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國家教材委員會的成立是必要的。但是要解決當前教材編寫中存在的問題,絕不僅僅是成立一個委員會就夠了的。說到底,教材的觀點是學術界專家們主流觀點的反映。如果不能改變長期以來中國學術界中反共與鼓吹西化的人士一派獨大的問題,那么現在教材中存在的問題也很難解決。
昨天介紹葛兆光先生觀點的文章發布后,多數朋友對于其入選國家教材委員會表達了反對的意見,這和筆者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對于國家教材委員會本身提出了質疑,甚至認為不應該成立國家教材委員會,這就不合適了。可能朋友們根本不了解當前高校與科研院所的現狀。事實上,在今天的中國學術界特別是人文社會科學界,反對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幾乎成了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確,多數所謂專家與知名學者都是“吃飯砸鍋”的好手。相比之下,國家教材委員會還算是經歷了一定程度的甄別,大部分委員是好的或者是比較好的,滿口公知腔調的人是少數。但是,現在學術界現狀就是這個樣子。長期以來,想要得到同行們的吹捧而功成名就,最快捷方便的途徑只有攻擊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這恐怕不是僅僅成立一個國家教材委員會所能改變的。
比如說,像過去的一年里很多朋友對于中小學語文教材的編寫提出了質疑,并且批評了溫立三為代表的“公知型專家”,這當然是正確的。但是,語文教材的編寫絕不僅僅是溫立三等個別人所能決定得了的,而是要“廣泛征求專家們的意見”。事實上,溫立三的觀點并不是個別的,而是在文學研究領域多數知名專家中普遍存在的。這些中國專家形成了一個類似于美國“政治正確”的輿論場。在這種情況下,教材如果不攻擊中國革命與鼓吹西方化是很難得到出版的機會的。在這里,筆者僅僅通過介紹中國專家們對兩部榮獲“21世紀年度最佳外國小說”的俄羅斯小說的評價,讓大家看一下當前中國學術界的現狀。
“21世紀年度最佳外國小說”是中國學者和出版社首次給外國作家評獎的一項活動,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中國外國文學學會聯合舉辦。其應該是中國當前關于外國文學最有權威的獎項。在蘇聯解體以后,俄羅斯文學界分裂成為了自由派與愛國派兩大陣營。前者狂熱反共并鼓吹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方針路線進一步全盤西化,代表人物有今年剛剛去世的詩人,北島的老師葉甫圖申科及馬卡寧、佩列文、索羅金等人。另外,蘇聯時代就已經成名的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阿列克謝耶維奇雖然是白俄羅斯作家,但是一般也被視之為自由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后者主張一分為二的評價蘇聯時期并反對全盤西化,代表作家有蘇聯時代就已經成名的老作家邦達列夫、拉斯普京、普羅哈諾夫和蘇聯解體以后涌現出來的年輕一代作家普里列平、葉里扎羅夫等人。“21世紀年度最佳外國小說”當中的獲獎作品兩類都有,但是其譯者對于這兩類作品的評價有很大差異。在這里,我們僅僅以葉里扎羅夫的《圖書管理員》和索羅金的《暴風雪》這兩部分別于2008年和2011年獲獎的作品來看一下這種區別。
葉里扎羅夫生于1973年。雖然其思想傾向也屬于愛國陣營,但是藝術手法偏向于后現代主義。其中他于2003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帕斯捷爾納克》批判了帕斯捷爾納克對于知識分子的毒害。最重要的作品《圖書管理員》書寫了蘇聯時期一個二三流作家的作品變成了眾人爭搶對象的玄奇故事。其中有一段表明了自己對蘇聯時代的態度:
【甚至當仇視自己的國家及其歷史被視作社會中一種動聽聲調之標志的時候,我還是本能的避開那些揭露性的小說。這些小說喋喋不休的談論著那些各種各樣身穿白衣的阿爾巴特街的古拉格兒女們。讓我感到難為情的是,那種半真半假的文學,尤其是那些拿著過去社會主義時代犧牲者們的頭骨噼噼啪啪敲打著桌子的作者們。這種敲擊頭骨的態度絲毫未能改變我對蘇聯的態度。我長大了,我熱愛蘇聯。】
翻譯者對于作者對蘇聯時代的態度極為憤怒,在譯者后記中做出了如下的評價:
【小說作者生長在蘇維埃時代,像他那一代人中的許多人一樣,他可能也唾棄過那個時代,因為在小說中還能發現許多對于蘇維埃時代的嘲諷和戲仿……然而,這樣一種嘲諷的面具并沒有遮擋住小說作者在面對蘇聯及其歷史時的真實面部表情。一位蘇聯時期二三流作家的作品,如今突然變成了眾人不惜性命拼命搶奪的圣書。小說作者設計的這樣一條情節主線,或許就是在給我們以這樣的暗示:整個蘇聯時期及其歷史,或許就像戈羅莫夫及七本小說一樣,讓人感到有些幼稚、單調和枯燥,似乎早已成為淡忘和拋棄的對象,但是那其中或許還具有歷史,具有魔力……而閱讀這些“圣書”,就是為了不忘歷史……由此,一個關于書籍和閱讀的寓言就變得淺顯,甚至庸俗起來:閱讀者就是重溫歷史的人,就是不滿現實的人,“圖書管理員”于是也就變成了“祖國的保衛者”。】
顯然,翻譯者對于作者對蘇聯時期的看法是極度不滿的。其認為對于蘇聯不能有任何的肯定,盡管作者在小說中有不少諷刺蘇聯時代的內容,但是因為其對于蘇聯時期的整體評價高于蘇聯解體后的俄羅斯,也就導致這部小說變得“庸俗”了。言下之意,只有徹底反蘇反共的小說才算是不庸俗的作品。
需要指出的是,翻譯者這種態度并不是個別的現象,其評價得到了評審專家的廣泛認可。這既是現在絕大多數俄蘇文學研究專家們的基本政治傾向,也表明了中國當下的“政治正確”。相反,其對于蘇聯的態度還算是比較溫和的,否則也不會翻譯這樣一部愛國派陣營的作品了。不過,蘇聯劇變與解體的歷史悲劇已經深刻的教育了整整一代俄羅斯人。因為他們已經被蘇聯公知忽悠的太慘了,所以很難再因為這些中國專家忽悠而改變自己創作傾向了。
索羅金生于1955年,從20世紀70年代就開始文學創作,但是直到蘇聯解體初期大多數俄羅斯人仍然對他評價不高,主要因為其語言過于骯臟和內容不知所云。比如說他在1976年至1984年使用八年時間寫成的一部長篇小說《定額》,就宣稱蘇聯時代要求每個公民必須每天吃一截屎。其創作的劇本《土窯洞》當中也有大量蘇聯公民吃屎的情節,甚至他們在衛國戰爭期間仍然不慌不忙的討論用大便做菜的方法。再比如說,他曾經惡搞西蒙諾夫的名詩《等著我吧》,把這首詩改為《吃了我吧》。再如,他創作的另一部長篇小說《瑪琳娜的第三十次戀愛》,主要講的是是女主人公和領導干部在蘇聯國歌聲中做愛,使其達到性欲高潮,從而開始擁護社會主義。還有一部長篇小說《藍色脂肪》主要內容是斯大林和赫魯曉夫是同性戀者,并且用了很大的篇幅來描寫斯大林與赫魯曉夫發生性行為的情節……
由于索羅金的作品過于骯臟,甚至不少反共的人士也看不下去。很多文學評論家把索羅金的文學稱之為“糞便文學”,即使在蘇聯解體以后其也多次被告上法庭,主要就是因為他的作品當中過度渲染淫穢色情。俄羅斯的讀者也對索羅金的作品不大買賬。他的代表作《藍色脂肪》算是銷量比較大的一本書,也只不過賣了5000冊,而且還是作為黃色小說而不是文學作品去賣的。
或許也是因為書不好賣緣故,進入新世紀以后索羅金作品中開始淡化粗魯的辱罵,像其在2010年完成的長篇小說《暴風雪》當中就幾乎沒有什么惡搞與辱罵的東西了。這部小說獲得了俄羅斯文學的“巨著獎”和中國的“21世紀年度最佳外國小說獎”。不過,我并不想對于這部小說本身多作評論,僅僅想通過中國翻譯者的前言讓朋友們再看一看當前我國專家們的“政治正確”。這個前言很長,這里摘引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段:
【眾所周知,索羅金的很多作品都體現了一個主題:反極權主義。反極權主義激情是很多后現代主義作家共有的形象,只不過表現不同而已。索羅金常常通過作品情節突變的方式來體現這種反抗情緒。他的作品往往以模仿蘇聯文學開頭,創造出仿真的語言人物和矛盾沖突,但隨后作品發生突兀的轉折內容開始荒誕不經,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話語突然被后現代主義寫作方式所代替。這在《第一次星期六義務勞動》、《四個人的心》、《標準》(即《定額》)等作品中都有鮮明的反映。作者企圖以這種斷裂和對比對極權主義進行嘲諷,揭示其荒誕性和無意義,而在暴風雪中,作家雖然沒有特意安排這種情節突變,但對極權主義的思考卻貫穿其中。小說隱沒了時代背景,隱沒了人們的社會特征,然而卻塑造了一個絕對的主宰:暴風雪。小說的主角是誰?面對浩瀚的吞沒時空的白雪大地,人顯得渺小而無助,面對狂暴的自然力,人和人的思想都顯得不堪一擊。在小說中,暴風雪才是絕對的主角。暴風雪的狂虐與極權主義的狂飆之間具有很大的可比性。在作家筆下的極權主義社會中,人或者變異,或者變態,人和人的生活是丑陋而混亂的,而在暴風雪的肆虐下,人也一樣脆弱不堪。……暴風雪和極權主義一樣,都是一種混亂,而無序的力量,都體現了暴力的特質,都對人的生存構成了莫大的威脅。……暴風雪是白色暴力,而極權主義卻是黑色暴力。把暴風雪與極權主義對比觀看,可以發現所如今仍在對盲目的狂暴力量進行著深度的思考。】
這里所說的“極權主義”,其實無非是革命與共產黨的代名詞罷了。應該說翻譯者的確看懂了索羅金的這部小說,即通過寫暴風雪的破壞來影射革命的破壞。因為索羅金的作品中從來沒有除了攻擊革命與共產黨之外的東西,所以其也被稱之為“全俄羅斯最具有反布爾什維克主義激情”的作家。從上面這一段中國翻譯者的評述來看,其完全支持索羅金的觀點,甚至可以說在筆下流露出的那種狂熱的“反布爾什維克主義激情”絕不亞于索羅金。
以一斑而窺全豹,通過中國專家對兩部“21世紀年度最佳外國小說”獲獎作品“冰火兩重天”式的不同評價,我們可以發現學術界對于蘇聯與社會主義制度的仇視是普遍性的。特別需要指出的是,“21世紀年度最佳外國小說”相關專家還被視之為相對比較正統保守的。還有一些更激進的專家完全否定愛國派的創作成就,認為中國根本就不應該翻譯愛國派的作品,只要翻譯自由派公知的作品就夠了。而且,這一類專家在中國學術界中所占的比例更大。所以對于俄羅斯當代文學有興趣的人幾乎張嘴閉嘴就是馬卡寧、佩列文、索羅金,而很少有人知道普里列平、葉里扎羅夫。
俄羅斯文學僅僅是一個反映當前中國學術界政治傾向的代表。因為蘇聯已經解體,所以該領域專家說話相對比較露骨一些。其實,其他語種的外國文學與中國文學專家的情況也大同小異,溫立三的觀點是普遍性的。我們完全可以說,當代的俄羅斯好歹還有愛國派和自由派兩派對壘,而中國學術界則是反共與鼓吹西化的人士一派獨大。(當然也有少數專家是好的或者比較好的,比如說在俄羅斯文學研究領域,已經85歲高齡的社科院專家張捷的政治態度就類似于俄羅斯的愛國派,但是其話語權在學術界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能指望語文教材的編寫中以愛國主義和紅色文化作為基調嗎?
因此,國家教材委員會的成立是必要的。但是要解決當前教材編寫中存在的問題,絕不僅僅是成立一個委員會就夠了的。說到底,教材的觀點是學術界專家們主流觀點的反映。如果不能改變長期以來中國學術界中反共與鼓吹西化的人士一派獨大的問題,那么現在教材中存在的問題也很難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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