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烈士身后，烈士的后代和烈士犧牲的熱土之間發生了諸多感人的故事，綿長的恩情在改革開放的春風里流動。值得一提的是，這段故事和《杭州日報》有著不解之緣。一篇充滿情感的報道，一張留存下來的舊報紙，就此揭開了烈士安葬處的謎團，英靈得以魂歸陵園。這樣的巧合令人感喟。世界上有多少事看似偶然，卻有著冥冥之中的必然。沒有劉新的堅持幫扶，沒有徐越老人對烈士墓的牽掛，可能就不會有現在的結局。精誠所至，金石為開，人世間的情義，總因為一些人的堅定，而流芳長存。
1945年6月3日，我的父親劉別生犧牲在今屬浙江杭州富陽區的新登鎮。發生在那里的“新登戰役”在歷史上赫赫有名，是我軍以少勝多的經典之戰。父親犧牲時，我才兩歲。如今80年過去了，我仍不能忘懷，因為父親留下的使命，我還未完成。
有時候想，父親也是血肉之軀，天寒地凍、彈盡糧絕，他是怎么挺過來的？
父親出生地在江西省吉安市安福縣寮塘鄉。關于他的出生年月有不同說法，為了此事，我曾專程去老家，找到了一位和父親同齡的人，江西話叫“老庚”。這才確定，父親是1916年10月23日出生的。
1927年，毛主席在湘贛邊界打響了“秋收起義”的第一槍。第二年，年僅12歲的父親也拿起梭鏢，加入了中國工農紅軍。因為年齡小，他先當通訊員。等年滿18歲加入中國共產黨時，父親已經歷了井岡山根據地的四次反“圍剿”，他兩次英勇負傷，最多一次身中八彈。
1934年11月底，紅軍在湘江突圍，遭到國民黨軍隊的重兵夾擊。當時，父親腿部負重傷，不能走路。他靠著頑強毅力，用了三天三夜，爬出了敵人的包圍圈。我有時候想，父親也是血肉之軀，天寒地凍、彈盡糧絕，他是怎么挺過來的？這應該就是信仰的力量吧。父親在革命隊伍里迅速成長，參加了好幾次紅軍干部培訓，養成了善于偵察、機智果敢、不畏犧牲的作戰風格。看過父親手繪作戰地圖的人，都稱贊他有指揮打仗的軍事天賦。
皖南事變后，中央軍委決定重建新四軍。年僅25歲的父親被任命為新四軍第六師十六旅四十八團團長，兼任浙西抗日根據地郎廣長（郎溪、廣德、長興）軍分區司令。
他帶領的四十八團是主力團，擅打勝仗，極大地打擊了日偽軍的囂張氣焰。因為百戰百勝，江南人民驕傲地稱呼這個團為“老虎團”。【劉別生烈士生前英姿，也是劉新的母親蘇迪最喜歡的照片】
面對敵人堅固的炮樓，四十八團拿出了“秘密武器”
1944年3月29日，四十八團在安徽廣德境內的杭村打了一場大勝仗，消滅日偽軍170余人，繳獲92式步兵炮一門、炮彈三發。92式步兵炮屬于當時先進的重武器，射程達到了2800米，能摧毀堅實的碉堡。很快，這門炮就在戰場上立了大功。
【92式步兵炮（資料圖）】
1944年8月，日偽軍在浙江長興白阜埠構筑了堅硬的碉堡和炮樓，沒有飛機大炮，很難攻打。父親喬裝打扮，悄悄溜進了白阜埠，暗中把敵人的兵力分布、火力點一一記下。回到部隊，他馬上畫出白阜埠的地圖，制定了作戰方案。
【劉別生手繪作戰圖】
8月23日深夜11點，戰斗打響。四十八團把整個白阜埠團團圍住，四面喊殺聲驟起。
面對敵人堅固的炮樓，四十八團拿出了“秘密武器”。平時，父親一直讓戰士們用半公斤左右的鵝卵石，做手榴彈投擲練習。每個戰士都練出了本領，鵝卵石能丟70米遠，而且瞄得準。
【1944年四十八團為繳獲日寇92式步兵炮召開慶功會】多個炮樓被“投彈組”和機槍手神勇拿下，只剩下一座拐角處的炮樓，里面的敵偽既不反抗也不肯投降。父親手一揮，繳獲的92式步兵炮出場了。剛架好，炮樓里的偽營長就急忙大喊：“方司令！我投降！馬上投降！”
