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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寶林：簡論中國托派

點擊：作者：唐寶林來源：《中共黨史研究》發布時間:2021-04-17 10:5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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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陳獨秀、托洛茨基】

【編者按】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陳獨秀為什么后來被開除黨籍？“中國托派”究竟是怎么回事？這是在黨史學習中回避不了的問題。本文原刊于《中共黨史研究》1989年第1期，為配合黨史學習教育，現予重新編發，以供研究參考。

對于中國托派問題，過去史學界研究得較少。其實，中國托派在近代歷史上留下了深深足跡。深入研究中國托派，對中國托派作出正確評價，是黨史、革命史研究工作者的一個重要任務。

中國共產黨的反對派

中國托派是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及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大分裂的產物。他們以所謂“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托洛茨基主義”自詡，完全不顧中國的實際情況，把一些馬克思主義的原理變成僵死的教條抱住不放，推行一條戰略上極左、策略上極右的路線，結果到處碰壁，從失敗走向失敗。

中國托派最先醞釀于莫斯科的中國留學生中間。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期間，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曾派大批黨員和團員到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和中山大學學習。大革命失敗時，國民黨派遣的學生紛紛回國，共產黨派遣的學生留下來，參加了當時蘇共黨內托洛茨基與斯大林兩派之間正在進行的大辯論。

這場辯論發生于1923年列寧病重和逝世前后，開始是辯論如何實現黨內民主、克服官僚主義和干部腐化現象，及一國能不能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問題。到1926年，國際共運問題逐漸成為大辯論的重要內容；共產國際指導中國大革命的路線，更成為爭論的焦點。托洛茨基竭力反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國共合作路線。他認為帝國主義時代資產階級沒有革命性，只有反動性，而且“越到東方越反動”。因此，他反對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建立聯合戰線。他抨擊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路線，是讓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投降的“孟什維克機會主義路線”，為此他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會議上多次提出共產黨退出國民黨的主張。尤其是在四一二政變以后，他認為中國形勢與俄國1917年二月革命后的形勢一樣，共產黨應該退出武漢政府，建立蘇維埃政權，提出“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口號，使兩個政權并存的局面過渡到一個政權，完成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托洛茨基的這些主張在蘇共中央和共產國際執委會會議上，都遭到否決【1】。

1927年7月，中國大革命失敗。托洛茨基立即抓住時機向斯大林發起猛攻，認為這是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在中國推行錯誤路線的結果。斯大林則進行辯解，認為中國革命的失敗是由于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違背共產國際的路線，執行了一條“右傾投降主義的路線”。

所有這些爭論，在社會上，尤其在蘇共黨內發生了廣泛的影響。黨員也分成兩派，分別追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從中央到基層，在各種大大小小的集會上激烈地進行爭論。屬于托洛茨基一派的，就被稱為“托洛茨基反對派”，即托派。中國留學生也分成兩派。相當一部分學生，從中國革命的失敗中感到困惑和激憤，紛紛轉向托派，對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失敗產生強烈的不滿情緒。

192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節10周年紀念日時，斗爭發展到白熱化程度。參加紅場上游行隊伍的中國留學生梁干喬、區芳、陳亦謀、陸一淵、史唐等路過主席臺時，與蘇聯托派一起，突然打出“執行列寧遺囑”、“罷免斯大林”、“擁護托洛茨基”的旗子，兩派當場發生毆斗，釀成重大事件。

蘇共中央及中央監察委員會隨即舉行聯席會議，作出開除托洛茨基黨籍的決定。12月舉行的蘇共十五大，批準了這個決定，又開除75名托派骨干分子，同時在全國開展肅托運動。蘇聯托派的活動轉入地下，參加紅場事件的中國留學生中的托派分子被遣送回國。

