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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期毛澤東為老干部甄別平反、恢復工作批語選載

點擊：  作者：記者    來源：紅色文化網  發布時間:2023-01-27 10:18:44

 

 

蘇振華，原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兼副秘書長、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政治委員。“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錯誤批判，被解除職務。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三日，他給毛澤東寫信，表示自己有決心“回到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爭取晚年為人民做一點有益的工作代一九七三年一月，蘇振華復出任海軍第一政治委員。同年八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十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八日，楊成武的女兒楊俊生給毛澤東等寫信說，楊成武是忠于毛主席的，他受了林彪、陳伯達、葉群的政治陷害，請求讓楊成武到階級斗爭的實際中去經受考驗。

 

 

這個批語寫在中共中央辦公廳信訪處一九七二年五月編印的《要信摘報》第一一○號上。摘報說，一機部原副部長白堅的兒子白克功給毛主席寫信，說白堅系陜西靖邊縣人，一九二六年參加革命。一九六八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隔離審查。白堅生前患有高血壓和冠狀動脈硬化型心臟病，因得不到搶救在當年十二月十一日死于北京復興醫院。現在白堅已經死去四年了，但他的問題仍沒有組織結論，家屬在精神上、思想上負擔很重，懇請中央早日為他作出政治結論。

 

 

 

賀誠，原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醫學科學院院長。“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反革命集團的迫害。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六日，他給毛澤東寫信，要求分配工作。毛澤東閱信后寫了這個批語。接到毛澤東批示后，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曾建議賀誠任總后勤部副部長，于一九七三年一月十日上報中央軍委，軍委辦公會議各同志圈閱后在一九七三年八月退回總政。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二日，賀誠的女兒賀禮榮再次給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寫信，要求給其父分配工作。毛澤東閱后又寫了兩個批語，見下文。不久，賀誠出任總后勤部第一副部長。

 

這是毛澤東對中共中央軍委一九七五年五月十六日建議賀誠任總后勤部副部長的請示報告及其附件的兩個批語。中共中央辦公廳曾將毛澤東的批語及附件作為一九七五年第一四四號文件印發。六月十二日，王洪文檔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向毛澤東報告中央政治局討論這個問題的情況時寫道，賀誠已分配工作，對傅連璋責成總后勤部黨委作出平反報告。傅連璋，原任衛生部副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后勤部衛生部第一副部長、中華醫學會會長。“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殘酷迫害，一九六八年三月去世。

 

 

原國防部副部長、北京軍區政治委員廖漢生的子女一九七二年七月一日給毛澤東寫信說，廖漢生自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被隔離審查，至今已經五年多了。“我們聽到主席曾幾次提到要讓父親出來工作，我們非常高興，都盼望父親能盡早的出來為黨和人民重新工作。但是，至今不見有任何動靜。我們請求讓父親回到北京，回到家里，在外面等待組織結論，以便讓他了解形勢，熟悉情況，檢查身體，治療休養，好更早地回到為黨和人民工作的崗位上。”中共中央辦公廳信訪處七月七日編印的《來信摘要》第四六五號上摘登了這封來信，毛澤東的批語，寫在這一期《來信摘要》上。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廖漢生出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政治委員。

 

 

陳云，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文化大革命”中，被解除了中共中央委員之外的領導職務。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一日，他給毛澤東并中央寫信，反映他在江西南昌下放的情況，請求中央根據他的身體情況，給他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信中寫道:“如果沒有適當的工作可分配，可否參加北京老同志學習班?參加學習班之后，可否在我身體還能走動的幾年在春秋季節仍到外地下面去看看?如果可以這樣辦的話，因為我不能坐飛機，可否破例在往返的路上給一個能燒暖氣的公務車，避免受冷感冒，也可延長一點在外地走動的時間。”

 

 

