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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強調：“金融是國家重要的核心競爭力”，是“現代經濟的血液”。這一觀點不僅來源于當代金融系統的特點與規律，更源自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實踐。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金融工作從星星之火發展成燎原之勢，從零散的經濟性行為發展為相對較為系統、宏觀的經濟把控，為中國革命的勝利提供了堅實基礎與重要保障。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金融工作，是中國革命的有機組成部分，是中國共產黨政黨先進性的有力佐證，是實現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的“中國式現代化”目標的經驗淵藪。

鴉片戰爭后，舊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吏治腐敗、軍閥暴斂、農民地租沉重，帝國主義列強與官僚資本、封建勢力相互勾結，利用操控外匯、控制貨幣、調控利率、強行攤派公債等金融手段巧取豪奪，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就充分認識到金融在革命工作中的重要作用，高度重視對金融工作的領導，促成黨金融思想的萌芽。

（一）成立農民協會、金融思想初現

中國共產黨在集中力量領導工人運動的同時，逐步開始發動并領導農民運動，在全國各地建立農民協會，幫助農民開展斗爭、抵制高利盤剝，黨的金融工作就是在農民運動中開始萌芽的。1921年9月，中國共產黨組織領導廣大農民創建第一個新型農民組織浙江蕭山衙前村農民協會，揭開了中國近代農民革命斗爭的序幕。正如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中指出的，“地主權力既倒，農會便成為唯一的權力機關”“一切權力歸農會”。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衙前農民協會迅速開展了一系列經濟斗爭，成立衙前信用合作社，得到廣大農民的積極響應，各地開始迅速成立農民協會。1923年開始，湖南農民運動開始興起，在毛澤東等人的領導下，湖南衡山縣開始有了農會組織的萌芽。1926年12月，湖南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召開，毛澤東參與制定兩項重要決定：一是針對舊政幣值混亂與農民受害情況提出《金融問題決議案》；二是針對農民金融枯竭、高利貸猖獗、農業生產衰落提出《農民銀行問題決議案》。1927年3月，毛澤東、鄧演達、陳克非聯名發表《對農民宣言》，全面闡述了農民的經濟問題，明確提出在農民運動中應實行的金融政策，這些論述明確了農民的金融需求，對農民在經濟斗爭中開展金融工作產生了重要影響。

（二）創建金融機構、擺脫經濟剝削

北洋軍閥和國民政府統治時期，中國農村經濟蕭條凋敝，各地基本都形成了高利貸盤剝網，農民生活苦不堪言。據《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記載，晉西當地錢莊和銀號以60%的年利率貸款給貧苦農民。隨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運動深入開展，農村廣泛建立起農民協會，農民銀行、信用合作社、消費合作社等金融機構紛紛成立，這些金融機構自行發行貨幣，實行低利借貸，幫助農民解決經濟困難，將廣大農民從高利貸等剝削性質的金融關系中解放出來，在服務農民生產生活、建立和鞏固農民政權建設中起到了積極作用。如1925年5月，廣東省農民協會成立，并在《廣東農會章程》中明確提出了“辦理農民銀行”的問題。1926年4月，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第一家農民銀行柴山洲特別區第一農民銀行，旨在“維護無產階級、維持生活、扶持生產”。雖然這些金融機構大多規模較小、存續時間較短，但為建立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金融體系進行了開創性探索，積累了重要經驗。

（三）嘗試發行貨幣、開展金融業務

我們黨成立初期，在領導開展金融工作中，進行了各種有益嘗試，為之后金融事業的發展積累了寶貴經驗。針對貨幣流通紊亂，軍閥、商號等勢力利用權力亂發紙幣的現象，農民協會創立的金融機構開始發行貨幣。如湖南省衡東縣柴山洲村農民銀行自主發行的軟質白竹布制成的全國第一種革命貨幣，雖然流通時間短暫，流通區域有限，但對農民運動中的經濟建設起到了重要作用。針對領導創建的金融機構資金短缺的問題，中國共產黨在金融業務方面進行初步嘗試，如安源路礦工人消費合作社采用面向合作社工人的股份制集資形式，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第一個股份制經濟實體。安源路礦工人消費合作社的創辦和發展，不僅在改善工人經濟生活、團結工人堅持斗爭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也為今后黨領導金融工作積累了寶貴經驗。