這些人出國前多是共產黨員或共青團員，回國時，中國共產黨正處于各地武裝起義失敗后的混亂狀態，因此他們多數又得以再次混進黨內。如梁干喬到廣東海陸豐在彭湃領導下搞過一段農民運動，區芳到香港太沽船廠搞工人運動，宋逢春到北方區委做宣傳干事等。暗地里，他們則互相聯絡，籌組中國托派組織。經過約一年的醞釀和籌備，他們于1928年12月，在上海陸一淵家中召開了所謂第一次代表大會，建立了中國第一個托派小組織，自稱“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選舉了中央機構“全國總干事會”，史唐任干事長。他們還在武漢、香港、廣州、北京、哈爾濱等地建立了支部。

組織成立后，他們的主要活動是傳播托洛茨基有關中國革命的論述。為此，1929年4月，他們仿效托洛茨基在俄國十月革命前辦的地下刊物《我們的話》，創辦了一個同名刊物（油印），連篇累牘地把托洛茨基論述中國問題的文章、文件和講話，翻譯介紹到中國來，造成了中共黨內一次大分裂，產生了“托陳取消派”。

陳獨秀、彭述之、鄭超麟、何資深等一批大革命時期擔任中央及地方上重要領導職務的干部，接觸到托派文件后，完全同意托洛茨基關于中國大革命失敗根源和責任問題的論述。陳獨秀在大革命期間就曾與托洛茨基不謀而合地多次向共產國際提出“共產黨退出國民黨”的主張。但是光憑這一點，并不能使他們完全倒向托派。他們轉向托派的關鍵，是接受了托洛茨基為中國革命指出的道路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大分裂的背景。

1928年7月，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大會主要議程是討論通過斯大林和布哈林起草的共產國際綱領草案。大會前夕，已經被放逐到蘇聯東南邊疆阿拉木圖的托洛茨基寫了一篇長文，猛烈批判國際綱領草案，全面攻擊了共產國際在指導各國革命中推行的路線，其中第三部分就是《中國革命的總結和前瞻》。他要求這篇文章在國際六大上散發，讓各國代表公開討論。共產國際只翻譯了一、三兩部分，發給少數幾個黨的代表團閱讀，并規定了嚴格的紀律：閱后收回，不準帶回國。不料托洛茨基的文章在相當一部分代表團中引起強烈反響。他們不顧禁令，把文章帶回國去，也成立反對派，于是形成繼第二國際分裂之后又一次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分裂。

1928年10月4日，托洛茨基又寫了《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后的中國問題》。此文和上述《中國革命的總結和前瞻》，被中國托派視為托洛茨基論中國革命的兩個綱領性文件，它與中共六大制訂的綱領路線針鋒相對，為中國托派規定了系統的理論、綱領、路線和策略。

托洛茨基為中國革命指出的道路是：中國的民主革命已經完結，接著應進行十月革命式的社會主義革命，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在革命沒有到來前的“過渡時期”，共產黨只能進行議會斗爭，即為召開“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無記名選舉的國民會議”而奮斗。經過長期合法、非法、不流血（非戰爭）的斗爭，積聚力量，創造時機，最后一舉發動城市暴動，奪取政權。為此，托洛茨基和中國托派竭力攻擊中國共產黨六大規定的中國革命性質仍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工農民主專政”的口號是“反動的”；攻擊共產黨把工作重點轉向農村，開展土地革命和武裝暴動，開辟革命根據地，建立蘇維埃政權的路線，是“盲動主義機會主義路線”。

中國托派這種理論錯誤的根源，是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和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經驗出發，而不是從中國革命的實際出發。正如毛澤東所說：資本主義國家，由于內部沒有封建制度，有的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外部沒有民族壓迫，有的是自己民族壓迫別的民族，所以，“無產階級政黨的任務，在于經過長期的合法斗爭，教育工人，生息力量，準備最后推翻資本主義”。“中國則不同。中國的特點是：不是一個獨立的民主國家，而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國家；在內部沒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壓迫；在外部沒有民族獨立，而受帝國主義壓迫。因此無議會可以利用，無組織工人舉行罷工的合法權利。在這里，共產黨的任務，基本地不是經過長期合法斗爭以進入起義和戰爭，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鄉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2】。