這個批語寫在中共中央辦公廳信訪處一九七二年八月十日編印的《來信摘要》第五四五號上。來信摘要寫到，原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校長林楓的子女林梅梅等八月五日寫信給毛主席，說他們八月四日去秦城見了林楓一面，林現患心臟病、糖尿病，神情呆滯，身體枯瘦，請求讓他出來治療休養。一九七三年七月七日，林楓給毛澤東寫信說:‘準您和中央的親切關懷下，我到阜外醫院治病已經十個多月了。”信中請求早日恢復他的黨組織生活，還揭發了林彪在東北的幾個問題。七月十日，毛澤東閱信后批示:“紀、汪酌處。”紀，指紀登奎，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組織宣傳組組員。汪，指汪東興。

 

 

本篇（一）寫在中共中央辦公廳信訪處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三日編印的《要信摘報》第二七○。摘報說，原馬列主義研究院學習班郭沖等八人及該院原秘書長柴沫的妻子王若林寫信給毛主席。信中說，一九六六年五月，陳伯達曾三次來院講話，說柴沫不聽他的話，不走他的門子。陳勾結關鋒、戚本禹等，以莫須有的罪名把柴沫打倒。從此大會批斗，小會追逼，白天監督勞動，黑夜輪番審訊，使他精神、肉體上受到很大折磨，被迫自殺。后經對柴沫的歷史和全部工作反復調查，證明他是黨的一個好干部。現在陳伯達已揪出兩年多，該院學習班也辦了一年零七個月，可是對陳迫害柴沫的罪行還沒有得到清算，對柴沫也未作出正確結論。為此，懇請主席責成有關部門為柴沫平反，恢復名譽，作出正確結論。本篇（二）寫在中央辦公廳信訪處十二月二日編印的《來信摘要》第八五八號上。摘要說，王若林十一月三十日來信，對主席的批示無比感激。軍代表已向她傳達了關于柴沫問題的結論，肯定他是受陳伯達等迫害的，同時又指出柴系自殺，不夠黨員條件，應黨內除名。王若林認為，柴沫是在陳伯達等的逼迫下自殺的，并非畏罪于黨，故不應黨內除名。

 

 

鐵道部原副部長劉建章的妻子劉淑清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日給毛澤東寫信說，劉建章一九二六年入黨，今年六十二歲，不知何故于一九六八年二月被拘留審查，至今已近五年。一九七二年六月八日，中央專案組通知我們家屬到獄中探視，發現他體質很壞，面黃肌瘦，連說話有時也咬字不清。監獄生活條件差，每天飲水只有三杯的定量，每日‘放風”也只有三十分鐘的時間，有關政治上的大事更是不得而知。信中請求改變目前這種審查方式，允許家屬經常探望，或準許劉建章回家等待審查結論并治病。

 

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為貫徹毛澤東的批示精神，于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八日作出三點批示:一、將劉建章保外送醫院就醫，并通知其家屬前去看望。二、將劉建章全案結論抽出送國務院李先念、紀登奎批。三、請公安部會同衛戍區將我在國務院提出的要清查北京監獄待遇問題，在年內再做一次徹底清查。凡屬主席指出的“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和虐待、毆打都需列舉出來，再一次宣布廢除，并當著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當依法懲治，更容許犯人控訴。各事辦好，請分別報來。

 

 

王稼祥，原任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日，他給周恩來寫信說:我想做一點點工作。我雖長期有病，聽力又很差，但腦力每天還能使用幾個小時，閱讀能力還有一些。解放后，我搞了一個時期的外事工作，而別的工作部門，我是一點都不熟悉。因此特函請總理在萬忙中考慮我的上述情況，能否分配給我一點外事調查研究的工作。十二月十八日，周恩來將這封信報送毛澤東時寫道:“我意，稼祥同志可以做外事調研工作，如主席同意，請批示，以便向中央報告。”毛澤東的批語，就寫在周恩來轉報的來信上。一九七三年八月，王稼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

 

 

譚震林，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并下放到廣西桂林。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他給毛澤東寫了兩封信。其中第二封信講到他在七月二十四日不幸把右腿跌斷了，希望回京檢查一次。同時提出他的妻子葛慧敏需要回京治療，身邊的兩個小孩也要帶回北京安置上學或就業。一九七三年八月，譚震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

 

 

