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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哈維 | 普遍異化——資本主義如何形塑我們的生活？

點擊：作者：大衛·哈維來源：《國外理論動態》發布時間:2019-08-20 15:20:20

克林頓在1992年當選總統時，曾向財政部長羅伯特·魯賓(來自高盛)概述了他的新經濟計劃宏圖，報道稱魯賓反對這一計劃。當克林頓問“為什么”時，魯賓說：華爾街的債券持有者是不會讓你這么做的。克林頓的著名回應是：“你的意思是說我的整個經濟計劃都被挾持在華爾街一群該死的債券交易員手中？”魯賓說：“是的。”克林頓就任總統時承諾實施全民醫保，推行的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眾所周知的福利制度改革，此外，他對刑事司法制度的惡性改革導致了以少數族裔為主的大規模監禁，住房金融改革則最終導致了2007—2008年喪失債務贖回權的災難，同時，他還廢除了限制銀行投機活動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這一監管框架。這正是債券持有者想要的。這就提出了一個大問題：誰才是真正的掌權者，是政治家還是債券持有者？在希臘答案很明顯：就是債券持有者。

翻譯：曲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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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中，我指出了未來全球資本主義面臨的三個主要威脅。[1]第一，在與自然的關系方面，資本主義面臨氣候變化、環境破壞和不斷加速的生態退化。第二，資本主義始終保持著3%的復合增長(資本的無限積累)，其壓力隨著呈指數級增長的曲線的跳躍式上升而變得越來越大。第三，資本主義面臨著普遍異化(universal alienation)。最后這種狀況與前兩種狀況密切相關，通常會在國家體制之內和之間造成日益成問題的政治和地緣政治的不穩定。它最顯著的表現是右翼民族主義政黨以及以土耳其的埃爾多安、印度的莫迪、埃及的塞西、匈牙利的歐爾班、美國的特朗普和俄羅斯的普京為代表的威權民粹主義的崛起。普遍異化也是釀成很多個人悲劇的始作俑者，例如，在美國許多“被遺忘的”地區發生的阿片類藥物流行病肆虐以及因長期酗酒導致死亡(因此當地的預期壽命正在縮短)所帶來的悲劇。普遍異化還反映在自殺的韓國稻農、印度農耕者、英國山農、深圳富士康工人以及希臘失業而又喪失抵押品贖回權的屋主身上，這里只是以此為例。那么，我們該如何理解普遍異化，它又是從何而來的呢？

在馬克思的思想中，“普遍異化”作為一個概念有著即使并不特殊、但也是問題重重的歷史。雖然異化在諸如《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這樣的馬克思早期著作中引人注目，但在1840年代晚期馬克思探索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時(例如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卻消失不見了，只是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才重新作為一個核心概念再次出現。隨后，它似乎退隱于《資本論》的背景之中，并在其后期的著作和筆記中幾乎完全不復存在。

后來力圖重新提出這一概念的大多數批判性嘗試都聚焦馬克思的早期著作，而對它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的根本性重構少有關注。張一兵的重構是一個重要例外。他寫道，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對這一概念的“科學”展現與之前使用的

“人本主義異化史觀……之間是具有根本的異質性的。其實，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異化觀：《1844年手稿》中的勞動異化是人本主義的價值懸設，它所構成的是理想本質與現實存在的矛盾，虛與實的矛盾；勞動的自我異化是一種邏輯反思，是在觀念中設定的。而《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的勞動異化，從根本上說是一種現實的歷史反思。原來工人活動的對象化結果，現實地成為今天工人的統治者和剝削者。工人創造的‘先有’成為‘現有’的統治者。……雇傭勞動必然創造一個由自己轉化出來的統治力量——資本，這就是馬克思這里所描述的資本與勞動關系的現實異化”[2]。

二、《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的異化

《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對異化概念的重構是通過將歷史唯物主義方法運用于《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主題來完成的。后來的嘗試——例如拉赫爾·賈吉 (Rahel Jaeggi)試圖按照馬克思早期著作中所呈現的那樣重構自我異化理念——必然需要推翻針對類存在的人本主義概念所假定的“本質主義和至善論”的反對意見。賈吉質問道，“要使異化概念的關鍵性意義為我們所用，而不依賴于包含最終的和諧或和解的確定性，不依賴于一個完全透明的個體的想法，不依賴于任由自我或世界完全聽命于己的幻覺”，這可能嗎？[3]雖然她的答案是肯定的，但她忽略了出現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的革命性重構。盡管我將集中討論這一革命性重構，但我也會認為，《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呈現的這次革命與其說是一種認識論斷裂，不如說是一種根本性重構。馬克思早期的(尤其是以賈吉所提出的方式重塑出來的)人本主義可以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呈現的科學進路中重新扎根并重新被概念化。在某種程度上，這樣一種調和隱含在伯特爾·奧爾曼(Bertell Oll-man)的著作中，馬克思的價值理論被理解為一種異化勞動理論。[4]這也是我在《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的結論中重提“革命性人本主義”概念的用意。

