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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大會決定把政務院改為國務院，即中央政府，周恩來同志任國務院總理。會議結束后，公布副總理、部長（主任）名單。我清早由廣播聽到周總理宣布上述名單時講：勞動部部長馬文瑞。我以為是弄錯了，或是同名同姓。便打電話問馬明方，他才告訴我沒有錯，因來不及征求我的意見就確定了，并說政務院時期由李立三同志擔任勞動部部長，由于他犯過"立三路線"的錯誤，蘇聯和東歐兄弟黨的同志們對他擔任部長有看法，加之認為他在任職期間，兼任總工會的工作中犯有"經濟主義"、"工團主義"錯誤，不宜繼續任職，因而中央決定由我擔任勞動部部長?；叵肫饋?，一屆一次人代會上任命的幾十位部長，今天健在者只有我和王鶴壽同志，已是八十老翁，垂垂老矣?？梢娙松桌?，歲月無情，只是國家長青，事業無盡，愿后世英才輩出，奮發有為。

1954年11月底，我奉命赴京上任。在赴京之前，曾乘飛機到新疆作了訪問。新疆歸來，不久到了北京，首先參加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會間休息時，毛主席看見我，很高興地問："馬文瑞同志，你來了，上任了嗎？"我說："開完政協會議就去上班。"毛主席風趣地說："從今以后，中國的無產階級都歸你管。"周圍的同志都笑了。

政協會后，勞動部開了一個干部大會歡迎我來部工作。當時部領導班子由六人組成，除我之外，還有劉亞雄、毛齊華、羅淑章三位副部長，于光漢、呂文遠兩位部長助理。三位副部長年齡都比我大十歲左右。我由1954年底就任，1966年"文化大革命"被奪權罷官，在這個崗位上歷時12年，是我一生一個重要的經歷，也是我和平建設年月里付出了努力的一個時期。

1956年的工資改革，是我在勞動部工作期間進行的一項重要而繁重的工作。在此以前，全國還沒有實行完全的工資制度。企業實行以工資分為工資計算單位的辦法，而按工資分所含實物（糧、布、油、鹽、煤）的品種、數量、價格計發工資；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則同時實行供給制（后改為包干制）與工資制兩種制度，并且都以工資分為計算單位。到1955年7月，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才廢止包干制，統一實行貨幣工資制。

1956年的工資改革是全國統一進行的，包括國營企業、事業單位和國家機關的工資改革。為了貫徹按勞分配原則，在第二次全國勞動局長會議期間我就提出要改革工資制度，那時設想要用三年的時間逐步地進行。但形勢的發展，要求加快改革的步伐。

第一，1956年前兩年生產發展很快，全國工業企業的勞動生產率有很大提高，1954年提高12.5%,1955年提高10%。但從1953年至1955年卻沒有全面調整工資，只是整頓了一些不合理的獎勵制度和津貼制度，加上這期間增加了不少工資低的新職工，于是出現了職工工資水平增長過緩的情況。1953年因農業遭受嚴重自然災害，農民收入減少，并出現農民流入城市的現象。為此，政務院于當年8月發布了1953年不全面調整工資、取消年終雙薪，以及停止試行年休假制度的指示。1954年平均工資只增長3.1%,1955年只增長2.9%，大大落后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的幅度。加上這一時期生活消費品價格有所上漲，部分職工實際工資有所下降，職工群眾對此頗有怨言。

第二，從制度上說，過去工資制度改革都是由各大行政區或各部門分別進行的。當時采取因地制宜、由地區到全國逐步統一的辦法也是正確的。現在已經有條件實現統一，就不必再等待，以便盡快解決產業之間、地區之間存在的工資關系不合理的問題，如紡織工人的工資高于煤礦工人的工資，建設任務較少的沿海城市職工的工資高于重點建設的內地城市職工的工資。在許多企業里，技術高的工人和技術低的工人之間、繁重勞動與輕便勞動之間的工資差別偏小，普遍存在平均主義現象，都要求及早解決。

第三，工資分制度隨著物價的穩定和職工生活水平的提高，已經失去保障職工生活的意義，工資分所含五種實物已經不能反映職工日常生活的要求。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又已于1955年取消了工資分制，實行貨幣工資制，全國企業也應該統一實行貨幣工資制。

1956年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中，工資改革對鼓勵職工提高業務水平，鞏固和提高職工的勞動熱情，爭取提前和超額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偉大任務，是會起到積極作用的。于是黨中央、國務院便決定進行這次工資改革。