一陣重機槍掃射過來，父親躲避不及，全身多處中彈
1945年5月底，父親率領部隊在新登縣城西，與國民黨頑軍七十九師交火。敵人居高臨下，戰斗打得異常激烈。
6月2日凌晨4點，四十八團突破北城墻，占領了新登縣城。次日拂曉，國民黨頑軍向新登周邊發起反撲。父親在城里的指揮所里聽得真切，這次敵人槍聲密集，武器裝備和之前大不一樣。后來才知，這是連夜從桐廬調來的國民黨精銳部隊，這支“國際突擊總隊”配備了美械裝備，相當于一個師的兵力。
戰斗一直打到6月3日中午。戰火稍歇時，父親登上200多米高虎山上的陣地，不顧警衛員勸阻，拿起望遠鏡偵察敵方陣地。這樣做有極大危險，但戰場上的變化必須及時掌握，況且父親從不打無準備之仗。突然，一陣重機槍從敵營掃射過來。虎山上粗壯的松樹被打斷了好幾棵。父親躲避不及，全身多處中彈，其中左臂和左腿各中一彈，腹部傷勢十分嚴重。隨軍醫生張志衍飛快趕來包扎，但終因傷勢過重，父親倒在了新登的戰場上，時年29歲。戰士們沒有辜負父親的遺志，在粟裕司令員的指揮下，部隊佯裝敗退，隨后在孝豐地區圍殲頑軍七十九師、“國際突擊總隊”大部，粉碎了國民黨對蘇浙軍區的圍剿。
【左起：四十八團參謀長曾旦生，副團長饒惠譚，團長劉別生，政委羅維道在長興合影】父親犧牲前，將四塊銀圓、一只懷表和一支鋼筆，交給羅維道政委。兩人右手相握，父親艱難地說出遺言——父親還叮囑，暫時不要告訴我母親。他肯定是想到，母親剛生下我弟弟才兩個月，我當時也才兩歲多。“可找到方司令的家人了！”年長的那個見到我母親，就要下跪
但她沒有時間悲傷。我的母親蘇迪是新四軍十六旅被服廠的指導員，幾千號人的衣服被子，都要她們廠生產。籌錢搞布，已經讓她夠忙了。為了躲避日偽軍的掃蕩，她們還要把坯布藏到山洞里。
母親將我和弟弟的大名取為劉新和劉登，紀念在新登戰役中犧牲的我父親。我父親的遺物有一個筆記本，字跡很俊秀。最后一頁上是這樣寫的：“1945年的任務……我們唯一的任務是聯合同盟國打倒日本侵略……”我仿佛看到父親在深夜的油燈下書寫。可能戰事緊張，最后的話還沒有寫完，他就擱筆了。
父親犧牲三個月后，1945年9月4日，在離新登縣不遠的富陽縣長新鄉宋殿村，侵浙日軍向中國軍隊投降。為了紀念這一歷史性的時刻，這個地方從此改名為受降鎮受降村。新中國成立后，母親蘇迪轉業到了地方，帶著我和弟弟在上海生活。
【劉新和弟弟劉登，攝于20世紀60年代】
1961年，我進入上海無線電四廠，當了一名普通工人。在廠里，我刻苦自學電子技術。后來，我通過半脫產學習，拿到了大學文憑。之后，我調入中國出口商品基地上海分公司工作。“篤篤篤”，20世紀80年代初，我們家的門被兩個陌生來客敲開了。他們一個年長，一個20來歲，都衣著襤褸，面容憔悴。“可找到方司令的家人了！”年長的那個見到我母親，就要下跪。
我下定決心，一定要替父親償還這份恩情
這對父子叫陳阿華和陳建宏，是杭州富陽縣（今為富陽區）永昌村的農民。他們家和我父親還有一段故事。
1944年，浙西北干旱，糧食收成不足往年一半，皖南的糧道又被敵人封鎖，整個部隊鬧起了糧荒。駐扎在新登縣的新四軍四十八團，天天靠挖野菜、吃竹筍充饑。眼看戰士們餓得牙齦浮腫，身為團長的父親找到當地陳姓保長，商請借糧。陳保長馬上把備荒用的35擔糧食、整整1750公斤借給新四軍。父親打了借條一張，答應日后一定歸還。這一晃就是四十多年過去了。其間，國民黨軍隊反攻倒算，陳保長被抓去坐過牢。新中國成立后，陳保長又因為過去的身份被劃為“反革命”，借條也被人給撕了。從此，這家人就再沒抬起過頭來，日子一直過得緊巴巴。直到改革開放，保長的兒子陳阿華和孫子陳建宏打聽到“方司令”的家人住在上海，一路尋來。