那么，根據這些截然不同的構思，“普遍的”異化究竟意味著什么呢？對早期馬克思而言，普遍性植根于我們的類存在所固有的所謂特質中。實現這些特質的潛力被資本所挫敗。生產資本的勞動者的勞動成果遭到否定(他們處于一種同其勞動產品及其所參與的勞動過程相異化的關系中)。與生產中的異化相伴的是異己的、卻被認為是補償性的消費主義的發展。實現自我完善的個人潛能(在社會關系、與自然的關系以及參與勞動的過程中)被否定。如此構想的益處在于它是有前瞻性的和有抱負的。早期著作中被激發出來的感性的和存在主義的體驗仍然是重要論題。勞動與其產品、價值及其生產規劃的異化是《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和《資本論》所共有的論題。問題是，早期著作中對異化的理解沒有植根于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生成的工人的日常生活和勞動現實。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異化的普遍性產生于資本內在的歷史趨向，包括：創造世界市場，建立無處不在的社會(階級)關系和新舊更替關系，以及在競爭規律的強制作用下將某些可確認的運動規律內嵌于人類歷史中的趨向。“普遍性”是資本主義歷史演進所特有的。按照價值規律和資本運動規律，勞動創造的資本反過來以直接的和間接的方式統治著勞動者。由此，從《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延伸到《資本論》的問題確認了資本運動規律和價值規律，并且理解了這些規律如何支配工人大眾的日常生活和勞動條件。政治的目標在于解放我們自身，包括在思想方面以及在政治和經濟的實踐中擺脫這些價值和運動規律所施加的限制。異化不限于勞動領域。

在《資本論》中，我們看到資本家為強制性的競爭規律所迫：(1)盡其所能地延長工作日至其最大值；(2)為剩余價值再投資，而不滿足于消費的快感；(3)通過探索和采用新技術獲得相對剩余價值；(4)產生與日俱增的社會不平等和一支產業后備軍；等等。不存在自由選擇。強制性的競爭規律迫使資本家延長工作日并強化勞動過程，而不顧勞動者的安危。因此，資本家必須尋找借口，使其做法合法化，抑或只是容忍他們自己的野蠻行徑。許多資本家的形象深受他們不得不實施的這些行徑的影響。果不其然，很多人有了一種殘酷成性的傾向。另有一些人成為自戀者，相信他們擁有一種上帝賦予的權利，可以按照自己的想象創造一個世界，而不論那些權利得到行使后的結果如何。他們假定其財富和福祉對于社會來說是必要的。客觀條件包含著主觀結果。[5]

作為動詞的異化(alienate)其實包含諸多含義。作為一個法律概念，它意味著財產權轉讓成為他人的所有權。我轉讓(alienate)一塊土地，即我在把它賣給別人或將其使用權讓渡給他人。交換總是包含著異化。[6]這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成為主要的討論對象。一旦工人進入工廠做資本家要求做的任何事，他們就異化(轉讓)了他們的勞動力。但是，異化包含著一個更寬泛的含義，這導致了通常隱含在某種交換中的信任、公平或互惠的喪失。工人們“自由地”付出他們的勞動，但這是在他們遭到脅迫抑或他們同意自己所創造的價值不必歸還給他們、而是被資本所占有的條件下完成的。交換是合法的，但從資本主義制度下日常生活的總體這一立足點出發來看，這種交換具有欺騙性。資本家利用工人的智力和技能、協作能力、主動性以及創新性，并且只把勞動力作為商品的價值予以回報。在既有的強制性競爭規律下，資本家必須這么做。對于勞動者而言，得到的是失落感和不公平感，是無力感和尊嚴的喪失，這些容易引起怨恨、憤怒和挫敗。資本在客觀和主觀上都產生了異化。

當馬克思就資本主義社會關系及其運動規律進行寫作時，它們還只是支配著相對較小的世界一隅(英國、西歐和美國東海岸)。無休止的積累和全球氣候變化尚未構成嚴重威脅。如今，資本(商品化和貨幣化)的規律和社會關系的支配作用幾乎無處不在。無休止的積累和全球氣候變化已構成了嚴重危害。不過，馬克思早在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中就說過，資本的本質就在于創造世界市場，通過時間消滅空間，進入無限積累的循環，對生產力進行革命，等等。資本在未受到挑戰的情況下不可避免地贏得了地理擴張，并會強化它對我們在這一方面以及最終蔓延至各個方面的控制。這主要不是一個道德問題，而是一個蘊含著道德內涵的科學發現，這一點在《資本論》第1卷的文本所充溢的道德憤怒中清晰可見。在我們的時代，無限的積累導致了環境退化，從而引起環保主義者的義憤。

然而，馬克思認識到了資本所帶來的異化的矛盾性質。資本不僅具有破壞性，而且是一種以積極和消極的方式改變世界的富有建設性和創造性的力量。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坦承了

“資本的偉大的文明作用；它創造了這樣一個社會階段，與這個社會階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會階段都只表現為人類的地方性發展和對自然的崇拜。……資本按照自己的這種趨勢，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現象，克服流傳下來的、在一定界限內閉關自守地滿足于現有需要和重復舊生活方式的狀況，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見。資本破壞這一切并使之不斷革命化，摧毀一切阻礙發展生產力、擴大需要、使生產多樣化、利用和交換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7]。

在這類段落中，馬克思承認，個體的和某些情況下的集體異化是實現更高級的社會制度所必需的，在這種制度中，得到改善的物質條件可以實現其對非異化生活的許諾。馬克思不是唯一一個認為這種犧牲和損失(即異化)可能是為了獲得更大的利益所必需的人。例如，亞當·斯密就試圖調和他的道德情操論與競爭性交換的冷酷計算之間的矛盾，以表明從國家的控制中解放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如何才能產生一種更好的物質福利狀態，從而使其中的所有人都可以平等地分享。這仍然是自由主義尚未兌現的承諾。同樣，卡爾·波蘭尼也把個人自由的犧牲視為構想一種將惠及所有人的集體自由所必需的(比如福利國家的集體自由)。[8]

