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總結指出，我國學者提出新冠病毒來源于野生動物蝙蝠，是違背病毒演化規律的猜想。該猜想深刻影響了國家相關的施政和立法，如誤導了武漢市衛健委，認為病毒是野生動物傳染的，讓病毒不受限制地擴散了20余日，極大地增加了感染和病死人數，也增加了抗新冠病毒工作量和經濟損失。該猜想還極大地推動了不利于我國形象和文化的國內外輿論。這種自污猜想能夠廣泛傳播的根源是我們長期以來迷信西方科學界和西方文化，鄙視本國文化，很多人不是從科學上看待問題，而是從文化上看待問題。此外，我們在科學觀念上也存在致命的錯誤，將科學家常常存在問題的創新猜想當成真理，從而被誤導。
我國一位學者提出了新冠病毒起源的猜想，認為新冠病毒來自武漢華南海鮮市場交易的野生動物[1]。該猜想深刻影響了國家相關的施政和立法，如在該猜想指導下，武漢市衛健委最初通報新冠病毒時[2]，認為病毒是野生動物傳染的，沒有人傳人現象，讓病毒不受限制地擴散了20余日，極大地增加了抗疫的工作量；武漢市政府還很快關閉了當地的華南海鮮市場[3]；2月24人大常委會又通過了全面禁獵野生動物的法律[4]。該猜想還極大地推動了不利于我國形象和文化的國內外輿論。為什么該猜想能產生如此巨大影響？本文從其最近18年來的研究工作談起，分析這種猜想的來源與影響，以及產生的根源。
一、石某某對冠狀病毒來源的研究與觀點
1990年石某某于武漢病毒研究所獲得碩士學位并留所工作，開始從事水生病毒的基礎和應用基礎研究[5]。2002到2003年，我國部分地區暴發了SARS。當時有香港學者在著名期刊《科學》上發表文章[6]，認為野生動物市場上的果子貍是SARS冠狀病毒傳播的直接來源，因為分離到同源性達到99.8%的病毒。但后來研究發現，這些病毒均不能利用人的SARS病毒受體作為受體，也就是感染不了人，不是SARS病毒的近親。在武漢病毒所的整體部署下，石開展了研究SARS病毒來源于蝙蝠的可能性。從2004年3月開始，石帶領的研究小組在廣西、廣東、湖北和天津四個地區，采集3個科6個屬9個種共408只蝙蝠的血清等樣本。經過半年多的實驗檢測，在菊頭蝠屬的4個種里發現冠狀病毒抗體和基因。基因序列分析表明，蝙蝠冠狀病毒與人SARS病毒基因組序列同源性達92%，2005年石在國際著名學術雜志《科學》上，發表文章，題目為《蝙蝠是SARS樣冠狀病毒自然宿主》[7]，提出蝙蝠冠狀病毒是SARS病毒源頭了。2017年11月30日，石等在國際病原學權威期刊 PLoS Pathogens 雜志上發表了新的研究論文[8]，報告了在蝙蝠中獲得了與SARS病毒基因組序列同源性達93.2%到96%的病毒，進而提出，SARS冠狀病毒起源于蝙蝠中的病毒重組。2018年4月4日，石等在Nature上發表題為“Fatal swine acute diarrhoea syndrome caused by an HKU2-related coronavirus of bat origin”的研究論文[9]，報告研究人員在一個山洞中發現的多個與SARS病毒共享98%基因的病毒，而且它們的基因組合覆蓋了SARS病毒基因。進一步暗示，SARS冠狀病毒起源于蝙蝠中的病毒重組。2020年2月3日石等在Nature期刊上在線發表文章，題目為：與新冠病毒相關的肺炎暴發可能源于蝙蝠[10]。文章指出，新冠病毒在整個基因組中與中華菊頭蝠RaTG13病毒非常相似，全基因組序列一致性為96.2％。于是作者認為，它為新冠病毒起源于蝙蝠提供了證據。
二、評石的兩種冠狀病毒來源于蝙蝠猜想
石的主要研究結論，就是猜想感染人的兩大冠狀病毒，都是來源于野生動物蝙蝠。這一結論的證據極為薄弱。當初香港學者認為野生市場上的果子貍是SARS冠狀病毒傳播的直接來源，是因為分離到同源性達到99.8%的病毒[6]，卻仍然是錯誤的猜想。而石在18年的研究，找到的同源性最高的動物病毒，也不過是98%[9]，或者說基因差別達到2%，遠高于果子貍上找到的基因差別僅為0.2%的病毒。人類經過數百萬年演變，相互之間基因差異只有萬分之一[11]。而人與黑猩猩本有共同的祖先，經過上千萬年的演變，基因差別只有1.2%[12]，基因差別達到2%--4%的兩種生物怎么可能是一種生物？以冠狀病毒變異概率為0.8—2.38*10-3/位點/年[13]計算，對新冠病毒和蝙蝠冠狀病毒來說，至少需要16.8到50年，才能從共同祖先變異到產生4%差異。或者在實驗室中用蝙蝠的冠狀病毒繁殖出新冠病毒，才能說明她提供了其結論的充分證據，但這是違背現代生命科學的，不可能做到的。2015年國際著名期刊《自然醫學》發表的一篇論文《一個類似SARS的蝙蝠冠狀病毒群顯示人類感染的可能性》[14]，該研究使用SARS冠狀病毒和來自中華菊頭蝠的SHC014冠狀病毒表面蛋白進行工程化改造，在實驗室創造了一種雜交冠狀病毒，這一冠狀病毒可以感染人的呼吸道細胞，并能感染小鼠產生疾病。石為此項研究提供了SHC014S基因序列和質粒[14]。說明她本人已經參與并成功地人工合成了新的冠狀病毒，還發表了頂級學術文章，說明技術上制造新的冠狀病毒是可行的，而且她本人是了解的。