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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撥回到2020年的4月1日，美國新冠肺炎確診人數突破20萬。

疫情翻涌之下，一些以往不為人所知的東西也浮上水面。

當月，俄羅斯外交部門突然接到求救信息，有74名俄羅斯高中學生被美國政府及寄養家庭趕到了大街上，他們都是由美國國務院組織的秘密特別行動——“中學生學習項目”（Secondary School Student Program）的參與者，而俄外交部此前根本不知道有這批學生存在。

“中學生學習項目”宣傳圖

所謂“中學生學習項目”，其真實目的是由美國駐俄羅斯大使館選拔一批俄羅斯青少年免費到美國家庭寄住一年，接受美國價值觀的“洗腦”，可謂“從娃娃抓起”培養“第五縱隊”。

早在2014年俄羅斯已經拒絕參加該項目，而美國大使館事實上一直在秘密推進，若不是疫情暴發，情報能力強如俄羅斯，也一直被蒙在鼓里。

據俄羅斯媒體報道，2014年，俄羅斯政府發現一些支持“中學生學習項目”的美國非政府組織在美國國際教育委員會的資助下，在俄羅斯注冊為非政府組織，俄羅斯將這些組織宣布為外國政府代理機構，并終止了“中學生學習項目”。

但那74名被趕到大街上的俄羅斯中學生讓俄羅斯政府意識到，項目并沒有終止，美國國務院和駐俄羅斯大使館一直在秘密推進，被選中的學生通過私人簽證前往美國，美國駐俄羅斯大使約翰·特夫特甚至親自到俄羅斯各地秘密選人。

“中學生學習項目”的前身“俄美學生交流計劃”始于上世紀80年代后期，當時，去美國交流被俄羅斯青少年認為是“去天堂”般的機會，參與熱情很高。

1992年，美國政府簡化了該項目，并創建了“未來領導者交流計劃（FLEX-Future Leaders Exchange）”。FLEX的員工在莫斯科及其他獨聯體國家的首都工作，四處選拔年齡在15至16.5歲的有才華的青少年（該年齡段限制要求嚴格，顯然有心理學家判定該年齡段最容易受新思想影響），由美國國務院全額資助他們到美國家庭寄住一年，接受美國價值觀“洗腦”。按規定，這些學生在項目結束后不能留在美國，必須返回俄羅斯。

項目實施后不久，“交換”就消失了，幾乎變成了美國單方面吸引俄羅斯學生去美國。從1992年開始，約有2.2萬名俄羅斯學生參與了該計劃，沒有一個留在美國，全部返回俄羅斯，逐漸進入到政治、教育、文化和科學領域，其中有的成了著名記者、大學老師、輿論領袖，也有的成了人權和環保組織成員。

美國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深深印在了這些人的頭腦中，他們也經常積極地宣揚自己在美國的經歷。通過這種方式，美國在其他國家有效地建立起一個“另類精英”群體。

在美國駐俄羅斯大使館的網站上，我們發現了疑似該項目的“馬甲”——校友計劃（Alumni Programs），大使館介紹，自1992年以來，美國政府資助的交換計劃將超過75000名俄羅斯人帶到美國，接受教育、交換學習以及訓練活動。這些項目賦予參與者學習知識、獲得專業領域技能以及建立與美國同事有價值的關系的機會。

多有價值呢？按照校友計劃的介紹，國際校友交換網站方面，有機會獲得價值330億美元贈款和基金支持的機會。

而在校友接觸創新基金方面，贏得項目的隊伍可以獲得最高50000美元的項目支持。

顯然，這筆“狗糧”撒得比美國駐華大使館要大方得多。

此前，“補壹刀”曾介紹了美國駐華大使館推出2021年度“公共外交小額贈款計劃”欲在華招募“第五縱隊”（獨家揭秘！美駐華使館懸賞最高3萬美元，在中國招募“第五縱隊”），在美國駐俄大使館網頁上，我們也找到了2019年度的“公共外交小額贈款計劃”入口。

