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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旭之：王長江心底的吶喊是什么？——評王長江在財新網的訪談

點擊：作者：李旭之來源：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17-03-15 10:3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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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長江心底的吶喊是什么？

——評王長江在財新網的訪談

　　今年兩會正在開。昨天是周六，有事走了一趟長安街，西往東的方向從萬壽路開始兩個車道已經封閉，社會車輛還能走最右邊的兩個車道，公交車道也可以走了，身穿黃色馬甲的警察二三十米遠一位分隔著路。從我十幾年前參加過兩會政協簡報工作的經歷判斷，下午大會堂有大會，預留車道一會兒就有車隊經過。一路開著，不長時間，兩批大車隊伍浩蕩蕩從后邊上來，感覺判斷，像是政協的車輛，遂想四天前原竟是本屆政協委員的中央黨校教授王長江興許就在車上吧。記得當年以工作而接觸兩會代表和委員，政協委員基本都是社會名流和一流的專家學者，使當時年輕的我豪生敬仰。王長江雖然還夠不上社會名流，但也應該是國內一流的專家學者了，否則，他怎會能到大會堂在國家最高會議上參政議政呢？

　　王長江是政協委員，但我對他卻敬仰不起來。暫放一下王長江“馬克思主義中看不中用”不計，只以四天前兩會開會不久，由財新網發布的一個對王長江的訪談，讓人感到王長江身為中央黨校教授，還曾是黨建部主任，而且還是正在參政議政的政協委員，他的那些說法，總讓人感到邏輯混亂顛倒，判斷不著邊際，結論只憑嘴說。如果以此水平而論，那就距離參政議政的政協委員有些距離了。

　　 他要的是什么樣的“理論創新”？

　　凡事不能冤枉人，感覺也得憑事實支撐。在與財新網的訪談中，王長江首先談到了理論創新的大問題。王長江說雖然他的這個提案“看似有點空，但非常緊迫”。

　　他認為近年來“經濟快速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一個突出問題是社會矛盾，社會意識裂痕加深，社會共識越來越薄弱。在許多重大問題上，人們的看法存在著分歧，有的還明顯對立。我認為，問題的根源在于理論創新不夠，政治學理論創新沒有跟上經濟發展的步伐，以前改革在淺水區，很多問題被繞過去了，但現在改革進入深水區，有的問題不得不碰，這就需要進一步推進理論創新。”

　　由此看出王長江的邏輯是，人們看法的分歧和對立，社會矛盾突出，社會裂痕加深，共識薄弱，這都是理論創新、特別是政治學理論創新不夠惹的禍，而王長江們是專攻理論和理論創新的，由此也就將這些社會問題歸咎于是自己造成的了。但我認為，王長江們還不像能有這種大公無私、甘于犧牲和勇于擔當的精神，因為王長江曾致力于理論創新，提出過“黨有自身利益是一種客觀存在”的全新理論，是把我們黨一貫堅持的“中國共產黨人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予以徹底否定，而實現了對政治理論的重大根本性、顛覆性的“創新”！這次他用他自己的邏輯，自己挖了個大坑先把自己埋了。

　　身為中央黨校的一級教授加政協委員，王長江在哲學上采用的是意識決定論，也即唯心論。是理論創新不夠造成社會嚴重問題，這難道不是唯心論么？稍懂點馬列主義哲學的人都知道，馬列主義基礎是唯物論，物質決定意識，理論屬于意識范疇。這些嚴重的社會問題，王長江也看到了，而且歸納得不錯，比較到位，這些問題和現象，不正是在經濟上歸屬于社會存在層面里的物的體現嗎？再換句話說，這些問題和現象，不正是經濟基礎從社會主義公有制到私有化演變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嗎？再如王長江所言的“近年來”，不也是說之前這些問題和現象并沒有“近年來”嚴重，而“近年來”往回近到哪一年去，即使不關心時政的人也知道個大概的吧。這些問題和現象，就是經濟基礎在變化中所出現的。馬列主義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而到王長江的理論創新上，就變成了上層建筑里的理論創新不足會制造經濟基礎里的這些問題和現象。由此也就更加明白了王長江的“馬克思主義中看不中用”說法的根源了。

