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宏｜毛澤東與“文革”前上山下鄉政策體系形成的四個階段
點擊： 作者：宇宏 來源：“老辰光網”微信公眾號 發布時間:2024-04-06 20:33:25
【摘要】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任何事物的發生、變化、成熟，及至衰落，總是有自己獨特的發展規律，有一個逐步完善的發展過程，有一個形成獨立體系的歷史成因。自20世紀50年代初發生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也有這樣一個過程。在上山下鄉政策體系形成之前，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即返鄉務農階段、墾荒移民階段、精簡城市人口階段和插場、插隊階段等。
一、返鄉務農階段
新中國建立以后的首要任務，是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大規模土地改革運動，徹底摧毀封建制度，將地主階級霸占的土地分給農民，使他們真正成為土地的主人，成為國家的主人。翻身解放的農民煥發出極大的生產熱情，為發展農業生產，加強工農聯盟，實現國家工業化建設創造了條件。但由于中國農民長期缺乏文化知識，對于完成土地改革進入新時期的生產建設顯得不夠適應，急需有文化的青年一代來承擔中國農村變革的偉大而艱巨的任務。正是在這種時候，新中國第一代高小畢業生應運而起，成為農業興起的領頭人。
1950年剛剛高小畢業的徐建春回到家鄉擔任了互助組組長，開始參加農業生產勞動。她帶領的互助組取得了出色的成績，被評選為勞動模范。1953年12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組織高小畢業生參加農業勞動》社論，社論表揚了徐建春，以及蓬萊縣潮水鄉、榮成縣海崖鄉等返鄉參加農業生產的高小畢業生們，說他們的事業是“最有出息的一種事業”，他們的前途是“無限遠大的”。1954年3月12日，《人民日報》轉載《大眾日報》的文章《徐建春——農村知識青年的好榜樣》，這是黨報為全國知識青年樹立的第一個知識青年先進典型。5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說：積極參加農業生產并成為勞動模范的初中畢業生呂根澤、高小畢業生徐建春，都在忘我的勞動中推動了國家建設事業的前進，成為青年的榜樣。社論強調指出：用社會主義思想教育我國青年一代，把他們培養成為社會主義的自覺的建設者和保衛者，乃是十分迫切而艱巨的任務。隨后，全國各地出現了大批中小學畢業生回鄉參加農業生產勞動的熱潮。
據1952年統計，建國以來中小學生人數增加很快，小學生人數比解放前最高年份多出2742萬人；中學生則多出124.7萬人。到1957年，全國小學生已有6000多萬人、中學生近600萬人以及約40萬大學生。逐年增加的中小學生不僅使原本基礎薄弱的文教資源不堪重負，造成每年都有大量中小學畢業生不能升學，也增加了這些中小學生就業安排的難度。農村知識青年返鄉參加農業生產，不僅是解決就業問題，還是參加農村土地改革，與舊中國遺留下來的鄙視農民、鄙視體力勞動的錯誤意識進行徹底決裂的思想斗爭的問題。1954年5月29日，《人民日報》刊發中共中央宣傳部《關于高小和初中畢業生從事勞動生產的宣傳提綱》強調：不論從小學、中學或大學畢業的青年，都應該積極從事勞動生產，使之成為有政治覺悟、有文化教養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同年10月，據遼寧、北京等7個省、市統計，高小畢業生從事工農業生產或參加其他工作的有44.6萬人，占不能升學畢業學生的68.5％。據吉林省統計，全省高小畢業生有6.88萬人參加農業生產，大多在互助組里擔任各種職務。1955年5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充分肯定了初中和高小畢業生從事生產勞動，對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都有很大作用的事實。社論說：僅河南省七十四個縣即已有十萬多初中和高小畢業生擔任了生產合作社主任、互助組長、會計員、宣傳員、民校教師等工作，占從事農業生產的初中和高小畢業生總數的87%，他們在農業生產和農村各項工作中都發揮了積極帶頭的作用。