大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金融工作在農民運動中孕育產生，在成立農民銀行、工人消費合作社等不同類型金融機構的過程中，黨內關于金融業要為人民服務、為生產服務的思想逐漸形成，在貨幣發行、信貸發放等領域積累了有益經驗。雖然這一時期金融活動規模不大，但為中國共產黨爭取民眾的支持、建立工農政權和籌措革命經費創造了有利條件。

大革命失敗后，國民黨對革命群眾和共產黨進行了殘酷鎮壓，對根據地進行了經濟封鎖，反“圍剿”斗爭成為這一階段的主要內容。經過艱難探索，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逐步走上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隨著革命根據地的發展建立，為打破經濟封鎖、支援革命戰爭、改善人民生活，黨領導的金融工作在逆境中不斷開拓。

（一）毛澤東對中央蘇區經濟工作的清醒認識與準確把握

國民黨的軍事“圍剿”和經濟封鎖給根據地的生產、生活帶來了極大困難，面對經濟問題，毛澤東作了大量有益的深入思考，闡明了黨如何領導開展經濟斗爭、加強經濟建設。一方面，毛澤東強調經濟建設的重要作用，要求發展農業生產以保障紅軍供給。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一文中，毛澤東提出黨要重視經濟問題、解決經濟問題，否則革命將要遇到很大困難。在《必須注意經濟工作》中，毛澤東強調：“只有開展經濟戰線方面的工作，發展紅色區域經濟，才能使革命戰爭得到相當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根據地嘗試建立統一的財政政策以加強財政管理。從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伊始，毛澤東就確立了打仗消滅敵人、打土豪籌款子、做群眾工作三大任務。紅軍籌款取之于敵用之于民，為工農武裝割據奠定了財政和物質基礎。中央工農民主政府成立后，頒布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暫行財政條例》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暫行稅則》，要求各級財政收入統一送交中央財政部，嚴格執行預決算制度，逐步建立獨立自主的財政經濟體系和貨幣金融體系。

（二）革命根據地新型金融機構的相繼建立與實踐探索

鴉片戰爭以來，帝國主義通過銀行對中國進行資本輸出，軍閥、官僚濫發雜鈔對人民進行掠奪，人民生活困頓苦楚。為籌措、收攏資金，保障軍隊供給、支援革命戰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中國共產黨決定徹底摧毀舊的金融機構并廢除高利貸盤剝制度，在根據地重新建立為工農謀利益的新型金融機構。隨著土地革命戰爭的深入發展和革命根據地政權的建立，各種新型金融機構相繼建立。例如，贛西南革命根據地建立了東固平民銀行、東固銀行、江西工農銀行和江西印刷所，閩西革命根據地建立了閩西工農銀行和多個信用合作社，湘鄂西、鄂豫皖、閩浙贛、湘鄂贛、湘贛、川陜、陜甘等多個革命根據地都建立了銀行。據資料顯示，“從1927年到1936年，蘇維埃政權共創立了46家革命根據地金融機構和77個貨幣發行機構。”這些機構雖然規模不大，但對保障革命根據地建設、支持紅軍作戰、發展革命根據地農業和工商業、粉碎國民黨的經濟封鎖發揮了重要作用。

（三）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的正式成立與紅色使命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以下簡稱“國家銀行”）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戰爭時期創辦的首家國家銀行，是中國共產黨建立全國性農民主權國家銀行的偉大嘗試，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金融事業的發展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1932年2月1日，國家銀行在江西瑞金成立，毛澤民擔任首任行長。同年7月，毛澤民制定了國家銀行發展的綱領文件《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暫行章程》，對國家銀行的性質、宗旨、隸屬范圍、業務范圍、收益分配等方面作了明確規定，在履行貨幣發行和流通管理職能的同時，國家銀行還代行現代商業銀行之責，開展存款貸款、公債發行、代理國庫、儲蓄等業務，為保障軍需供給、促進生產發展、服務人民群眾、支持中央政權作出了重要貢獻。1934年10月，紅軍開始長征，國家銀行跟隨紅軍進行戰略轉移，用“扁擔”和“馬背”擔負起紅色金融的重任，在艱苦卓絕的殘酷環境下完成了四次蘇維埃貨幣的發行與兌付，維護了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到達陜北后，經過幾次合并與更名，國家銀行改名為陜甘寧邊區銀行，“國家銀行”名稱正式結束使用，至此開啟了中國共產黨領導金融工作新的斗爭歷程。