中國托派一直沒有共產黨人這樣的認識，而堅持托洛茨基為他們規定的城市中心、議會斗爭的道路。

陳獨秀等人接受托派主張后，就在黨內進行宗派活動，并在1929年8月5日寫了一封長信，要求黨中央接受托派路線，拋棄六大路線。黨中央理所當然地予以拒絕，并多次警告他們停止宗派活動。他們則自認有國際背景，有恃無恐，堅持錯誤立場，公開向黨中央示威說：“你們說我們是反對派，不錯，我們是反對派；我們的黨此時正需要反對派……堅決的不和你們機會主義、冒險主義、行使威嚇手段的、腐敗官僚的領導機關同流合污。”【3】

黨中央通過作決議、個別談話、開會辯論、多次警告等各種方式，千方百計地教育挽救他們，他們卻毫無認識，拒絕懸崖勒馬。就這樣，陳獨秀等人在1929年11月被中國共產黨開除了。在開除前，他們就曾派陳獨秀和尹寬為代表與歸國留學生的托派小組織談判，要求加入他們的組織，因對方條件太高未遂，于是他們就單獨成立托陳派小組織，取名為“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以示不承認被開除，仍是中共黨內的一個派，并成立了領導機構“常務委員會”，陳獨秀任書記。1930年3月，他們創辦了《無產者》作為機關報。陳獨秀在創刊號及第２期上先后發表了兩篇重要文章：《我們在現階段政治斗爭的策略問題》、《關于所謂“紅軍”問題》。文章從西歐和俄國革命的經驗出發，以教條主義的口吻，攻擊中共領導農民進行游擊戰爭是“背叛”中國工人運動，謾罵紅軍大部分是“土匪與潰兵”，其前途只能象歷史上的任何一次農民起義一樣，“被統治階級擊潰或收買”。

這兩篇文章是托陳取消派（也是整個中國托派）反對我黨農村武裝斗爭路線的代表作。托派的一個基本觀點是：無產階級政黨不能離開城市工人運動這個中心，而到農村去搞農民運動，尤其不能去搞“軍事冒險”。否則，黨就會蛻變成“農民的黨”、“小資產階級的黨”，甚至“土匪黨”【4】。陳獨秀和托派這種觀點的錯誤在于，看不到無產階級先鋒隊共產黨領導的中國農民運動，已與歷史上的農民起義有本質的不同：在馬列主義和無產階級先進思想的教育改造下，廣大貧苦農民將克服自身的弱點，發揮革命主力軍的強大威力，去戰勝任何強大的敵人。無產階級也在革命實踐中不斷改造自己，只要堅持正確的思想路線，“農民意識化”的現象是可以克服的。

在此期間，歸國留蘇學生中的托派分子還成立了另外兩個托派小組織：以王文元為首的“十月社”和以趙濟為首的“戰斗社”。

1931年5月1日至3日，在托洛茨基及托派臨時國際催促下，4個中國托派小組織在上海舉行統一大會，正式成立了中國托派組織，名稱沿用“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綱領”和幾個決議，選舉了9人中央委員會，陳獨秀（總書記）、鄭超麟（宣傳）、陳亦謀（組織）、王文元（機關報主編）、宋逢春（秘書）組成常委會。

4個中國托派小組織統一前，互相之間的派別斗爭十分激烈。除了托洛茨基之外，陳獨秀對中國托派組織統一起了重要的作用。他親自找本派及其他各派的頭頭做工作，在說明中國托派統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時，他特別強調要乘當時中共黨內王明上臺造成的混亂，由托派取而代之，挑起領導中國革命的重擔。為此，他甚至說：“在正式的黨陷于空前混亂停止工作的今天”，我們若還不迅速統一起來，這簡直是“罪惡”【5】。