　　我們中國，突出的社會矛盾之一是加劇的貧富分化。記得看過一個新聞，一位省部級高官貪腐被查處后，曾流著懺悔的淚說，自己管的范圍里，看著那些老板們住豪宅開豪車，揮金如土，堂堂一個省部級高官，不及一個老板，他吃肉我喝點湯不行嗎？心里就不平衡了。我倒認為，這位高官說的感受沒有錯，錯的是，我們中國社會主義國家里，怎么短短二三十年就冒出了許許多多不遜于資本主義國家大資本家的富豪呢？況且他們的爆富，又有幾人是僅憑勤勞致富、克己守法而富起來的？我們公開看到的是他們中很多人是從國有企業的私有化過程中巧取豪奪化公為私的。再看看廣大的中下層，有多少的可憐人每時每刻不是都奔命在覓食之路上？而且相互之間為了一份工作，為了一份利益而相互殘酷競爭、爭強斗狠，互相擠兌，最可憐的是農民工兄弟，連拿到工錢都要可能要以命相搏，總理幫著討薪。這些問題，能用什么樣的理論創新解決呢？“先富帶后富”理論至今沒見一人愿意實踐，而是先富們早就先移民了，“后富”又被創新成了“待富”。難道王長江的理論創新能解決？站在富人一邊，就站不到窮人一邊，站到窮人一邊，就站不到富人一邊，為了不“社會意識裂痕加深，社會共識越來越薄弱”，王長江如果能創新出兩邊都能同時接受的理論創新，這世界上古往今來也只有一個理論做到了，那就是“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了。除了這個理論，王長江們能有什么本事超越和統御中國幾千年的這一“偉大”理論呢？人類社會的發展鐵一般的事實已經證明，解決貧富問題，惟有社會主義公有制之道。

　　現在社會意識撕裂，共識薄弱，而之前的我們中國卻是天下“團結如一人”。新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些內容是寫入《黨章》和《憲法》的，但是改革中的現實又是怎樣的？我們很好地遵守《黨章》和《憲法》了嗎？經濟私有化制造了極大的貧富分化，社會向兩極發展，一邊是富者愈富，財富快速疊加聚集膨脹，錢生錢很快，一邊是貧困的大量積累，至今還有幾千萬人沒有脫貧，廣大的中產階層，不也面臨“中等收入陷阱”了么？富人有富人的圈子，周圍還圍著幾圈富人的吹捧獻媚者、討巧幫閑者，圍著富人轉，形成了官、商、學的“利益鐵三角”。窮人有窮人的天地，那些社會正義良心人士、為窮人吶喊鳴不平的志士，從來都不會缺乏。雙方的天然對峙，是王長江們的理論創新不足造成的嗎？是王長江們搞理論創新能解決的嗎？王長江們太高看自己那點可憐的所謂“理論創新”的威力了，王長江成不了“救世主”。他被免去黨建部主任，已是被動，連自己都救不了的。這些顯著的現實中，怎會不“社會意識裂痕加深”，怎會不“社會共識越來越薄弱”？就連王長江身為中央黨校教授、黨建部主任、政協委員，連每個黨員都應該遵守的黨章和每個公民都應該遵守的憲法的規定都敢反著來創新，公開發表“黨有自身利益是一種客觀存在”，“馬克思主義中看不中用？”，請問王長江先生，你自己不也貢獻著使“社會意識裂痕加深”，“社會共識越來越薄弱”的氣力嗎？在搞理論創新之前，能否先把自己的“意識”和“共識”以身作則統一到黨章和憲法上去呢？如果做不到，搞出來的所謂“理論創新”，又能值幾文錢？正謂“正別人之前還是先正好自己”為好。