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創建了國家銀行等金融機構，支持了中央政權、保障了軍需供給、服務了群眾生活，是名副其實的“戰火中的銀行”。在初創期，雖然中國共產黨缺乏相關工業經驗，在發展過程中有些失誤，但它是服務廣大人民群眾和戰爭全局的，各項財政、貨幣政策的落腳點都是為了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同時，中國共產黨堅持將馬克思主義貨幣理論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重視生產發展在經濟中的支撐作用，為中國共產黨領導金融工作積累了寶貴經驗。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中國進入了全面抗戰時期，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華兒女萬眾一心、共赴國難，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取得了抗戰的勝利。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金融工作也從陜甘寧邊區擴大到華北、華中等廣大地區，形成了相對成熟的金融工作指導思想，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

（一）組建銀行筑成金融堡壘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和根據地得到了空前發展，金融工作作為軍事斗爭的補充，在敵后戰場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銀行作為邊區政府的重要組成部分，承擔著發行貨幣、支持生產、支援抗戰的使命。1937年9月，陜甘寧邊區政府成立，同年10月，國家銀行西北分行更名為陜甘寧邊區銀行。受戰爭影響，邊區銀行的中心任務隨著革命形勢的變化不斷轉變。抗戰初期，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的基本方針是“修養民力，爭取外援”，邊區銀行的主要工作是吸收存款，配合中央轉撥軍餉，發行輔幣等。皖南事變后，為鞏固根據地建設、解決財政困難、支持前線抗戰，各根據地開始“實行統一的累進稅制，設立銀行”，開辟了新的金融斗爭戰線。在這一政策的影響下，江淮銀行、淮南銀行、淮北銀行、豫鄂邊區銀行等金融機構先后建立，邊區銀行通過發行貨幣、調劑金融、投資生產等業務推動了根據地經濟發展，保障了軍需民用，供養壯大軍隊，粉碎了日軍“以戰養戰”的圖謀，筑成了抗戰的金融堡壘。

（二）開展貨幣斗爭、抵制金融侵略

貨幣斗爭是沒有硝煙的戰爭，是政治、軍事、經濟博弈的縮影，根據地經濟的發展必須建立獨立自主的金融貨幣體系，擺脫對法幣的依賴，清除各類偽幣。第一，領導發行貨幣，爭取貨幣發行權。“七七事變”后，國民政府的主要銀行攜帶資金向內陸遷移，日偽銀行發行的各種雜鈔、偽幣充斥著市場。面對異常混亂的貨幣流通市場，爭奪貨幣發行權成為當時金融工作的首要任務。根據《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中國共產黨領導各根據地銀行開始發行貨幣。例如，1938年晉察冀邊區銀行發行的邊幣，1939年冀南銀行發行的冀南銀行幣，1940年發行西北農民銀行鈔票，等等。根據現有資料統計，“當時發行的貨幣約有45種名稱、25種面額，版別多達636種”。第二，同敵偽貨幣博弈，采取堅決對抗的策略。以晉冀魯豫邊區為例，一是采取行政驅逐手段，堅決禁止“聯銀券”在根據地內流通，“凡持有或允許‘聯銀券’流通者一律按漢奸罪論處，予以嚴懲”。二是除行政禁止外，實行匯價、出口貿易、市場管理等經濟手段，將偽幣視為“外匯”，到敵占區購買物資，使偽“銀聯券”為己服務。第三，基于統一戰線原則，同法幣博弈，采取既聯合又對抗的斗爭策略。與打擊敵偽貨幣的斗爭不同，我們黨針對法幣的斗爭策略經歷了一個不斷摸索、有效應對的復雜過程。所謂聯合，就是在一定條件下允許法幣在根據地流通，所謂斗爭，就是在必要條件下，限制或禁止法幣在根據地流通。經過長期斗爭，中國共產黨逐步樹立起邊幣和抗幣在根據地的本幣地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貨幣發行體系初見雛形。