著名畫家徐悲鴻的夫人廖靜文一九七三年七月六日給毛澤東寫信說，一九六五年夏，因修地下鐵道，徐悲鴻紀念館被拆除。由家屬捐獻的一千多幅悲鴻的作品，兩千多件美術收藏，一萬多件美術圖片都被塵土覆蓋，分散幾處。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的悲鴻墓碑也被搗毀。她曾多次向有關部門請求修復，但至今無人過問。毛澤東閱信后，寫了這個批語。七月十六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給廖靜文寫信說:‘稱給毛主席的信，主席于七月十五日已批交我，要我派人查明恢復。”同日，又給吳慶彤（當時是國務院辦公室主要負責人、黨的核心小組副組長)、吳德（當時任國務院文化組組長)寫信，請他們分別查清廖信中所說情況，議定恢復方案，進行籌辦。

 

 

郭化若，原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軍區第一副司令員。“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錯誤批判。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日，他給毛澤東寫信，講到自己“在介紹《孫子兵法》時寫了錯誤嚴重的《代序》”，任意夸張《孫子》，把《孫子》現代化”，“又不積極修改趕早改版”。信中還向毛澤東請求分配工作。同年，郭化若出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副院長。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羅瑞卿給毛澤東寫信說，他現在滿身是病，兩腿傷殘，，懇求主席和黨解除對他的關押，給他一定限度的自由。毛澤東批示后不久，羅瑞卿即被解除監禁。一九七五年六月，羅瑞卿恢復了黨的組織生活，并擔任中央軍委顧問。

 

 

陳丕顯，原任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錯誤批判。一九七四年九月，他給毛澤東寫信，說自己不是叛徒、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資派，要求解除隔離審查，給一點可以做的工作。一九七五年九月，陳丕顯復出任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

 

 

林默涵，原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文化部副部長。“文化大革命”中被錯誤打成所謂“文藝黑線代表人物”之一。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四日，他給毛澤東寫信說，五月底中央宣布對他解除監護、恢復自由，使他深感黨是真正愛護干部的，希望繼續留在黨內。他表示有決心好好學習馬列和毛主席著作，虛心當群眾的小學生，把自己的一切獻給黨和人民的事業。

周揚，原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被錯誤打成所謂“文藝黑線代表人物。一九七九年，中共中央宣傳部批準文化部黨組的決定，指出解放后十七年文化部的工作成績是主要的，根本不存在什么‘文藝黑線’和以周揚等為代表的所謂“黑線代表人物”問題。凡是因所謂“文藝黑線”等錯案受到打擊和誣陷者一律徹底平反。此后，周揚即被放出。

 

 

陸定一，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宣傳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兼文化部部長。“文化大革命”中被錯誤地打成所謂“彭、羅、陸、楊反黨集團”成員，受到殘酷迫害。一九七九年六月八日，中共中央轉發中組部《關于陸定一同志問題的復查報告》，為他平反昭雪。

 

陸定一的子女一九七五年中秋節請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轉交他們寫給毛澤東的一封信，信中轉達了陸定一被關押之前對毛澤東所表達的堅定信念，并期望毛澤東再次挽救他們的父親。

 

 

中國人民解放軍廣州軍區原副司令員文年生的妻子蘇楓一九七五年九月五日給毛澤東寫信說:文年生長征時曾在您身邊任軍委教導隊隊長;一九四二年在延安任關中警一旅旅長兼馬蘭分區司令員時，您曾親筆書贈“生產教育二者兼顧”獎勵他;一九四五年他任南下的第三游擊支隊司令員，是您親自講話并為部隊送行。他是在您和黨的長期培養下成長起來的一位老干部。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運動初期，他以黨委副書記身分主持軍區黨委工作，因不同意黃永勝等人鎮壓群眾的做法，于一九六七年三月被撤去軍區文革小組長職務，后又被撤銷了黨委副書記的職務及其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遭到殘酷斗爭，于一九六八年六月六日含冤逝世。去年，我曾向軍區復查小組提出給他作出政治結論、公開平反的要求，遭到拒絕。我和孩子們以極其悲憤而又沉痛的心情向主席寫這封信，盼望著文年生同志遭受的不白之冤早日昭雪。

 

