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所在區,近年來陸續新成立了不少街鎮(含街鎮級大社區)和社區,少數街鎮甚至已先后拆分數次。理由是人口增長,不拆分不便于精細化管理。
比如某街道的一個社區,不久前一分為二,新獨立出去的社區,與原社區一樣,也有五十來號人。如果不單獨成立這個新社區,而在原社區基礎上增加五十來號人,治理效果或許更好,還省了新建社區辦公樓等行政成本;甚至因為“規模效應”,可能只需要在原社區基礎上增加二三十人,就足夠應對,遠比成立新社區更節約行政成本。可是沒有人算這樣的賬。近兩年,單該街道就已先后新成立了3個社區。
每當成立新街鎮社區,縣(區)直各部門都要費時費力重新對各項工作進行切塊分割。由于情況復雜,不少工作甚至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打不開撕不爛”“剪不斷理還亂”,嚴重分散精力,影響工作;也給郵政投遞、交通標識、市民出行辨識等帶來巨大困擾。一些地方為便于推進新街鎮(街鎮級社區)成立,聲稱采用新治理模式,可以大大減少編制數,提高行政效率,然而幾年一過,人數不斷增加,最后還是“濤聲依舊”,與老街鎮無異。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們只有“四萬萬同胞”,如果按照人口一增就要分治的邏輯,今天14億人口的中國,是不是要裂變為三四個國家?或者,是不是要變為八九十個省市自治區?
沒有規模,就沒有效益。一人如果只種一畝地,可能比種一百畝地還累,原因是,一畝地無法實行規模化、集約化、機械化作業。我們通常說“一只羊是放,一百只羊也是放”,說的正是“規模效應”。
以“精細化管理”為由,人口一增就要新成立街鎮、社區,與上級的政策導向有很大關系。
上世紀九十年代,廣東一些城市,戶籍居民一百萬,外來務工人員卻有三四百萬,而地方警力等卻仍按戶籍人口配備,導致社會治理出現嚴重問題。后來改為按實際人口配置社會管理與服務資源,這樣的問題才得到緩解。如今,面對快速城市化,各地也應更實事求是地面對社會治理問題。有地方出臺政策,人口達到一萬以上就要新成立社區,卻不允許在原社區基礎上增加工作人員。這是一種十分教條武斷的做法。與其不停新增街鎮社區,無謂增加行政成本,不如“兩害相較取其輕”,適當多給街鎮、社區增加人手。
有人說,一些地方之所以樂于如此,就是為了新增加班子,多安排位子。如果真的如此,其與加強社區治理的初衷實屬背道而馳。
拆分就拆分吧,在命名問題上,少數地方竟鬧出驚人笑話。
幾年前,某區新成立了一個街道級大社區,市領導考慮到成立該社區的目的,主要是服務省級政務區,因而十分重視,特意命名“方興社區”,寓意方興未艾。
然而不久卻被人爆料,說是隔壁區也曾有一個街道級“方興社區”,只是后來降格為大社區下面一個小社區名,原來的街道級社區另取名錦繡社區了。
爆料人正是方興大社區的工作人員,他們經常遇到跑錯了“方興”的辦事群眾,因為總是被跑冤枉路的群眾罵,心里自然憋屈。
媒體認為,相鄰兩個區,竟然有重名的兩個社區,雖有級別不同,市民卻弄不清楚,導致坐公交、打的乃至郵政投遞等許多不必要的混亂,于是就此作了連續報道。
通過報道,人們才發現,原來,市領導給后成立的方興社區命名時,并不知道隔壁區已經有了“方興社區”。
讀者們于是憤憤不平:市領導不知情原屬正常,但基層領導原本是知道這一情況的,卻硬是揣著明白裝糊涂。究其心理,無非是害怕說出實情,駁了市領導的面子。殊不知,市領導哪里就會是這樣的格局?不跟領導說實話,讓領導的無心之失得不到糾正,百姓要是知道這是市領導命的名,豈不是連累市領導也跟著背黑鍋?
百姓更氣憤的是:連這點實情都不敢如實報告,還能指望這幫人平時跟領導說啥實話、反映啥實情?
媒體為此也采訪了市民政局地名辦公室。地名辦公室的人告訴記者:當初市編辦報來的就是這名,我們照單核準,至于導致重名,那可怨不得我們。
明明是地名辦公室,專業機構,自己不檢索地名,胡亂批復不作為,卻把責任硬生生推給編辦。
“大方興”最后找“小方興”商量,要求他們更名,言下之意,自己是街道級社區,與你不是一個層級,你還是知趣讓道吧。這下輪到“小方興”不干了:“我雖然只是村居級社區,可我畢竟命名在先,先長胡子還不如你后長眉毛?”
