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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鈞棒：盧恩光的倒臺與王長江們的奪權叫囂

點擊：作者：千鈞棒來源：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17-05-29 12: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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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如果讓“資本”控制了“權力”，由“資本”一家獨大，對于國家、民族、社會和大多數民眾來說絕對是大災難，因為已經擁有“隱性強制力”的“資本”再擁有“顯性強制力”的話。就沒有任何力量能夠制約它，它就可以為所欲為，所以，無論是什么社會制度的國家，“權力”和“資本”不能都掌握在一部分人手里，這是超越意識形態的。

　　日前，經中共中央批準，中共中央紀委對司法部原黨組成員、政治部主任盧恩光嚴重違紀問題進行了立案審查。

　　經查，盧恩光年齡、入黨材料、工作經歷、學歷、家庭情況等全面造假，長期欺瞞組織;金錢開道，一路拉關系買官和謀取榮譽，從一名私營企業主一步步變身為副部級干部；亦官亦商，控制經營多家企業，通過不正當手段為企業謀取利益；對抗組織審查。為在職務提拔、企業經營等方面謀取不正當利益，送給國家工作人員巨額財物，涉嫌行賄犯罪。

　　事實上，盧恩光費盡心思謀求政治權力，是為了將政治權力變現，替自家資本及其背后更大的資本集團保駕護航。利用政治權力謀取經濟利益，是典型的原罪資本。盧恩光的做法，與王長江等人的見解不謀而合。

　　1、早在2009年，王長江就提出：不向資本讓權，中共就沒有資格領導

　　早在2009年，王長江接受《南風窗》采訪時就稱：

　　市場經濟下人們有了財產，就會拼命保護，對政府也就有了要求。作為執政黨，應該對此加以引導，并產生相應的緊迫感，不能無動于衷。如果社會民主的發展快過黨內民主的話，黨還有什么資格進行領導?你總不能說社會民主要先停一停，等我趕上來再說。

　　王長江講“民主”，實際上始終把關注點放在“擁有財產者”身上，也就是市場經濟中的主導者——資本集團。

　　關鍵問題是，合法致富的資本集團，需要向共產黨奪權嗎?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通過合法途徑獲得成功的資本家，如任正非等，他們參與社會主義建設，接受黨的領導，其合法利益也會得到黨的保護，從沒聽說過他們向黨索要政治權力，進而實現自己的政治利益乃至改變國家的發展道路。

　　另一個資本群體則不一樣。這些資本集團利用其體制內代理人，在某些方面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便于自己鉆法律漏洞，通過違法犯罪的方式掠奪全民財富，積累起巨額財產，同時制造了嚴重的兩極分化。這類資本集團最怕受到中國共產黨和人民的清算，最害怕中國不斷增強社會主義力量。為了保護自己的原罪財富，他們對外勾結帝國主義，對內控制媒體、操縱學者公知、培養第五縱隊，以最終改變政治力量對比、推fan中國共產黨、徹底奪取政權為目的。當然，如果中國共產黨能夠主動讓出權力（王長江所謂的“社會民主”），放棄社會主義制度，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完成和平演變，那就是符合王長江們“不戰而屈人之兵”的上上策。

　　所以，王長江的邏輯與地產商任志強的邏輯相似：為了保護原罪資本“產權”不被清算，原罪資本要求中共“民主”讓權，最終改變中共顏色。

　　于是有了王長江這樣的主張：中國共產黨如果不順應“社會民主”，就沒有資格進行領導，就要下臺。

　　2010年，王長江與杜導正一起，接受《財經》采訪時稱，

　　搞市場經濟就等于走上一條不歸路。不要民主，民主也會敲門。但問題是，中國是后發國家，前面有那么多民主的案例可供借鑒，就應該有所設計，至少劃定一個框架，讓大家進行探索。

　　這個暗示再明顯不過了。當然，首先要理解，王長江這里所謂的“搞市場經濟”，并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是新自由主義。所以，翻譯成大白話就是：搞新自由主義就等于走上了不歸路，國內買辦資本和國際壟斷資本在中國的聲音會越來越大，它們為了鞏固自己的利益，會來“敲門”找中共索要政治權力。