其“招生簡章”目的一欄是這樣寫的：“通過兩國人民間具體的合作加強美國和俄羅斯的聯系。所有的提案都必須包括美國的歷史、文化以及共享的價值觀。”

而在合作對象上，美國駐俄大使館也提出了要求。包括：文化機構、商業領袖和企業家、女性和弱勢群體、學術機構、社會賢達和NGO組織、記者及社交媒體用戶。

而在其全球大學生交換計劃中，也是對申請者提出了這樣要求。

“申請者必須承諾在項目結束后立刻返回祖國。”

不知道是不是出于下面這個目的呢？

除了上述計劃之外，美國駐俄大使館準備的項目還包括漢弗萊項目、俄羅斯青年環境項目、俄羅斯青年領導力與創業虛擬交流計劃等等。

中國社科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研究員張弘告訴“補壹刀”，俄羅斯對境外資金開展項目扶助本國非政府組織的態度也經歷過一個變化。

蘇聯解體之后到2003年前，俄羅斯政府對境外資金支持的非政府組織活動總體持開放甚至默許態度。

2003年原蘇東地區紛紛暴發“顏色革命”之后，俄羅斯出臺了《外國代理人法》《非政府組織管理法》，對受外國資助的非政府組織進行登記管理，但沒有加以禁止。

2013年俄美關系緊張后，俄羅斯逐漸將民主基金會、索羅斯基金會等外國資本驅逐出去，不讓他們繼續資助俄境內非政府組織，使得一些非政府組織被登記為外國代理人，美國駐俄羅斯大使館項目在這一背景下才逐漸走到前臺。

張弘介紹，美國在俄羅斯培養“公民社會”“意見領袖”，煽動“顏色革命”的力度是比較大的，這也與蘇聯解體之后俄政府在一段時期內對非政府組織的管理空間和法律空間較大有關，導致非政府組織在各地如雨后春筍般生長，甚至一些非政府組織有半政府、區域性質或者跟一些政黨有聯系。

在西方價值觀當中，“公民社會”被認為是對抗“官僚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西方注意到，政治性議題，反而不如女權、人權、少數族裔文化保護、反對家庭暴力、環境保護等社會性議題更能引起公眾關注，也更容易培養青年意見領袖，也就是通過非意識形態議題的政治化來擴大社會影響。實際上美國恰恰利用非意識形態話題來傳播美式價值觀。

蘇東地區歷史上既是美國推動“顏色革命”的重點地區，也是“顏色革命”誕生的溫床與學校。

1950年10月，為了發起針對蘇東國家的宣傳攻勢，在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授意下，副國務卿詹姆斯·韋伯（James Webb）召集了一批美國學者組成了高度機密的研究小組，項目代號“特洛伊計劃”（Project Troy），即找到把“真理”傳到“鐵幕”后面的理論和方法。

在杜魯門政府的統一部署下，美國公開進行了名為“真理運動”（Campaign of Truth），與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和中央情報局一道，形成了一場總體的心理宣傳戰。

這其中，就包括了指導“美國之音”和“自由歐洲電臺”等專門用于煽動蘇東國家內部叛亂的宣傳機器，突破蘇聯“干擾”的計劃。

根據特洛伊項目組的建議和主張，“美國之音”和英國廣播公司（BBC）采取了一致行動反擊蘇聯的“干擾”行動，通過增加廣播的數量、頻率，以及一系列的技術加強和改進。1951年4月，“美國之音”將自己在蘇聯及東歐地區的收聽率由25%提高到了50%。

有學者指出，美國通過宣揚西方的“美好生活”來策反蘇東國家的民眾。除了照顧和安置叛逃者，該項目注重講叛逃者用于宣傳、情報收集和隱蔽行動等，借以削弱蘇東社會主義國家，籠絡對美國有利的人物。