這類爭論仍與我們相伴。在美國，共和黨人反對奧巴馬的平價醫療法案，認為它違反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個人自由，而相反的論點則認為，在一個人人都能及時獲得充足醫療服務的社會中，所有人都會生活得更好。對異化的超越而非拒斥，成為社會主義政治的主題。

三、當今的異化

個體和社會運動如何面對上述矛盾成為一個大問題。馬克思的早期手稿中所闡明的個體心理層面的(存在論的)異化是與對世界市場中資本再生產造成的客觀異化的批判相關聯的。工人們可能會接受雇傭勞動的異化，以換取足夠的機會獲得滿足其個人需求、需要和欲望的商品。異化的雇傭勞動可以由補償性的消費主義所彌補。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和《資本論》中，馬克思指出了無休止的資本積累如何依賴于以支付能力為后盾的、為了滿足新的需求、需要和欲望所進行的無限的生產和再生產。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指出了“產品和需要的范圍的擴大”如何“機敏地而且總是精打細算地屈從于非人的、精致的、非自然的和幻想出來的欲望。……這種異化……表現在：一方面出現的需要的精致化和滿足需要的資料的精致化，卻在另一方面造成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蠻化和徹底的、粗陋的、抽象的簡單化”。[9]

這類矛盾貫穿并作用于不同的層面(從宏觀層面到微觀層面，再回到宏觀層面)。全球化、時空壓縮、剝奪式積累、土地掠奪以及對數十億工人(即來自世界各地不同文化和地理環境的男男女女們)的大規模剝削等資本主義進程產生了異化，在這樣的背景下，異化被身處特定地點和時代的個體感受到并體驗著。

回想過去這些年我去過的許多地方以及與我交談過的很多人，我發現我無法不得出這樣的結論：異化幾乎無處不在。例如，有大量證據表明，在勞動過程的當代形式中存在著深度異化。對勞動而言，問題不僅在于沒有足夠高薪的工作可選(在世界上的多數地區，這已經足夠糟糕了)，而且幾乎沒有任何有意義的工作。廣泛的去工業化意味著淘汰了一些具有剝削性、但卻有意義的工作(比如喧囂工廠里的鋼鐵工人崗位)，增加了一些具有剝削性、同時又令人感覺毫無意義的工作(比如購物中心的保安崗位)。來自政治進程(特別是傳統政黨)的挫折感和異化隨處可見。對一個沒能確保或促進更大自由、反而給個人權利和行為造成過多負擔的國家機器的怨恨和不滿正在增加。壓制性的監管制度似乎正在促成擁護自由至上主義的反抗運動，抑或一種廣泛存在的所謂非意識形態的文化無政府主義。在許多部門和地區，無意義的文書工作和監管安排的數量呈指數級增長。與此同時，日常生活正變得越發令人沮喪，并且如夢魘一般：在美國，反對電話和信用卡的額外費用的抗爭以及在醫保報銷問題上的爭論耗費了大量時間。官僚化的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關系在惡性程度方面毫不遜色于國家與消費者之間的惡性關系。它們的策略是轉移和勸阻投訴，而非解決問題。總體效果是，在節省家務用時的創新設施日漸豐富的情況下，我們自己所擁有的時間卻越來越少。問題赫然顯現：我們所承諾的超越在哪里？

國家機器的工作方式存在著嚴重的問題。肯·洛奇(Ken Loach)的電影《我是布萊克》(“I，Daniel Blake”)講述了一位英國老人在福利服務方面的遭遇。顯然，這些服務不是為了幫助需要幫助的人，而是為了懲罰需要幫助的人。好市民不需要幫助。這部電影使人聯想到在社會供給的其他領域存在著明顯的相似之處。警察的存在是為了幫助我們，還是為了依法監督并制約我們？異化無處不在。它活躍于生產、家庭消費中，并且在大部分的政治和日常生活中占據著主導地位。

那么，抗議活動都發生在哪里呢？在倫敦，警察殺死了一名手無寸鐵的黑人：暴亂接踵而至，商店遭到搶劫和焚燒。類似的事件也發生在斯德哥爾摩和巴黎。在伊斯坦布爾的加濟公園，一項將中央公園變成購物中心的武斷決議導致人們怒不可遏，而這遭到了警察的暴力鎮壓。幾天之內，抗議活動就蔓延到土耳其的整個城市系統：問題顯然不只是公園事件，還在于對日常生活的組織缺乏民主協商。這類抗爭不是典型的勞動斗爭。它們是民眾的不滿情緒的爆發，包括所有那些在日常生活中被異化的人們，無論是在生活空間、工作區域，還是其他任何地方。2013年夏的加濟公園事件發生不久，巴西的一場反對交通費上漲的街頭行動就像野火一般從一座城市蔓延到另一座城市，并且引發了一個又一個問題。在群眾抗議中，數百萬人走上街頭，得到的回應卻只有警察的暴力鎮壓和當權者的漠不關心。

