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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和周恩來：總決策與總管家

點擊：作者：領導文萃來源：“李享生活”微信公眾號發布時間:2022-11-14 20:46:06

儒學大師馬一孚曾在中南海懷仁堂揮筆寫下兩副詩聯，分別贈給毛澤東和周恩來。

贈毛澤東的詩聯是：“使有菽粟如水火，能以天下為一家。”透過這副詩聯，我們看到的毛澤東是提出理論、原則，繪制新中國發展藍圖的人。

贈周恩來的詩聯是：“選賢與能講信修睦，體國經野輔世長民。”透過這副詩聯，我們看到的周恩來是將原則具體化、目標步驟化，使設計藍圖進入可行性操作之中的人。

馬一孚先生以其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功底，用兩副詩聯表達了對毛、周之間協力合作關系的深刻認識。

遵義會議以來，周恩來為了讓毛澤東集中精力思考戰略性的和理論上的重大問題，常常有意識地使自己主要扮演執行者、管理者的角色。新中國成立后更是如此。他多次對經濟部門的負責同志說，毛主席聽匯報看文件只記幾個大數就夠了，我是辦具體事的，要記一些具體數字。

有一次，一位曾在周恩來身邊工作多年的同志問周恩來，為什么不做些理論工作？周恩來嚴肅地說，你怎么也講這個話？我們這么大的一個國家，有那么多具體的事，總要有人去管它的。我多管些這類事，就可以讓毛主席有更多的時間去考慮一些更大的問題。

毛澤東在許多事情上都是管方針、路線，管決策，至于怎樣去具體落實，全交給周恩來。

例如，在轉戰陜北及在西柏坡的日子里，毛澤東與周恩來在世界上最小最簡陋的指揮所里運籌決策，指揮著全國解放戰爭。毛澤東主戰略思考，周恩來主組織實施，二人配合得天衣無縫。凡是毛澤東下定決心作出戰略決策之后，如何組織部署、如何貫徹執行都由周恩來具體來抓；無論是前方還是后方，無論是后勤供應還是部隊調動，都離不開周恩來具體的組織指揮。

新中國成立后，這樣的例子就更多。

例如，在1972年中美握手的重大外交事件中，總決策者是毛澤東，具體做好這件事的是周恩來。尼克松回憶說：“談到具體的國際問題，毛在1972年會晤時一開頭就說，‘那些不是應該在我這里討論的問題。這些問題應該同周總理討論。我討論哲學問題。’我們會談中觸及了最高領導議程上的一系列問題，但是都是從哲學角度談的。最有趣的是，在我此后同周的所有會晤中，他常常提到毛所談的話就是他在談判中所持立場的指南。”

又例如，在治水方面，毛澤東以雄偉的氣魄提出了一個又一個治理、開發、保護江河的戰略目標，諸如“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黃河的事情辦好”、“高峽出平湖”、“一定要根治海河”、“南水北調”、“保證遇旱有水，遇澇排水”、“興修水利、保持水土”等等。如何將這些戰略目標步驟化、具體化，毛澤東得益于周恩來。周恩來總是積極穩妥、周到細致地組織實施這些戰略目標，善于將務虛與務實、理想與現實、目標與步驟、遠景與近期、戰略與戰術結合起來，并鞠躬盡瘁地進入實際操作之中。僅僅從治水這一點，我們可以領悟到，為什么人們“尋找毛澤東”總是伴隨著“懷念周恩來”。

尼克松在北京的訪問，以其政治家的敏銳眼光，看出了毛澤東和周恩來之間戰略家、決策者和總管家、執行者的關系。

尼克松說：“毛是政治局的主席，即使在風燭殘年也仍然是公認的領袖。而周是總執行官。”

尼克松認為，周恩來以其“卓越的行政才能和似乎不知疲倦的個人精力”進行具體而務實的管理，“好讓毛全神貫注于做國家超然的精神領袖” 。

尼克松說：“中國革命沒有毛，就決不會燃起火來。而沒有周，它就會燒光。”這雖是極而言之的話，但卻道出了毛、周之間差異互補、相輔相成的關系。毛澤東早已看到這一關系。

他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總結中說：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員配備，現在尚不能確定，還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恩來是一定要參加的，其性質是內閣總理”。

尼克松羨慕毛澤東有周恩來這樣的好幫手。開國時蘇聯領導人斯大林也羨慕毛澤東有周恩來這樣一位現成的總理，米高揚甚至說，從哪兒找得到周恩來這樣好的總理？！你們有這樣一位好總理真幸運！新中國成立前國民黨人閻錫山曾嘆息“國民黨里沒有周恩來這樣的人才”；而胡宗南曾對蔣介石留不住周恩來，“深為校長惜”。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和周恩來分別擔任黨中央主席和共和國總理，一直到去世。“主席”和“總理”分別成為毛澤東和周恩來的代名詞。兩人在這兩個最重要的崗位上雖有過分歧，但總起來看，二人協力的長期性、重要性，可謂世所罕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