人工制造新冠病毒最可能的技術路線，是在SARS病毒中引入艾滋病毒中破壞人體免疫系統的基因，再通過人工誘變技術改造和篩選病毒，從而獲得了當前的新冠病毒，它保持了當前新冠病毒所具有的感染人基因；保留SARS病毒感染肺，形成白肺病；以及艾滋病毒破壞免疫系統的三大特征功能。人工誘變，常見的有輻射誘變和化學誘變，本就是自然誘變過程的增強，與自然誘變沒有本質區別，人類也無法從最終的病毒基因上判斷是純粹的自然誘變還是人工增強的誘變產生的，尤其是低能離子輻射[15]，它可以在幾周內完成自然界幾十年的變異，也就是說，達到目前的變異。但是，據南方都市報報導，在3月9日晚8時，一場“2020科學抗疫”的系列科普公益直播活動第二期開播中，石某某明確澄清，新型冠狀病毒絕對非人造。北京時間3月18日英美等國6位學者在病毒學論壇上發表文章[16]，認為新冠病毒并非實驗室產物，提出有兩種自然選擇假說。此文以新冠病毒并非源自任何以前使用過的病毒骨架為理由，否定人類制造。這只能說明，如果新冠病毒是人類制造的，其制造方法不是用現有病毒通過基因編輯方法修改完成的，因為需要編輯的基因太多而難于實際操作。但是，在人類從自然界找到基本一致的病毒，或者用動物病毒繁殖出新冠病毒以前，人們都難以確認，新冠病毒是來自自然界的。反對石的猜想的學者也很多。在SARS病毒起源方面，早在2005.02美國科學促進會年會上，一位長期從事冠狀病毒研究的美國微生物學專家Kathryn Holmes指出[17]，世界不可能再次面臨如兩年前一種突發的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在人群中曾經傳播的非典冠狀病毒，可能僅存在于實驗標本內。上述關于非典病毒傳染性預測已被過去15年歷史所證實，而與病毒傳染史截然不同，說明其結論的正確性。曾任衛生部非典疫情分析專家組組長，第四軍醫大學軍事預防醫學學院軍隊流行病學教研室徐德忠教授則認為[18]，自然界根本不存在非典病毒直接祖先和貯存宿主，故流行后，非典病毒即從人群和自然界消失[19]。徐教授出版專著介紹其觀點的主要理由包括[20]，第一，“人類傳染病史告訴我們，任何重大的傳染病，都不會在一次發作后就銷聲匿跡。”然而非典病毒卻相反，此后再未流行，這在世界傳染病流行史上史無前例。表明非典病毒的流行進程不符合迄今為止，世界上傳染病流行的自然史，從而不是來自自然。其次，2003~2004年廣州爆發的非典病毒和2002~2003年流行早期病毒之親緣距離較晚期的更接近，說明存在逆向進化現象，這是病毒返祖適應人體免疫系統壓力的結果，從而說明感染人群的非典冠狀病毒不是來自動物，而是非自然來源。第三，如果認為蝙蝠冠狀病毒是非典病毒祖先，其變異太過迅速，只能是人為修改，才可能。在新冠病毒起源方面，北京時間1月27日，《科學》雜志在線發表的一篇報道稱[21]，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疫源地可能并非華南海鮮市場。這一推論來自于1月24日《柳葉刀》在線發表的一篇論文“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患者的臨床特點”[22]。文章介紹，最早12月1日發病的病人，就和武漢華南海鮮市場無關；最早發病的4個病人中，有3人與該市場無關。他們都不是野生動物感染的。報導介紹[21]，論文的通訊作者之一、北京首都醫科大學教授曹彬回復美國科學新聞網站時表示，目前比較明確的是，(華南)海鮮市場應該不是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的唯一發源地，“但老實說，我們現在仍然不知道病毒究竟從哪里來。”美國圣地亞哥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進化生物學家克里斯蒂安·安德森(Kristian Anderson)向《科學》雜志表示，有一種可能的情況是，在華南海鮮市場外的人已經感染了2019-nCoV，然后這一病毒被帶進了市場。而這種情況也是與目前的數據和信息相一致的可能性之一，這是“完全合理的”。另一篇追蹤新冠肺炎病人的文章同樣介紹了大量病人與海鮮市場無關[23]。直到目前為止，人們也沒有找到證明新冠肺炎患者是野生動物直接感染的證據，來自海鮮市場的病人，也可能是其他感染者經過海鮮市場時感染的。海鮮市場是人口密集的室內環境，十分容易大面積傳染，是傳染較多病人的主要原因。相反，美國和澳大利亞野生動物保有量比中國多得多，每年為限制野生動物增長，獵殺捕食數量遠多于中國，例如，美國每年獵殺的野鹿就高達750萬頭，澳大利亞更是保有野兔數億只，最多時達到100多億只，每年需要獵殺數千萬只，才能防止野兔泛濫成災，不影響牧草生長。雖然澳大利亞人想盡了辦法，但最終采取的辦法是每年向野兔大面積撒播病毒，澳大利亞為此在過去數十年引入數種病毒，傳播給野兔，通過感染野兔限制其數量，從不擔心病毒變異危害人類[24]。美國甚至還有三大蝙蝠旅游勝地，布蘭肯蝙蝠洞是世界上最大的蝙蝠洞，從而成為得州旅游勝地，大約有兩千萬只雌蝙蝠。每年從3月到10月，每天傍晚和次日凌晨，眾多游客都會來此觀看蝙蝠出洞、回洞形成的所謂“蝙蝠云”。游客們和野生蝙蝠們近距離接觸，從未有人戴口罩等保護措施，卻從未遭遇病毒[25]。