人們對長期異化狀態最為典型的反應就是保持被動、憤恨、抑郁和沮喪(吸毒和酗酒)，不過偶爾也會在氣憤、挫敗和憤怒中爆發，就像倫敦騷亂中所發生的那樣。那時，人們感到不得不采取行動。他們想摧毀和破壞事物現有的秩序，想找替罪羊來加以譴責。資本家階級饋送給他們的少數族裔、婦女和移民很容易成為譴責的對象。2016年夏，這種情緒在美國各地的眾多階層中司空見慣。它在具有廣泛進步意義的1999年西雅圖全球抗議之后一直蓄勢待發，并且貫穿到短暫的、但卻具有驚人影響力的2011年占領運動之中(在蔓延至美國各地的同時，也蔓延到了全世界)。占領運動聚焦于華爾街以及成為當代病癥核心的那“1%”，結果迎接它的只有警察在“華爾街黨”(the Party of Wall Street)的命令下發動的嚴厲鎮壓(幾乎是無意識地肯定了政治觀點的重要性)，并無情地繼續以移民、少數族裔和婦女作為替罪羊。

在這樣的世界里，對于右翼民粹主義以及偏執的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運動的蓬勃發展，我們不應感到驚訝。伴隨著大規模的異化，像特朗普這樣的人就有可能出現并一路沖向權力。不過，為什么偏偏是特朗普呢？我認為，在2016年夏，他有一個非常簡單的勝選理由來勸服被異化的人們投票給他。特朗普會說：“我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商人，我已經賺了很多錢，并且我正把錢花在競選上，因此我能表達你們的不滿。”競選期間，他曾多次對其支持者說：“我代表了你們的心聲！！”但接著，他會指向他的對手：“她投身政壇是為了賺錢。看看她從高盛賺來的錢——每次演講25萬美元。”那些坐在俄亥俄州酒吧椅上被遺忘的人們會說：

“是的，克林頓夫婦一心追名逐利。他們一直都是為了發財。我不信任他們，但我可以信任特朗普，因為正是他花的錢會代表我們。此外，他對精英很粗魯，對移民、少數族裔也很強硬，這些我都能感覺到。”

對被異化的、喪失了權力的、受挫且憤怒的人們而言，這種觀點是難以抗拒的。特朗普成為總統是異化的產物。

但是，這種異化從何而來，它為什么似乎正在加劇并蔓延呢？首先，過去40年來生產和制造業的機構重組——去工業化——發揮了關鍵作用。有意義的工作和為支持它們而產生的或多或少充滿團結性的社區(比如在底特律和謝菲爾德這樣的城市)正在大量消逝。牛津東部的一家汽車廠及其工人階級社區(布萊克伯德·利斯地區)在1960年代雇用了2萬多名工人，而這一數字到了1990年代中期縮減至2000名。在布萊克伯德·利斯地區，被剝奪了制造汽車的工作機會的異化青年開始玩飆車，并且參與了1991—1992年反抗警察的街頭暴亂。令人關注的是，與從工廠到街頭這種客觀經歷的轉向相伴而生的是從追尋社會主義到追尋文化無政府主義的意識形態轉向。無政府主義分子在2013年的巴西暴動和2011年的占領運動中表現突出。不斷變化的客觀條件引起了政治主體性的轉變。

同理，農業的日益工業化和資本化也摧毀了一種獨特的小農生活方式的經濟基礎。韓國稻農自殺，農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消失，并且同樣重要的是，曾為農業活動提供有償服務的小型農鎮急劇衰敗。支持特朗普和在英國支持脫歐的選票大多來自小城鎮和農村地區，這些區域正面臨災難性的經濟衰退，為了找到工作，除了遷移到已經擁擠不堪和租金高昂的大都市地區，年輕人別無選擇。

新的運輸和通訊系統也極大地改變了生產和消費景觀。如今，復雜的編程、設計、創新、甚至產品營銷的大本營可能位于美國，卻在其他地區生產。裝配流水線可能在墨西哥邊界的華雷斯，而研發、設計和管理則可能在美國的達拉斯或亞特蘭大。對公司而言，這么做之所以行之有效，是因為美國現有的技能可以與墨西哥的廉價勞動力無縫結合。結果就會導致美國勞動力的削減和削弱。特朗普有關《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對工人的影響的看法在某種程度上是正確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并非特例。例如，德國企業對波蘭也采取了同樣的做法。如今，這種區域性配置正遍地開花。利益主要流向企業精英及其食客，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傳統工人階級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權勢卻日漸衰微。曾經聚集在工廠勞動周圍的整個社會結構和社會凝聚力被撕得粉碎。坐在美國俄亥俄州的酒吧凳上或者坐在英國桑德蘭的酒吧中的那些人都很清楚這一點。身處德國慕尼黑的啤酒大廳、意大利的咖啡館和法國的小酒館里的那些人對此也很明白。