（三）以人民為中心支持生產發展

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社會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是社會變革的決定性力量。抗日戰爭時期，各根據地應對金融困境的關鍵在于始終圍繞群眾需求開展金融工作，兩者相互促進支持了根據地的金融工作。中國共產黨在根據地實行減租減息、打擊高利貸的基本政策，并向農民發放低息農業貸款。特別是皖南事變后，國民黨斷絕財政撥款和經濟援助，根據地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貫徹中央“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財政總政策，增發貸款，支持生產，幫助解決軍民生產生活，度過了抗戰中最艱苦的歲月。根據群眾需求，銀行貸款主要是投向農業和工商業，農業貸款居于生產貸款首位。據不完全統計，1939至1945年，濟南銀行、北海銀行發行農業貸款占貸款總額的38.09%和62.5%。1943年，山東根據地發行農業貸款2512.03萬元，占當年貸款總額的52.9%。這對發展根據地農業生產、穩定物價、保障軍民需要、支持抗戰都起到了積極作用，中國共產黨金融工作始終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也獲得了廣大群眾的認可和擁護。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斗爭經驗走向全面成熟，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金融工作規律的認識逐步加深，將貨幣政策視為“對敵戰爭的重要武器”，強調“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總方針。這些舉措保證了經濟發展，抵御了日寇的經濟掠奪和國民黨的經濟控制，建立了新民主主義的金融貨幣體系，為新中國金融事業的發展孕育了雛形。

1946年6月，國民政府公然撕毀“雙十協定”，悍然發動全面內戰，圍攻中原解放區。在中共中央堅強領導下，解放區軍民沉著應戰，經過三年英勇奮戰，徹底粉碎了國民黨的軍事進攻。隨著解放戰爭勝利進程的推進，解放區不斷鞏固擴大，北平解放前夕，中國人民銀行成立并發行人民幣，解放區貨幣基本得到統一，各解放區的金融機構也納入人民銀行體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金融事業逐漸由分散走向統一。

（一）肅清偽幣、法幣以統一本幣陣地

貨幣斗爭是經濟斗爭的最高表現形式，需要其他形式的經濟斗爭作為堅強后盾，國共雙方在戰場交戰，貨幣領域的斗爭也趨于白熱化。抗日戰爭勝利后，各解放區的金融秩序十分混亂，偽幣、法幣在市面上大量流通，根據地銀行發行的貨幣卻無法使用，因此，肅清偽滿幣、驅逐法幣、推廣抗鈔成為各解放區的主要工作。根據貨幣流通的不同情況，解放區政府將貨幣流通區域分為三類，一是在老解放區，以解放區銀行發行貨幣作為本位幣流通的市場；二是在新解放區，以解放區銀行發行的貨幣和偽幣進行混合流通的市場；三是在“收復”的城市，以偽幣和法幣流通的市場。在后兩類地區，解放區政府發行的貨幣與偽幣、法幣的斗爭十分激烈，中國共產黨制定對應的貨幣斗爭政策，一方面，嚴禁偽幣使用，將收繳而來的偽幣回流到非解放區購買物資。同時，對于法幣采取排擠政策，不斷擴大解放區發行貨幣的流通范圍。另一方面，在新開辟的解放區，中國共產黨采取“爭取抗鈔與市場主要物資結合，獲得主要物資支持”的政策，先用解放區政府發行的貨幣占領市場，再擠占法幣市場，最終肅清法幣，使解放區銀行發行的貨幣成為唯一貨幣。