　　 他反“左”的葫蘆里賣什么藥？

　　王長江的話在邏輯上亂套了，但話還得要繼續說下去，否則訪談沒法進行，但他也不想把自己埋進自己挖的大坑里去，因此就一個“腦筋急轉彎兒”，把不能讓他理論創新的罪責一推六二五地統統推到“左”上去了。

　　他說，“在我們黨內，‘左’的東西一度很有影響。‘左’的東西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拿大帽子嚇人。當人們被這種大帽子嚇唬住時，理論創新就很難向前邁步。理論創新要堅持‘四不主義’，就是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辮子、不裝袋子，慎用和忌用行政手段解決理論探討中出現的學術問題。”

　　 既然談到左右，需要先說明一下左右。左右的說法，現代以來主要劃分政治上的某種傾向性。但左右所體現的傾向性，卻是人在認識上的一種客觀存在，譬如我們通常將人說成好人和壞人一樣，但左右的劃分與好壞人的判斷之間不建立某種必然的聯系，而政治上的左右的存在，也是人類社會的自有現象，假如以左右劃分，孔子屬于右派，秦始皇是左派，趙高是右派，漢武帝是左派，魏孝文帝是左派，岳飛辛棄疾文天祥是左派，而歐陽修蘇軾是右派，朱皇帝是右派，李自成是左派，李鴻章是右派，左宗棠是左派……。而對一個具體人的左右的判斷，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其一，放在一個范圍里他是左派，放在另一個范圍里他又是右派，比如左宗棠，放在大清朝里就是右派，放在“海防”與“疆防”之爭里他是左派。其二，他的不同時期，也許一個時期是左派，另一個時期則是右派了。左右之分只是一種立場上的傾向性，不等于好壞之分，好人壞人中也都有左右，左右之中也都有好人壞人，這就是人在認識問題上的交叉性復雜性的客觀存在，即使到了共產主義社會，左右之分也一定會存在下去。這個現象馬克思主義哲學已經完全解決，這是對立統一規律所決定的。我認為，左右無所謂好壞，只有立場的正確與錯誤，自人類的民主意識產生之后，凡是站在大多數人的立場為著他們的利益的觀點就要擁護，凡是站在少數人的立場上僅為少數人的利益的觀點就要反對。立場選定之后，以其立場判斷，而不以簡單的左右而論，比如當年紅軍改編成八路軍，其表現也許是右了，但黨和革命的性質沒有變，仍是左。時至今日，凡是愛黨愛國愛社會主義的就是左派，反之就是右派。當然，我們要堅決反對的不僅是右派，還有那種形左而實右的“極左”。

　　 王長江這里借用“四不主義”給他所認為的“左”貼上了標簽，而使用的恰恰是“四主義”（打棍子、扣帽子、抓辮子、裝袋子）的伎倆。熟悉中國共產黨近現代史的人都知道，王長江也用了“一度”，說明他自己很清楚，“‘左’的東西一度很有影響”的“一度”恰恰是李立三和王明時期，其中王明時期是“左”得很“四主義”時期。我們也都知道，鄧小平南巡之后的改革開放以來，包括之前的一段時期，“左”成了“過街的老鼠”，說誰是左，等于判了此人政治上的死刑，所以人人都以當右派為榮，常常向人炫耀曾經被打成右派，蹲過“牛棚”，那種自豪感下，任何一個左派人士早已經低頭耷腦沒有了絲毫底氣，如果不是加劇貧富兩極分化，工人農民成為弱勢群體，喪失了主人翁地位，出現了新的官僚資產階級，當漢奸的趾高氣昂，賣國的理直氣壯，哪里會有左派的重新站起來呢？王長江所言的“一度”他沒明說，其實聽者是知道的，可以自己去做分析判斷。王長江的“四主義”，是用曾經的“過街老鼠”的“左”來打棍子、扣帽子、抓辮子、裝袋子，給判處政治上的死刑。但是，從來就沒有開不敗的花，也沒有一成不變的事物，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右派也絕不會永遠一路風光下去，是右派自己的本性把自己搞得“風光不再”了，怨不得別人，怨不得左派。右派名聲不好了，如蹺蹺板一般，自然左派就要重新站起來，這是社會自然規律，此消彼長之理也。動不動就給人貼上左的標簽以打入天牢地獄，判人死刑也有式微的時候，所以王長江抓住“防左”大旗估計阻止不了事物的發展，因為形勢總是比人強。