工資改革是在周恩來總理親自領導下、以國務院名義進行的。事前，作為國務院統一管理全國工資工作的機關勞動部，于1956年三四月間召開了全國工資工作會議。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國務院各部門主管工資工作的領導同志，帶領各地各部門勞動局長參加會議。周恩來總理和李富春、薄一波副總理到會作了報告。幾位領導同志講了形勢、講了工資改革的必要性和有關的方針政策，對與會同志有很大啟發。周總理在報告中講到近兩三年工資增長過慢于勞動生產率提高時，認為這是個很大問題，他要向全國職工"負荊請罪"。這對大家的教育特別深刻。為此，我在會議結束時的講話中，代表勞動部作了自我批評。主要是說對工資水平問題缺乏研究，認識也不確切。在上年勞動局長會議上已經知道1954年工資計劃沒有完成，講過要采取一些措施如推行計件工資等來完成1955年的工資增長計劃，但日常工資工作上采取控制性的措施多，建設性的措施少；制定改革方案時考慮制度問題多，考慮水平問題少。

全國工資工作會議經過充分討論，弄清了情況，明確了方針政策，提出了一個比較適當的改革方案。會后，各地區各部門又對方案作進一步的討論、測算，經勞動部匯總報國務院審核。五六月間，在周總理主持下，國務院召開了多次工資改革方案平衡會議，在此基礎上，國務院于7月間發布了《關于工資改革的決定》和有關的規定，正式開始進行工資改革。

這次改革的范圍包括企業（含國營企業、供銷合作社企業和全行業合營前的公私合營企業）、事業和國家機關。屬于改革范圍的企業、事業和國家機關，從1956年4月1日起實行新的工資標準。按照國務院的決定，這次改革，全國共增加工資總額12.5億元，全國職工平均工資提高14.5%（在執行中，實際增加工資總額14.5億元，比計劃多增加兩億元，全國職工平均工資提高18.1%，比計劃多提高3.6%)。

國務院的《決定》提出：這次改革，必須堅決貫徹按勞分配原則，注意克服工資制度中的平均主義現象，改革工制度中不適合生產發展需要的地方。對于重工業部門、重點建設地區、高級技術工人和科學技術人員的工資，應該有較多的提高；對于現行工資比較低的小學教員、供銷合作社工作人員和鄉干部，也應有較多的提高。《決定》還規定，職工工資的提高，一定要與勞動生產率提高相適應，而勞動生產率提高的速度，一定要高于工資提高的速度。

這次改革除較多增加職工工資外，在工資制度上，主要解決以下一些問題：

第一，取消工資分制度和物價津貼制度，全國統一實行貨幣工資制。為了使工資能比較正確反映生產發展需要和各地區生活、物價水平，以及現實工資狀況，在實行貨幣工資的同時，規定了不同的工資區類別和地區工資標準。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及某些行業（如商業、郵電）劃分為11類工資區，同一職務的工資標準，十一類工資區最高，一類工資區最低。北京屬第六類工資區。國家機關最高地區的工資標準同最低地區工資標準相差30%。對于生活艱苦、物價又高的邊遠地區，如青海、西藏、內蒙古等一些地方，另加一定的補貼。對物價特別高的地方，還給予一定的物價差額津貼。

第二，統一和改進了工人工資等級制度。工人的工資標準，按產業統一規定。同時根據不同產業工人生產技術的特點，建立不同的工資等級制度。工人一般實行八級工資制，建筑工人實行七級制，紡織運轉工人實行崗位工資制，郵電工人實行職務工資制，商業部門的售貨員實行三類五級工資制，使工人的工資同工人的勞動和企業的生產技術特點密切結合。為體現熟練勞動與非熟練勞動之間的工資差別，較多地提高了技術工人的工資標準，一級工的標準提高8%，八級工的工資標準提高18%；最高最低工資標準的差別，一般由過去的平均2.8倍左右，擴大到了3.2倍。在改進等級制度的同時，各產業部門還進一步制定和修訂了工人技術等級標準，并強調按技術標準考工定等級或考核等級，克服了單純憑印象評定工人工資等級的現象。

第三，改進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和企業職員（包括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的職務等級工資制，按照職務高低、責任大小、工作繁簡或技術復雜程度，確定職務等級和工資標準。國家機關行政人員和技術人員分別規定工資標準。實行職務等級工資制，即采取一職數級、相鄰職務之間上下交叉的辦法。行政人員的工資標準劃分為30個等級，北京地區（六類）毛主席及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工資最高為644元，部長最高為460元。國家機關工程技術人員分五類產業規定工資標準，北京地區最高工資分別為287.5~310.5元。最高一級研究員、一級教授均為345元。

企業職員實行的職務工資制，全國分七類地區、四類產業，每類產業又分四類企業，企業的內部又分三類科室、四類職能員，據此分別規定有一定差別的工資標準。這種制度由于過于繁瑣，不符合國家實際情況，實行的單位很少，時間也短。絕大多數企業，基本上都按照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制度執行。

