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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94年我到美國，兩位美籍華人陪我去拜訪了“東京審判”的美國檢察官，他告訴我1945年二戰結束后，日本731部隊將“人體實驗”及化學細菌武器的制造和使用的資料全部提供給了美國。從那以后，美國是戰后75年來唯一經歷了從化學細菌到生物病毒，再到遺傳基因的全部研究過程的國家。大量中國人及其他種族的遺傳基因，甚至各個年齡段、各種疾病患者的遺傳基因在美國實驗室里都存在，他們在搞什么研究，全世界都不清楚。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我注意到各國的老年人對新冠病毒非常易感，尤其是患有基礎疾病的老人群體易染且死亡率最高。中國和世界衛生組織新冠肺炎聯合專家考察組在北京舉行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介紹，新冠肺炎中老年人高發，從整個患者群體來看，年齡65歲以上有更高的死亡風險。意大利平均死者年齡超過80歲，并出現了整個鎮的老人幾乎全部死亡；韓國新冠肺炎病早期死亡率接近1%，90%是60歲以上老人；就美國來看，新冠肺炎死者年齡多介于70多歲到90多歲；法國衛生部總干事薩洛蒙也曾表示，新冠肺炎死亡者中，年齡高于65歲的占93%。

17年前，“非典”針對的是人體的呼吸系統，只攻擊肺，不會傷害免疫系統；這次新冠病毒同時能夠針對高齡老人的心血管系統、呼吸系統、免疫系統、消化系統等各類基礎疾病，而且加速了確診老人的死亡。這一現象使我回想起20多年前美國一些機構在全世界進行的“高齡老人死亡率模型和分析”的一個項目。

        美國曾在全球收集關于“老人死亡率模型”項目需要的遺傳基因

上個世紀90年代，全世界對人類遺傳資源的概念都不清楚的時候，美國就在亞洲、非洲及歐洲展開了全世界范圍內的人類遺傳資源的大規模收集和研究，當時被稱為劃時代的“人類基因組計劃”。其中一個項目是“高齡老人死亡率的模型與分析”，需要調查老人患病種類，并列出了高血壓、糖尿病、心臟病、中風等腦血管疾病、支氣管炎、肺氣腫、哮喘和肺炎、肺結核等18種老人基礎病例。要調查研究老人這些基礎病例，需要獲得老人患有各類疾病的遺傳基因，因此就要采集到有針對性的老人人體血樣。當時由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出資，美國杜克大學1996年分別與德國馬普研究院和丹麥奧登塞大學簽訂合同，采集歐洲中南部和北部歐羅巴種人的老人血樣；美國另一機構還與沙特等國的一些研究機構合作采集中東人的老人血樣。

當時一位中國留美學者又與丹麥奧登塞大學簽訂分包合同，負責采集了中國北京、杭州、成都300位左右老人的血樣，然后送到美國。1997年底，中國留美學者與美國杜克大學單獨達成了協議，在中國除西北五省、區，以及西藏、內蒙、云南、海南等少數民族較多的省、區之外的22個省、市，采集萬名高齡老人血樣的合作項目，項目覆蓋面約1億中國老人。中國留美學者為了獲得國內某單位的批準，把項目名稱“高齡老人死亡率模型與分析”改為“中國高齡老人長壽健康監測”，英文合同的中文翻譯件上回避了遺傳基因字樣，對國內聲稱采集老人的血樣是為了給老人檢查身體。我當時正在該單位工作，希望留在北京做這一國際合作項目，但項目負責人告知我，北京、廣東、湖北、上海、黑龍江五個地方是重要項目區，需要安排更專業人士負責，最后我被安排負責離北京最近的河北地區的項目，包括采血任務。 

丹麥阿登賽大學遺傳學專家本特·皮特森的采血示范，右下為童增。童增供圖

      1998年3月4日，我參加了北京西藏大廈中國調查員培訓會，丹麥奧登賽大學的遺傳學專家本特·皮特森介紹了他在北歐地區的采血經驗，要求中國的調查員按照他們的方法進行。具體方法是，把老人的手先放在熱水里浸泡一段時間，再進一步把老人的手搓熱，然后用針管在老人手指兩側的一側插進去，讓老人的手指滴出鮮血，第一滴血不要，從第二滴血開始，滴入濾紙的5個圓圈中，根據現場試驗，起碼兩滴血以上充滿一個圈，如果一個手指滴出的鮮血不能充滿5個圈，還要繼續采另一個手指的血，也就是說，要從老人手指上流出11滴以上的鮮血，而且時間在1分鐘以上才能完成采血過程，切忌不能用碘酒。