　　 在問到“謀求共識”時，王長江又把問題的罪責歸到“左”上去了，好像一切問題和罪責都是“左”造成的。真是如此嗎？王長江先對“左”和“右”進行了概念界定，并對“左”和“右”進行行為定位。

　　他說：“首先我們要理清‘左’與‘右’的概念。在西方，‘左’是指激進的政治觀念，‘右’是保守的政治觀念。而在中國當前的話語中，‘左’‘右’概念含混不清。說到‘左’就是僵化、保守，說到‘右’就是激進。鄧小平同志說的‘左’與‘右’的觀念是在歷史推進過程中產生的。但在實際中，‘左’‘右’變了味。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提到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這一觀點在現在仍有重要警醒作用。改革進入深水區，‘左’與‘右’的交鋒很激烈，面臨體制上的問題，‘左’是‘還走不走’的問題；‘右’是‘朝哪個方向走’的問題。我們要警惕‘右’，防止西化，但也要防止‘左’，防止改革止步不前。”

　　 他對“左”和“右”的說法和斷定，真如此嗎？

　　左和右的政治劃分，查百科，“法國大革命時期，代表法國廣大第三階級的激進山岳派和雅各賓黨成員，通常都坐在主席的左側”“而貴族階級、第二階級的成員則坐在右側。之后的立法會議（Legislative assembly），將坐在右側，支持舊制度（Ancien Régime）的君主主義者稱為右派。”“在19世紀，法國左右派分別為共和制和君主制的支持者。”“19世紀中葉開始，‘左派’逐漸是指各種形式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所以，承認《共產黨宣言》而建立的任何一個共產黨都是左派政黨，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中國共產黨本色就是左派政黨。團結在中國共產黨周圍的各民主黨派也是中國歷史上的左派政黨，最有顯著性的是民革，民革是中國國民黨左派組成的政黨，而中國國民黨的右派早逃到臺灣孤島上去了。

　　西方左右派的概念傳到中國之后，左右的劃分出現了一些中國式的變化，劃分左右派的一個簡單標準，革命的是左派，保守反對革命的是右派，以此劃分，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國民黨先是左派政黨后是右派政黨。中國共產黨成立后，站在廣大工農人民群眾立場上的是左派，站在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地主階級立場上的是右派。新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站在人民立場上擁護和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是左派，站在少數人，如官僚、資本立場上反對社會主義、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是右派。直到改革開放之后的一個較長時期，在思想輿論領域中右派才成了主導社會的主流，而主張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左派受到壓制。我們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些右派乃至極右勢力趁機在實際中假以“特色”和“與國際接軌”的名義，以蒙騙的手法，在經濟、文化、教育等各領域里向資本主義國家看齊搞成一樣，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成分大大減色，資本主義的成分大大增色。在這個危險出來之后，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1月5日強調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任何“打左燈向右拐”、“特色社會主義等于特色資本主義”的亂言亂行都是完全錯誤的。

　　我們知道，社會主義社會是人類社會發展中出現的嶄新的社會形態，之所以是嶄新的，是因為社會主義社會是經濟上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形態，政治上是大多數人民群眾以民主的形式當家做主而對少數人實行專政的社會制度。這一社會形態和社會制度完全不同于自人類社會出現階級之后的私有制社會和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社會，它是一個天翻地覆的新社會，所以主張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的共產黨人是推動社會向這個嶄新的高一級社會前進的左派，而決不是如王長江之流所說的是什么“僵化、保守”，在向一個嶄新和高一級社會形態前進怎能與“僵化、保守”有瓜葛？而右派，卻是阻止和妨礙社會向這一嶄新的、高一級社會形態前進的倒退勢力，他們是想“僵化、保守”倒退到幾千年以來剝削階級主宰的私有制度下，“僵化、保守”演變到落后于嶄新的、高一級社會形態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態里。