　　盧恩光不過是資本集團派來向中共“敲門”索要權力的角色之一。

　　2、除了親自上陣的，資本奪權還有其他方式

　　資本家自己當官、當政協委員，是資本奪權的一種方式。實際上，資本奪權的方式是全方位的，許多大資本家沒有當官，但也需要政治權力，推動政界聽命于自己，他們往往沒有自己親自上陣，而是采取曲線控制權力的方法。比如：

　　（1）圈養知識分子和官員，推進所謂的“政治改革”，把中國的政治體制置換成資本主義憲政，永續資本家當權，鞏固富人統治。

　　（2）國內資本形成聯盟，力量不足時與國際資本形成聯盟，形成這會那會等明里暗里的組織，定期碰頭，商討政治，互通有無，彼此協助，侵蝕國有資產，向最后的堡壘能源、軍工、金融、鐵路等沖鋒，形成壟斷，控制中國經濟命脈。

　　（3）資本集團自己建立xx大學，或者壟斷教育資源，造成貴族教育，堵塞草根民眾上升通道，保證社會各界的下一代精英都接受資本價值觀，服務于資本聯盟的利益。

　　（4）控制媒體，壟斷信息資源，操縱政治議題，引導民眾思想。

　　（5）建立慈善機構、基督右翼宗教組織，向基層滲透，洗白資本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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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最終實現“資本權力化”，自由派公知這些年來作出了如下不懈的努力：

　　在共產黨的執政黨地位問題上，賀衛方認為共產黨沒有注冊，因此不合法。

　　在中國建立的民主的性質問題上，茅于軾稱，“改革必須由精英掌舵，不能由老百姓說了算。”

　　“改革在中國造就了約占總人口5%左右的富人，他們是中國的中堅力量，而另外的95%中的很大部分，則因為信仰MZD思想，具有很大的‘破壞性’”。

　　“我覺得由大眾來搞社會改革、社會轉型是非常糟糕的，要由精英來掌這個舵。”

　　在媒體的屬性問題上，總書記提出“黨媒姓黨”以后，任志強稱“徹底的分為對立的兩個陣營了？當所有的媒體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時，人民就被拋棄到被遺忘的角落了！”

　　其實任志強心目中的所謂的“人民媒體”是那些被資本控制的媒體。因為在中國，沒有哪個普通民眾可能自己辦媒體。

　　在對為新中國的成立和發展建立過卓越貢獻的英雄人物的態度上，“作業本”之流將他們貶損成烤肉。

　　在反腐敗問題上，張維迎一次次大聲疾呼要赦免貪官，茅于軾認為“我們國家一年被貪污的錢頂多是五千個億，而全部生產是20萬億，五千億只占了百分之二點幾，所以這么一看，貪污不是一個很大的事。 ”

　　如何推進他們的“民主”大業呢？造謠。這些年來，除了被判刑的秦火火以外，還有不少死磕派也經常性造謠，在這里就不一一列舉了，他們并且把造謠理論化，合理化：

　　自封為“青年導師”的李開復有個“謠言就是遙遙領先的預言”的偉大論斷。

　　朱學勤在他的對《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文的評論中說：“謠言是革命最大的動員者。一個社會什么時候謠言四起，就說明革命已經在收集烏云。”

　　林林總總，所有這一切，都圍繞著兩個字——奪權，代表資本奪取權力，實現“資本權力化”。

　　自由派公知為了實現其目的，一直在忽悠中國的民眾，說中國的社會是二元結構，所謂的社會矛盾主要是官民矛盾，利用改革開放具體過程中的失誤引起的民眾不滿煽動民眾把矛頭對準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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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如果讓資本控制權力，后果是什么？