1955年是中國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掀起農業合作化運動高潮的一年，合作社總數由6月份的60萬個，到年底猛增到100萬個，入社農戶也由14.2%猛增到63.3%。同時全國人口總數達到6.1億人，糧食產量由1949年的11318萬噸增加到18394萬噸，增長率達61.5%；人均糧食產量由208公斤/人增加到293公斤/人，增長率達71%。短短的6年就使中國農業發生如此巨大變化，返鄉知識青年起到的作用可謂至關重要！毛主席在年底主持重編《怎樣辦農業生產合作社》（后改名《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全書收錄176篇各地選報的材料，毛主席為其中85篇撰寫了按語。在河南省報送的《郟縣大李莊鄉進行合作化規劃的經驗》一文中，毛澤東看到鄉政府把未曾繼續升學的7名初中畢業生和25名高小畢業生合理地分配到各個合作社，解決了缺少會計和記工員的問題，即此寫下一篇按語：“其中提出組織中學生和高小畢業生參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別注意。一切可以到農村中去工作的這樣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里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在毛澤東的諸多按語中，有很多涉及到農村知識青年的內容，非常注重知識青年在中國農村社會主義改造中的積極而且是關鍵性的作用，熱情地肯定和贊揚了農村知識青年。而在這篇按語中，毛澤東不但寫下了“值得特別注意”的提示語，而且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眼光和胸襟向全國知識青年發出了偉大號召，而這段按語也成為此后動員和組織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指導思想，成為廣大知識青年到農村去鍛煉成長的精神力量。
一般認為，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源于50年代中期”，如顧洪章主編的《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開篇第一句話就是這樣說的。實際上這個起源還應該提前，以徐建春高小畢業回鄉參加農業生產為確實時間算起，其他未見記載的返鄉參加農業生產的農村知識青年不在少數，他們都是新中國剛剛建立就毅然返鄉參加農業生產的最早實踐者。認為“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源于50年代中期”的說法，其實是從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算起的。而真正的歷史事實，恰恰是因為有了農村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才開啟和影響了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運動。截止于1965年，全國返鄉知青總數已達4000余萬人，這個數字幾乎是同時期上山下鄉的城鎮知識青年總數的24倍之多！農村知識青年返鄉務農的政策一直延續到改革開放，直到“農民工”大規模進城務工而自然終止，其人數更是難以計數！僅僅從這樣一個事實看，自新中國建立以來的上山下鄉運動的主體并非城鎮知識青年，而是農村知識青年！
二、墾荒移民階段
事實上，直到1955年，雖然當時國家積極引導農村知識青年返鄉務農，但還沒有考慮到動員城鎮知識青年支援農業的問題。由于國家難以為城鎮中小學生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他們都是由國家組織起來，自主學習，等待分配，所以這部分城市無業青年的情況并不穩定。
1955年5月，團中央組織代表團考察蘇聯共青團組織城市青年遠征墾荒、建設“共青城”的情況，提出參照蘇聯共青團的經驗，發起城市知識青年到山區和邊疆墾荒的“青年志愿墾荒”運動，以完成國家第一個五年計劃規定的開墾258萬公頃荒地的任務。同時，中共中央批準下發中央農村工作部《關于墾荒、移民、擴大耕地、增產糧食的初步意見》文件。7月6日，共青團中央在《關于組織青年參加邊疆建設問題的一些意見》中說：請求參加邊疆建設的絕大多數是應屆、往屆畢業的初中、高小畢業生和部分沒有職業的社會青年。在今后一定時期內，國家還沒有力量解決全部高小、初中畢業生的升學就業，以及城市中部分無職業青年的就業問題，這是中國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的一個困難。因此，需要動員一部分城市青年參加墾荒工作。團中央的號召在全國城市知識青年中間引起巨大反響，全國報名者人數眾多，僅天津就有17000人報名。其中北京挑選了60人作為第一批志愿墾荒隊的隊員，上海批準了98名隊員，天津則選拔了52名隊員等，全國各省市共組織了50多批次，共有3.7萬城市知識青年參加了青年遠征墾荒隊。