從歷史來看，SARS和新冠病毒如果是來源于蝙蝠，就不可能只發生一次疫情，歷史上早就該發生了。這些都充分說明，新冠病毒來自野生蝙蝠的可能性很小。猜想新冠病毒來自野生蝙蝠，是沒有任何根據的猜想，是極不負責的自污猜想。人為修改冠狀病毒基因，將其改造為感染人的病毒，都已經被美國的科學家成功實現，并發表在頂級學術期刊上了[14]。該項研究很可能是美國軍方資助的，不僅發展了一種人工制造可以感染人類的冠狀病毒的方法，還人工制造了一種可以感染人類的病毒，等于是一種病毒武器。長期以來，美國一直在發展生物武器，包括病毒武器[26]。2018年多位德法科學家在科學雜志上發表文章[27]，質疑美國軍方提供資金支持的昆蟲同盟研究計劃，使用昆蟲攜帶病毒，感染農作物，增加農作物抵抗病毒能力，是在發展病毒武器，違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約》。雖然美國加入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約》，但自加入后，美國一直阻止該條約的核查，從而使條約對美國該方面的發展沒有約束力。從歷史來看，美國曾經用天花病毒對付印第安人[28]；二戰結束后，美國全面接收日本二戰期間進行的細菌武器研究，并在侵朝戰爭期間[29]，在我國東北和朝鮮等地發動細菌戰[30]。美國軍方發展生物武器，包括病毒武器，可以說，在西方相關學術界是公知的[26]。我們不應排除這種可能性，更不應該廣泛宣傳新冠病毒來自于野生動物的猜想，屏蔽了真正的可能來源。西方多國媒體推測新冠病毒來自美國，8月12日一位曾在美國軍方生化食鹽基地德里克堡工作過的印度學者爆料，新冠病毒是在德里克堡合成的[31]。
三、石關于兩種冠狀病毒來源于蝙蝠猜想的國內影響
石在此次新冠病毒暴發以前，在自然和科學兩大頂級學術期刊上已經發表了3篇文章，在這個領域建立了很高的國際聲譽，還成為美國微生物科學院院士。不過這些聲譽都是西方兩大期刊和美國微生物科學院給予的。這兩大期刊在國內的影響也非常大。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能在這兩大期刊上發表一到兩篇文章，都可能被評為院士，成為國內一個領域的領軍人物。顯然石在這一領域發表了三篇頂級文章，也就建立了其在國內這一領域的主導權。2020年3月17日武漢市傳染病醫院（又名金銀潭醫院）院長張定宇接受采訪時告訴記者[32]，12月27日武漢同濟醫院送來傳染病人與傳染病毒基因序列檢測結果，很快經中科院武漢病毒研究所鑒定后，稱之為“蝙蝠來源的SARS樣冠狀病毒”，吻合度非常高。這應該是新冠病毒自污猜想的最早版本，很可能出自石。武漢政府官員很快就采納了這種毫無根據的自污猜想。2019年12月31日按照武漢市衛健委當天的通報[2]，“近期部分醫療機構發現接診的多例肺炎病例與華南海鮮城有關聯，……武漢市組織同濟醫院、省疾控中心、中科院武漢病毒所、武漢市傳染病醫院及武漢市疾控中心等單位的臨床醫學、流行病學、病毒學專家進行會診，專家從病情、治療轉歸、流行病學調查、實驗室初步檢測等方面情況分析認為上述病例系病毒性肺炎。到目前為止調查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現象，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暗示病毒來自武漢海鮮市場上交易的動物。次日武漢市政府關閉了華南海鮮市場，顯然是認同了該猜想。由于認同該猜想，認為病毒主要通過野生蝙蝠傳染的，在關閉華南海鮮市場，靜止了野生蝙蝠交易后，政府沒有采取進一步措施，讓病毒不受限制地傳播和擴散，從而讓病毒感染了大批老百姓；甚至連提醒醫護人員防止感染都沒有做，導致武漢主要醫院醫護人員大量被感染，醫療系統幾近癱瘓；也極大地增加了抗疫的工作量，在經濟上的損失就遠大于采取有效措施了。截至3月13日，全國各級財政疫情防控投入已達1169億元。1月24日中央電視臺節目主持人白巖松采訪國家衛健委專家，國家疾病預防中心主任高福，高在接受采訪時表示[33]，病毒不光在感染的人體內看到了，在華南海鮮市場非法銷售野生動物的這些攤位上，也分離到了病毒（這是將基因差異達到4%的兩種病毒當一種病毒了，相當于將黑猩猩當人類看待了），新冠肺炎病毒來自野生動物，支持了石的猜想。1月23日，包括石在內的19名學者和院士公開聯名呼吁[34]，杜絕野生動物非法貿易和食用，建議全國人大緊急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將公共健康安全內容寫入法條中，加大野生動物非法利用的處罰力度，把非法消費同樣納入管理和處罰范圍，說明這些院士和學者都支持石的猜想。2月24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了一條法律[4]，全面禁止以食用為目的獵捕、交易、運輸在野外環境自然生長繁殖的陸生野生動物；僅允許因科研、藥用、展示等特殊情況，由政府部門嚴格審批和檢疫檢驗。顯然人大通過該法律，其根據就是石的猜想，暗示了眾多人大常委會委員認同這個猜想。諸多院士級別的科學家都出面支持石的觀點，一個很重要原因，就是很多人輕信了國外頂級期刊的支持。為了推動法律的順利通過和實施，在過去的幾個月，國內主流媒體，包括中央電視臺、人民日報等還廣泛宣傳石的自污猜想，不僅統治了大多數人的思想，而且在西方推動這種宣傳以便掀起反華輿論后，我國主流媒體都難以反擊，全面噤聲，只能依靠外交官親自上陣。此外，我國禁獵少數瀕危動物，已經造成局部野生動物泛濫了。全面禁獵野生動物，不僅無助于解決病毒傳播問題，而且導致更加嚴重的野生動物泛濫問題，還等于間接承認西方媒體將此次新冠病毒泛濫歸罪于中國的宣傳，使得西方的宣傳更加有力，并深刻地影響了西方民眾的思想。