　　從已進入社會主義社會里倒退回去，以“與國際接軌”的名號向低一級形態的資本主義社會看齊，這哪里是什么“激進”？中國的“‘左’‘右’概念”沒有“含混不清”，倒是王長江自己在故意“含混不清”，企圖把水攪渾，有點譬如“他就是小偷，卻偏指著說別人是小偷”的味道。

　　從現實來說，貌似王長江說的也符合現實。我們經常聽到的是“決不走僵化封閉的老路，也決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這是很有現實針對性的話。人們都知道，“僵化封閉的老路”是指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之路，社會主義公有制不能丟，問題不過在于不能僵化封閉；但是“改旗易幟的邪路”，卻是指讓我們共產黨改變信仰、背叛人民的資本主義道路！從表面邏輯上看，擁護社會主義公有制，貌似是在改革中現實存在并不斷繼續著的私有化道路上往回走了，于是被王長江們視為“僵化、保守”；而“殺出一條血路”、不惜“壯士斷腕”搞他們所鼓吹的那種不要問“姓社姓資”的所謂“改革”，就貌似顯得“激進”了。但事物的本質，并不為貌似的東西而左右。自出現人類階級和國家制度以來，公有制絕對不可能是比私有制落后的。所以是王長江自己在“含混不清”。

　　他又說：“體制上的問題，‘左’是‘還走不走’的問題；‘右’是‘朝哪個方向走’的問題”。這里，他自己還是“含混不清”。對于“體制上的問題”，是一個很模糊的概念。改革以來，我們雖然在經濟上大面積私有化了，但是在基本經濟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上，我們還堅持了新中國成立之后建立和鞏固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當然，為適應現實生產力和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的要求，對經濟政治制度的某些方面作了一些相應調整，但根本性質和形式上還是社會主義的。在社會主義制度基礎上，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逐步完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走向更高一層階段，這是我們所要追求的目標方向。真正的左派不是“不走”，而是要往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的方向走，即便有一時“不想再往前走”的想法，也是看到在經濟私有化泛濫的形勢下，希望停一停這種私有化的腳步，繼續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這有何不可的呢？而“右”呢？一句話，那就是把當下的社會主義制度從高位拉回到資本主義制度里去，以適應他們全面私有化的愿望罷了。他的那個“還走不走”“朝哪個方向走”的問題，實際上只有一個方向——改旗易幟的邪路。

　　王長江說“防左”，是要“防止改革止步不前”。他認為，“改革進入了深水區，以前在淺水區，有些問題可以繞過去，但現在面對的是制度上的一些問題，沒辦法繞過去。”所以，必須“壯士斷腕，殺出一條血路”。其實，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實事求是地思考：為什么會出現他所說的“改革止步不前”呢？盡管有某些人維護既得利益而阻礙改革深化的問題，但改革真正的偉力在人民之中！改革能否前進，最深刻的原因，是你推出的改革方案能否真正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能否得到最廣大人民群眾的信任、支持和擁護！對于某些高喊“改革”的人來說，你們把毛澤東時代能改的差不多都改完了，還能改什么呢？沒有了！沒有了，也就沒有動力了，也就“改革止步不前”了，于是就要拿社會主義根基的東西開刀了。至于“攻堅克難”、“深水區”，成為他們的一種心照不宣的暗語，即必欲將我們社會主義中國徹底全盤西化，而對準僅留下來為數不多的大型國有企業。如果繼續把這些大型國有企業也私改完了，乃至整個國家變質了，那時恐怕“深水區”、“攻堅克難”這些名詞也就不會再有了。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推動國有企業深化改革，提高經營管理水平，加強國有資產監管，把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那豈不是要改革到他們那種假改革的頭上了，自己革自己，總是不愿意的吧。王長江的“防左”，其實意思很明確，就是要趕走那些真正捍衛社會主義、捍衛中國國企、捍衛共產黨執政基礎的仁人志士們，這些仁人志士們都是他們眼里要防的“左”。