汪，指汪東興，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辦公廳主任。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八日，他建議將“毛主席批示和原信印發在京中央政治局，中央軍委常委，抄廣東省委、總政等有關單位”。中央辦公廳后來將蘇楓的信和毛澤東的批示一起作為一九七五年第二三六號文件印發。

 

小平，即鄧小平，當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八日，他在汪東興的報告上批示:“同意東興同志意見，總政應追究查處此事，如屬冤案，應予平反。九月二十九日，他又批示:‘請東興同志批印后，交總政辦理。”

 

春橋，即張春橋，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軍委常委、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

 

 

這個批語寫在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九日給毛澤東的報告上。報告中說:“陳圣顯同志曾多次提出到北京治病，未予置理。最近上海市委安排他為市革委會副主任。我的意見，他還年青（不到六十)，也有能力，是否可以考慮:先調來北京，然后分配到哪個省去工作。是否妥當，請示。”一九七七年二月，陳圣顯調任中共云南省委書記、省革委會副主任。

 

 

這個批語寫在中共中央辦公廳信訪處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七日編印的《來信摘要》第六六三號上。這期來信摘要講到，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原革委會副主任、新疆軍區原第一政治委員王恩茂十月十九日給毛澤東寫信，說他多年沒有見到主席了，甚為想念，當此紅軍長征勝利四十周年之際，特向主席問好。信中還說，他從紅軍時期就在部隊工作，對部隊工作有點經驗，現在年齡也不算大，只有六十二歲，打起仗來還可以上前線，想回部隊做點工作。毛澤東批示后不久，王恩茂被任命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軍區副政治委員。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國務院副總理陶鑄的妻子曾志、女兒陶斯亮一九七五年十月分別給毛澤東寫信，反映陶鑄生前對個人歷史問題的態度，對專案組關于陶鑄所謂歷史問題的結論提出質疑，希望能換一些同志對陶鑄進行甄別工作，并在中央討論、主席審批前將歷史結論向家屬說明。中共中央辦公廳將這兩封來信和毛澤東的批語一起作為一九七五年第二六二號文件印發中央政治局。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審查和糾正了過去對陶鑄的錯誤結論，肯定了他對黨和人民的貢獻，使他的冤案得到平反。

 

 

李維漢，原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一九六二年、一九六四年兩次受到錯誤批判，一九六四年被撤銷中央統戰部部長職務。“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一九七九年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顧問。一九八O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批準中央統戰部《關于李維漢同志問題的復查報告》，指出中央統戰部一九六二年、一九六四年對李維漢的批判，在理論上和政治上是違背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在組織上是違背毛主席關于黨內斗爭的方針和方法的教導的”。中共中央批準將在這兩次錯誤批判中送中央的有關批判李維漢的幾個報告，連同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央決定撤銷李維漢中央統戰部部長職務的通知，一并撤銷。

 

本篇（一）是對李維漢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七日給毛澤東并中共中央來信的批語。李維漢的信中說，他于五月底下放到湖北咸寧溫泉鎮干休所，幾個月來，時常盼望得到審查結論，尤其離開黨組織生活已經八年，心情痛苦。希望能留在黨內繼續學習，并盡可能地做一點有益的工作。本篇（二）是對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第一辦公室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八日關于李維漢的審查結論的批語。本篇（三）是對經中央政治局討論修改后于十二月十三日再次送審的關于李維漢審查結論和處理意見的批語。結論中提出兩種處理方案:(1)清除出黨，作人民內部問題處理，保留公民權，每月發二百元生活費，安置到湖北省養起來。李維漢的歷史問題和政治問題，對其子女不應牽涉。(2)保留黨籍，保留原工資，安置到湖北省養起來。中央政治局討論后，同意中央專案審查小組提出的第一方案。十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將經中央政治局討論修改的結論送毛澤東審閱，并寫道:‘政治局同志也考慮到此人在黨內的影響，主席對他的處理，有何考慮，擬請主席定奪。”毛澤東閱后寫了這個批語。十二月二十一日，鄧小平將《關于李維漢的審查結論》退中央辦公廳時注明:‘政治局已按主席批示，照第二方案處理。”

 

（本文原載《黨的文獻》199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