（二）整合銀行體系

隨著解放戰爭進程的推進，解放區不斷擴大并逐漸連成一片，解放區的工作也從零星分散走向集中統一，中央開始著手建立中國人民銀行。1947年5月，華北財經辦事處成立，重要任務之一就是籌建全國性銀行。同年10月，華北財經辦事處成立中國人民銀行籌備處，開始進行各項準備工作。1948年11月，東北全境解放，淮海戰役勝利，平津解放在即，為適應政治、經濟、軍事形勢的發展，11月18日華北人民政府第三次政務會議決定成立中國人民銀行。11月22日，華北銀行、北海銀行、西北農民銀行合并成立中國人民銀行。1948年12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正式成立，其他解放區的銀行都先后改組成為中國人民銀行所屬機構。新中國成立后，中國人民銀行被納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序列，承擔發行國家貨幣、管理國家金庫、穩定金融市場、支持國民經濟發展和國家建設等方面的重任。至此，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金融工作由分散走向統一，黨領導的集中、統一的金融體系就此建立。

（三）統一貨幣發行體系

解放戰爭初期，各解放區都建立了銀行并發行種類繁多的貨幣，隨著解放區分割的狀態逐漸被打破，原來分散經營的財經管理體制已經不能適應新的發展形勢，統一貨幣的工作便被提上日程。1948年4月，華北金融貿易工作會議召開，形成了《統一新中國貨幣問題》的決定，制定了貨幣統一方案，方案強調“總的原則是先統一本區之貨幣，然后由北而南，先是東北和華北，其次是西北和中原，然后是華西和華南，最后以中國人民銀行之本位貨幣之發行實行全國之大統一”。隨著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相繼展開，解放區之間經濟分割的狀況已經嚴重影響物資調配和軍隊供應，為保障戰爭最終勝利，統一貨幣迫在眉睫。1948年12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成立并發行第一套人民幣，為建立全國統一的人民幣市場奠定了基礎。伴隨解放戰爭的勝利，人民幣逐漸成為全國統一的貨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貨幣發行體系就此建立。

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金融工作實現了從局部地區到全國范圍的快速增長，解放區經濟的工作重點由鄉村逐漸轉移到城市，通過服務農業、生活生產，保障了戰爭的物資供應。為適應戰爭需求，解放區采取了有效的貨幣斗爭策略，在廢除偽幣的同時驅逐了法幣，使解放區銀行發行的貨幣占據主導地位。同時，中國共產黨根據革命形勢變化，及時整合銀行體系，成立中國人民銀行并發行人民幣，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金融工作逐漸走向統一。政治是經濟的體現，軍事是政治的繼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金融工作隨著革命政權的壯大不斷發展，為鞏固解放區建設、援助革命戰爭作出巨大貢獻，也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貢獻了力量。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金融工作從大革命時期綿延走來，歷經戰火淬煉，從孕育、萌芽到發展、壯大，奠定了新中國金融體系的基石。中國共產黨領導金融工作的歷史是波瀾壯闊的金融發展史，是探索中國金融道路的金融革命史，也是中國金融與人民血脈相連的中華民族發展史，為新時代金融工作的發展奠定了基石。縱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領導創建金融工作的歷程，可以總結出以下四方面基本經驗和啟示。

第一，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是金融工作的定海神針。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特征和最大優勢。”無論是在浴血奮戰的革命年代，還是在艱難曲折的建設歲月，始終堅持黨的領導，是金融事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根本保證。不同歷史階段，我國金融事業面臨的形勢任務不同，發展的側重點也不同，但黨對金融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是貫徹始終的。大革命時期，黨領導成立農民協會、發動農民運動，為建立工農政權、籌措革命經費創造了有利條件。土地革命時期，黨高度重視經濟工作，創建了國家銀行等金融機構，為中央政權、軍需供給提供了保障。抗日戰爭時期，黨領導金融斗爭，抵御了日寇的經濟掠奪和國民黨的經濟控制。解放戰爭時期，黨整合銀行系統，建立中國人民銀行，統一本幣陣地和貨幣發行體系，領導金融工作由分散走向統一。中國共產黨領導金融工作創建演進的歷程，是馬克思主義金融理論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過程，是黨握緊“槍桿子”、抓牢“錢袋子”與人民軍隊攜手共進的過程。這段歷史啟示我們，只有堅持和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金融工作才能始終沿著正確方向前進。在新時代新征程中，我們要繼續加強黨對金融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不斷完善黨管金融的體制機制，強化金融穩定保障體系，堅定“四個自信”，筑牢“兩個維護”，踔厲奮發、勇毅前行，確保中國金融發展始終沿著正確方向前進。