這種趨勢隨著信息技術和人工智能的應用而不斷加劇。墨西哥的一條生產線可能是由美國達拉斯的一間辦公室操控的。很快還有可能出現無人駕駛的運輸卡車和飛機。結果導致了全球勞動力及其就業前景不斷地以加速度進行重構。在過去的40年間，有2/3的失業被認為源于技術變革。除此之外，美國、歐洲或日本的勞動力現在也不得不與其他民族國家的勞動力競爭。1960年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者被保護起來，可以免受外國競爭的影響，他們在自己的民族國家范圍內得以組織起來，以便獲得更好的工資待遇和生活條件。但是，這一特權由于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而遭到侵蝕，如今又進一步被推動了世界各地勞動力之間競爭的技術所削弱。這當然意味著許多地方的工作機會確實已經消失了，再也不會回來了。從某種程度上說，認為很多工作機會流向了墨西哥或中國的看法是正確的。即使它們沒有流向那里，對這種可能性的擔心也是資本壓低工資的一個有力工具。那么，《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擬議中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到底意欲何為呢？認為這些(擬議中的)協議與自由貿易有關的看法不可理喻。美國的企業精英力圖建立一個享有特權的產銷經濟區塊，與中國和歐洲相抗衡和競爭。但是，其收益不會惠及普通民眾，而是會流向資本家階級和城市精英。

我們看到的是，在某些統治階級和企業勢力的控制下，生產和交換的區域性配置得以產生。資本家創造了享有特權的區域經濟活動空間，從中可以獨享利益，而其背后的勞動人口卻收益甚少或一無所獲。美國勞動人民從《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中獲得的收益不比德國勞動人民從歐盟中獲得的收益更多。在每一個地區的勢力范圍內，都存在著一種霸權主義力量。德國資本一直是歐元區建構的主要受益者，我們非常清楚有誰沒能從中獲益。希臘得到的是被德國和法國的金融資本榨干后的價值。美國試圖建立類似于《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的機制，以便在太平洋地區發揮同樣的作用。特朗普放棄了它，盡管統治階級會非常感興趣。那么是誰在參與創設類似的機制呢？當然是中國。這些區域重組正遍布世界各地。其結果就是為世界各地的資本家階級和技術精英的利益而重置了全球勞動力的動員方式。

變革正在加速。過去位于美國馬薩諸塞州洛厄爾的紡織廠，后來搬到了卡羅萊納州，然后又搬到了墨西哥，再后來是孟加拉國。所有這一切的發生大概分別花了30年、40年和50年的時間，以至于最初的改變可能非常緩慢。然而，我們現在正在看到的是一種難以適應的加速度，它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呈指數增長的第二種潛在的致命矛盾。巴爾的摩的棉紡廠在1920年代發展到頂峰，直到1970年才不復存在。但如今，一直在抗拒的人們突然發現自己遭到了剝奪，他們自恃擁有的優勢一夜之間消失殆盡。除此之外，世界范圍的雇傭勞動力已大幅增加，自1980年以來已從20億左右增加到30億。中國的大多數人口已經參與其中，還包括印度尼西亞的所有地區以及印度的大部分地區，因此所有這些國家的制造業都在迅猛發展，甚至還從中國遷移到孟加拉國、越南、柬埔寨等國家。

然而，這其中也包含著不同尋常之處。工業化不再確保人均GDP的大幅上升(比如大約在1970年之前的情況)。相反，它鞏固了日益加劇的不平等。

就此來說，存在一個非常簡單的原因。像蘋果電腦這樣的美國企業，利潤率很高，約為28%。而深圳的電腦制造商富士康的利潤率約為3%，并且雇用了大量勞動力(如今將被自動化所淘汰)。在創造價值的深圳與實現價值的美國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距。這也是沃爾瑪、Gap、宜家等類似的企業盈利的方式。在此過程中，勞動力的配置狀況正在經歷根本性的變革。

1960年代，美國最大的勞工雇主是通用汽車公司、福特公司和美國鋼鐵公司，現在則是麥當勞、肯德基和沃爾瑪的控股公司。在后面這些領域，勞動力供給越發不穩定。年輕人的文化與就業機會之間的關系正在發生革命性的變化。他們在一家咖啡店工作6個月后就會去其他地方。從傳統的視角來看，這似乎是一種很糟糕的狀況，但我認識的很多年輕人似乎都喜歡這樣。他們說：“這太好了，我有足夠的錢在幾個星期里隨處游蕩，然后在其他地方另找一份工作臨時做做。”年輕人，即使是受過大學教育的，也開始習慣這種不穩定的游歷型生活方式，這與工作機會不斷變化的結構相適應。對某些人來說，與一個人為了生活而依附于勞動分工中的某一特定職位相比，這似乎是一種特殊的自由。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觀察到的正是如上所說的另一個世界有悖常態的現實化。

“大工業的本性決定了勞動的變換、職能的更動和工人的全面流動性。……用那種把不同社會職能當作互相交替的活動方式的全面發展的個人，來代替只是承擔一種社會局部職能的局部個人。”[10]

四、作為總體的資本周轉

但是，我們如何將所有這些都整合起來，以便了解在我們這個時代資本一般來說是如何運作的？這就需要把資本作為一個整體(a whole)、一個總體(a totality)來思考(見圖1)。這一過程包含三個關鍵環節。一是生產環節，正如馬克思所說，資本通過勞動者參與商品生產的勞動過程獲得“增殖”(valorised)。二是變現(realisati-on)環節，即在生產中以商品形式被創造(地主、商人、金融家以及工業生產者)與國家之間。資本周轉貫穿于所有這些環節。