中國托派組織在抗日民主運動中不斷受到破壞

中國托派統一后，正積極地準備開展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要求召開國民會議斗爭時，原托陳派骨干馬玉夫因未當上中央委員而叛變，向國民黨龍華警備司令部告密，致使剛成立的托派中央被破獲。中央委員及其家屬10數人被捕，5個常委被捕去4個，唯陳獨秀幸免。家屬關押1月后釋放，其他人分別被判處15年、10年、5年及2年半徒刑，托派中央頓時癱瘓。不久，陳獨秀吸收4人組成新的領導班子，8月又被捕去3人。

接著，發生了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日本侵略引起中國抗日民主運動的高漲。蔣介石一度下野，國民黨發生統治危機。陳獨秀以托派名義發表了一系列宣言和文章，熱情支持東北抗日義勇軍、十九路軍的抗日行動和學生的抗日民主運動，猛烈抨擊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破壞上海抗戰、鎮壓學生運動的罪行。除了主編托派中央機關刊物《火花》外，他還最后一次自編《熱潮》周刊，推動民眾運動，企圖大干一番。但由于中央領導機關處于大破壞后的癱瘓狀態，再加上中國托派內部又有一幫人視“反日”、“愛國”、“救國”為“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而加以抵制，因此，眼看著抗日民主運動的興起、高漲和衰退，陳獨秀只得“望洋興嘆”。他曾寫信呼吁與中共中央共同領導民眾運動，也遭到拒絕；他提出與小資產階級的黨派、甚至向左盤旋的自由資產階級黨派“共同行動”，以“首先推翻革命民眾之最兇惡的敵人——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黨政府”【6】的主張，也無人響應，甚至遭到托派內極左派的嚴厲批判。

1932年春，陳獨秀好不容易搭起新的5人常委會，并準備在華北和上海工人中重點開展反日反國民黨活動。但是，當托洛茨基從陳獨秀的來信中得到這個消息，并指示他們如何提出“打倒國民黨，國民會議萬歲”【7】的口號進行斗爭時，他們的新班子卻在10月15日再次被法租界巡捕房和上海市警察局破獲。這次是全體常委（包括陳獨秀）、機關報及聯絡站等被一網打盡。國民黨政府最后以被告“乘日本之侵略，妄詆政府不抵抗，借反日救國名義，欲將建設中華民國之國民黨國民政府推翻”為由，判決陳獨秀等人“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8】，各處有期徒刑8年、5年、3年等。

陳獨秀等被捕后，中國托派又長期處于群龍無首的混亂狀態。上海區委書記會商曾拼湊了一個“臨時委員會”，不到一年倒臺三次。1933年12月才成立起由陳其昌（書記）、蔣振東、趙濟等3人組成的比較穩定的“臨委”。由于陳獨秀主持托派工作期間，他的一些主張一直遭到中國托派內部甚至托派中央內部一些人的反對，臨委的工作重點主要放在組織內部討論上，以求托派內部思想和步伐統一后，再開展政治活動。討論以書面形式進行了一年多，獄中的中國托派分子也參加了【9】。討論集印了三大本，每人都以“真正的托洛茨基主義”自居，罵別人是“機會主義”，誰也說服不了誰。最后，北平來的史朝生、劉家良等幾位青年托派，在托洛茨基委派來華的特派員、美國托派頭子格拉斯的支持下，借充實“臨委”機會，在1935年1月13日召開“上海代表大會”，成立了新的“中央委員會”，開除了陳獨秀、陳其昌和尹寬等人。他們批判陳獨秀提出的托派與“左”傾的小資產階級及自由資產階級黨派“共同行動”、首先推翻蔣介石獨裁統治的主張是“機會主義的路線”。以陳其昌為首的“臨委”曾在1933年發表宣言，要求參加宋慶齡主持的世界反帝大同盟遠東反戰會議，并在福建事變中，派代表與第三黨拉關系。新的中央委員會認為，這些都違背了托洛茨基規定的托派不與資產階級建立任何統一戰線的原則。