四、新冠病毒來源于蝙蝠猜想的國際影響
此前西方疫情還不嚴重，西方民眾還是看客的態度，影響還不大。但是，最近病毒首先在意大利暴發，到3月18日公布的死亡總人數超過中國；死亡率高達8.2%，是中國兩倍；一天死亡人數（368人）已經超過當時武漢死亡人數最高峰時期（254人）。美國確診的感染病人10日才717人，但到22日，就達到了32717人。歐美各國針對新冠病毒的防控正處于逐漸失控之中。無論是法德等歐洲主要國家，都沒有建立起對新冠病毒擴散的有效防控系統。各國應對大規模病人的醫療資源嚴重不足；加上歐美媒體反復向民眾灌輸新冠病毒只是一種流感，而且患者都會自愈，使歐洲民眾普遍不重視這次疫情，致使病毒擴散成倍增加[35]。由于歐美將防疫重點限定在來自中國的旅客，卻完全忽略了從其他方向傳染到歐洲的病原，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包括夏威夷。目前幾乎所有歐洲國家最終引爆病毒大規模傳染的病原都無法確認源自中國。正是部分來源不明的病原，使得歐洲各國在截堵階段遭遇失敗，導致歐洲只能放棄對無癥和輕癥病人的檢測，最終導致了新冠病毒的大規模擴散。疫情在歐美逐漸暴發了，部分歐美輿論便開始出現反華、反華裔和華人的浪潮。緊接著便是一波又一波展開對中國的種種“批評”：中國延誤遏止新冠病毒蔓延的時機、中國封城是反人權的不民主不自由之舉、中國鎮壓“吹哨人”等明智之士、中國虛報數字試圖隱瞞真實死亡人數……當這些對中國的攻擊都被事實一一擊潰之后，今天在西方媒體和輿論中，正在悄悄地通過宣傳，坐實中國是疫情產生的原始發源地的說法。一些歐美媒體人和政客、學者開始堅持在公開場合將新冠病毒加上“中國”“武漢”等前綴，試圖將中國說成是新冠病毒的始作俑者。全然不顧這只是毫無根據的猜想，將這個罪責扣到了中國人的頭上，近日又開始下一階段訛詐操作了。3月7日美國一家反華媒體制作的視頻在YouTube上架[36]：為什么新病毒持續出現在中國？內容基本上就是指稱新冠病毒起源于武漢華南海鮮市場。還把蝙蝠畫面展示了，號稱要拿中國問責了。下面跟帖的反華污言穢語觸目驚心。到14日，點擊已超1000萬，點贊已超25萬。按照美國華人網介紹[37]，新冠病毒爆發之后，最早對亞裔/華裔的歧視來自網絡上的右翼人士，最常見的是呼吁政府把“中國人都關在門外”，在社區里則要求“把中國人全部隔離” —— 當然都是以公眾健康為由。歷史的教訓是，每當經濟、政治、人道危機災難來臨，某個少數族群很可能成為危機中的替罪羊；或者，讓整個族裔來承擔其中少部分人的行為后果 —— 只要有適當的土壤，華裔/亞裔同樣無法幸免。比如，十九世紀末，因為經濟不景氣，北美白人社區覺得華人勞工搶了他們的工作機會，對華裔歧視性的“人頭稅”和排華法案，就在那個時候開始實行的。近期的例子還包括，所有的穆斯林社區要承擔少數極端主義恐怖暴行帶來的仇恨與歧視；而這一次，所有東亞面孔，要被與病毒劃上等號 —— 通過這種形式，很多人傳遞的其實是內心種族主義思想。據美國《棕櫚灘郵報》3月14日報道，佛羅里達州棕櫚灘縣博卡拉頓市一家名為“伯曼律師團隊”的律師事務所13日宣稱對中國政府及部分政府機構發起集體訴訟，要求中國對現在席卷美國的新冠病毒負責，并要求中國政府賠償數十億美元[38]。3月17日，來自印州的聯邦眾議員Jim Banks接受福克斯新聞主播Tucker Carlson采訪時，非常直白地說[39]：“我們需要從迫使中國支付冠狀病毒給美國帶來的負擔和成本開始。我們可以做很多事情。總統可以迫使中國免除大量美國債務。他可以對中國征收關稅，并將這筆資金指定為冠狀病毒受害者救助基金，以支付美國人和美國納稅人因代表中國的疏忽而招致的費用。這導致了今天的美國危機。”同日McLean雜志發表文章“中國政府什么時候承擔擴散新冠病毒的責任？”作者Marcus Kolga聲稱，加拿大將不得不和我們的盟友一道評估中國政府承擔新冠病毒擴散的責任，確保中國負責承擔他們的責任。
五、為什么新冠病毒來源于蝙蝠的自污猜想能被廣泛接受，產生巨大影響