我當時反對這種采血方式，因為這些老人大多數都是皮包骨，這種采血方式對他們是一種折磨和傷害。后來才逐漸發現這個項目是在搞遺傳基因，我把這件事公開之后，即刻國內數十家媒體大篇幅報道支持我；國外的法新社、路透社及美國《科學》雜志等不少媒體都參與了報道。由于輿論的壓力迫使采完的血樣不能送到美國，查封在國內某大學。中國留美學者將項目換了一個名稱，又找到另一個部門，在2000年后繼續與美方合作，甚至還聯系了中國一些醫院配合，對中國22個省、市的高齡老人進行多次采血，然后一批又一批將成千上萬個血樣送到美國實驗室，還將中國老人的整體基礎疾病狀況的數據給了美方。

       具有基礎疾病的老人血樣提供給美國杜克大學，杜克大學是否將其遺傳基因的研究成果和數據提供給美國各地的其他實驗室，這是完全可能的。因為杜克大學和中國留美學者簽署的分包合同里明確規定，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通過杜克大學將采血項目轉包給中國某人口研究所，杜克大學再將資金提供給中方分包方，合同中明確規定杜克大學可要求分包方改變工作內容，沒有次數限制；版權在非獨家占有的前提下，允許美國政府對其進行復制、翻譯、發表、使用和轉讓，并授予其他美國機構同等權利。合同按北卡羅萊納州法律解釋等。還在中國采血過程中附加了一份問卷調查，比如2000年的問卷，調查中國老人居住縣、區的經緯度，每年1月和7月的平均氣溫以及多年的平均值，一年中無霜的天數以及多年的平均統計數據，多年來的平均降雨量，老人居住地的土地類型及主食結構。在另一本《調查手冊》里，其中有一項是調查1998年采血的老人存活率，哪些老人死亡，死亡原因是病死還是自然死亡，特別強調死亡時間、而且要有第三方證明等等，上述數據都會毫無保留提供給美方。

給老人“采血”時，附加的問卷樣本。童增供圖

美國經歷了從化學細菌到生物病毒再到遺傳基因的全部研究過程

這次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從國際上有不少的科技、醫學、遺傳基因學界的專家發表的成果來看，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我17年前的觀點，即基因重組技術是成熟的，通過把中國人、歐洲中南部及北部的歐羅巴種人、中東人等具有基礎疾病的老人遺傳基因進行基因測序，發現其在不同種族之間的基礎疾病的共同基因缺陷是可能的，這些不同種族的老人對一些病毒不僅容易感染，關鍵是有的病毒在老人自身患有各類疾病的基礎之上能加速老人死亡。

1994年我到美國，兩位美籍華人陪我去拜訪了“東京審判”的美國檢察官，他告訴我1945年二戰結束后，日本731部隊將“人體實驗”及化學細菌武器的制造和使用的資料全部提供給了美國。從那以后，美國是戰后75年來唯一經歷了從化學細菌到生物病毒，再到遺傳基因的全部研究過程的國家。大量中國人及其他種族的遺傳基因，甚至各個年齡段、各種疾病患者的遺傳基因在美國實驗室里都存在，他們在搞什么研究，全世界都不清楚。

我在《最后一道防線》書里特別提到，“非典”暴發前，冠狀病毒一直是冷門研究課題，但美國有十個實驗室當時就已經研究了30多年。“非典”暴發后，美國一些機構，對“非典”病人的血樣尤其關注。2003年底，有兩位“非典”幸存者通過報社記者要到我的電話，告訴我美國一些機構當時給他檢查身體并要求采他們的血樣。2013年“非典”暴發10周年，我看望和資助了北京地區的一些“非典”幸存者，有的幸存者明確告訴我，美國的機構一直在采他們的血樣。 

2013年“非典”暴發10周年，童增看望北京地區的“非典”幸存者。童增供圖

目前許多資料表明，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30年來主導和資助了很多收集人類遺傳資源方面的項目，包括采集中東人、非洲人的血樣；甚至2017年美國另一機構采集包括俄羅斯人血樣的生物樣本，結果遭到俄羅斯總統普京的嚴厲警告。有件事曾經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位美籍華人學者通過國內一位記者告訴我，上個世紀90年代，美國政府有的部門對西班牙語系的拉美人意見很大，發現墨西哥等國的人到美國后就生小孩，然后就吃美國小孩越多福利越好的政策，父母親靠這個福利就不工作了。美國有關部門提議，也是由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出資，采集這些人的血樣，通過基因測序和編輯，制造出能夠抑制這些拉美人的生殖能力的制品，后來媒體曝光受到譴責，但這項研究是否還在秘密進行，外界都不清楚。