當我考慮馬克思在重構資本周轉和積累的運動規律方面取得了多大進展時，再怎么強調采取這種總體性視角的重要性都不過分。例如，認為金融化是資本積累最近才具有的一個特征，是不符合實際的。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中指出，到了19世紀中葉，生息資本(interest-bearingcap-ital)作為一種財產關系從工業資本循環中分離出來，遂產生了顯著的矛盾。有分析認為，1847—1848年以及1857年的危機屬于商業和貨幣危機，與先前被認為是潛在矛盾的一個主要來源的利潤率下降毫無關系。馬克思對這些危機的描述與2007—2008年在美國發生的危機存在驚人的相似之處。馬克思甚至注意到，1844年英格蘭銀行有缺陷的制度化如何在加深和擴大這些危機方面發揮了作用(正如歐洲央行自2010年起發揮的負面作用一樣)，而所有權與管理層的分離也在管理積累的過程中產生了嚴重的張力。只有在這種意義上，我們才能理解喬萬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所描述的歷史重構，即在世界范圍的資本主義權力關系中，霸權的轉移(諸如18世紀從低地國家向英國的轉移)是如何晚于金融化的，并且在某種程度上是如何通過一個強勁的金融化階段得以實現的。

保持資本周轉的動力是什么？經典的答案是資本家和資本主義企業對利潤的追求。關鍵在于生產環節。資本家在一天的開始時投入一定量的資金，在這一天結束

的價值通過市場銷售而被貨幣化。三是分配環節，對變現資金的分配不僅存在于資本與勞動力之間，而且存在于資本所有者時得到了更多的錢。馬克思指出，利潤源于異化勞動以及對剩余勞動力和剩余價值的攫取。對生產中活勞動的剝削是利潤的來源。不過，資本家也必須通過市場銷售來實現凝結在商品中的價值并將其貨幣化。這就假定了對商品的欲望、需要和需求，并且擁有潛在消費者所能支付的足夠資金作為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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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作為一個整體的資本周轉

假如因沒有需要、需求和欲望而沒有了銷售，或者因無力支付而沒有了銷售，又會怎樣呢？這種情況時有發生，1930年代就大規模地出現過這種情況。這樣是根本不可能有盈利的。這就會使資本家和企業停止投資或雇用勞工，從而使經濟進入惡性循環。因此，制造能夠實現資本盈利的需求就變得至關重要。凱恩斯式的解決辦法是通過提高國家財政支出來達到這一目標。管理總需求的策略主要是通過政府組織實施的，重點關注的是變現環節。這成為通過周轉增加積累的第二驅動力。仔細研究整個資本周轉內部的生產與變現之間的關系成為重中之重。當代的許多經濟斗爭都發生在變現環節而不是生產環節。不過，這種斗爭的結構和邏輯不同于發生在生產環節中的斗爭。當工人進入市場時，他們是作為購買者而不是工人進入的。[11]

變現過程中的沖突發生在買賣雙方之間。這同資本與勞動之間的對抗產生的斗爭截然不同。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基于異化的利潤”(在商品交易環節中獲得的利潤)。

如果要與諸如不斷上漲的租金或寬帶服務等欺詐行為作斗爭，那么各種社會群體都有可能參與其中。其中不只包括工人，還有受到影響的中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成員(店主、餐館老板以及專家)。紐約市的房價和租金的那種飆升方式是引起廣泛不滿的核心因素。一場反對房租不斷上漲和房地產市場投機活動的抗議活動將得

到民眾中許多不同群體的支持。2013年6月巴西城市街頭的抗議者，或者參加伊斯坦布爾加濟公園抗議活動的人們，都不是來自典型的工人階級(盡管許多工人最終確實加入了抗議行列)。他們由復雜的人群混合而成，包括不滿的和異化的中產階級群體，并且有著各種各樣的需求和利益。巴西存在的問題是日漸增加的交通成本，以及以犧牲醫療、教育和住房方面的社會開支為代價投資世界杯和奧運會等大型活動，更不用說猖狂成風的腐敗了。食品價格上漲則長期以來一直是北非和中東發生暴動的主要導火索之一。

此外，也有很多人長期尋求創造一種異域空間，即便在一片異化的汪洋中，他們也能過一種相對非異化的生活。這種運動遍布各地，在處于核心地區的大都會的中心以及處于邊緣地區的農村都可以看到。大約自2000年以來，許多大型抗議活動都是由這類團體發動的。尤其是，表達不滿的城市運動頻發。參與其中的往往是因城市的日常生活條件日益惡化和缺乏任何民主而被異化的人們，他們要求賦權，要求采取辦法改善他們作為公民而非作為工人日益邊緣化的狀況。這種斗爭的性質不同于圍繞工廠作業的傳統勞動者的斗爭。隨著工廠在世界上許多地方消失，反對資本主義的斗爭的一個前沿陣地出現在了價值的實現領域而非生產領域。

但是，用于管理需求的國家支出來自何處？如果經濟處于螺旋式下滑的狀態，那么稅收收入就會下降。增稅將減少而非增加消費者的需求。因此，國家必須創造貨幣；它必須通過借貸和財政赤字，才能將經濟推向一個螺旋式上升的軌道。但是，它能從哪里借錢呢？事實證明，流通領域中存在著中介組織，它們掌握著支配剩余貨幣的權力，并且有權利用剩余貨幣杠桿在現實中創造更多的貨幣。這是推動資本主義積累體系向前、向上發展的另一個力量源泉。那些有剩余資金的人想把他們的錢運作起來，賺取紅利。我擁有一份私人養老基金，美國教師保險和養老協會(TIAA)對我負有信托責任，要使我的養老基金發揮作用并獲得最高的收益率。TIAA提供信貸，它鼓勵人們借錢并從事謀利活動。我的養老基金被指控為拉丁美洲的土地掠奪提供了資助。