　　其實包括中國在內，大多數國家的社會基本上是“三元結構”，中國現階段最基本的社會關系是權力、資本和民眾的關系。

　　他們之間又分別形成三對矛盾。

　　“權力”（由執政黨掌握）與“民眾”是對立統一的關系，“官”與“非官”是其不同或者叫對立的一面；而執政黨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其統一的一面，媒體的黨性和人民性的統一就建立在這個基礎上。自由派所謂的“現在中國的主要矛盾是官民矛盾”的謬論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實踐上是有害的。

　　“權力”與“資本”也是對立統一的關系，從正面說，執政黨依靠“資本”的積極的一面，發揮其在經濟發展和強國富民中的作用，同時執政黨行使的“權力”又依法制約“資本”，不讓其侵犯或者過度侵犯“民眾”的利益；從反面說，一部分已經“資本化”的“權力”(即腐敗分子)作為“資本”在“權力”中的代言人，與“資本”相互勾結，共同壓迫民眾，同時，“資本”為了徹底擺脫約束，無限度地滿足其私欲，又挑戰或者希望控制“權力”，最終實現“資本權力化”。

　　“資本”與“民眾” 也是對立統一的關系。“資本”與“民眾”都“非官”(這一點常常被“資本”用來混淆概念，用“人民”或者“民眾”的名義掩蓋自己的實質)，同時，“資本”在實現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要依靠“民眾”，有時候客觀上也做些有利于“民眾”的事情;但是“資本”雖然不能像“權力”那樣對“民眾”有顯性強制力，能夠強迫民眾必須如何如何，它卻對“民眾”具有“隱性強制力”，能夠迫使“民眾”不得不如何如何。“資本”與“民眾”的關系有時候也是對立的，所以，既不應該盲目和籠統仇富，也不應該讓“資本”用“民眾”或者“人民”的名義裝扮自己甚至直接去自作多情代表“民眾”和“人民”。

　　在三者的整體互動中，有時候，“資本”和“權力”勾結，壓迫“民眾”，比如“強拆”等；有時候，“民眾”和“資本”共同制約“權力”，比如共同對“權力”進行社會監督;有時候“權力”和“民眾”一道制約“資本”，比如政府依法處罰“資本”損害“民眾”利益的行為。

　　如果讓“資本”控制了“權力”，由“資本”一家獨大，對于國家、民族、社會和大多數民眾來說絕對是大災難，因為已經擁有“隱性強制力”的“資本”再擁有“顯性強制力”的話。就沒有任何力量能夠制約它，它就可以為所欲為，所以，無論是什么社會制度的國家，“權力”和“資本”不能都掌握在一部分人手里，這是超越意識形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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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在中國這么一個多民族而且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大國里面，讓與外部勢力相互勾結的“資本”掌握“權力”的話，直接的后果就是貧富進一步兩極分化，社會動亂，國家四分五裂。在這方面，幾百年前的波蘭就是前車之鑒：

　　16至17世紀上半葉，波蘭是東歐的一個強國，但到18世紀初它已經走下坡路，18世紀末被俄、普、奧三個鄰國瓜分。波蘭的衰落主要是它的內部原因造成的的，不利的國際環境只是外因。

　　波蘭的社會結構為貴族主宰國家提供了基礎。據估計，在17世紀，波蘭本土人口每十個人就有一個貴族，因此享有各種特權，在歐洲，這是一個十分獨特的現象。但是貴族中只有極少數大貴族才真正握有實權，他們占據大量地產，擔任各種官職，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國家政策，為數較多的小貴族則依附于各個大貴族。大小貴族之間雖然有種種矛盾和差別，但是作為一個社會階層，他們是與其它階層對立的。