上海代表大會還把中國托派的名稱“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準備建立正式的中國托派政黨。但是3個月后，1935年4月，新的托派中央成員又全部被捕入獄，成立中國托派政黨的努力，遂成一枕黃粱。

1935年底，陳其昌與出獄的王文元等人收拾殘局，重新搭起“臨委”班子，并整頓和聯絡起山東、廣西、福建、香港的托派組織。在政治上，他們除了出版《火花》外，還新創刊了《斗爭報》，著重攻擊國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他們發表一系列決議、宣言和文章，對中國共產黨發表的“八一宣言”、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努力，與國民黨進行第二次合作的談判，以及停止武力推翻國民黨政府、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等四項保證等，百般挑剔，竭盡誣蔑；攻擊中國共產黨“以抗日為借口，放棄了土地革命，放棄了階級斗爭的基本路線，總之放棄了共產黨所有的立場，以最可恥的態度屈膝于國民黨蔣介石之前……促進了蔣介石死黨們的法西斯運動”；胡說“‘紅軍’再不是階級斗爭的革命力量，而變成為簡單雇傭軍隊了”。他們自稱是“中國無產階級先鋒隊”，他們的綱領和口號是“站在徹底的階級立場上”，“打倒一切帝國主義！”“打倒一切軍閥！”“打倒降敵害民的國民黨！”“土地歸貧農！”“反對背叛階級的史大林黨（指中共——引者注）！”“召集全權普選的國民會議解決一切國事！”【10】等等。

中國托派推行的這條反動路線，使他們在抗戰中扮演了一個可恥的角色。

抗戰中為侵略者張目

1937年抗戰爆發后，國民黨政府被迫釋放政治犯，中國托派分子也紛紛出獄。這時，陳獨秀的思想有些轉變。鑒于國家和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愛國主義思想促使他明確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支持國民黨政府領導抗日。他又認為托派內部極左思潮及靠一張報紙活動的方式沒有前途。于是，他出獄后與上海托派領導集團分道揚鑣，到武漢活動，企圖以抗日和民主為旗幟，聯絡國共以外的第三種勢力，開創獨立的政治局面。但是，自1927年國民黨南京政府成立后的中國，國共兩黨的斗爭左右了中國的政治，根本沒有中間道路可走。更何況當時正面臨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侵略，抗日救亡的任務壓倒了一切。所以，陳獨秀的計劃很快破產。1942年5月27日，他病逝于四川江津。

彭述之、劉家良、鄭超麟、王文元等人出獄后先后到上海，加強了托派的領導力量。他們在租界中發行刊物，專門從事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活動，阻攔一些進步青年到農村去參加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游擊戰爭。在具體策略上，托派內部很快發生了分裂。

以彭述之、劉家良為代表的一派，遵照托洛茨基的指示，認為中國抗戰是“進步的”，對抗戰采取所謂“保衛主義”的策略，即擁護抗戰，但重點放在準備“推翻國民黨政權”上，用戰爭來引發革命。以鄭超麟、王文元為代表的另一派，完全照搬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策略，即所謂“失敗主義”。他們認為：“中國對日戰爭自始即沒有客觀的進步意義”；“無論在殖民地和非殖民地，愛國主義都是反動的”。因為“所謂‘國民’、‘人民’、‘ＰＥＯＰＬＥ’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各種階級。接著，他們斷言：“殖民地的階級分化和斗爭如此之深刻和激烈，使得殖民地中不能存在一個人群為了共同的民族利益而暫時忘記其階級利益。”因此，他們認為群眾的“愛國主義”只是一種“幻想和成見”，勢必被“反革命所利用”。要打破這種“反動”，“惟有赤裸裸的階級斗爭”！最具有欺騙性的是，他們還用種種漂亮的油彩把這種無比丑惡的理論涂抹起來，蠱惑群眾，宣稱：“我們把堂堂正正的革命的失敗主義大旗樹立起來！……我們第一步應當破壞資產階級政府機構和軍隊系統，即是應當實行失敗主義。‘轉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列寧這個舊口號恰合新中國的需要。”【11】