第四，推廣計件工資制，改革獎勵和津貼制度。國務院的《決定》要求：各產業部門凡是能夠計件的工作，全部或大部實行計件工資制。為推行計件工資還規定了計件工資標準可以比計時工資標準高4%~8%。同時要求各產業部門根據生產需要，制定統一的獎勵辦法，積極建立和改革新產品試制獎，節約原材料、燃料或電力獎，提高產品質量獎，以及超額完成任務獎等制度。

第五，調整和改進了部門之間、產業之間、各類人員之間的工資關系。經過這次改革，幾個部門職工平均工資提高的情況是：重工業部門提高15.6%，輕工業部門提高12%，非工業部門（不包括教育部門和合作社系統）提高10.9%，國家機關提高10%。幾個地區職工平均工資提高的情況（都選規模大體相同的國營機器制造業作比較）：黑龍江提高20%，山西提高19%，湖北提高18%，天津提高12%，上海提高9%。改進各類人員的工資關系，主要是較多地提高高等學校教學人員、中小學教師、工程技術人員和原工資待遇較低的農村供銷社職工、鄉干部的工資。北京地區一級教授由改革前的253元提高到345元，增加了36.4%，小學教師工資標準提高了32.9%。

這次工資改革總的說路子是對的。通過改革使全國職工工資制度趨向統一合理，比較好地體現按勞分配原則，較多地提高職工工資，改善職工生活，從而鼓舞了職工勞動熱情，對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起了重要作用。改革中的主要缺點錯誤是，增加的工資超過計劃，加大了國家支出，市場一度出現緊張。增加工資偏多，主要是把鄉干部、農村小學教員、粗壯工、學徒工等被稱為"城鄉結合部"工作人員的工資標準定高了，以致擴大了這部分工作人員與農民在收入上的差距。企業領導干部增加工資超過工人過多，工人對此反映強烈。職工升級面過寬，也是增加工資過多的一個原因。為了糾正改革中的缺點，黨中央和國務院采取了相應措施，如限制企業領導干部增加工資，廠長不得超過13%、科長不得超過20%；降低城鄉結合部人員（普通工、勤雜工、學徒等）的工資待遇；國務院決定1959年一律不進行職工升級。國務院還決定降低國家機關行政10級以上干部的工資。毛主席等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最高工資由644元降到404元，部長最高工資由460元降到372.6元。其后又把降低工資的對象擴大到國家機關中一到三級的工程技術人員和行政十七級以上的干部。

1957年9月，周恩來總理在黨的擴大的八屆三中全會上作了《關于勞動工資和勞保福利問題的報告》。報告總結了包括這次工資改革在內的建國八年來勞動工資和勞保福利工作的成績缺點和經驗教訓。周總理說："八年來，我們改變了舊中國高低懸殊、輕重倒置、極為混亂的工資制度，安排了1300萬人的就業，基本上解決了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失業問題，逐步地改善了廣大職工的生活待遇，鼓舞了廣大職工的勞動熱情，勝利地完成了國家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計劃，這些成績是肯定的。"關于工資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及存在的問題，周總理說：主要表現是：(1）部分職工的工資水平偏高，主要是部分城鄉結合部人員、部分低級工作人員、部分青年知識分子和學徒的工資水平偏高了。(2）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各年度工資增長不平衡。(3）工資制度的改革和我國的實際情況結合不夠。不是有分析地有選擇地吸取社會主義國家的先進工資制度，也沒有根據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批判地吸取中國舊有工資制度中的有用部分。對地方較大的機關、企業、事業中的職工如粗壯工、勤雜工、小學教員、鄉干部等的工資標準，過分地強調集中統一，忽視了因地制宜。還有在工資工作中，過多地強調物質鼓勵作用，放松了對職工群眾的思想政治工作。周總理還講：在勞動工資和勞保福利工作方面的主要教訓，是對于我國人口多、底子窮的情況了解不透，對于從6億人口出發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方針體會不深，我們必須吸取這些教訓。

1956年的工資改革，離現在已經30多年了，回想起來記憶猶新。工資改革是關系到各行各業、千家萬戶的大事情，影響的因素很多，牽扯的面極廣，真正辦起來，才體會到它的確是一項很復雜的工作。1956年初步方案拿出來之后，整整開了一個多月的會議也定不下來。這期間，周總理親自主持召開了幾次小會研究，最后召集國務院全體會議作了專題討論。記得那次會議從下午兩點一直開到晚上快12點鐘了，意見還有分歧，于是總理宣布60歲以上的人退席休息，其他人繼續討論（總理當時已經五十九歲）。就這樣，一直討論到凌晨兩點多鐘，才統一了認識。最后周總理作了結論，才算確定下來。

來源：讀書有味聊忘老今日頭條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