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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時期張仲景《傷寒雜病論》一書，是中醫學第一部臨床專著。其中的《傷寒論》，是外感病辨證論治的經典。明清時期的吳又可、葉天士、吳鞠通、王孟英為代表的溫病學派，在外感病防治上各有發揮。其中《外感溫熱論》和《溫病條辨》，堪稱與《傷寒論》比肩的中醫防治外感病的經典。

中醫的外感病，相當于西醫流行病、傳染病等。傳染性過強，流行性過快時，則稱之為疫癘或者疫病。中西醫兩者在外感病發病原因和治療、預防的理論認識與具體方法上，相差甚遠。

這里將從以下三個方面，談一些認識與體會，誠望批評指正。

一、治療的優勢在辨證論治

2003年初，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收治了45位SARS患者，全部以中藥治療為主，無一例使用過任何抗病毒西藥，治愈率100％，醫護人員無一例被感染。除了必要的西醫對癥與營養支持療法之外，僅有4例用過常規量的類固醇。這一事實無可非議地證明了中醫治療SARS的優勢。

（一）西醫剿滅病毒與中醫扶人一把

在治療外感性疾病上，西醫的基本理念即在人體內擺戰場，以剿滅病毒。而且在濫用抗病毒藥物的同時，也將藥物的毒、副作用，無可幸免地甩給了病人。中醫的基本理念是扶人一把。所謂扶人一把，即從整體論出發，重視與疾病相關的天、地、人為一體的諸多因素。并把治療的目標，緊緊地鎖定在疾病過程中邪與正彼此消長的關系上。

比如發熱。中醫著眼于臨床上的惡寒發熱、單熱不寒，往來寒熱、蒸蒸而熱、日晡時潮熱、真寒假熱、真熱假寒、厥熱勝復等具體現象（中醫稱之為證候、象）的時候，首先把這些現象視之為疾病過程中邪正交爭的具體表現。然后通過四診合參以判斷疾病過程中的邪正關系，把握疾病的表里、寒熱、虛實以及輕重、緩急的病機特點。而不是西醫那樣以體溫表刻度上顯示的高或低，作為判斷病情輕重的客觀指標。在中醫看來，“三陽”階段的高熱未必可怕，而“三陰”階段的無熱、厥熱勝復、四肢厥冷，卻是病情危重的突出表現。

再比如治療。病源微生物是西醫面對的主體性敵人，在人體擺戰場以剿滅病源微生物，自然是西醫治療外感病的基本原則。而有生命力的整體性的病人，在西醫的視野里則一定程度地被邊緣化了。中醫治療外感病時，首先關注的是有生命的整體性的病人。即疾病過程中反映在人身上的種種病理表現及其發生、變化的軌跡。進而根據種種表現及其發生、變化的軌跡，確定疾病過程中邪正消長、變化的內在病機。最后，根據病機以因勢利導地進行治療，即以扶人一把的原則把邪正消長的內在病機轉化到以正勝邪的健康狀態上來。這就是中醫臨床上辨證論治的全過程。所以中醫的辨證論治，即辨證求因、求機,審因、審機論治。丟掉了求因、求機,審因、審機，那就是西醫的“對癥治療”，而不是中醫的辨證論治了。

（二）成功的外感病診療體系

在中醫發展史上，至今備受人們推崇的中醫“四大經典”之中，《傷寒論》和溫病學的篇幅占1／2?！秱摗窂膬韧庖蛳嗷プ饔枚鵀椴〉挠^念出發，以邪正消長的關系為重點，通過“望、聞、問、切”以全面掌握疾病的臨床表現，進而在理論思維的過程中對疾病演變的病因病機做出判斷。這就從天人相應、以人為本的整體高度上，擺脫了外因決定論的局限性。凡是熟諳中醫原理的人都知道，兩千年來，中醫在疾病治療上之所以能夠從容地做到以不變之理，應萬變之病，其根本優勢就在這里。

《傷寒論》的六經辨證，以“保胃氣、存津液”為宗旨。后世溫病學的衛、氣、營、血辨證和三焦辨證，同樣守護著這一宗旨。從而進一步豐富和完善了中醫外感病防治的科學體系。

（三）貴在抓住三陽、治在太陽

2003年香港遭遇SARS肆虐時，本人第一次提出了抓住三陽、治在太陽的原則。

抓住三陽的第一層含義是，在治療外感病之初，把辨證論治的重點放在《傷寒論》六經病的太陽、少陽、陽明的三陽病階段。《傷寒論》里的三陽病，是外感病正盛邪實的病程階段。這三個階段里，還包括了太陽與陽明合病、太陽與少陽合病、三陽合病、太陽少陽并病、陽明直中的病情、病機特點。《傷寒論》的三陽病，其病情、病機與溫病學里的衛分病、氣分病或上焦病、中焦病，以及溫病學的衛氣同病、衛營同病、氣血兩燔，理論基礎是基本一致的。