“特洛伊計劃”及其配套攻勢帶來的效果是顯著的，

在1956年的匈牙利十月事件中，專門針對匈牙利聽眾的自由歐洲電臺-自由匈牙利之聲“每天都在號召推翻匈牙利的政權”，其節目特別受到匈牙利知識分子的青睞。

一位美國新聞署官員就曾說道:“我要的是知識分子的支持，如果你能讓他們都買你的東西，那么就不用擔心普通老百姓不買你的貨。”

戈爾巴喬夫曾在參加“自由歐洲電臺”40周年的慶典上炫耀:“在蘇聯統治的黑暗時期，我的改革開始之前，自由歐洲電臺一直試圖努力告訴人們真相。"

葉利欽也曾表示:“在接管戈爾巴喬夫政權的三到四天內，自由歐洲電臺是少數能夠給整個俄羅斯乃至世界傳遞信息的媒體渠道，因為如今俄羅斯的大多數家庭都收聽自由歐洲電臺的節目，這一點對我們來說相當重要。”幾周后葉利欽簽署總統令給予電臺特殊的地位，第一次允許其在莫斯科正常開展“新聞”業務。

時至今日，包括“特洛伊計劃”在內的各色項目所結出的種子正在世界各地開花。

由美國所策動的勢力，在當地政府中制造混亂，排擠誠實和正派官員，同時加強對各國年輕人的宣傳，使他們成為親西方人士。為此，美國成立了大量的非政府組織等機構，以人道主義項目為幌子，建立各種基金會和贈款計劃，從而在公眾中宣傳西方思想和價值觀，形成一種意識形態，為推翻目標國政府奠定基礎。

在吉爾吉斯斯坦，平均每7個成年人就有一個非政府組織。美國用大量資金支持該國眾多反對派，非正式青年組織和親西方媒體。2020年，僅美國國際開發署就在吉爾吉斯斯坦花費了2500萬美元。

2020年，美國駐吉爾吉斯斯坦大使館推出合作項目，在中亞五國及阿富汗培養青年領袖，宣介美國外交政策，每人資助金額從9萬美元到12萬美元不等。

2019年，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在俄羅斯花費了約100萬美元。其中大部分被分配給“開發俄羅斯激進分子的潛力”項目上。

此外，NED還資助了多個旨在在俄羅斯創建“獨立新聞和分析”的項目。該基金會還提供資金，讓俄教育工作者和年輕人討論關于政治壓迫在俄歷史上的作用。

白俄羅斯媒體譏諷美國四處撒錢的漫畫

在白俄羅斯，過去的12年中，美國總共花費了超過1.3億美元用于推進該國“民主化”。這些援助的主要目的是加強反對派、公民社會和獨立媒體的實力，獲得資助的人大多積極主張推翻現政府。另外，這些非政府組織出資安排當地青年參加會議和各種培訓。

俄對外情報局稱，美國僅在2019年-2020年，通過各種非政府組織向白俄羅斯撥款約2000萬美元，在社交網絡中支持“公知”寫手和爆料人，用于組織反政府抗議活動。

在埃及，據2008年“埃及人權發展報告”統計。1964年至1973年間，埃及境內年均新增316個非政府組織；2004年至2006年間年均增加850個；至2007年，埃及境內的非政府組織數量已達21500 個。

埃及的非政府組織看似安分守己，但一旦國家出現動蕩便乘勢而起，興風作浪，推波助瀾。2011 年埃及“1·25 革命”看似是無組織、無綱領、無領導的“三無運動”，實則受到各種非政府組織的組織和操縱。

“4月6日青年運動”“科特普青年運動組織”“革命青年聯盟”“阿拉伯婦女聯盟”“全國變革運動”“阿拉伯人權信息網絡”“開羅發展中心”“開羅人權研究中心”“婦女發展論壇協會”“赫勒萬地區發展基金”“新婦女基金”“7月8日青年聯盟”等非政府組織，都積極策劃、組織并參與了反政府抗議活動。