　　 他“解放思想”是要解放到哪里去？

　　王長江引述了鄧小平同志的幾句話，“解放思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就是不提鄧小平同志另外的一些話，有幾句抄在這里，看看鄧小平同志又是怎么說的。

　　 “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一個公有制為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我們就是要堅決執行和實現這些社會主義的原則。從長遠說，最終是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38、139、111、297頁）

　　他還說，“我堅信，世界上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的，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82頁）

　　 如果王長江真正貫徹鄧小平同志的“防左”警示，那為何對鄧小平同志強調的改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和“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置之不理，又為何對鄧小平同志講的“馬克思主義是科學”不貫徹、反而攻擊馬克思主義是“中看不中用”呢？

　　王長江說，“慎用和忌用行政手段解決理論探討中出現的學術問題”。這是他明顯在為自己叫屈！前次他的言論在社會上引發對他的聲討，完全是他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所自己招致的，而他的言論決不是“理論探討中出現的學術問題”，而是“在黨反黨”的內部背叛行為，是政治品質不靠譜行為，這樣的人搞出來的黨建研究和學術“成果”，是值得非常警惕的。去年發生的事，今年借兩會發泄組織對他處理的不滿，說明其內心并沒有轉變過來。

　　 王長江在回答“全面深化改革，你認為應該有哪些突破口?”的問題時，終于明確說出了他的方向和突破口，他說：“在經濟領域，首先要明晰產權制度，到底用一種什么觀念看待產權。過去強調更多的是要個人服從集體，公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私有財產不可侵犯，少了‘神圣’二字，就可以看出差距。”

　　我們中國現在早已經不是“公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了！人所共知，公有財產在過去幾輪的國企改革中，被一些人“變戲法”式的化公為私，如同“探囊取物”般的鯨吞或輸送，并沒有“神圣不可侵犯”。我國《憲法》所規定的“公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并沒有在現實的中國社會里得到真正有效的落實！而王長江對“公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這個尚未落實的口號都耿耿于懷，無非是為了一吐他對“私有財產”還沒有神圣起來的極度不滿。難怪他情不自禁地表露出，認為反腐敗打了多少只老虎，“對改革也有負面影響”！我國《憲法》同時規定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這是有“合法的”這個必不可少的大前提限定的，而王長江卻要將“私有財產不可侵犯”進一步提升到無條件的“神圣化”最高準則上去，其用心何在？

　　 一旦“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了之后，那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就是最徹底的資本主義制度了。 而到這里，仿佛真聽到了發自王長江心底里最深處的真實和響亮的吶喊了。

　　（2017年3月12日）

　　附：

　　 王長江委員：改革進入深水區，需要進一步推進理論創新

　　 【財新網】（記者蕭輝實習記者孫良滋）全國政協委員、中央黨校教授王長江長期從事世界政黨運行機制的比較研究，主持開創了世界政黨比較學科。在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上，他提交了進一步推進理論創新的提案。

　　接受財新記者采訪時，王長江表示，改革已進入深水區，很多問題繞不過去，必須解放思想，推動理論創新，來指導改革中面臨的問題。他強調，腐敗的根源在于權力濫用，反腐正處在從治標到治本的過渡階段，要把過去的“打人頭”，轉變成以制度來規范權力，把反腐的陣地前移。

　　 慎用行政手段解決學術問題

　　 財新記者：今年你提交了什么提案?