抓住三陽的第二層含義是，要將治療三陽病的方劑，放在外感病治療的核心地位上。由此可以說，《傷寒論》、溫病學在“三陽”階段或“衛、氣”階段所記載的方藥，是中醫治療外感病時的最為重要的武器庫。

這一武器庫的主要方劑有：麻黃湯（類）、桂枝湯（類）、越婢湯（類）、葛根湯（類）、青龍湯（類）、梔子豉湯（類）、柴胡湯（類）、白虎湯（類）、承氣湯（類）、柴胡桂枝湯、麻杏石甘湯、黃芩湯、葛根芩連湯、小陷胸湯、銀翹散、桑菊飲、三仁湯、黃芩滑石湯、新加香薷飲、藿香正氣散（類）、杏蘇散、桑杏湯、清燥救肺湯、玉女煎、竹葉石膏湯、普濟消毒飲等，以及千金葦莖湯、羌活勝濕湯、清瘟敗毒飲、升降散、加味香蘇飲、荊防敗毒散、人參敗毒散、雙解散、涼隔散、防風通圣散等。此外，《傷寒雜病論》治療“太陽與少陰兩感”的麻黃附子細辛湯、麻黃附子甘草湯、桂甘姜棗麻辛附子湯，這一些方劑也應當歸于這一武器庫之中。

由中醫臨床經典以及后世醫家中篩選而來的上述近四十余首常用方劑，表面上貌似繁雜，令人眼花繚亂。倘若從三陽病與衛分、氣分證基礎上，再從風、寒、暑、濕、燥、火六淫和“內生五邪”的風，火、濕、燥、寒的角度上加以分類，那么每一角度上的對應方劑其實只不過三五首了。也就是說，只要病機診斷明確之后，針對六淫邪氣的各種外感病以及流行病、傳染病的三五首典型方劑，旋即不費思索地閃耀在醫生的眼前。這一武器庫里的方劑，其實臨床中醫工作者都很熟，青年中醫如果認真思考一下，相信都會從外來六淫和內生五邪的意義上合理選擇的。五十多年前，本人進入臨床工作之初，正值“文革”動亂?；鶎尤贬t少藥，外感病一年。四季不斷，以上四十余首方，就是那時候疏理而來的，至今屢用屢驗，受益無窮。如果選方用藥準確及時，便可以在西醫的病毒檢查結果尚未出來的幾天之內，接受中醫治療的病人就已經治愈出院了。

三陽病是外感病正盛邪實的病程階段，人常說：三陽病易治，三陰病難療。這是中醫千年的實踐總結，也是我們在這里強調抓住三陽的真正用意。

所謂治在太陽，就是要抓住外感病發病初期的太陽病或衛分病階段，做到不失時機地用好方藥，便可以一舉將外感病治愈萌芽時期。

2003年SARS在流行時，本人提出了治療SARS“三個第一”的說法。這就是：“把握好表證治療第一關，把握好散寒發汗、清熱宣透第一法，選擇好臨床起手第一方”。如此，SARS治療就變得如同治普通感冒一樣簡單。當時在面向社會的多次講座中，本人將中醫的防治優勢概括為兩句話：預防SARS于感冒之前，治療SARS于感冒之時。

2003年在香港，本人參與了SARS疑似病、早期、晚期、恢復期、病后康復的治療以及相關的理論與臨床研究。當時在各種傳媒中討論的治療SARS方藥，涉及到麻黃湯、桂枝湯、葛根湯、大青龍湯、小青龍湯、越婢湯、麻杏石甘湯、小柴胡湯、大柴胡湯、柴胡桂枝湯、小陷胸湯、升降散的不少。本人在“抓住三陽、治在太陽”的原則下，結合由淺入深的演變以及長期治療外感病的體會，化裁出7首不同的方劑。盡管當時中醫參與治療的阻力很大，然而從有限的治療以及后來的反思與總結中，更加堅信以上7首方劑的合理性。7方具體如下：