移民墾荒并不是這時候才有的，而是建國伊始就實施的一項就業安置政策。1950年，勞動部發布《救濟失業工人暫行辦法》，其中規定：“……失業工人應由工會根據自愿原則，組織并鼓勵他們回鄉生產。由失業工人救濟處發給本人及其家屬所必需的旅費外，并酌量發給救濟金作為生產資金的補助。”據《內蒙古大事記》所載：1950年2月16日，綏遠省（今內蒙古自治區中部）人民政府發出指示，要求工作基礎和自然條件較好的綏東7個縣（今烏蘭察布市）迅速進行準備安置北京移民工作。這批移民是中央人民政府決定由北京市遷移綏遠轉入農業生產的，共安置4728人。與此同時，上海也動員農村來城的失業工人返回農村，當年有3500人移民，此后動員人數逐年增加，1951年6600人，1952年2700多人，到1955年共有24.68萬人移民。
1956年《人民日報》綜合報道，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國家有組織地進行移民，從山東、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和上海等省市移往內蒙古、黑龍江、甘肅、青海、江西、新疆等省區的移民達43.3萬人。廣東、福建、遼寧、吉林、浙江、江蘇等18省在省內移民29萬人。國家對這項工作給予很高重視，僅黑龍江、甘肅、青海和內蒙古自治區等9個省區，國家即投入安置資金1億多元。至此，青年墾荒隊的安置，己同政府組織的大規模移民結合在一起了。
1949年上海解放時城市人口為502.9萬，到1955年4月底上海人口達到699.7萬，其中僅無業社會青年就有30萬人。此即是說，在解放后的6年時間里，人口凈增近200萬人。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人口死亡率下降而自然增長率加快，另一方面則是由于農村人口大量遷入城市。在上海不作為國家“重點發展地區”的情況下，上海就業壓力巨大，已經成為沉重的社會負擔。因此，1955年2月上海實行“緊縮人口和加強戰備”的方針，對城市人口進行了歷時一年的大規模移民外遷。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有組織、有計劃的大規模疏散城市人口的運動。疏散城市人口主要有三種去向：一是去內地支援國家建設，二是回鄉生產，三是到外省參加移民墾荒；計劃疏散的城市人口約為53萬人。其中上海與江西達成協議，計劃由江西省分批接收安置上海移民9萬余人，連同家屬在內共約30萬人。到1956年6月移民計劃被終止時，安置了33081人，只完成原計劃的一成。移民計劃之所以被終止，原因在于安置成本過高，移民與當地農民矛盾突出，很難在當地進行有效生產，而且沒有戶籍政策的法規約束以至倒流城市的情況嚴重等。事實證明，墾荒移民的政策并不成熟，這不是解決城市人口壓力的有效方式。與此同時，青年墾荒隊的組織安置工作也被叫停。
三、精簡城市人口階段
移民運動雖然終止了，但城市人口的壓力卻日甚一日，疏散和緊縮人口仍然是上海經濟發展所面臨的最嚴峻問題。1955年統計，在人口職業結構方面，上海生產性人口所占比重僅有37.07%，而“非在業人口”竟高達62.93%。到了三年自然災害前期的1959年，上海人口總數首次突破了1000萬，達到1028.39萬人。這個數字一方面顯示了人口壓力巨大，另一方面則突出了精簡城市人口的迫切性。對于農村而言，“人多力量大”，這是勞動力增量的優勢；但對于城市而言，人多，而且突破了城市經濟的承受能力，卻是一場實實在在的“災難”！
減縮城市人口，背后體現的是傳統小農經濟模式與工業化建設時期城市對農產品尤其是對糧食的需求之間的矛盾。新中國工業化建設規模的展開和城市人口的大幅度增長，對農產品尤其是糧食的供應提出新的要求，這就影響到國家對農業生產方式和農村社會結構的改造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因此，有組織地持續不斷地將城市新增加的人口遷往農村，向邊疆地區和內陸偏遠地區輸送精簡下來的無業居民，成為緩解城市人口壓力的重要手段。1957年1月18日，毛主席在中央會議上說：“精簡一定要堅決搞，一條是減人，一條是安排，一定要把人安排好再送出去。”。
精簡城市人口采用的方法是群眾運動式的政治動員，而城市與農村之間巨大的生活水平落差，使得許多人不愿意去農村，因而對動員下鄉存在抵觸情緒。這表明，單純依靠政治動員和提高人們的思想覺悟并不能有效地解決城市人口問題。因此國家開始更多地尋求制度方面的支持，譬如實現糧食統銷統購政策、勞動力統包統配、戶口管理制度、糧食定量供應制度等等，以限制城鄉人口的無序流動。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制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1958年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十一次會議通過《戶口登記條例》，首次在全國范圍實施戶籍管理制度，使城鄉人口無序流動受到嚴格控制，有效地減輕了城市人口的壓力。