長期以來，我們在科研工作上的導向，就是推動我們的研究者在西方的學術雜志發表文章。如果文章被美國一家公司主持的SCI數據庫收錄，就代表了文章有水平；發表的期刊被SCI評價的影響因子越高，就代表文章的水平越高。我們的研究工作評估，其關鍵工作都交給了美國的公司和西方的編輯等人員。而我們的研究人員在待遇職稱評比和科研經費分配，都由在國外發表的文章來決定，從而將我們的研究工作方向完全交給了美國和西方。于是，我們的研究工作往往圍繞西方的需要，而不是本國的需要。我們的重要科研成果往往都寫成英文，發表在西方雜志，而我們的工程師反而無法學習我們的最新成果，因為這些西方雜志訂閱費用十分昂貴，國內少有企業訂閱；而且大部分工程師很難看懂英文文章。因此，我們的大學和研究所的科研工作實際是在為西方免費勞動，而且有時還付費在西方發表文章，等于不僅倒貼研究費，而且倒貼發表費，為西方服務，讓西方免費獲得我們的成果。更嚴重的問題，是我們的思想往往被西方所控制。例如，感染人類的兩大冠狀病毒起源問題，就是明顯因西方兩大雜志支持一個不利中國形象的錯誤猜想，從而將中國科學界和其他各界都帶入了錯誤的觀念和方向，產生了十分惡劣影響。筆者早在2012年就在網上發表文章，批評唯SCI論文現象[40]，引起了網絡輿論的關注。2月23日，教育部與科技部共同制定和發布《關于規范高等學校SCI論文相關指標使用 樹立正確評價導向的若干意見》[41]（簡稱《意見》）。這是自2018年11月教育部印發《關于開展清理“唯論文、唯帽子、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專項行動的通知》以來的又一項重大推進措施。“五唯”中最基本和最具決定性的指標是論文，因為“帽子”、職稱、學歷、獎項幾乎都依賴于論文。而目前國內“稱霸”的論文主要是SCI論文，尤以高影響因子和高被引的SCI論文“為王”，這是我國教育科研評價與管理深受“SCI至上”負面影響卻難以根治的主要原因。本次《意見》的推出，直擊“五唯”頑癥痼疾之要害，對于確立中國教育科研的正確目標和評價導向、促進教育科研評價體系的建立健全、推動中國教育科研以服務國家建設和人類進步為己任等，可謂相當及時且有力。石的猜想不僅是毫無科學基礎的，而且是徹頭徹尾的違反病毒自然進化的科學規律。這種猜想本不可能發表在學術雜志上，之所以能發表頂級學術雜志上，就是因為它暗示了中國生活方式的錯誤，隱蔽地批評了中國文化，從而受到西方精英的青睞。幾天前，兩位香港研究病毒的大學教授公開發表文章[42]，指責華人喜歡食用野生動物導致新冠病毒感染，將責任戴到中國老百姓頭上，絲毫沒有注意到，美國和澳大利亞等西方國家每年人均使用的野生動物要遠多于中國。這是用意識形態思維，代替科學思維的結果。一些迷信西方文化思想的人，總是鄙視中國文化，處處借機反對中國文化。他們心目中的使命之一，就是消滅中國文化，以為如此就可以改變中國，推動中國進步。兩位香港教授借機反對中國習俗和文化，其根本原因，是香港回歸以后的20多年來，一直堅持港人治港，實際是讓被西方文化統治了思想的香港人治港，甚至讓凌駕于行政之上的法院都讓西方人占據，大力推行英美殖民地文化的結果。這種殖民地化的統治，包括推行殖民地意識形態，其結果是，經過短短20余年，由于中央政府背書，大部分香港人，尤其是絕大部分香港年輕人都羞于做中國人，而是自愿選擇當英國國民，而英國人給予他們的不過是沒有居住權的賤民身份，連基本生存權都不具有的賤民資格，連奴隸都不與的賤民身份。然而，大多數香港人卻自愿加入，對英國人給予的最低等賤民資格感恩戴德。相比六七十年代，當時香港民眾群起反抗英國統治者的種族歧視政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現在的香港人也奮起反抗政府，制造動亂，卻是在英美的操縱和鼓動下，反對中央政府，其根本原因，就是殖民主義文化統治了香港人的思想，也是兩位香港教授不講科學，敢于乃至主動污化大陸民眾和祖國文化的根本原因。長期以來，西方的殖民主義文化和意識形態在大陸的影響也非常大。美國推銷的以新自由主義為理論基礎的華盛頓共識政策，在很多第三世界國家實施后，導致了災難性后果[43]，變得聲名狼藉[44]。1998 年 4 月在智利首都圣地亞哥舉行的美洲國家首腦會議上，明確提出了以“圣地亞哥共識”替代“華盛頓共識”的主張[45]。告別“華盛頓共識”，已成為拉丁美洲國家的共識[46]。然而，我給主流經濟界卻將中國以華盛頓共識為目標的改革美化成北京共識[47]，繼續推動這樣的改革。也可以說，主流經濟學家替華盛頓共識改革目標辯解，認為目標是正確的，只是實現方式有問題。按照前財政部長樓繼偉的總結，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果，主要歸功于按照華盛頓共識的基本原則，市場化、私有化與自由化[48]，要求繼續這樣改革。所謂北京共識，與華盛頓共識的目標完全一致[47]，主要差別在于實施的方法和途徑，華盛頓共識要求使用休克療法[49]，一夜之間實現改革目標；而所謂的北京共識則要走一步看一步，摸著石頭過河，防止出現崩潰性的災難后果。美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實質上與美國培養經濟金融人才的教科書在很多方面是相反的[50]，是美國的意識形態教科書[51, 52]，卻成為中國大學的主流教科書[53]，主導了中國的經濟學教育[54]，從而向中國的大學生灌輸美國的意識形態，培養了大批信奉西方意識形態的知識分子，他們在崇美精英支持下，占據了我國主流媒體。我國知識界甚至在八十年代開始，就按照美方要求，修訂辭典字典辭海[55]和百科全書等主流意識形態工具書[56]。