媒體連續報道了三篇,就戛然而止,草草沒了下文。不知是知難而退,還是受到了啥上級干預。
幾年來,市民每看到公交車前方車頂電子顯示屏上赫然顯示的“方興社區”字樣(至少筆者看到有一路公交車,每天打我所住小區門前經過,“方興社區”正是其終點站),還是不由分說地上車。至于是不是自己要去的“方興社區”,那只有下車才能見分曉了。
還有更奇葩的。
L街道本來名字好好的,突然卻不用了,廢棄就廢棄吧(就如人改名后的曾用名),它還不是真廢棄,而是讓新拆分出去的街道用,自己改名W街道;不日,W名字又不用了,又讓新拆分出去的街道用,自己更名T街道。嗚呼,古今中外,沒有更名如此混亂的。難怪群眾戲謔T街道 ---“你們哪是街道,簡直就是街道名孵化器啊!”
仿《老兵不死》的歌名,有人專門將此編成段子---《老兵之死》:一位L街道籍臺灣老兵聽說老宅將拆遷,特意從臺灣回鄉,只想最后再看一眼老宅,拍張照片留念。到了L街道,人家說:“老人家啊,你那老家現在已經更名叫W街道了。”老兵又連忙跑到W街道,不料人家又說:“老人家哎,你那老家現在已經更名叫T街道了。”老兵又匆匆趕往T街道……正因為這好一番折騰,老兵趕至老宅前時,恰見老宅轟然委地。老兵人生最后一個夢想破碎,當即心臟猝停,溘然長逝。
1934年,蔣介石為了方便對中央蘇區紅軍的圍剿,將婺源劃屬江西,隸屬于江西省第五行政區,當時給出的理由是旨在消滅紅軍(民國二十五年元月,國民政府為消滅紅軍,析安徽潛山縣、太湖縣、霍山縣、舒城縣4縣邊境設立新縣,因區域屬古南岳天柱山之西,故名岳西縣)。消息傳開,無疑投石水中。婺源各界人士紛紛上書縣府,要求免劃江西,徽州駐外同鄉會等也運用各種輿論工具,要求政府收回成命。婺源是朱熹故里,婺源之于徽州,正如曲阜之于魯。請求免劃運動,歷時數月,各方雖然竭誠盡力,但仍無濟于事。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八月,蔣介石在南昌行營署名行文,令婺源縣政府“無條件執行”,9月4日,婺源正式由江西省政府接收。1946年6月26日,國民大會籌備委員會代電致婺源縣參議會“三十五年四月,民愿字第65號代電奉悉,關于呈請將婺源劃回安徽管轄一案當存,候國民大會開會時移請大會秘書處核辦,特此布復”。于此,看來早已萌滅的希望又一次被點燃起來了。后經胡適、馮玉祥等人奔走,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八月,婺源奉令劃回安徽。16日,兩省正式辦理接交于續。婺源歷史上的這場“回皖運動”終于落下了帷幕,徽州一府六縣的政區得以恢復。今天查看《休寧縣志》,上面清楚地記載著當時徽州人內心深處的喜悅。他們那個高興勁,就跟光復了一樣。海陽、屯溪街頭,鞭炮齊鳴,人頭攢動,萬人空巷。1949年5月,解放軍“二野”挺進婺源,過境時主持軍管,而以屯溪為中心的徽州為“三野”部隊軍管。婺源縣就是在兩支部隊軍管會分割的體制下,再次脫離徽州政區。盡管其后,婺源人也再次表達他們強烈回歸安徽徽州的愿望,但終究沒有實現,直至今日,它是江西省上饒屬下的一個縣。徽州,只能再夢里回去了。
1987年11月27日,徽州一府數縣的政區格局再次被打破,典型的徽州地區---績溪縣劃屬宣城地區。2000年6月25日,宣城地區改為地級宣城市,績溪縣屬之至今。
安徽樅陽劃歸銅陵,“桐城派”文化被割裂的意味同樣濃烈。
查閱樅陽歷史沿革,唐(公元618年——公元907年),初為同安縣,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改同安郡為舒州。天寶元年(公元742年)復為同安郡。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改同安郡為盛唐郡,改同安縣為桐城縣,轄33里。乾元元年(公元758年)盛唐郡復名舒州。五代•十國(公元907年——公元979年),為桐城縣。此后直到1955年,都名桐城縣。1955年7月1日,更名為樅陽縣(與桐城分治),先屬安慶專區、安慶地區,后屬安慶市。2015年10月13日,國務院(國函[2015]181號)批復同意:將安慶市樅陽縣劃歸銅陵市管轄。
歷史上,許多“桐城派”名人及后來的朱光潛、黃鎮等,雖然出生時是桐城人,但其出生地解放后都劃歸了樅陽區域。正因如此,安慶地區才長期流傳“樅陽出人,桐城出名”的說法。如果說1955至2015年這60多年中,樅陽、桐城雖然分治,畢竟還同屬安慶,那么2015年樅陽擺脫安慶劃歸銅陵,樅陽人連安慶人都不是了,遑論桐城?桐城人還好觍著臉把銅陵樅陽人賴為安慶桐城人?
現在全國各地行政區劃調整,考慮經濟發展因素為主,而歷史文化傳承方面則很少顧及。殊不知,沒有文化傳承護佑的經濟發展,又豈可持續?國家民政等部門應站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高度,對此類區劃調整及命名亂象進行認真調研,出臺科學嚴謹的制度、政策,遏制地方不斷大拆大分行政區劃的沖動。
作者:陶余來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 圖片來源網絡 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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