在精簡城市人口的過程中，精簡計劃遇到了巨大阻力，一方面國家實施嚴格的戶口管理制度，大力推進城市人口的精簡工作，但另一方面又有不少部門單位大量招收農村青壯勞動力當新工人，致使1957年職工總數3101萬人，僅僅一年之后就增加到5194萬人，整整增加了2093萬人！這當然是“大躍進”的“輝煌戰果”之一。農村勞動力大量涌進城市，不僅造成農村勞動力嚴重短缺，影響了農業生產，同時更加重了城市人口危機和經濟負擔。更重要的是，當著三年自然災害即將來臨之際，打亂了精簡城市人口的步驟，也不利于應對自然災害危機。于是，中央在1960年8月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將精簡職工、精簡城市人口列為重點措施。陳云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動員大批城市人口下鄉，要有很大決心。”
1956年，上海繼續執行經濟“緊縮”方針，將大批工廠、企業、學校等遷往內地，產業工人和在職人員43萬人隨之遷徙；此外就是動員城市青年到農村去已經成為長期性工作。1957年動員城市知識青年9000人參加郊縣農業生產。1958年，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提出“青年兒女，志在四方”的口號，制定五項具體措施，鼓勵知識青年積極參加外省農業建設，當年就有2萬多知識青年離開了上海，形成了上海市第二次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動員高潮。
1957年8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動員青年前往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計劃在1958-1963年期間，從內地動員570萬青年到邊疆地區參加社會主義建設。這個支援邊疆建設的宏大計劃因為三年自然災害而中止。在這期間，全國一共動員安置了支邊青年99.7萬人，隨遷家屬44.6萬人，他們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為邊疆建設做出了可貴的貢獻。這個計劃雖然中斷了，但摸索了為遠距離大規模安置上百萬青年所需要的各種客觀條件和相應的政策支持，這為后來支援邊疆的上山下鄉運動提供了寶貴經驗。
1959年中央強調必須完成“精簡800至1000萬新招收工人”的任務。1960年，在“大躍進”余潮的影響下，全國職工人數比上年增加694萬人，總數達到5969萬人的高峰，更使國民經濟發展雪上加霜。1961年，中央加大了實行精簡人口政策的力度，發布《關于減少城鎮人口和壓縮城鎮糧食銷量的九條辦法》，要求在1960年底全國1.29億城鎮人口的基礎上，3年內減少2000萬以上，其中精簡職工1160萬人；1961年內要減少城鎮人口1000萬人，其中職工970萬人。全國年末職工人數由1960年的5969萬人，減少到5171萬人。1962年，中共中央確定在年內再減少城鎮人口1000萬，其中職工850萬人；而農業勞動力則比上年增加2730萬人。農業勞動力總量的增加，有助于農業生產的迅速恢復。
為了鞏固精簡人口的成果，國家制定了若干相應的法規政策，如1962年6月1日，國務院發布《關于精簡職工安置辦法的若干規定》，并成立農墾部安置辦公室，開始有計劃、有組織地開展動員城鎮知青插場安置的工作。在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的農林辦《關于國營農、林、牧、漁場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簡職工和青年學生匯報會議的報告》中，明確安置對象是精簡下來的、具有下鄉條件的職工和年滿18周歲有獨立生活能力的青年學生等；安置方式是在原有的國營農、林、牧、漁場采取頂替、增補的方式安置……據初步匡算，3.5億元大約可以安置職工和學生40萬人左右。1962年，全國社會青年累計達200萬人。這些社會青年，絕大部分是未升學就業的學生和精簡下來的新工人。其中上海社會青年有7萬余人，其成分構成是：歷屆高、初中畢業生和少數不服從分配的大專畢業生共約2萬人，占總數30％；被精簡、退職或支援外地又自發跑回的3萬人，占45％；因各種原因中途輟學、退學的1.5萬人，占20％；被學校、工廠清除下來的，占5％。
1963年7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精簡小組《關于精簡任務完成情況和結束精簡工作意見的報告》。《報告》稱：自1961年到1963年6月，全國職工減少1889萬人，城鎮人口減少2600萬人，吃商品糧人口減少2800萬人。到年底共精簡職工2546萬人，其中回農村的有1641萬人，占精簡職工總數的67％。《報告》總結說：大量減少職工和城鎮人口，對加強農業生產第一線，減少商品糧供應，調整城鄉關系、工農關系，促進國民經濟發展都起到重要作用。數以千萬計被精簡職工和下鄉人員，憑著對共產黨、毛主席的樸素感情，呼之則來，揮之則去，分擔國家的困難，犧牲小家的利益，換來國民經濟狀況的好轉，對此，毛主席深有感慨地說：“我們的人民多好啊!”