但是，這筆債務意味著什么？它是對未來勞動的一個要求。我的養老基金在5年內的升值狀況最終取決于勞動者在未來5年內的價值產出。養老基金只是許多從事債務創造(debt creation)的機構中的一例。這些機構還包括股東和債券持有者。因此，存在這樣一些銀行，它們通過儲蓄他人的錢來為自己謀利。所有這些機構都想要擁有回報率，并且它們都在盡可能地通過周轉推動這一無限積累的資本主義體系。

在19世紀，追求利潤的資本家可能是最為重要的。但是，這種情況在1930年代開始改變，所以就有了凱恩斯主義的轉向，即暫時以國家為中心的需求管理(demand management)。如今，資本周轉背后的主要動力源似乎是在分配領域。正是分配領域中的中介在創造債務、發行信貸，而這又必須通過某種活動形式來贖回，這種形式將付給我每年5%的養老金。為此，價值和剩余價值必須在這一周轉體系內被創造出來。如何做到這一點？其中一種方法就是借入更多(委婉的說法就是“債滾債”)。在這種情況下，就催生了推動資本無限周轉和積累的龐氏騙局。這就是目前全球經濟的走向嗎？有大量證據表明的確如此。

但是，關于創造債務，還有其他一些重要因素需要考慮。債務是對未來勞動的一種要求。未來會因承擔債務而被取消抵押品贖回權。當借款在未來被善加利用時，就會產生積極的結果。不過，隨著債務成為未來的沉重負擔，它會迅速變成消極的，并且越發難以通過主動的價值生產找到償還債務的方法。因此，債務就變成社會控制的一種重要形式。我們的未來取決于償還債務的需要。如今正在生成的是一個以債務為基礎的社會。資本家對此了如指掌。例如，當抵押貸款融資于1930年代確立起來，并以鼓勵工人階級擁有住房作為美國夢的一個標志性組成部分時，人們就注意到，“債務纏身的房主不會參與罷工”。同樣，債務纏身的學生也不會惹事。整個債務結構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社會控制網絡，限制了基本的自由，增強了我一開始提到的那種異化感。

克林頓在1992年當選總統時，曾向財政部長羅伯特·魯賓(來自高盛)概述了他的新經濟計劃宏圖，報道稱魯賓反對這一計劃。當克林頓問“為什么”時，魯賓說：華爾街的債券持有者是不會讓你這么做的。克林頓的著名回應是：“你的意思是說我的整個經濟計劃都被挾持在華爾街一群該死的債券交易員手中？”魯賓說：“是的。”克林頓就任總統時承諾實施全民醫保，推行的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眾所周知的福利制度改革，此外，他對刑事司法制度的惡性改革導致了以少數族裔為主的大規模監禁，住房金融改革則最終導致了2007—2008年喪失債務贖回權的災難，同時，他還廢除了限制銀行投機活動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這一監管框架。這正是債券持有者想要的。這就提出了一個大問題：誰才是真正的掌權者，是政治家還是債券持有者？在希臘答案很明顯：就是債券持有者。

但是，不只像希臘這樣的弱小國家受到債券持有者權力的處罰。美國2017年的稅制改革實際上就是一部債券持有者的憲章，它在為寡頭們帶來巨額利益的同時，長期剝奪了人民并加速了債務的創造。它開辟了一條在世界舞臺上通過剝奪進行積累的競爭之路。其他國家能夠防范資本外逃的唯一途徑同樣是降低其公司稅。英國和中國是最早建議將公司稅率降至低于美國稅率的兩個主要國家。與此同時，為償還那些用來填充寡頭庫房的債務，美國下一步還要削減諸如社會保障、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等必要的社會項目，而這些對于廣大民眾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在這種情況下，民主成為一場騙局。每個人都明白，大多數政黨和政府都是在債券持有者的掌控之下，真正的統治者相當于“華爾街黨”(自1993年以來，在歷任總統的大部分任期內，美國政府的財政部長都來自高盛)。因此，與政治相異化和對政黨的不信任成為一種常態，隨著地緣政治的對抗和競爭的加劇，債務的加速增長也成為一種常態。

事實證明，信用貨幣是唯一可以無限增長的資本形式。當然，其他東西也可能急劇增長。中國在兩年內消耗的水泥比此前美國在100年里消耗的還要多45%。2007年，中國尚無高速列車網可言。現在它已經擁有1.5萬英里的高鐵線。從生產活動和創造新的使用價值方面來看，中國所發生的一切都是驚人的。那么，為什么中國人做到了這些呢？當2008年中國的出口行業因為美國消費市場崩潰而同樣陷入崩潰時，中國人不得不想辦法重新雇用2000萬失業人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勞工組織的報告顯示，到2009年初，中國有300萬的顯性凈失業人口。這意味著它在約9個月內創造了1700萬個就業機會。這是如何做到的呢？中國人建造了大量的有形基礎設施和全新的城市。他們消耗了全世界一半以上的水泥、一半以上的鋼鐵以及約60%的銅。同時，物價出現上漲。智利、巴西和澳大利亞等為中國生產原材料的國家都快速平穩地走出了2007—2008年的大崩潰。但是，水泥的消耗量是有限的。水泥使用量無休止地呈指數級增長的前景非常可怕，最終導致了中國正面臨的長期的環境問題。為了支撐這一擴張，中國的債務與GDP的比率也在短短的幾年內逐漸走高，隨即成為債務創造游戲的主要參與者。幸運的是，中國人主要以自己的貨幣形式負債，這樣他們就可以避免希臘或其他負債沉重的國家的厄運，這些國家被其債權人強迫實施野蠻的緊縮計劃來償還信貸。不過，中國的債務目前也被視為一個嚴重的問題：如何才能償還？