近年來，環球時報主編每年都要親自撰文[57]，批判主張西方殖民中國三百年的劉曉波[58]，實則也提醒了國人，劉名利雙收，自覺不自覺推動人們向劉看齊，傳播和推銷西方的殖民化理論和思想。本來批評美國推行的殖民主義，應該宣傳被美國殖民化地區原居民的悲慘經歷，諸如美國印第安人，夏威夷原住民瀕臨滅絕的歷史，而不是宣傳主張殖民地化的人如何被美國人表彰和名利雙收。2019年5月中美貿易戰破裂，人民日報發表了以“鐘聲”為筆名，所寫的一系列針對美國發起貿易戰的文章[59]，雖然他在文章中認為中美貿易戰的責任屬于美方，但是“鐘聲”所推崇的完全是“自由貿易”、“公平競爭”等亞當·斯密理論。也許“鐘聲”會說：“我這是在以美國之矛、陷美國之盾，揭露美國的自相矛盾”。但是，如果真正是這樣的話，就應該進一步闡明，美國那一套新自由主義的理論說辭，從來是騙人的。不過，“鐘聲”沒有這樣做，而是在反復埋怨和規勸美國，希望它遵守本該遵守之規。從其文章可明顯看出，“鐘聲”自己是絕對信奉這些規則和理論的，也希望他的讀者信奉這些規則和理論。實際上，都是在傳播美國的意識形態。美國精英建立的國家開始是奴隸制國家；美國精英最初制定的憲法是一個維護美國奴隸制的憲法；美國首任總統華盛頓本是美國屈指可數的大奴隸主，直到其死時，都沒有釋放過一個奴隸，美國林肯之前的十五任總統大都是奴隸主，這都是眾所周知的常識。在美國240余年歷史中，實行奴隸制88年，到1864年取消奴隸制后，又實行種族隔離制，實際是種族歧視制度，整整100年，此后實際上仍然實行歧視政策。在20世紀初，當白人預期壽命達到50歲時，黑人只有31歲[60]，比白人低19歲，還比不上貧窮落后的中國老百姓。然而，美國精英通過意識形態宣傳，卻讓中國少數精英篤信華盛頓是一個維護民主的明星，美國一建國就是一個民主、自由的資本主義國家。甚至在我國中小學教科書中，有多篇文章宣傳華盛頓。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學五年級語文下冊課本收錄虛構的華盛頓砍櫻桃樹的故事，表揚華盛頓誠實的品質；高中歷史教科書則宣傳華盛頓拒當國王，體現華盛頓的民主精神，將美國的意識形態宣傳復制到中國的中小學教科書上，在中國推行美國的意識形態教育。曾經擔任燕京大學新聞系主任的蔣蔭恩教授，曾于20世紀50年代初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一個燕京人的自白》一文，認為在司徒雷登治下的燕京大學：“不止于宣揚美國物質文明，販賣美國生活方式，還有更甚于此的，那就是造成青年學生的自卑心理，看不起自己的國家，覺得自己的國家什么都不行，因此也就漸漸地失去熱愛自己祖國的心情”。崇拜美國，鄙視中國——這就是燕京大學的“殖民教育”所達到的主要效果，也是司徒雷登在華近50年“教育活動”的主要效果，更不用說后來擔任美國駐中國大使，執行美國政府分裂中國的使命，被中國人民趕出了中國。然而，在后毛澤東時代，又被崇美精英們重新迎回了中國。如今的香港就是這種殖民文化侵略的結果，大部分香港人選擇當英國沒有居住權的最低等賤民，領英國護照，而不愿做香港的中國人，根本原因，就是香港的意識形態教育，根本就是鄙視中華文化，推崇英美文化的殖民主義文化教育。最近一些香港廢青們甚至為了反對大陸，居然上街游行支持美國主張種族歧視政策的“極右翼白人種族主義者”[61]。我國中小學教材則普遍將優良品質與西方人關聯起來，而中國人則與惡劣品質關聯起來[62]，成為鄙視祖國文化，宣揚美國意識形態的主要工具之一，已經洗腦了數十屆畢業生，使大陸與香港的差別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同樣處于非常危險的境地。崇美派還打著與國際接軌的旗號，推銷殖民主義。實際上，國際上本不存在什么標準和制度。近年來，美國精英，尤其是特朗普上臺后，退出了很多重要國際組織和條約，如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聯合國國際法庭等。自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以來，包括巴黎協定、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伊核協議等在內，已有眾多條約被美國撕毀。可以說，美國精英從不接受與國際接軌。崇美派卻要求與美國和西方接軌，實際上是要拿美國和西方推銷的殖民主義哪一套當真理，遵從西方為殖民地制定的制度和文化。例如，加入國際貨幣基金協定，本是雙方有限開放貨幣主權給對方，是雙方對等的開放關系，但精英們卻按照西方要求，單向開放貨幣主權給美國和西方，讓美國和西方精英印鈔，就可以兌換人民幣，購買中國的資產，等于是西方的經濟殖民地；而西方從未向中國開放貨幣主權。造成西方文化泛濫的根源是近代以來舊中國在軍事上的失敗和政治上的妥協，讓英美在文化上侵略中國，培養了很多崇美精英。他們在思想上完全被西方文化統治，十分向往英美所宣傳的從來就不存在的“民主自由”，向往中國人備受歧視的英美文化，大力美化英美從來就不存在的那些良好文化和制度，另一方面則是大力批判本國文化和制度，很多情況下，都是污蔑丑化本國歷史和文化，為中國播下了動亂的種子。