把極左和極右如此丑惡地結合起來，恐怕在中外機會主義史上也是罕見的。這樣的托派分子，如果當時鉆進抗日陣營，所起的作用只能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別動隊，而決不是他們口口聲聲所說的“革命”。

中國托派的兩派雖然有一些分歧，但在攻擊國共合作、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客觀上起著破壞抗戰、為侵略者張目的作用。

中國托派這種表現，自然受到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嚴正的批判。但是，一方面由于中國托派本身站到了中國人民的對立面，另一方面，當時蘇聯因基洛夫被刺事件引起的肅托運動嚴重擴大化，大搞逼供信，把蘇聯托派和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一大批高級黨政軍領導人說成是與德國法西斯勾結的“間諜”、“殺人犯”等等，進行嚴厲鎮壓，并揭出所謂托洛茨基1935年12月給俄國“平行中心”的信，宣稱托派“絕對不去阻礙日本去侵略中國”【12】；共產國際也為此作出《關于與法西斯主義奸細——托洛茨基分子作斗爭的決議》，并派遣王明、康生回國執行。王明、康生在工作中又夾雜私人恩怨和反對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野心，于是，中國抗戰中反對托派的斗爭出現了復雜的情況。抗戰初期就發生了3起轟動全國的“托派漢奸”案，這就是陳獨秀案、張慕陶案、王公度案。1939年，山東抗日革命根據地也發生了以“肅托”名義冤殺300多名革命干部的“湖西事件”。事實證明，這些案件都是假案、錯案，特別是張慕陶和王公度根本不是托派，更不是漢奸。

1941年7月13日，在彭述之、劉家良等人操縱下，中國托派召開所謂“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第四國際支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發表宣言，在對國民黨、尤其是共產黨進行了一番例行的攻擊后，聲稱中國４年來抗戰的失敗，“其主要原因是中國沒有一個能真正代表中國廣大工農群眾利益的革命政黨……今后只有集中力量創造一個新的無產階級革命黨，才能夠保證抗戰的勝利和工農的解放”。而他們托派“始終堅守無產階級革命的政綱……沒有向資產階級作過任何妥協，沒有在反動的‘階級合作’輿論之下低頭”，因此“只有它最有資格擔當新黨的組織任務”【13】。大會選舉了以彭述之為總書記的新的中央委員會，另一派成員完全被排擠出領導機構和機關報編委會。于是，鄭超麟、王文元等人獨立出版本派機關報《國際主義者》。中國托派從此正式分裂成兩派，彭述之一派自稱“多數派”，另一派被稱為“少數派”。然后他們分別到基層去爭奪群眾，結果各地托派組織也都分裂成兩派，以后再也沒有統一起來。

向敵我矛盾轉化

抗戰結束后，中國走上了兩種命運、兩種前途決戰的階段。中國托派“多數派”以大型刊物《求真》和《青年與婦女》（后改名《新聲》），“少數派”以《新旗》為陣地，對中國各項政治問題發表意見，企圖影響政局的發展。