第一，若其病初起外寒偏重，發熱不甚，而表閉之證明顯者，用桂枝麻黃各半湯或加味香蘇飲。

第二，若其病表寒郁閉而內熱較甚者，用桂枝麻黃各半湯去桂枝加柴胡、黃芩、葛根。

第三，若其病一開始即為典型的外寒內熱者，以柴胡桂枝湯去人參加葛根，并重用柴胡、葛根二藥。

第四，若其病內熱偏重而又見三焦郁閉不利者，于柴胡桂枝湯去桂枝、人參，加僵蠶、蟬衣、生石膏等。

第五，若其病見咳嗽、白痰、咯痰不利者，用小柴胡湯加茯苓、杏仁、葛根、僵蠶、蟬衣等。

第六，若其病熱擁于肺者，用小柴胡去人參合麻杏石甘湯、升降散。

第七，若其病痰黃粘、咯之不易、喘急者，于上方中合入小陷胸湯；大便不暢者重用大黃以瀉肺熱、通腸閉。

以上在治療SARS流行時加減化裁的7個方劑，以后治療禽流感、H1N1流感以及小兒外感發熱時也經常使用。人常說：“治外感病如將，治內傷病如相”。治療外感病就要像橫刀立馬的將士一樣，務必做到立竿見影，藥到病除。經典方劑最大的特點是，藥味少、用量大、藥力專、取效快?！秱摗啡珪袦珓┑钠骄盟?.7味，《溫病條辨》湯劑的平均用藥6.3味。先師柴浩然、劉渡舟針對內傷雜病的說法是：“好方不過12味”。外感病的治療，從來沒有見到他們開出10味藥以上的處方。如果臨床辨證仔細琢磨，用七八味藥物組成的方劑治療外感病，往往少則一劑，多則兩三劑，其病即迅速痊愈。

總之，中醫治療外感病的的臨床特色，可以概括為一人一方、一時一方，機變方變，用藥靈活、思路清晰、療效卓著。只要在辨證論治的前提下“抓住三陽、治在太陽”，青年的中醫人人都可以收到立竿見影，藥到病除的療效的。

當年SARS流行時，曾經有人問我最想說的感受是什么？我集中說了兩點：西醫你退半步，中醫我趕來了；早期防治中醫為主，重癥病人中西醫配合。近二十年過去了，今天在這里我還要再重述一遍。

二、以人為本的預防特色

在中醫看來，舉凡風、寒、暑、濕、燥、火六淫外邪所引起的外感病，都是內外因相互作用的前提下，以內因為決定性要素而形成的。今天討論中醫預防外感病，尤其要正確理解外因與內因兩者之間的辨證關系。

（一）病毒決定論本末倒置

其一，外來的風、寒、暑、濕、燥、火與人之間，既是敵我關系，也是共生關系。外來的病毒、病菌可以致人于病，但人也可以免疫病毒、細菌。沒有病毒、細菌的存在，人的免疫系統就不必要也不可能存在。《金匱要略》“夫人稟五常，因風氣而生長。風氣雖能生萬物，亦能害萬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一語道破了外來的病毒、病菌與人之間以人為本的共生關系。這與毛澤東在《矛盾論》里所講的外因為條件，內因為根據的哲學原則，也是一致的。

其二，邪正共生的最佳預期是“陰平陽秘”的狀態。既然兩者莫不為利，莫不為害，那么彼此關系的最佳狀態，當然是《黃帝內經》講的陰平陽秘了。陰平陽秘的狀態與《中庸》“致中和”的目標，也是彼此相通的。基于以上這些基本思想、理論原則，西醫的病毒決定論顯然既偏激又落后了。

2003年香港SARS流行中的一些事實，至今值得人們深思。

其一，全港人口近700萬，SARS發病者為1755人，占總人口的0.0025％。發病率如此之低，與以往的疫癘之說有明顯的區別。

其二，發病的1755人中，病情較輕者不低于70％，而且在無特效性西藥的情況下三天左右體溫恢復正常，這是為什么呢？

其三，2004年4月12日，香港大學的一項研究表明：通過隨機抽樣化驗了若干位居民SARS抗體存在的狀況后，推算出當年全港感染病毒后而未發病者，應為3.5萬人左右。與2003年的發病人數合并計算，實際感染SARS病毒者近3.7萬人。在隱匿于民間的3.5萬名“無癥狀感染者”之外，肯定還有諸多的“近距離接觸者”。然而卻沒有引發更嚴重的傳染現象，對此應如何解釋呢？