很多時候都自覺地借各種機會污蔑祖國文化，就像新冠問題出現后，不是從科學出發，而是從文化出發，為詆毀祖國的文化找借口，將新冠病毒來源歸結到我國的飲食習慣，從而以為又找到了祖國文化的缺陷了，千方百計打擊祖國文化，為他們心目中的制度文化和思想變革服務。科學家們的主要工作是發現新現象和新規律，科學家們在學術期刊上投稿文章，如果沒有發現新現象或提出新規律，就可以被編輯以缺少創新性而被槍斃，尤其是在高級別學術期刊上，更是講究創新性。科學家們是在為發現新規律而努力，他們發現新規律的基本過程，就是不斷由科學家提出不同的新觀點、新理論，通過邏輯推理和試驗，論證這些新理論是成立的，反應了客觀世界規律，或者說，用所提出的新理論，能夠解釋和預測客觀世界，從而可以幫助人類。例如，人類就可以不用花很大代價，不用將設想的裝置或工程建設起來，就可以用科學理論預測它的作用，從而極大地幫助人類篩選最佳的建設方案，不僅減少投入，而且加快進度。然而，科學家們在發展科學的過程中不斷提出新理論，由于要求各不相同的創新性，其中顯然至多會有一個理論能更好地反映實際規律，是比較科學的理論，而其他理論，都存在錯誤，都不可能很好地反映實際規律。也就是說，科學家們在學術期刊上發表的大部分學術創新觀點都存在錯誤，都是相對不科學的，而不是大多數人所認為的，是科學而正確的觀點。這不是否定科學家，只是就事論事，從實際出發的評論。他們的工作仍然是發現科學理論中不可缺少的，他們對科學發展仍然作出了貢獻，甚至是關鍵作用，但這不代表他們在科學雜志上發表的學術觀點是正確和科學的，就實際來看，大部分都是有問題的。例如，以20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家愛因斯坦為例，愛因斯坦對科學的貢獻很多，還是宇宙學的創始人，提出了靜止宇宙理論，這個理論早已被現代天文觀測所否定，是不符合宇宙實際變化的錯誤理論[63]，但這個理論是人類第一個討論宇宙的理論，仍然具有開創性意義。同樣，在新冠病毒起源問題上，很多學者同樣在頂級期刊上發表文章，不贊同石的猜想。與大眾想象不同，與從事實際工作的工程師們相比，科學家們是比較不受科學性限制的，如果他們受現有科學觀念嚴格限制的話，都是按照現有的理論去推測的話，就很難提出新觀點，新理論了。從好的方面來說，科學家最善于突破現有的科學理論，這實際上是說，科學家們常不遵從現有的科學理論，也就是說，科學家們在搞研究，是需要創新的，這是是需要突破科學的，很多情況下，是不科學的。所謂創新的學術觀點，大部分都不是正確的，其實就是不正確不科學觀點的代名詞，是科學發展必不可少的環節。還有更嚴重的問題在于，科學家們為了提出學術觀點，是最不負責的，這里所說的不負責任，僅僅是指科學家不負責任保證其理論的正確性，不能為他人應用科學家的學術觀點所產生的后果負責任，不是說科學家沒有責任心。這是創新性所要求的。如果科學家們需要為自己的學術觀點負責任，不能隨便提出新觀點，科學家們也就無法發展科學了。越是成功的科學家，越是沉迷于科學研究，就越不適合于負責實際工作，因為他們已經習慣了科學家們的創新思維，而不是根據現有科學規律下的科學思維，習慣于不負責任地提出新觀點，新理論。這也不是指責科學家們沒有責任心，因為科學家們努力發展科學理論，就是為社會做貢獻，就是科學家責任心的體現。中科院病毒所石研究員，也是美國微生物科學院院士，在科研上看起來是十分成功的。她2月初在國際頂級期刊自然雜志發表文章，認為新冠病毒源于野生動物，就是沒有任何根據的猜測。文章提到的相關證據，就是新冠病毒與野生動物上發現的冠狀病毒之間的基因差異僅為4%，這其實是非常大的差距，例如，人類和黑猩猩之間的基因差異為1%，是上千萬年的變異產生的。依靠幾天乃至幾年就產生4%的基因差異，即使病毒變異速率要遠大于人類，也是不可能的，實際是此觀點的反證據。在沒有發現動物身上有基因差異性極小的新冠病毒之前，這樣的猜測是沒有任何科學依據的。但是，科學家就是有這樣猜測的權力，包括在最頂級的學術期刊上這樣猜測，只是這種無根據的猜測，很少能獲得公認。當今中國公眾對科學和科學家的最大誤解，就是認為科學家們在學術期刊上發表的創新觀點是科學的，權威的科學家掌握了科學真理。而實際上，科學家們所提的創新觀點都是猜想，雖然很多情況下都有理由，但大多數都是不科學的。新冠病毒出現以后，我們一直假設它來自野生動物蝙蝠，從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我們一直堅持錯誤的新冠病毒來源論，一個重要原因，是依據科學家們的看法。包括武漢市政府最初依靠武漢本地專家，后來國家衛健委派出的專家，他們大都是以科研為主的科學家。這些專家在病毒研究領域，無論在中國和世界，都是處在一流水平的。就武漢本地來看，中科院武漢病毒所擁有國內唯一一個具有最高安全性的P4實驗室；而武漢同濟醫院和協和醫院都是在國內科學研究上名列前茅的大醫院。新冠病毒一出來，在不到一個月以內，他們就紛紛在國際頂級學術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就是最好的證明。科學家們在面對新生事物，他們所不了解的事物，會產生很多不同觀點，是十分正常的現象。