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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鴻召丨毛澤東：“這兩種醫生要合作”——延安時期我黨防控疫情的良策和經驗

點擊：作者：朱鴻召來源：北京日報“理論周刊” 發布時間:2020-02-20 09:29:15

延安魯藝美術系教員彥涵版畫《鄉村診所》（1944年）

1944年，延安曾經出現過嚴重的傳染病疫情。

在缺醫少藥的陜甘寧邊區，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隊伍面對傳染病疫情肆虐，堅持以西醫為主體的醫療機構，團結中醫能手，將公共衛生等西醫防治組織措施，與中醫診治、中藥湯劑相結合，綜合施策，群防群治，取得抗擊疫情戰斗勝利，并推動中西醫團結合作，用科學改造傳統，努力實現建立覆蓋城鄉的基本醫療保障體系的社會理想。

陜甘寧邊區政府成立防疫委員會，集中人力物力，組織醫生下鄉，參與救治病人并指導防疫工作

1944年元旦剛過，延安郊區農村出現傳染病疫情。疫情最初出現在延安東南方向的川口、柳林、金盆等地農村，逐漸蔓延至河莊、豐富等地，并且病勢極為猖獗。

據延安《解放日報》報道：

“從一月到現在病死者已達500人，其中約有半數為最近半月中得病死亡的。川口區死104人，其中有66名為婦女；柳林區病勢最為激烈，如圪拉溝一村就病死14人，全區共死229人，其中110人為最近二十天中死亡的；金盆區亦有110人得病而死。河莊、豐富二區雖沒有上述三區厲害，但最近蔓延的趨勢亦屬駭人，如河莊區三鄉新窯溝村，在4月25日一天就病死8人。”

這是延安縣所屬幾個區的疫情，很快延安市也出現同樣的疫情。5月初延安市死亡108人，月底“因疫病而死亡者242人，牲畜的死亡也很大，豬、馬、牛、羊死去將近700頭”。

五個月時間里，疫情導致延安縣和延安市死亡人數總計742人，一時間人心為之惶恐。

經衛生部門統計顯示，各地傳染病病情大致相同，發病之初多為心痛頭昏，上吐下瀉，短則兩三小時，長則兩三天就死去。

主要癥狀是，發病突然，感覺胸悶、胸痛、眩暈、四肢麻木、出冷汗，面色蒼白、口吐黃水，或伴有腹瀉，不發燒，心音微弱。臨死前呼吸困難，神志清醒。死亡者大多是婦女、兒童。

從延安各大醫院抽調下鄉參與疫情防治的西醫診斷認為：

“病的來源主要是飲水不凈，在發病區域內，很多水井旁邊的水坑，豬即躺臥其中，水內雜菌很多，加之群眾日常喝水并不煮開，因之更易得病。其次因群眾不常洗衣，虱子繁生，得斑疹傷寒者亦眾”。

顯然，這是一個浮泛的常態衛生情況判斷，并沒有對此次疫情作出具體的確切診斷，其救治和解決問題的辦法，也就相應地是一般性的衛生防疫措施。

面對來勢兇猛的疫情，陜甘寧邊區政府召開緊急會議，專題研究對策，成立防疫委員會，集中人力物力，組織醫生下鄉，參與救治病人并指導防疫工作。

其主要措施有五：其一，組織流動醫療隊，由各醫務機關、醫院，分別組織，劃定區域負責治療。中央衛生處負責延安市西北區、延安縣河莊區；留守兵團衛生部、和平醫院、醫科大學（特放假三星期），負責延安縣川口、金盆區；邊區衛生處負責延安縣柳林、豐富兩區。在發生瘟疫地方以急治為主，未發生的地區以防疫為主。凡醫務所所在地皆負責為群眾治療。

其二，各機關、學校、部隊，進行防疫緊急動員，并發動各機關團體幫助所在地區之居民進行大掃除、挖廁所、挖垃圾坑，宣傳清潔、消滅虱子、喝煮開的水等防疫知識?？h、區、鄉負責同志，切實負責防疫，組織疫病區的隔離，勿使疾病蔓延。修理水井，以防病菌傳流。