聽完陳阿華的敘述，母親沉重地點點頭，這些和她的記憶是相吻合的。母親拿出身邊的200元現金，毫不猶豫地遞給老陳：“家里有困難，你先拿去救急。”當年的1750公斤糧食，豈是如今用金錢能衡量的？這是老百姓的支持啊。我暗暗下定決心，一定要替父親償還這份沉甸甸的恩情。
化工廠正式投產才半年，來裝貨的卡車就排起了一公里的長隊
自那以后，我一年連去了十幾趟新登。原先的新登縣，已劃撥為杭州市富陽縣境內。
為了節省路費，我動了很多腦筋，坐公交、搭便車。有個收購廢舊報紙的老板隔段時間就會去一趟富陽。我和他商量：你們去的時候能不能帶上我？三四年里，我很多次坐的是這樣的免費便車，有時候半夜里就走，六七個小時后，到富陽剛好天亮。
【劉新近照】
我發現，新登一帶的鄉鎮企業，大多生產衣服鞋帽，要不就是造紙、生產纖維板，大多是利潤不高的低端產品。我在外貿領域工作多年，信息比較靈通。我得知，很多城市的公交車正在更新換代，對公交座椅的需求量很大。這些椅子的原料除了刨花板、纖維板，最關鍵的是一種高品質的化學膠粘劑。巧的是，新型膠粘劑的催化創新工藝，是我的親戚項一飛發明的。項教授是復旦大學化學系的教授，主持過不少科研項目。經過一番市場調查，我心里有譜了，決定幫助陳阿華父子在新登建設一家生產新型膠粘劑的化工廠。項教授聽了我的想法，也很支持。
我一面找熟人擔保，向上海一家企業借款50萬元，答應五年后歸還本金和利息，一面向本單位請假。那段時間，我就住在新登，化工廠給我安排了一間宿舍。我幫著他們采購設備、培訓員工，還帶著陳保長的孫子陳建宏去各地取經，先到廣東找原材料，再到南通向同類企業學習技術。陳建宏很聰明，也肯動腦筋，試生產的產品品質很高。化工廠正式投產才半年，來裝貨的卡車就排起了一公里的長隊，那真叫供不應求啊。在我的提議下，化工廠用了銷售策略來吸引客戶。是什么呢？說起來也不稀奇，就是給卡車司機提供熱水洗澡。一來這不費錢，熱水是生產排放的高溫蒸汽轉化而來；二來我們產品好，價格比別家便宜，還有這么好的服務，卡車司機都愿意來新登拉貨。廠里的生產線全部自動化，只需要十來名操作工。開工當年，化工廠實現銷售額近1000萬元，繳稅60多萬元。那筆50萬元的貸款第二年就歸還了本息。
父親真正的遺骸在哪兒？我和母親每天都在念想
2000年4月，《杭州日報》記者吳幼祥聽說了我和新登的特殊情緣，特地來上海采訪，回去寫下了三千多字的報道：《一個新四軍后代的“新登”情結》，刊登在4月24日的《杭州日報》上。
十幾年以來，他每年數十次自費奔波在上海和富陽新登之間，為新登招商引資操勞著，常常餓了啃幾口面包或買一個盒飯。
“我做這一切不是為了賺錢，當年父輩們拋頭顱灑鮮血，為的是建立新中國，讓百姓過上好日子，我為山區做一點工作，一方面是繼承父輩的遺志，另一方面也算是對當年山區人民支持父輩的回報吧。”
其實我沒啥好宣揚的。我在這個化工廠沒有一分錢股份，兩地往返還要倒貼交通費。但我這是為了報恩。陳保長和新登人當年無私地幫助過我父親，我就應該同樣無私地幫助他們的后代。也是巧了。2005年5月，有人拿了一張舊報紙包了半斤新茶，去看望一位老人。那張舊報紙，正是2000年4月24日的《杭州日報》，刊登了吳記者寫我的那篇報道。沒想到這一無心之舉，竟然讓我找回了魂牽夢縈多年的我父親的遺骸！