另一方面，我們的社會早已賦予科學家們權威的地位，遇到和科學家們不一致的觀點，人們更愿意相信主流科學家們的觀點，顯然武漢市衛健委官員們的選擇是十分正常的，符合當前主流觀念的，但確實錯誤的觀念。1、應采納有實際工作經驗的專家的建議，而不是主要從事研究工作的科學家建議我們的實際工作是需要負有實際工作經驗和相關職責的人去完成的，人類社會制定了很多法律，懲罰他們的不負責任行為，要求他們老老實實地負起責任來，使他們習慣于負起責任來，也使他們嚴格遵守相關領域制定的規范和標準，不敢隨意突破這些規范和標準，從而保證科學地執行職責，減少工作中的錯誤和損失。也就是說，我們在實際工作中，需要的是從事實際工作十分成功的專家，而不是從事科學研究非常成功的專家。從事實際工作的專家習慣于負責任，不會用創新的猜想來指導工作，是最講科學的，從而可以負責地完成我們的實際工作。就病毒性傳染病防疫工作而言，需要的專家應長期工作在防治病毒性傳染病一線的醫療人員中產生，他們有較好的病毒性傳染病治療、防控等方面專業知識和成功的實際工作經驗，從而能夠指導工作。就目前的新冠病毒防疫工作而言，選擇正確的專家，仍然是十分重要的。這是避免今后工作中被科學界創新猜想誤導的重要原則。學者們發表的學術論文，提出新思想和新理論，它們大多只是科學研究中的鋪路石，不是科學真理，應當局限在學術界，包括在學術會議和學術期刊上發表和討論。在主流媒體廣泛宣傳這些猜想，很大可能是在宣傳錯誤的理論，是在傳播不科學的觀念和思想，從而給人們的思想帶來混亂，是應當限制的。在醫學領域常常出現這種問題。例如，從1960年代開始，頭戴兩頂諾獎桂冠的化學家鮑林迅速成為維生素C神話的最有力推手，并因為執迷維生素C神話而成為醫學史上的笑談，令人唏噓不已。鮑林在1971年出版了《維生素C與普通感冒》一書，書中匯集了他找到的關于維生素C的健康效應的研究結果，聲稱對于大多數人，每天服用1克維生素C，可以將感冒的發病率降低45%；但有的人，可能要加大劑量。一旦出現感冒癥狀，就應該每小時服用半克至1克維生素C，連服幾個小時；如果還不見效，那就加大到每天4至10克。鮑林自稱長年每天服用12克維生素C，出現感冒癥狀時更是增加到40克！盡管主流醫學界的大多數醫生反對鮑林的理論，并且指出長期服用巨量維生素C可能引起慢性腹瀉及腎結石，但幾年不到，就有四分之一的美國人還是追隨著鮑林的建議，服用巨量維生素C。鮑林是現代化學理論的奠基者，早在1933年就成為美國科學院院士，因研究化學鍵的本質及其在闡明復雜物質結構上的應用而獲得諾貝爾化學獎，但在其擅長的結構研究方面，例如DNA結構研究方面，卻因“忘了大學基礎化學” 而犯了十分低級錯誤，提出和發表了錯誤的三鏈螺旋結構。大科學家堅持錯誤的觀點，甚至阻礙科學的發展，在歷史上屢見不鮮。宣傳科學家們的猜想，即使是大科學家提出的，也常常是有問題的，從而誤導了大眾。我們再也不應對此視而不見，再也不應讓殖民主義文化在中國大地，包括在香港大地統治民眾的思想了。習近平同志早就指出，“中國共產黨人不是歷史虛無主義者，也不是文化虛無主義者”，從毛澤東同志“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不應當割斷歷史”，到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江澤民等中央領導同志提出不能搞“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民族虛無主義”和“全面否定民族文化的歷史虛無主義”，最近，習近平又在求是雜志上發表文章，要求加強新冠病毒起源問題的科學研究。這為我們糾正殖民地文化及其在新冠病毒起源問題上惡劣影響指明了方向。我們應廣泛邀請科學家通俗介紹科學界對新冠病毒來源的各種猜想，介紹這些猜想的理由和可能性，尤其要大力宣傳反對石某某猜想的理由和根據，要從不同角度批駁石的猜想，宣傳揭露其本來的面目，消除其惡劣影響。然而，至今為止。我國主流媒體面對西方的污蔑和訛詐，一直無動于衷，以至于外交官不得不親自上陣；相反，很多媒體界公知反而在主流網絡上頻頻發聲，反對外交官的反擊，為西方的污蔑訛詐背書。我們的黨和政府應當采取斷然措施，從重從快打擊這些被西方文化統治的香蕉人，嚴格限制他們傳播西方殖民地文化和思想，毒化我們的思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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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博士，本文寫于2020.3.25；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編發時有修訂）【本公眾號所編發文章歡迎轉載，為尊重和維護原創權利，請轉載時務必注明原創作者、來源網站和公眾號。閱讀更多文章，請點擊微信號最后左下角“閱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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