這是一個重要的全球性問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報告稱，自1970年代以來，全球債務一直呈指數級增長。2008年出現了小幅下跌，但之后不久又再次上升。這就是龐氏金融和不斷升級的債務危機。管理和操縱債務抵押的專家(對沖基金、私人股本投資者和投資銀行)占據了上風。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掌管全球經濟。特朗普任命來自高盛的專家來管理經濟。他們通常不是通過生產任何東西，而是通過合法地剝奪人們的資產價值賺取數十億美元。特朗普的財政部長史蒂芬·姆欽接管了一家大量投資于房地產的破產銀行，并通過強制搬遷和用高檔住宅取代平價房扭轉了局面。這并非勞工問題。這類操縱者就像發生于2007—2008年的喪失住房贖回權和驅逐事件中的強盜。1992年，喬治·索羅斯通過押注于英鎊兌德國馬克的錯誤估值，在7天之內合法地劫掠了英國人民超過10億美元。由此，所有人都對資本主義世界財富不平等的驚人增長感到驚訝。這一切對人的異化又有何影響呢？

五、結論

現在，我要回過頭來重新探討人們對資本主義體系深感不滿的根源。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幾乎一定會見證對債臺高筑的反抗。在某種程度上，我對學生債務運動沒有演變成一場大規模的反抗運動感到驚訝，但實際上，出于一些原因，它確實難以擺脫現狀。對債務的延期償付或赦免可以消除所有債務，但這也將包括我的養老基金。如果不借助其他手段來保證未來的收入，就無濟于事。許多個體債務人也很難團結在一起，其中一些人已經還清了很大一部分債務，并對年輕一代逃避這種負擔感到不滿。我們所有人都被困其中。我們必須支持這一體系，否則就會走投無路。我們都被鎖定在一個債臺高筑的體系中。這似乎是產生大規模異化的完美秘訣。國家按照目前的結構無法應對，因為正如克林頓被明確告知的那樣，政府完全依賴債券持有者的權力。如果他們反對這一權力，國家就會失去其金融根基。這一切的核心就在于我所說的國家與金融的勾結——中央銀行(私人金融體系的頂峰)與財政部(國家內部的權力仲裁者)之間的聯盟。這就是把我們所有人困在債務的泥潭之中并取消了我們未來的贖回權的那種權力之網。最大的問題是，我們如何擺脫國家—金融之網的束縛？何種形式的社會運動可以幫助我們擺脫困境？有很多的異域空間正在出現，人們試圖過上另一種生活并擺脫債務經濟。他們正在尋找某種其他的生活方式，拒絕被困其中。姍姍來遲的希望是，在某處，由于某種原因，存在著另一種可選擇的治理和融資形式(或許借助當地貨幣)，這種形式將允許越來越多的人逃入一個擁有非異化的社會關系以及自主形式的生產和消費世界。然而，這樣一種無政府主義策略不太可能成功。我們必須直面將國家與金融勾連起來的力量。希臘問題的歷史進程說明了這將會多么艱難。

但是，我們也必須明白，我們自己才是問題的關鍵。積極地致力于使我們未來喪失贖回權以確保其貨幣強權永久增長的，不僅是那些占主導地位的資本家階級及其獲利者。我們都被困在陷阱之中。不論是墮入小額信貸陷阱的樸實農民，還是要求確保自己的財務前景的養老金領取者，都陷入了債務危機的泥潭。除非我們明白這一點，并有意識地采取行動使自己擺脫這一陷阱，否則我們將無計可施，除了繼續推行全球龐氏騙局，并由此為金融化的資本家階級的利益而無限地創造債務和貨幣。在機會允許的情況下，特權階級會利用這一周轉過程盡可能地攫取個人財富和權力。自2007—2008年以來，經濟復蘇帶來的幾乎所有收益都進入了最頂層1%的人的口袋。總體來說，他們的狀況不錯。而對我們其余的人來說，無論擁有何種財富，統治階級對這些財富的客觀異化(objective alienation)都留下了主觀異化(subjective alienation)——對資本所構建的那種政治經濟的異化——的痛苦殘余。

總之，我們面臨著一種令人稱奇的狀況，即資本家階級在各個方面都表現出色，但資本總體的表現卻相當糟糕。想象資本家階級對此會采取任何行動都是愚蠢的。他們沒有動機這么做。我們中的許多人也沒有立即采取行動的動機——如果國家—金融之網、現代資本主義的巴士底獄遭到憤怒暴徒的襲擊，那么我就會完全丟掉我的養老金、房產和作為金融資產的財產。這是當前形勢所固有的政治困境。雖然我們的任務可能是改變世界，但革命理論的前提是我們首先要了解它。客觀異化理論以及對其主觀后果的了解是打開未來進步政治之門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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