開始，蔣介石以和平談判為煙幕，挑起內戰，向解放區進攻，解放區軍民被迫進行自衛戰爭時，中國托派兩派都以和平主義的口吻，把國共兩黨一起譴責，說這是“國共之間的私斗”；“不要訴苦，不要控訴哪一方先調兵，先遣將”，以及“何方先進兵，何方先發第一炮”，國共都是把人民“當炮灰”，“使他們重遭戰禍”。內戰全面爆發后，他們對戰爭進行所謂階級分析，又認為是“農民與資產階級的斗爭”。雖然中國共產黨及農民一方是“進步的”，但“不是革命的”。為此，他們宣稱：“我們的工作不在參加進步一邊的內戰，也不是跑‘解放區’，而是留在城市做無產階級革命的準備工作。”并要求人們“寄希望于城市革命而不應寄希望于中共戰勝”【14】。“多數派”的中央委員會還通過《關于內戰的決議》，號召解放區的托派毫不躊躇地參加農民斗爭，借以“揭破中共的錯誤與叛賣”，“推翻中共的領導權”，“刺激城市的工人起來，使工人與農民合起來干涉歷史的行程”。

中國托派這里指的“錯誤與叛賣”，是指歷史上的兩次國共合作，解放戰爭時期中共對城市工商業實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農村土改中保護富農的工商業及在新解放區暫時不進行土改而實行減租減息等一系列政策。他們認為這些政策是搞“階級調和”，“向地主資產階級投降”，“叛賣工農”等等，并且胡說：共產黨這樣領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實際是“在民主革命中替資產階級當苦力”【15】。

1948年春，當全國人民都普遍認識到中共將取代國民黨奪取全國政權時，彭述之和劉家良在中常會開會討論形勢時還斷言：“中共要想奪取政權絕對不可能。”他們的根據是，共產黨“真正的弱點是代表農民和占據農村”；它的武裝力量是建立在“落后的農村經濟基礎之上，但在現代社會經濟的條件下，農村是依附于城市的……所以誰占有重要的城市，誰就是全國的主人”。中共“希圖根據農村來奪取城市，那就命定它不能有任何真正的前途”【16】。

于是，當解放軍取得三大戰役勝利，突破長江天險奪取全國勝利時，他們就大驚失色，匆匆忙忙召開所謂建黨大會。“多數派”成立了“中國革命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社會主義青年團”；“少數派”成立“國際主義工人黨”及其領導下的“馬克思主義青年團”。他們在一些學校和工廠中發展組織，甚至建立武裝，企圖與共產黨爭奪天下。他們宣稱：由于中共保護資本主義工商業和保護富農，在新解放區又以減租減息代替土改，渡江以后的解放戰爭已經“變質”。中共“由領導農民轉變為拋棄農民，轉變為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由“農民黨”變成“資產階級的黨”；“軍隊則由農民軍變成資產階級雇傭軍”。他們宣稱：“現在內戰在中共方面，不再是一個農民運動，而是另一個資產階級集團的戰爭，內戰由一個歷史性的進步戰爭，變成資產階級的爭奪戰。它在客觀上的進步性消失了，成為一個反動的戰爭。由于內戰性質的轉變，我們的態度也轉變，不再保護內戰，應采取失敗主義的態度。不過應該注意在中共方面實行失敗主義，并不是促使國民黨勝利。”【17】當時中國托派兩派加起來，總人數也不超過500人（“多數派”300多人，“少數派”約100人），要想阻止中共的勝利，只能是螳臂擋車，可笑不自量力。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托派仍不死心。上海解放前夕，他們便各自將中央機構撤到香港，在大陸上建立潛伏組織，通過香港總部接受第四國際的指示，專門從事推翻共產黨政權的活動。“少數派”潛伏組織的刊物《新方向》，在“編者語”中明確宣布該刊內容為：“批判以毛澤東思想為代表的各種基本理論”和“國家資本主義之各種政策、制度、運動”等。他們稱共產黨是“國家資產階級”，而他們托派代表“無產階級”，煽動工人群眾進行“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推翻本國的資產階級政權”【18】。

于是，他們就對解放初期共產黨為鞏固新中國而開展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勞動競賽與增產節約、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一系列運動和政策，百般誣蔑、抵制和破壞。他們提出種種不合理的要求，煽動學生罷課、工人罷工。個別人甚至與美蔣特務及土匪勾結，搞武裝暴動等。