對人類未來安全的幾點呼吁

1、我們應該認真反思和總結“人類基因組計劃”給人類帶來的積極和負面的影響。1990年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主導正式啟動了“人類基因組計劃”，后來多個國家的科學家正式加入，這在當時被譽為與曼哈頓原子彈計劃、阿波羅登月計劃并稱的人類科學史上三大重大工程。該工程實際上是對人類遺傳資源的研究，往往打出的名稱都很冠冕堂皇。從今天的研究成果看，一方面促進了對人類自身的認知，另一方面給人類也帶來了困惑和威脅。比如，根據基因缺陷研究可以導致一些病毒在人類身上的傳播和繁殖；有的人為了利益一邊制造病毒，一邊研制疫苗；以及轉基因的不透明化；甚至出現基因編輯、人類克隆等嚴重違背倫理道德的行為。因此我把當年的“人類基因組計劃”稱之為“現代版的人體實驗”，我們要時刻警惕和準備應對這一“計劃”可能會給人類帶來更加意想不到的災難。

2、制定《人類遺傳資源保護及利用國際公約》刻不容緩。2019年7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人類遺傳資源管理條例》正式施行，我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中國社會在進步，法制在健全”。2019年7月6日，我向聯合國秘書長提交了一份建議：提出要加快制定《人類遺傳資源保護及利用國際公約》。特別強調要吸取戰后愛因斯坦等人未能阻止核武器泛濫，已經給今天的人類帶來了巨大威脅的歷史教訓，其主要原因是當時沒有國際規則約束。今天我們必須制定國際公約來約束人類遺傳資源非和平的利用和開發。我希望國際社會在這方面能夠為了全人類的安全，更加公開透明和更加約束，將人類遺傳資源用于和平與人類的建康，禁止將人類遺傳資源用于軍事和戰爭，以及任何反人類的行為。

童增向聯合國遞交《人類遺傳資源保護及利用國際公約》的建議。童增供圖

3、建議核查世界上所有的“生物病毒基因實驗室”。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我已經向聯合國秘書長和世界衛生組織發了多封郵件，希望疫情結束后，從人類安全的角度，由聯合國主導核查目前世界上所有的“生物病毒基因實驗室”。自從1990年“人類基因計劃組”正式啟動后，本世紀以來出現了很多怪異現象，多種新型病毒基于冠狀病毒的表達載體不斷攻擊人類。比如，2003年“非典”致死最多的是中國人，2012年MERS病毒致死最多的是中東人，2014年埃博拉病毒致死最多的是非洲人，今天的新冠病毒致死最多的是全世界患有基礎疾病的老人群體。我認為美國在生物病毒基因方面的研究和開發非常領先、成果最大、申請的專利也最多，如果美國能率先將自己的實驗室、特別是去年8月被關閉的位于馬里蘭州的德特里克堡生化研究基地，讓聯合國組織的專家團隊公開核查，一定能帶動全世界的所有“實驗室”的核查，這將對人類的未來安全是一大貢獻。

       我今天仍然堅持我17年前提出的觀點和告誡，第一次世界大戰讓人類強烈譴責的是化學武器，第二次世界大戰讓人類至今后怕的是原子彈，未來的戰爭必須提防生物基因超級戰爭，即找不到敵人的無人戰爭。為防止這一毀滅人類的事件發生，這是我今天希望聯合國制定《人類遺傳資源保護及利用國際公約》和核查所有“生物病毒基因實驗室”的理由和初衷，我想任何一個國家在這方面都有一個應盡的國際義務；為人類創造一個安全和平的世界。

今天我再提一個警示，對上個世紀稱之為人類科學史上三大重大工程需要認真反思，曼哈頓原子彈計劃，由于當時沒有國際規則來約束，現在全世界的核武器足以毀滅人類；阿波羅登月計劃，目前應該制定國際公約來約束對太空發展的泛濫，不然今后各類太空部隊將會毀滅我們的地球；同樣人類遺傳基因組計劃，迫切需要制定《人類遺傳資源保護及利用國際公約》，不然人類將會出現種族滅絕的巨大風險。

【童增，北京大學法學碩士，2003年“非典”暴發后，撰寫了《最后一道防線》（中國人基因流失憂思錄）一書。童增30年來一直堅持為二戰中國受害者討公道，多次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提名。原載“中國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