其四，SARS流行期間，國內外研究SARS疫苗的呼聲四起。其后禽流感、H1N1流感相繼降臨，疫苗研制的努力也隨之再熱再涼，幾經反復。一年來，世界上新冠病毒的肆虐，疫苗研制熱又一次風起云涌，遍及全球。然而各國疫苗研制有熱有涼的狀況，更值得人們結合中醫學的理論，并借鑒世界各國的情況而深入研究。

在外感病以及流行病、傳染病上，中醫學并不認同外因決定論，更不認同病毒決定論?！饵S帝內經》里說：“風雨寒熱，不得虛，邪不能獨傷人。卒然逢疾風暴雨而不病者，蓋無虛，故邪不能獨傷人。此必因虛邪之風，與其身形，兩虛相得，乃客其形”。這里“兩虛相得”四個字，十分傳神。說明人體正氣不足，外邪乘虛而入，兩方面發病因素相互契合，人才會發生外感性（病毒性、細菌性）疾病。可見，自然界的病毒、病菌常有而外感病、疫癘不常有。因為外感病發生的決定因素是人，是人的內在原因而決定的。所以“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正氣存內、邪不可干”的論斷，無疑是顛撲不滅的真理。同時還應當肯定，與中醫預防外感病的理論與實踐相比，西醫的“病毒決定論”顯然是落后的，不合理的！

（二）以人為本的預防措施既全面又主動

本人2003年在香港SARS流行期間，在傳媒上以及面向學生、社團的座談、講座中，在外感病預防方面反復強調了8個重點。

其一，節飲食：少吃膏粱厚味，勿使體內積濕、留熱太過。

其二，慎起居：勞逸適度，勿使陽氣煩勞，徒增內熱。

其三，適寒溫：適時增減衣服，減少感冒機會。

其四，戒嗔怒：保持心態平靜，以免引動內熱。

其五，多飲水：增強水液代謝，消除體內的積熱。

其六，通大便：防止大便秘結，令濕熱穢濁之邪，滯留不去。

其七，勿溫補、宜清涼：力戒亂用參、茸等補品，提倡清淡膳食。

其八，遠病毒、勿染?。号浜衔麽t防護，做好個人衛生。

以上八條中，保持心態平靜這一點最難，也最重要。記得在一次講座中曾經講過四句話：心明似鏡，心平如水，既平且明，何病之有。做到心明似鏡，是要懂大道理，有大智慧的。懂得了中醫學防病治病的哲學理論，在疾病面前自然會心明似鏡，不會恐懼不安的。心為君主之官，在疾病面前若能做到心平如水，便不會人為地制造心理恐懼，耗氣傷神。人的大腦約占體重的1/40，而對營養、氧氣的消耗量卻占全身的1/3以上。人若用腦太過或長期焦躁不安，大腦對營養、氧氣的消耗量則可能倍增。中醫認為“君主之官”，不僅強調了思維與智慧在人身的主導作用，而且大腦的上述的生理特點，也是防病治病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內容之一。

為了做到抗病毒于體外、滅病毒于體內，也可以針對可疑人群適當服用預防性中藥。本人認為，擬定預防性中藥的原則有二：一是觀天觀地考察人，通調三焦守護肺。目的是在調上、中、下三焦，通暢一身氣機的同時，重點保護好居于上焦，外合皮毛，主一身之氣的肺。二是在五運六氣常識的指引下，參照此次外感病的基本特征并針對易感人群，從上述治療的方劑基礎上擬定出此次外感病預防的方劑。預防的藥物不宜多服，一二天即可。切忌以往以清熱解毒、大隊寒涼為主的習慣性俗套，尤其不要因寒而寒，令虛者更虛，誤傷人體的陽氣。

三、以復興的名義回歸理論源頭

近年來，新冠病毒在世界上肆虐，是人類面臨的共同的災難。不少國家、地區在病毒決定論的困境中，撲風捉影、深受其害、損失慘重。往后，只要致病的病毒是可變異的，而且往后還會不斷變異的，如此的悲劇仍將會重演。相比之下，中醫學關于“內外同相互作用而為病，以內因為本”的理論與實踐，無疑是更成功、更先進，而且是更值得世界各地認真借鑒的。