第二，人民至上、金融為民是金融工作的指針航向。“人民性是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屬性”，中國共產黨領導金融工作的人民性決定了它的先進性，其不僅體現在不同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金融工作的政策上，表現在金融機構開展業務的過程中，還貫穿于整個金融工作的發展實踐。從建立農民銀行、發行農業貸款到成立人民銀行、服務生產發展，從貨幣發行、流通、兌換到開展貨幣斗爭、維護貨幣信用，黨的各項政策的初衷都是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歷史實踐充分證明，中國共產黨始終根植于人民，圍繞群眾需要開展金融工作，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踐行解民之困、以民為本的理念。不忘為民初心，傳承紅色基因，習近平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上莊重承諾，要“把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現代化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新時代的金融工作必須繼續秉承金融為民的發展理念，聚焦人民福祉、提升服務質量，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質效、支持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幫助市場主體紓困發展，推進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提升民生領域金融服務效率，保障全民共享金融發展成果。

第三，因勢利導、開拓創新是金融工作的強大動力。習近平強調“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要開拓創新，大膽探索自己未來發展之路”。金融在創新中發展、在發展中創新。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堅持將馬克思主義貨幣金融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因勢利導、因地制宜，創造性地開展金融工作，保持金融發展、革命斗爭、經濟建設的有機協調，使黨領導管理金融的手段不斷豐富。在領導金融建設的歷程中，我們黨根據各個不同歷史時期金融建設面臨的新問題、新情況，不斷探索和總結金融工作經驗，與時俱進地推進金融事業。從中國共產黨領導浙江蕭山衙前村農民協會創建全國第一個革命金融機構、湖南省衡東縣柴山洲村農民銀行發行全國第一種革命貨幣，到創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建立統一的貨幣發行體系，黨領導革命金融工作的歷史，就是一個攻堅克難、開拓創新的歷史。當前我國金融工作面臨多重壓力，內外部形勢復雜嚴峻，挑戰前所未有。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立足中國金融市場實際情況，把握現階段金融運行的內在規律，對構建現代金融體系提出了一系列原創性論斷，闡明了金融領域的根本性、戰略性問題，為中國金融創新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理論支撐。在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新征程中，金融事業發展更要緊跟國內外形勢變化，在符合中國國情的基礎上，以刀刃向內、自我革命的精神加快推進金融改革創新，以金融高質量發展服務中國式現代化。

第四，敢于斗爭、善于斗爭是金融工作的制勝法寶。斗爭精神是中國共產黨的鮮明特質，也是黨領導金融工作攻堅克難的制勝法寶。我們黨在斗爭中誕生，在斗爭中發展，在斗爭中壯大，敢于斗爭、善于斗爭貫穿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領導金融工作發展的始終。大革命時期，黨領導成立農民協會、創建金融機構、發行低息貸款，與地主、軍閥、買辦資產階級進行斗爭，為黨領導金融工作孕育了成長的土壤。抗日戰爭時期，針對日本侵略者和國民政府利用貨幣套取根據地資源，制造根據地金融危機，中國共產黨持續開展對敵斗爭，與偽幣、法幣進行了激烈較量，為黨領導金融工作積累了豐富的斗爭經驗。解放戰爭時期，黨領導金融斗爭配合軍事斗爭，為新中國的建立貢獻了重要力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金融事業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領導金融工作的基礎上創新發展的，習近平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全黨同志務必敢于斗爭、善于斗爭，增加歷史自覺，增強歷史主動。面對風高浪急的國際環境和艱巨繁重的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我們必須把握正確的斗爭方向，賡續制勝法寶，弘揚敢于斗爭、善于斗爭的精神，在克服困難中發展壯大，在應對挑戰中超越自我，保持戰略定力、增強發展信心，以狹路相逢勇者勝的氣概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的攻堅戰，開創金融事業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