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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也談批判《日瓦戈醫生》的教訓

點擊：作者：郭松民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20-04-20 09:4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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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者就是人民本身！”

據報道，方方女士的《武漢日記》的英文出版方美國哈珀·柯林斯集團，恰恰也是62年前蘇聯作家帕斯捷爾納克的長篇小說《日瓦戈醫生》英文版的出版方。

考慮到《日瓦戈醫生》曾經被西方用來作為與蘇聯冷戰的重要武器，這一事實本來應該引起我們的思考與警惕才對，孰料有人竟做出了完全相反的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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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他們的說法，當《日瓦戈醫生》在西方出版并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后，蘇聯國內對《日瓦戈醫生》的批判，反而“讓自己在盟友和世界上可能同情蘇聯的國家和人士中聲名狼藉”，蘇聯“多年苦心經營的國際形象”，也“付諸東流”。

他們這種虛偽論調所傳遞的暗示是很清楚的，這也是一段時間以來，不少主流精英掛在口邊的論調，他們已經不敢公然反對互聯網上對方方女士《武漢日記》如火如荼的批判（“批判”這個詞長期以來被妖魔化了，所以我一直回避使用，今天在“辯證性思辨”的意義上重新啟用），只能假裝惋惜地說，你們批方方的《武漢日記》，就像當年蘇聯批《日瓦戈醫生》一樣，外國人會罵娘，所以對中國更不好。

這種論調無疑是在“忽悠”，但也有一定的欺騙性，值得略加辨析。

首先，把外國人叫好還是罵娘，作為評判一件事情的標準，本身就是一種自卑心理的反映，是徹底喪失了自信心的結果。

許多人都聽過父子騎驢的故事。

從前，有對父子趕著一頭驢進城去。途中有人笑他們說：“真笨，為什么有驢不騎呢？”于是父親讓兒子騎上了驢。走了不長時間，又有人說：“不孝的兒子，居然讓父親走路，自己騎驢。”父親趕緊讓兒子下來，自己騎著驢。又走一會兒，有人說：“這個父親真狠心，居然讓孩子走路，自己騎驢。”父親連忙讓兒子也騎上驢，心想這回沒問題了。但又有人說：“兩人都騎驢，還不把驢壓死啊？”

父子相對無語，滿臉懵懂，因為他們只剩下一種選擇了——抬著驢走。

父子倆之所以陷入這種窘境，完全是因為他們不懂得要根據自己的情況決定如何使用這頭驢子，反而盲目順從路人所導致的。

對方方《武漢日記》的批判，牽涉到很多重大問題。包括要不要尊重最基本的事實？要不要肯定中國的抗疫成就？要不要反對特權與腐敗？要不要反駁“病毒源于中國”的謬論？要不要反擊對海外華人的歧視與迫害？等等。

對這件事的意義，外國人不理解，我們可以向他們解釋。如果解釋以后他們還不相信，那就只好隨他們去了。

我們只能做我們自己認為是正確、該做的事情，外國人要謾罵，那是他們的自由，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外國人謾罵嗎？

其次，對方方女士《武漢日記》的批判，與當年蘇聯國內對《日瓦戈醫生》的批判，只有表面的相似性，本質卻完全不同。

簡言之，蘇聯當年對《日瓦戈醫生》的批判，主要是由官方自上而下組織進行的，今天中國互聯網上對方方女士《武漢日記》的批判，卻完全是由民間自發進行的。

正如我一再指出的那樣，批判方方女士《武漢日記》的人，既非“極左”亦非“高官”，主要是民間樸素的愛國者、對事實真相有潔癖者、憎惡特權者，其中絕大部分不是職業寫作者，而是各自有其他謀生的正當職業，他們都是普通人，互聯網時代的技術進步給了他們自由表達自己觀點的機會，他們并不是在為人民代言，他們也不是人民代表，他們就是人民本身！

這種批判，本質上屬于社會公眾對精英——即指那些在社會結構中處于優勢地位并掌握更多資源的人——與“精英聯盟”的監督與制衡，這次批判方方日記的過程中被網友揭露出來的精英聯手廉價占有國有土地，轉手獲得巨額財富的事實，證明這種監督是絕對必要的。

對任何一個沒有偏見的外國觀察者來說，中國人民在批判方方《武漢日記》過程中所表現出的對真理的熱愛、對原則的堅持以及對高尚道德的追求，正是中國的光榮。反之，如果任由方方“日記”這種充斥著道聽途說與謠言的東西四處泛濫而沒有人站出來批判，那才是中國的恥辱。

最后，順便說一下《日瓦戈醫生》這部小說。

其實，聰明的網友從這部小說正式出版的第二年就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就可以對這部小說做一個基本準確的判斷了。

一個可以參考的指標是，類似《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紅巖》這樣的小說，永遠不可能在西方獲任何獎。

《日瓦戈醫生》描述醫生日瓦戈與妻子冬妮婭以及女護士拉拉之間的三角愛情故事，被認為是一部帶有自傳體裁的作品，時間線索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1917年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再到國內戰爭，以及國內戰爭結束后的一段時間。

主人公日瓦戈是一位受過舊教育的知識分子，有人道主義情懷，但始終無法融入革命的時代大潮，他一直試圖逃避，一生顛沛流離，受盡挫折。

簡言之，這是一部蘇聯版的“傷痕文學”——用知識分子個人的不幸際遇遮蔽歷史本質，在小說中，開辟了人類歷史新紀元的十月革命所帶來的巨大社會進步看不到了，讀者看到只是破壞與災難。

在當年冷戰的大背景下，蘇聯對《日瓦戈醫生》進行批判是必要的，但問題的關鍵在于，當時蘇聯的最高領導人赫魯曉夫，自己都在一系列原則問題上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他本人甚至都沒有看過《日瓦戈醫生》，自然也就談不上能夠對批判進行高屋建瓴、直指要害的指導，整個批判組織得相當混亂，沒有達到教育人民、教育作者的目的，埋下了日后翻案的禍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