1963年7月，經過上海與新疆方面的協商，決定上海動員知青參加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至1966年7月，三年內共動員10萬余名上海知青西出鄉關、遠赴新疆屯墾戍邊。其中參加兵團的97048人，僅分配到農一師的上海知青就有45784人（其中大學生198人，占0.44%；高中生9005人，占19.83%；初中生18610人，占41%；小學生13089人，占28.83%。年齡最小的14歲，最大的38歲）；此外還在新疆各地方安置了3000多人。這是文革前上海市掀起的第三次上山下鄉高潮。在上海知青大規模奔赴新疆、參加邊疆開發建設的熱潮影響下，全國各大中城市也有知青奔赴新疆、甘肅、寧夏等各地生產建設兵團，使邊疆地區建設面貌出現了巨大變化。
四、插場、插隊階段
1956年1月，毛澤東親自主持起草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并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最高國務會議討論通過。其中第39條規定：“從一九五六年開始，按照各地情況，分別在五年或七年內，解決城市中的失業問題，使現有的城市失業人員都有獲得就業的機會。除了在城市能夠就業的以外，他們的就業途徑是到郊區、到農村、到農墾區、或者山區，參加農、林、牧、漁各種生產事業和農村的科學、文化、教育、衛生事業。”除了城市失業人員，還包括未升學就業的中小學畢業生，指明了他們就業的方向。規定提出的“四到”，就是“上山下鄉”的最初表述。1957年10月，人大常委會和全國政協舉行聯席會議，討論并通過了《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其中第39條修改為第38條，內容也做了重大修改：“城市的中、小學畢業的青年，除了能夠在城市升學、就業的以外，應當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下鄉上山去參加農業生產，參加社會主義農業建設的偉大事業。我國人口百分之八十在農村，農業如果不發展，工業不可能單獨發展。到農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極其光榮的。”到1960年4月，全國人大二屆二次會議正式通過了《1956年至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中，正文有關“下鄉上山”的文字未有改動。至此，毛澤東關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基本思路以“國家發展綱要”的形式就此定型。
自1957年起，上海將“精簡職工和精簡城市人口”的運動與城市知識青年下鄉結合在一起進行動員，但還是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及政策措施，保持了青年運動的特點，使得動員城市青年下鄉的工作得以逐步推進，逐年進行。1957年上海知青下鄉的方向以滬郊為主，到了1958年則以外省安置為主，而安置方式又以插場為主。經過數年安置實踐，到1962年，國家確定了城市知識青年下鄉的三種主要方式：插隊落戶；建立集體所有制的生產隊、農牧場；到國營農、林、牧、漁、礦插場，或創建新場等。
1962年6月，為協調城市知識青年插場，成立了副部級的農墾部安置辦公室。12月組建國務院農林辦安置領導小組，由國務院副總理兼農林辦主任譚震林統籌領導。半年以后，又成立了中央安置領導小組，以下各中央局及各省市自治區均組建專門辦事機構，這標志著上山下鄉問題正式提到黨、政重要工作議程。
1963年6月，國務院召開“城市精簡職工和青年學生安置工作會議”。會議決定：今后15年內，每年大約有100萬左右的青年需要有計劃地安置下鄉，參加農、林、牧、副、漁業生產；下鄉學生年齡可以由18歲放寬到16歲，條件是能夠獨立生活。主要安置方向是插隊，其次是插場，再其次是建立新的國營農、林、牧、漁場等。到年底統計，自1961年以來，全國各地共動員下鄉知識青年14.87萬人，其中到國營農場的11.51萬人，占總數的77%。這些知識青年同老職工一起，在艱苦的地方擴建、新建400多個農、林、牧、漁場，蓋起42萬平方米的住房，開荒4.13萬公頃，播種3.20萬公頃，擴大育林面積7730公頃，擴大水產養殖面積1.03萬公頃。