其三，邊區醫院增設床位，收容群眾病人。并用撥款炮制大宗藥品，救治病員。

其四，為了使防疫衛生工作經常、普遍進行，由文協制衛生圖畫，及編寫秧歌及劇本進行宣傳教育工作。提倡如延安市創辦之民辦公助綜合性（中西醫、獸醫，既門診又收住院）的衛生合作社，于鄉間試辦，使其成為今后醫務、衛生進行工作之中心。

其五，在此次急救與防疫過程中，發動醫務人員工作競賽，使醫生下鄉為群眾解決問題，工作優良者得到獎勵與表揚。

為解決延安疫病流行問題，毛澤東提出：中醫我們獎勵，西醫我們也獎勵，“這兩種醫生要合作”

在這次疫情危難面前，中醫發揮了特殊有效的診斷救治作用。

陜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同時也是陜北中醫名家李鼎銘，邀請延安中醫名家畢光斗等人一起研究疫情。

“畢先生治病極其慎重虛心，他開方子時，每次回來總要細加研究，考慮用藥分量是否適當。他治病的特點不是一下子就開藥量很重的方子。他很慎重的先清病源后理病狀，對于病情的研究分析十分精確。”

他們從中醫病理診治立場出發，經過研究和驗證，對疫情作出獨立判斷，因時因地制宜，確定了針對此次疫情的中醫藥方，簡便而有效，再經防疫委員會委員討論同意，作為下鄉醫療救治方法。

實踐證明，中醫藥方在救治傳染病疫情上效果顯著。

據中國醫科大學醫療隊統計，“在川口區三鄉，未經治療的病人死亡率占98%（60人中僅一人未死），而經過醫療者卻只死去20%，其原因尚多由于群眾迷信巫神拒絕復診，或病勢稍輕時即參加勞動復發后難以醫治而來”。

在醫藥短缺的陜北農村，維系群眾生命安全的主要醫療保障是中醫。當兇猛的傳染病疫情發生后，中共中央衛生主管部門和陜甘寧邊區政府迅速動員組織機關單位所有醫療機構參與緊急救治工作。

但是，受醫藥條件限制，必須大量采用當地出產的中藥制劑，相應地接受中醫診斷理念，在群眾性衛生防疫工作中實行中西醫團結合作，共同對付疾病疫情，維護軍民干群生命健康。

其實，戰爭年代受長期處于農村環境制約，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隊伍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崇尚西醫、相信西醫的觀念；但是在醫療實踐中始終接受中醫中藥，并在一定程度上依賴中醫中藥，從而形成一種“西醫為體，中醫為用”的醫療體系。中醫在治病方面的功效，毛澤東等領導人就有切身認識。

大約在延安疫情暴發的前兩年，毛澤東患肩周炎，限于當時的醫療條件，并且西醫對此沒有什么快速有效的治療方法。后來是李鼎銘先生用中醫診治痊愈了毛澤東的肩周炎。

毛澤東在與李鼎銘交往過程中，征詢李鼎銘意見：“現在延安有些西醫看不起中醫，你看邊區的醫藥事業應如何發展？”

李鼎銘自信地說：“中西醫各有長處，只有團結起來才能求得進步。”毛澤東充分肯定李鼎銘的意見：“你這個辦法好，以后中西醫一定要結合起來。”

針對如何防控疫情，1944年5月24日毛澤東在延安大學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中說：

“近來延安疫病流行，我們共產黨在這里管事，就應當看得見，想辦法加以解決。我們邊區政府的副主席李鼎銘同志是中醫，還有些人學的是西醫，這兩種醫生歷來就不大講統一戰線。我們大家來研究一下，到底要不要講統一戰線？我不懂中醫，也不懂西醫，不管是中醫還是西醫，作用都是要治好病。治不好病還有醫術問題，不能因為治不好病就不贊成中醫或者不贊成西醫。能把娃娃養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醫我們獎勵，西醫我們也獎勵。我們提出這樣的口號：這兩種醫生要合作。”

借著延安附近農村傳染病流行之際，動員組織中西醫團結合作，開展群眾性衛生防疫運動顯得特別重要。《解放日報》社論曾強調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