天目山“反頑”戰役時，和新登城不遠的臨安板橋鎮板橋村有座新四軍臨時傷員急救站。父親犧牲后，遺體被抬到那里。為了防止敵偽破壞，父親被安葬在一座鮮為人知的山林里。1955年，父親的親密戰友，時任上海警備區司令王必成將軍，派人去臨安尋找我父親的遺骸，可惜只找到一座小型新四軍陣亡戰士的合葬墓。征求我母親的同意后，王將軍囑咐將一具無名烈士的遺骸運回上海龍華烈士陵園安葬，以告慰家母。
我立即邀請上海的刑偵專家，一道前往臨安長青村，確認父親的遺骸
2005年，收到茶葉的那位老人叫徐越，年逾八十。他也是一位新四軍老戰士，參加過1945年的新登戰役。
【新四軍老戰士徐越（1928-2006）】
徐老看到《杭州日報》上標題有“新登”二字，馬上引起了關注。再細看報道，老人激動不已，記憶的閘門被打開，當年親手埋葬“方司令”的場景浮現在眼前。1945年，徐越是臨安縣委秘書劉石天的通訊員。他接到命令，和幾名戰士一起將“方司令”的棺木，抬到臨安高虹鄉長青村的深山里安葬。長青村是徐越的老家，他在墓地上做了特別的記號。新中國成立后，徐越曾和有關方面說起過“方司令”墓地的事，但那時百廢待興，這事耽擱下來。后來，他一直在北方工作，直到晚年才回到故鄉定居。我父親遺骸回歸的事，成了老人心頭的牽掛。徐老馬上讓自己的兒子聯系新登鎮政府，幾經輾轉找到我。
【上海刑偵專家范建平在檢視劉別生烈士的遺骨】
我接到老人的電話，又驚又喜。但這么多年過去了，老人會不會記錯？深山里埋葬的真是我父親嗎？我立即邀請上海的刑偵專家，一道前往臨安長青村，確認父親的遺骸。在徐老的指引下，我們終于在雜草和灌木叢中找到了父親的墓地。經過DNA樣本檢測，遺骨與我的DNA同源，遺骸受傷部位也與隨軍醫生張志衍的記錄完全吻合。
【2020年5月劉新在臨安新四軍紀念館劉別生雕像前】
我應該感謝誰？這件事背后有許許多多的陰差陽錯，如果不是我幫助陳保長的后代辦化工廠，就不會有吳記者的報道；沒有這篇報道，我可能就不會和徐老相認。
這一切，似乎是父親的英靈在冥冥中引導著我，指引著我。
每年清明，我們這些后代都到富陽新登瞻仰和祭祀父輩
遺憾的是，我的母親和我的弟弟都已經離開了人世。我想，他們肯定和我一樣，想將父親安葬在他戰斗和犧牲的地方，與274名陣亡戰友永遠埋在一起。
2010年3月23日，父親的遺骸終于移葬至新登鎮塔山烈士陵園，和他的戰友日夜相守。新登鎮政府專門請中國美院的雕塑家設計了我父親的半身雕像。
其實我也有自己的心愿。一是能看到新登戰役紀念館建成，這個愿望已經實現了。新登戰役紀念館建在塔山上，陳列了新登戰役的始末以及犧牲烈士的主要事跡，如今已成為富陽紅色研學的一部分。
【新登戰役紀念館和烈士陵園】
二是聯系上新登戰役犧牲烈士的后代，這個愿望也完成了。當時犧牲的戰士大多還未結婚，有后代的很少。我聯系上一位，是四十八團教導員房銘德的女兒，我去蘇州探望過她。擴大到四十八團，全團4000多名指戰員，能聯系上的后代就多了。我建了兩個微信群，每年都組織大家在清明前后到富陽新登瞻仰和祭祀父輩的英靈。
【2019年10月，四十八團后代向劉別生烈士致敬】
第三個心愿是希望革命老區的經濟蒸蒸日上。新登是新四軍根據地，并且發生過重大戰役。我希望新登人的生活更加富裕，如今，陳保長后代辦起來的化工廠年產值達到了3個億。為什么到了我這個年紀還放不下？和新登有情緣的人，我們家只剩下我了。感恩報答的重任，責無旁貸地落在我的肩上，我必須奮力挑起來，為父親戰斗過的地方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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