1963年11月18日至12月4日，國務院召開“城市青年下鄉插隊經驗交流會”。在會議上分別交流了成戶插隊、集體戶插隊、分散插隊，以及上海市組織跨省插隊的經驗等，就知識青年插隊落戶的問題進行細致的分析研討。這標志著中央對城市青年下鄉安置方向的轉變。隨即在1964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中央安置領導小組的匯報。在會議上鄧小平說：城市知青下鄉，以插隊為主，這是一件長期的大事。每年要安置100多萬人。用插隊的辦法，每人給的安置費不到200元。插場每人則要1000元，如果100萬人插場的話，需要10億元，這怎么得了。周恩來總理也發言說：我們腦子里要有國家大、人口多這個概念，考慮問題就要從這里出發。會后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這是中共中央、國務院第一次發布的指導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綱領性文件。《決定》指出：中共中央、國務院認為，在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有必要動員和組織大批的城市知識青年下鄉參加農業生產。大批城市知青下鄉，使城鄉青年結合在一起，既有利于穩定農村青年從事農業生產，也有利于更快地形成一支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科學知識的新型農民隊伍。同時，這樣做，也為城市未能升學、就業的知青開辟一條廣闊的就業門路，使他們通過生產勞動和階級斗爭的鍛煉，健康成長起來，成為可靠的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同年5月，中央安置領導小組發布《關于落實1964年安置城市下鄉知識青年和閑散勞動力計劃的報告》，1964年安置人數為78.6萬人，其中插入人民公社生產隊的65.4萬人，占83.2％；國營農、林、漁場安置12.8萬人，占16.4％。按插隊人數的千分之六配備4000名安置工作專職干部等。另據《四川知青史》記載，四川省在1964年下鄉的城鎮知青37763人中，插隊安置的有35539人，占94.1%；插入社辦場和國營農場的有2224人，占5.9%。1964年，國家將插隊定為安置知青的主要方向以后，每年插隊安置費標準是，南方地區每人185元，北方地區每人225元。
1965年8月26日至9月14日，中央安置領導小組綜合各大區的安置計劃是：1966年計劃動員下鄉67萬多人；“三五”期間計劃動員下鄉366萬人；15年內全國計劃動員下鄉1100-1200萬人。安置方向仍以插隊為主。《人民日報》在1965年期間連續發表社論，強調上山下鄉的政治意義，指出這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一項重大事業，是黨的一項長期方針，決不是一項臨時措施和無足輕重的小事，而是今后長期要做好的一項“具有革命的戰略意義的大事情”。知青下鄉的“革命”意義主要是：實現知識分子勞動化、勞動人民知識化，逐步消滅“三大差別”，增加農村的革命力量，培植共產主義萌芽，防止產生修正主義，造就革命事業接班人等。
自1962年至1966年8月統計，全國各地共有上山下鄉插隊落戶知青196.9萬人，返鄉知青達4000多萬人；這些知識青年95％以上初步穩定在農村。國家支出安置費9.87億元，人均346-580元。其中上海1955-1966年期間，共有16.4萬人上山下鄉。具體去向以新疆為主，其他去向包括江西（14117人）、安徽（2227人）、湖北（7977人）、浙江（271人）、滬郊（54268人）等。
在平凡而又艱苦的農業生產實踐中，一大批知青先進集體和模范人物在全國各地相繼踴現出來，如1955年回鄉務農的呂玉蘭，1958年回鄉務農的邢燕子，1961年回鄉務農的董加耕，以及1962年插隊落戶的侯雋等等，他們的優秀事跡通過黨報的宣傳，鼓舞了全國各地已經下鄉和尚未下鄉的知識青年，進一步堅定了他們上山下鄉、走與工農相結合道路的決心，對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起到推動的作用。1963年3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知識青年下鄉上山是移風易俗的革命行動》的社論，鼓勵有志青年以邢燕子、董加耕等先進人物為榜樣，投身到農業戰線“三大革命”運動中去，同廣大農民群眾結合起來，在艱苦中鍛煉自己，在勞動中創造真正的幸福，成為能夠經得起風霜、挑得起重擔的革命事業接班人。這一時期樹立的城市知青先進典型還有天津的王培珍、趙耘，吉林的栗心河，上海的浦錦文、張韌等等。
1964年1月2日，毛主席親自觀看了河南省豫劇院演出的反映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現代劇《朝陽溝》，贊揚《朝陽溝》是“近年來戲曲舞臺上出現的一出反映新生活的好戲”。同年12月26日，在毛主席生日便宴上，邢燕子和董加耕被安排陪坐在毛主席身邊進餐，表達了偉大領袖對全國知識青年的親切關懷和巨大鼓舞。1965年8月，由中國青年出版杜編輯出版了《在廣闊的天地里》報告文學集，文集載有邢燕子、宋喜明、劉品、王敬璋等十名先進知青的事跡。此后，有關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出版物大量出現。10月1日，由八一電影制片廠拍攝的反映上海知識青年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勞動生活的彩色紀錄片《軍墾戰歌》正式上映，不但在全國知識青年中激起巨大反響，而且使上山下鄉成為所有青年人向往的光榮事業，在全國掀起了一波又一波上山下鄉的高潮。1966年3月，黨中央為了表彰知識青年，特意邀請200名先進知青代表參加國慶觀禮。譚震林接見這些知青代表們時說：“農業很重要，沒有農業就沒有工業。農業要現代化，你們有知識，要研究如何現代化。你們下鄉不是簡單地為農村增加幾個勞動力，更重要的是把文化技術帶下去。農村天地廣闊，大有作為。”
