的人，不過它講現代化只是在帝國主義要求的范圍內進行。第二代是康、梁維新運動，實際上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派，從第一代分化出來的，提出獨立問題了，提出反對帝國主義壓迫的政治問題了，第一代根本不講這些，只講洋槍洋炮之類。從第二代里又分化出第三代資產階級革命派，就是孫中山這一派，要革命反帝了。第三代里又分化出第四代，就是無產階級革命派，要搞社會主義的現代化。“所謂一代比一代前進，至少有一個標志就是民族獨立問題，在獨立的前提下來發展現代化。”

上述三個問題，就“新近代史觀”言，這是研究近代史最后30年很難回避的問題。胡繩提出了上述一些很富有啟發的重要新觀點，可供有興趣研究者參考。但我以為，研究黨史的思維方法和視野與長期從事近代史研究的學者相比，還是有所不同的。上述三個問題，一般來說，研究近代史的學者比我們研究黨史的學者更有優勢，研究資源更豐富，因而做好它獲得大家認可的成果的幾率更大。

（作者系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來源：昆侖策網，轉編自“理論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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