這樣，中國托派就由原來反對國民黨統治的極左派小集團，變成了反對共產黨政權的反革命組織；他們與共產黨、與人民的矛盾，也由革命陣營內部的路線分歧，轉化為敵我矛盾。

任何一個階級都要鞏固自己的政權，保衛自己的政權，決不允許顛覆活動的存在。無產階級也是如此。解放以后中國托派的活動完全屬于顛覆活動，超出了一般的民主自由的范圍。這樣的組織，即使在今天，也是要取締的。但是，基于抗戰初期反托斗爭擴大化的教訓，中共中央對解放以后的肅托斗爭，處理得比較慎重。在建國初期的幾大運動中，都未觸動它，但進行了大量細致的調查研究工作，掌握了中國托派在大陸上的全部組織和活動。托派當時對中共掌握政權后未像蘇聯那樣立即大規模鎮壓他們曾感到奇怪。王文元在回憶錄中說：“自從一九四九年五月下旬中共軍進入上海起，一直到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底，足足三年有半。……中共當時似乎還不曾下大決心來消滅我們。有些關系他們明明知道而不動手；對某些同志他們甚至還間接著人予以聯絡。中共此種的內部情形與真實動機，我們始終不曾清楚。”【19】于是，他們完全錯誤地估計形勢，以為中共軟弱可欺，不敢拿他們怎么樣，活動越來越猖獗。

終于，他們的末日來到了。1952年12月22日，中國政府為了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全國統一行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夜之間就取締了大陸上的中國托派組織。

可見，中國托派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說它是“反革命集團”，是指解放以后；解放以前應視為革命陣營內部極左的宗派小集團，雖然它在理論上的錯誤，有時比“反革命”、“漢奸”還嚴重。同時還應指出：人民政府對在取締中國托派組織時逮捕的托派首領和骨干分子，沒有像蘇聯那樣，采取肉體消滅的政策，而是著眼于教育和改造，并對他們獲釋后的工作和生活都作了適當的安排，如鄭超麟、濮清泉、趙濟、蔣振東、喻守一等這些“中央委員”一級的托派分子，都安排在省、市或區一級政協工作。對香港及海外的中國托派分子，雖然他們一直沒有停止過反共和反對新中國的活動，在對他們進行必要斗爭的同時，也并未放棄爭取工作。這是中國共產黨偉大自信的表現。而那些至今仍堅持反動立場的托派，早已成了一具政治僵尸，只能充當反面的歷史見證人，證明中國革命的勝利的確來之不易。

注釋：

【1】參見托洛茨基的《中國革命中的階級關系》、《中國革命與斯大林同志的提綱》等文，載托著《中國革命問題》，春燕出版社1947年版；斯大林的《中國革命問題（聯共中央批準的給宣傳員的提綱）》、《和中山大學學生的談話》等，載《斯大林選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2】《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29頁、530頁，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3】陳獨秀、彭述之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10月26日）。

【4】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5】陳獨秀：《對于統一運動的意見》，《無產者》第11期。

【6】《統治決議案——目前的形勢與我們的任務》，《校內生活》第3期。

【7】托洛茨基：《是行動的戰略，不是揣測——給中國同志的信》，《中國革命問題》第307頁，春燕出版社1947年版。

【8】《江蘇高等法院判決書》，《中央日報》1933年5月24日。

【9】獄中托派通過經常去探監的聯絡員劉靜貞（鄭超麟妻子）建立了與上海臨委的聯系。

【10】政治決議案：《目前局勢與我們的任務》（中國共產主義同盟臨時執行委員會1937年2月21日通過），載《斗爭報》第3卷第2期。

【11】意因：《論中國對日戰爭有無客觀的進步意義》、《在革命的失敗主義大旗之下》，均載《火花》第3卷第5期。意因是鄭超麟的筆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