　　 王長江：我提交了一大一小兩個提案，小的提案是建議放開車檢站點，把車檢完全推向市場化，出發點是約束行政權力，轉變政府職能。大的提案是進一步推進理論創新，這個提案看似有點空，但非常緊迫。近年來，經濟快速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一個突出問題是社會矛盾，社會意識裂痕加深，社會共識越來越薄弱。在許多重大問題上，人們的看法存在著分歧，有的還明顯對立。我認為，問題的根源在于理論創新不夠，政治學理論創新沒有跟上經濟發展的步伐，以前改革在淺水區，很多問題被繞過去了，但現在改革進入深水區，有的問題不得不碰，這就需要進一步推進理論創新。

　　 財新記者：理論創新的難點在哪里?怎樣推動理論創新?

　　 王長江：在我們黨內，“左”的東西一度很有影響。“左”的東西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拿大帽子嚇人。當人們被這種大帽子嚇唬住時，理論創新就很難向前邁步。理論創新要堅持“四不主義”，就是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辮子、不裝袋子，慎用和忌用行政手段解決理論探討中出現的學術問題。

　　 財新記者：鄧小平在90年代初的南方談話中提到，“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20多年過去了，有人提出要“超越左右”“謀求改革共識”。你怎么看?

　　 王長江：首先我們要理清“左”與“右”的概念。在西方，“左”是指激進的政治觀念，“右”是保守的政治觀念。而在中國當前的話語中，“左”“右”概念含混不清。說到“左”就是僵化、保守，說到“右”就是激進。鄧小平同志說的“左”與“右”的觀念是在歷史推進過程中產生的。但在實際中，“左”“右”變了味。

　　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提到“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這一觀點在現在仍有重要警醒作用。改革進入深水區，“左”與“右”的交鋒很激烈，面臨體制上的問題，“左”是“還走不走”的問題;“右”是“朝哪個方向走”的問題。我們要警惕“右”，防止西化，但也要防止“左”，防止改革止步不前。

　　 全面深化改革，明晰產權制度是突破口

　　 財新記者：今年是鄧小平逝世20周年。全面推進深化改革，你認為關鍵點在哪里?

　　 王長江：全面推進深化改革，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鄧小平理論中很重要的一條是思想解放。當出現問題時，是用實踐來檢驗理論，還是用理論來套實踐?鄧小平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過去30多年，我們堅持鄧小平的這一路線，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今改革進入深水區，經濟發展成績很大，但順應經濟發展的創新的政治和社會理論沒有跟上來。經濟發展有一套自己的邏輯，而政治學理論則基本沒有擺脫傳統的以計劃經濟為基礎的解釋框架，兩者發生激烈矛盾，導致社會共識淡薄，阻礙了改革進程。

　　我們應該認識到，改革進入了深水區，以前在淺水區，有些問題可以繞過去，但現在面對的是制度上的一些問題，沒辦法繞過去。到底是順應市場的邏輯，去改變行政體制中一些不適應市場經濟的東西，還是改不動的就不改了?我認為必須“壯士斷腕，殺出一條血路”，深化行政體制改革使它更順應市場經濟發展。要改革體制，就會觸動既得利益者，遇到的困難很大，但即使困難很大，我們也要往前走，這就是改革攻堅戰，要敢于啃硬骨頭。

　　 財新記者：全面深化改革，你認為應該有哪些突破口?

　　 王長江：在經濟領域，首先要明晰產權制度，到底用一種什么觀念看待產權。過去強調更多的是要個人服從集體，公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私有財產不可侵犯，少了“神圣”二字，就可以看出差距。產權的觀念在逐漸轉變，逐漸順應市場經濟的邏輯。第二是法治，大家應該達成一種默契，一旦出現矛盾必須服從法律，這樣才能從根本上實現公平正義。政治方面，最重要的就是民主。比如首先從黨內民主開始，黨內如何選舉、決策、監督。民主與市場經濟相互促進，經濟發展之后會對民主起到促進作用，而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成果要用民主來固定住。民主不一定是最科學的，但民主是大家選擇的結果，風險由大家來承擔，制度風險也就降低了。如果民主長期滯后，會導致經濟發展變形，比如很多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沒有用民主制度來固定，導致財富分配出現問題，有權者就會撈取更多利益，形成權貴資本。我們怎樣防止這種陷阱?民主制度是良藥。

　　 財新記者：距離全面深化改革達成的目標還有四年，你怎么看待改革進程?

