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既是工作方法,也是領導責任。批評別人體現領導能力,回應批評反映格局擔當,反思批評彰顯黨性修養
1942年,沂蒙根據地遭日寇封鎖蠶食,山東抗戰工作陷入敵強我弱的被動局面。劉少奇奉命赴根據地調研后,向山東分局嚴肅地提出了三個問題:為什么沒有取得對敵斗爭的優勢?為什么沒有樹立起基本群眾的優勢?為什么群眾沒有真正發動起來?“少奇之問”直截了當,不講情面,直觸問題。山東分局圍繞“三問”查原因、找答案,回答同樣無隱無飾:就是沒有做好群眾工作,沒有通過群眾斗爭推行減租減息,沒有讓群眾得到真正的實惠。
調研過后,時任山東軍區政治部主任的蕭華,在筆記本上記下了對“少奇之問”的“按語”:黨是無產階級,是群眾的兒子,群眾和無產階級是共產黨的母親。我們脫離了母親——群眾,就會同希臘神話中的安泰一樣,隨時可被人勒死。一問、一答、一按語,語挾風雷,心向光明,八百里沂蒙自此煥然一新,譜寫了“最后一口飯當軍糧,最后一尺布做軍裝,最后一個兒子送戰場”的革命故事,上演了“用小米供養了革命,用小車把革命推過了長江”的英雄壯舉。“虛心公聽,言無逆遜,唯是之從”。就此而言,老一輩革命家用堅強黨性對待批評,值得學習。
嚴格批評的最高標準,就是當頭棒喝、一針見血地指出問題,不虛不空不偏。面對山東分局被動落后局面,“少奇之問”以黨和人民利益為出發點,不搞溫吞水大道理式的說教,問得凌厲剛直,直擊痛處,令人感受深切,刻骨銘心。“茍利國家,禍福不避”。敢以公心對批評,是一種胸懷魄力,也是一種黨性修養。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現實中也有一些人,信奉多栽花、少栽刺的庸俗哲學,不敢批評;工作狀態庸懶散軟,不愿批評;“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不會批評。由此產生了一些“老好人”“墻頭草”,這與新的形勢任務要求極不相稱。批評既是工作方法,也是領導責任。領導干部在政治方向問題上,必須一是一、二是二,旗幟鮮明、立場堅定,敢于發聲,敢于亮劍,劃出歪風邪氣的紅線,不搞庸俗的好人主義,決不做騎墻派。在矛盾困難面前,應當勇于任事,敢抓敢管,不怕困難、不畏風險、不懼擔責,讓群眾感到靠得住、信得過、能放心。在危機危險面前,要勇于挺身而出、義無反顧,敢于決斷、敢于負責。
接受批評的唯一標尺,就是針對所犯錯誤,直接回應癥結所在。誠懇接受批評,既彰顯胸懷,也體現擔當。然而反觀時下有些人,面對批評找理由辯解,找借口開脫,就是不聚焦自身問題病灶。勇于接受批評,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要有信念,為官做事,出于公心,把黨和人民的事業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不怕受委屈,始終相信組織、相信群眾、相信真理。要有能力,善于把握事物規律,養成科學思維,不斷提高從全局和長遠角度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要有意志,志存高遠,心憂天下,有堅強的內心、寬廣的眼界和頑強的精神,做到堅忍不拔、愈挫愈勇。
反思批評的整改依據,就是舉一反三,對癥下藥,以此打掃思想灰塵,觸及靈魂深處,做到亡羊補牢、吃塹長智。“蕭華之按”不以問題的回答而結束思想的整改,而是反躬自省、反求諸己。這啟示我們,面對批評,不要局限于對照眼前問題個案,更要從靈魂深處找原因,把失誤失敗的教訓作為寶貴財富,放下包袱、輕裝上陣。反思批評不是接受批評的結束,而是重新振作的開始。無獨有偶,秦邦憲(又名博古)24歲就擔任中共中央總負責人,因路線錯誤,遵義會議上受到組織嚴厲批評。但他沒有從此意志消沉或產生對抗,而是表現出了一名共產黨員的黨性原則和磊落胸懷。面對組織人事調整,他對周恩來說:“今后分配我做什么工作都可以,我保證完成任務。”此后他志堅行苦,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組建新四軍等事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黨的七大發言中,他總結道:“我是所有一切錯誤發號施令的司令官,各種惡果我是最主要負責人,這里沒有之一,我是最主要負責人。”試想,如果沒有深刻的反思,怎能對自己剖析如此深刻,怎能如此堅決地“知恥而后勇”?
事業征程,從來少有康莊大道;蟾宮折桂,自古未見輕而易舉。批評是工作的一種日常狀態。批評別人體現領導能力,回應批評反映格局擔當,反思批評彰顯黨性修養。如何對待批評,時刻考驗我們的意志和作為,也決定著我們的成長和事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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