2008年，“4月6日青年運動”領導人受邀前往紐約，參加了由美國國務院舉行的“青年運動聯盟”會議。隨后，他與14 名埃及和阿爾及利亞活動人士一起，在位于塞爾維亞的“非暴力行動和戰略應用中心”實習。

該領導人曾在記錄片中公開承認此事，并稱經過實習，熟諳人群組織技術以及該如何應對警方暴力，包括如何與警察和軍人接觸、如何相互保護等。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保持統一戰線，如在解放廣場抗議期間，當穆斯林祈禱時，基督徒圍坐保護；基督徒祈禱時，穆斯林圍坐保護。這些內容都是“非暴力行動和戰略應用中心”教授的重點。

在委內瑞拉，2019年之前，NED通過設在美國駐委內瑞拉大使館內的美國國際開發署辦公室和由美國使館控制的三個“私人”辦事處， 打著“促進民主”“解決沖突”“加強公民生活”的旗號，向反對派政黨、非政府組織、媒體、研究機構和大學、工會和企業主提供資金、培訓人員、提出建議、進行領導等，對查韋斯政權實行“靜悄悄的干涉”計劃， 該計劃有短期、中期和長期明確的目標。

我們也發現，美國駐華大使館的微博和微信，頻率地發布各種在美國的“美好生活”，包括各種少數族裔的歷史月，各種“講中文的實習生”的疫情生活。目的是什么，需要美國政府自己解答。

想想此前“補壹刀”揭露過的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的學者肖恩·佐哈爾·基思（Sean Zohar Keith）發出的那樣的呼吁：為什么美國之音不能進一步在中國發展？

美國在世界范圍內推廣民主化，可謂不遺余力、煞費苦心，這是為了什么？

俄羅斯一位政治學者做了一番有趣的解讀。

他認為，如果我們把當下的世界放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下評估，那么推動美國輸出民主的原因至少有三個：

第一是金融。華盛頓必須不斷向外部世界輸出緊張局勢，人為地“助長”世界各地的沖突，以此“勾銷”累積的債務。

第二是文化。美國的宣傳機器生活在自我生成的規則中，需要制造越來越多的新敵人，把其他各地區領導人描繪為各種惡棍和“怪物”。否則就有可能失去觀眾的興趣。

第三，危機正迫使西方模式按照“自行車法則”生存。它們不能靜止不動，要么移動，要么倒下。更準確地說，這個系統只有維持西方對其他國家的優勢才能存在。一旦不平等消失，這個體系的基礎就會崩潰。

因此，鞏固全球不平等，全球資源和財富分配的不平衡，正成為西方國家最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標之一。西方的“軟實力”實際上抑制了世界上任何其他解決全球性危機的方案，誘使其潛在的競爭對手認為自身文明高度與西方存在固有的差距，西方由此在享有臭名昭著的優越性和正當性。

而西方的“硬實力”成為這種局勢的守護者，阻止國際社會在原則上自我組織的任何企圖。

簡單地說，美國不僅在財政上，而且在意識形態上不再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大國。任何敵人對華盛頓來說都是必要的，作為一種補救措施，作為一種生存工具，只有外部敵人（盡管是虛構的）的存在才能幫助這個國家維持下去。

因此，一場席卷全球的“顏色革命”，反而證明了的西方的危機。輸出民主推動了“顏色革命”，“顏色革命”又導致了難民危機，難民危機推動了民粹危機，西方所選擇的政策導致了“病灶”數量的增加。

不斷地展示“軟實力”的西方不會促進西方價值觀，只會服務于西方統治精英的既得利益。

這種對價值觀的操縱深深困擾著每個人，支持者越來越少，甚至在美國本土也是如此。

然而，我們必須做好準備，華盛頓永遠不會自愿放棄自己選擇的道路。

值得一提的是，本文開頭提到的74名俄羅斯高中生，其中大部分由俄外交部出面把他們接回了祖國。

剩下的孩子，在父母的支持下，計劃堅持在美待到5-6月原定回國日期。

（感謝江時學、田文林兩位老師對本文提供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