　　貴族的強大造成政治的危機。1572年亞蓋羅王朝滅絕后，波蘭國王由貴族選舉產生，所有貴族都有選舉權。但是貴族們傾向于選舉外國人，因為這樣可以把國王置于他們的控制下。于是王權日趨衰落，它失去抽稅、宣戰、媾和、委派官員的權力，在一切重大問題上要服從王國議會的決定。波蘭的議會和其它國家不同，它不是等級代表會議，而完全由貴族組成。議會分上下兩院，上院由大貴族、高官以及高級傳教士組成，下院則由小貴族組成，再加上為數極少的城市代表。這個議會與波蘭的社會經濟情況極為相似，它反映貴族在國家中的絕對優勢。但貴族以維護自己的特權地位為能事，他們只考慮領地的利益，從不把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這樣，中央的權力就越來越小，議會本身也逐漸喪失功能。1652年，下院一個代表反對一項把傳統的星期六議會期延長一天的動議，結果使多數人的意見被否決;這以后，就形成這樣的慣例：只要有一個人反對，任何決議都不能通過。這種慣例美其名曰“自由否決權”。由于有這個慣例，議會不僅不可能對重大國事作出決策，就連它自身的存在也成了問題。在1652-1674的55屆議會中，有48屆議會因“自由否決權”而解散，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僅受到一票反對而被解散的。

　　中央政府的衰落使貴族們大受其益，特別是大貴族受益最多。他們可以決定自己勢力范圍內的稅款攤派，1640年以后甚至可以任意抽取地方稅，還可以組成地方軍，使國家變得更支離破碎。國家唯一的經常性稅款是從國王和教會的領地上抽取的，還不足以維持和平時期一支12000人的軍隊。每逢戰時，即使議會能夠取得一致意見開征“非常稅”，稅款也總是不足，完全不足以應付持久的戰爭。軍隊無餉，戰斗力低落，國家面臨危局，大貴族趁機擴大勢力，小貴族就更加依附于他們，產生了一個個國中之國。

　　當歐洲的多數國家都出現君主專制制度，以維護正在形成的民族國家的時候，波蘭的國家卻正在解體。而這又恰恰發生在俄、普、奧、瑞等國上升為強國的時候，于是，列強對波蘭的瓜分就不可避免了。1660年東普魯士擺脫對波蘭的藩屬關系并入勃蘭登堡，為普魯士國家的形成打下基礎。1662年立窩尼亞丟給了瑞典；1667年第聶伯河以東的大片領土又丟給了俄羅斯，波蘭的國際地位每況愈下。

　　統治階級中也曾經有一些人企圖扭轉這種頹勢。加西米爾和索畢斯基（1674-1696）兩位國王都曾企圖加強王權，實行某種變革，但都在貴族的反對下失敗了，加西米爾甚至還被趕下臺。18世紀初波蘭內憂外患接連不斷，變革的企圖時有出現。但是這時候的變革變得更困難了，不僅貴族反對，外國勢力也橫加干涉，不允許波蘭奮發圖強。波蘭貴族的內訌使波蘭落入不同外國勢力影響之下，俄、普、奧、瑞都先后插手波蘭，交替占過上風。最后一任波蘭國王波尼亞托夫斯基（1764-1795）曾是葉卡捷琳娜的情夫，他的當選表明俄國在波蘭占優勢。這引起其它列強的不滿，波蘭問題于是成為國際爭端的一個焦點，最終導致俄、普、奧三國第一次瓜分波蘭（1772年）。在面臨亡國的威脅下，波蘭的貴族這時真的想改革了，但已經為時太晚。1791年5月由“四年議會”（1788-1791）公布的新憲法被俄國用武力碾碎（1793年），緊接著便是第二次瓜分波蘭；1794年貴族領導的武裝起義又在俄軍的鎮壓下失敗了，1795年波蘭被第三次瓜分，于是一個獨立的波蘭從地圖上消失了。

　　這一切告訴我們，貴族民主發展到極端必然導致議會癱瘓，政府無所作為，引起社會混亂，進而把國家導向滅亡。

　　無論是從我們的觀察和判斷，還是自由派領軍人物茅于軾的政治理念宣示，自由派要在中國建立的就是這么一種“精英民主”即“貴族民主”，而建立這種“貴族民主”的途徑就是“資本權力化”。

　　無論是之前發生的湖南衡陽賄選案也好，遼寧賄選案也好，都是“資本權力化”的表現，只不過它們沒有直接指向行政權力，而盧恩光則是直接指向權力，是一個“資本權力化”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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