　　 王長江：按照目前的改革勢頭，2020年的目標肯定能實現。我更關注的是社會、政治、經濟的全面發展，這也是“四個全面”的題中之義。過去我們更關注經濟發展，現在我們應該把老百姓的認同度加入考量，財富分配均衡不均衡，是否公平，這些都是我們應該考慮的問題。

　　 重視制度建設，把反腐的陣地前移

　　 財新記者：如何看待改革形勢和反腐之間的關系?

　　 王長江：反腐是為了更好地發展，反腐為改革提供保障和環境，這是毋庸置疑的。有一種觀點說反腐阻礙經濟發展，這種說法很荒謬，在發展過程中是存在一些不那么潔靜的東西，但如果說改革是靠腐敗來支撐的，這種改革遲早會變形。從長遠來看，反腐肯定有利于國家健康發展，有利于推進改革，有利于經濟的增長。

　　 財新記者：對于現在的反腐形勢，民間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是“運動式”反腐，一陣風就過去了;一種認為反腐打擊面過大，擔心超出可控范圍。你如何看待現在的反腐形勢?

　　 王長江：這與我們所處的反腐階段有關系，反腐正處于從治標向治本的轉變過程中。治標就是矛頭對著腐敗者，誰濫用權力，就處理誰。但只要腐敗的土壤還在，腐敗者就不會絕。治本就是理順權力之間的關系，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現在我們正處在從治標到治本的過渡階段，要打消人們的疑慮，就要把過去的“打人頭”，轉變成以制度來規范權力。在這個過程中，有不少制度需要建立，我們已經建立了一些制度，但發揮的作用有限。比如禁止官員經商，怎么樣能發現官員在經商?這就要實行財產公示制度。一旦發現官員經商，又有什么懲戒措施?制度之間要彼此連接起來，協同發揮作用。

　　 財新記者：有一種說法認為，反腐敗使得一些官員不作為，產生“庸官”，你怎么看待這一說法?

　　 王長江：我去一些地方調研，發現確實存在這種現象，過去是“胡作為”，現在是“不作為”。“不作為”并非反腐必然帶來的，這是制度系統出了問題帶來的。不能用“頭疼醫頭、腳痛醫腳”的方式去處理問題，否則就會出現從“胡作為”到“不作為”。應該有頂層設計統籌規范各個因素。

　　 財新記者：今年將召開中共十九大，你如何展望未來五年反腐和廉政建設的走向?

　　 王長江：王岐山同志在多個場合強調反腐力度不減，對反腐保持高壓態勢。這種態度是對的，但在方式上會發生變化，不再只是關注人，而更重視制度建設，把反腐的陣地前移。

　　老百姓關注打了多少只“大老虎”，出了多少涉案上億元的貪官，這種數額是觸目驚心的，對改革也有負面影響。我們在保持反腐高壓態勢的前提下，更注重加強制度建設，通過制度上加強監督，防止出現巨貪。

　　腐敗的根源在于權力的濫用，解決之道在于對權力進行監督。監督應該是多源的，有上面對下面的監督，也有下面對上面的監督，有權力對權力的監督，也有非權力對權力的監督，有黨內監督，也有黨外監督。我國的政治現實是非權力對權力的監督還不夠。我們從黨內的自上而下的監督，強調紀委在反腐中的重要作用，這個做法是根據我國權力結構來推進的，非常正確。短期來看，效果顯著，但是從長期來看，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誰來監督監督者。監督應該是多元的，才能保證反腐朝著健康的方向走。

　　過去在反腐的過程中存在一些與法治精神不相符合的地方，我們注意到這個問題，現在越來越注重程序上合法。比如對于有問題的干部，紀委先審查，涉及到犯罪的移交司法，這個思路是對的。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研究員；【原創】來源：昆侖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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