2004年在臺北召開的“兩岸三地中醫防治SARS學術研討會”上，本人曾經說過一句話：“上帝讓病毒來，來治療人們的忘記”。長期以來我們忘記了天人合一的傳統哲學原則，忘記了理、法、方、藥以一貫之的中醫基礎理論，忘記了中醫辨證論治為特色的診療優勢，忘記了專病專治是經驗性療法而絕非中醫臨床的主體。當年提出中西醫結合時，原意是希望中西醫人員相互配合，中西醫學優勢互補。后來竟被人們扭曲為中醫學西醫化，造成了中醫理論特色與臨床優勢嚴重退化。

本人在《丘石中醫系列》專著中指出，中醫學是世界上基礎科學體系最完整，臨床辨證論治技術體系最成熟，臨床療效最卓越、最可靠的傳統醫學；中醫學是世界上唯一可以與主流醫學（即西醫學）相互并存、優勢互補的傳統醫學。在兩種醫學長期深入的比較研究中，著重強調了以下四個方面：

其一，以內經為代表的中醫基礎科學體成熟于兩千年前；西方的近代醫學體系的成熟還不到兩百年。中醫學的成熟與發展，與西方近代科學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聯系。

其二，中醫學研究的是天、地、人“三才”為基礎的，整體的現象的人；西醫學研究的是人體解剖為基礎的，局部織織的結構與功能。整體、現象的人，與人體的局部組織的結構、功能，彼此完全不在同一個觀察、研究的維度上。

其三，中醫學的研究方法，是哲學為基礎的綜合—演繹方法；西醫學的研究方法，是物理學、化學為基礎的分析—歸納方法。兩類研究方法之間是平行、并列的關系，彼此不可能、也不允許相互交換或代替。

其四，綜合—演繹方法是哲學體系之內的，關于宏觀領域事物運動變化的理性思維研究的方法；分析—歸納方法是物理學、化學體系之內的，關于微觀領域物質形態結構的實體實驗研究的方法。理論思維與實體實驗，一者面對著事物的運動變化，一者面對著物質的形態結構。彼此的研究方法，是由各自的研究對象的本質區別所決定的。

歸根到底，中醫與西醫兩者的區別，不是主觀或客觀的問題，不是唯心或唯物的問題，不是古代或現代的問題，更不是落后與先進的問題。中醫與西醫兩者的區別是時間與空間上的差異，中醫重在時間、重在人身整體現象的運動變化過程，西醫重在空間、重在局部實體組織的結構與功能。兩者的研究對象與方法，古在、今在、甚至永遠如此存在。

基于上述可以肯定，中西醫兩者在基礎理論上，必然是并存并重、共同繁榮的關系；中西醫兩者在臨床治療上，必然是相互尊重、優勢互補、有機配合的關系。

【2022年9月修訂稿】

【作者簡歷】李致重（曾用筆名：韋黎、丘石、黎志鐘、柳秉理），1944年生人。國內首屆中醫研究生畢業（醫學碩士），執業中醫五十余年，主任醫師、教授、研究員。長期從事中醫臨床、研究、教學、編輯、學術管理，專注中醫基礎理論與中醫軟科學、科學學研究，擅長中醫內科、婦科、兒科臨床治療，匯通中醫經典醫著，熱衷中醫理論與臨床教學。先后供職于北京中醫藥大學附屬東直門醫院，中華中醫藥學會，北京崔月犁傳統醫學研究中心等。曾任中華中醫藥學會學術部、期刊編輯部、軟科學研究學組主任，《中國醫藥學報》常務副主編。2000年后，在香港、臺灣三所大學執教中醫10年。主講了傷寒論、金匱要略、溫病學、黃帝內經、中醫內科學、中國醫學史、中西醫比較、中醫哲學導論、中醫臨床辨惑九門主要課程。其中，中西醫比較、中醫哲學導論、中醫臨床辨惑，是國內以及港、臺中醫教育史上的首開與獨創課程。廣泛參與國內外中醫學術交流，出席專題、專場與系列講座三百余場次。累計正式發表的學術論文三百余篇；主編出版的學術專著有《中醫治學經驗錄》《杏林真傳》《中醫沉思錄》《中醫婦科理論與臨床》《中國名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集》《問鼎中醫》；本人獨著的“中醫丘石系列”文集(十部)，現已出版有《醫理求真》《醫醫》《中醫復興論》《中醫臨床辨惑》《正醫》《中西醫比較》六部。

（作者系北京崔月犁傳統醫學研究中心研究員、主任醫師；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