1964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以后，中央各部委根據中央的安置規劃，紛紛制定各項法規制度和配套措施，為保障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建立政策體系。前后公布的法規計有：糧食部《關于城市下鄉青年糧油供應工作的幾項規定》；商業部、全國供銷合作總社《關于在高寒地區安置城市下鄉青年冬裝補助問題的通知》；內務部、財政部、勞動部、糧食部、國家編制委員會《關于1964年安置城市知青工作機構的編制及其經費分配的通知》；財政部發布《關于1964年安置城市下鄉知識青年和閑散勞動力支出預算指標和預算管理的通知》；財政部、林業部發布《關于國營林場安置經費結算問題的聯合通知》；財政部、中國農業銀行《關于1965年安置經費管理的幾項規定》；內務部、財政部、勞動部、糧食部、國家編委聯合發布《關于增加安置城市下鄉青年工作機構編制的通知》；中國農業銀行發布《關于監督支付城市下鄉知識青年和閑散勞動力安置經費的通知》；關于加強輿論宣傳，向知青提供精神食糧，領導干部以身作則動員子女上山下鄉，以及粗暴對待知識青年，歧視、打擊、污辱知識青年，破壞上山下鄉運動的犯法犯罪行為的處理等。從吃糧補貼、衣被添置、生活用房，到交通、醫藥費用補助等；從生活用具到生產資料；從近期到長遠，事無巨細，無不周到統籌，關心備至，充分體現了黨和政府對青年一代的關心，體現了黨和政府將上山下鄉運動作為國家長遠的發展戰略的決心，也為此后實施全國范圍的大規模上山下鄉準備了社會基礎、物質條件，以及構建起了較為完善的上山下鄉政策體系。
結語
新中國的政策體系，歸根到底就是在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為實現社會主義制度而制定的一系列方針、政策、法規、措施等，直接反映社會現實，規范社會行為，推進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整合，服務于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需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是整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一部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政策體系是比較特殊的，原因就在于它的本質是青年運動，而青年正是社會上最活躍、最熱情、最有能量，而且成分復雜、思想可塑性強的群體，這就決定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政策既有長遠性，又有短期的就事論事的應對性，以及政治導向多于具體扶助等特點。
“文革”前上山下鄉運動大致經歷了上述四個階段，通過十多年艱苦曲折的社會實踐，從一般性號召到逐步形成政策體系框架，終于由單一的農村知識青年返鄉參加農業生產，逐步匯合形成農村知識青年與城鎮知識青年一起上山下鄉的滾滾洪流，成為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一大奇觀，帶動整個中國農村面貌發生了深刻變化。正是因為有了上山下鄉政策體系，有了開展大規模上山下鄉運動的社會條件、群眾基礎和實踐經驗，才有了“文革”期間動員上千萬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可行性。
本文參考文獻：
顧洪章：《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事記》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年出版
邢野：《內蒙古知識青年通志》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出版
袁志平：《解讀上海就業再就業》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出版
孫成民：《四川知青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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