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3月7日晚，中國人民廣播第一代播音員、我黨老一輩新聞工作領導人吳冷西同志的夫人蕭巖同志安詳仙逝，享年104歲。為此，我們重新編發這篇文章，以表達對老人家的崇高敬意和深切悼念！老人家一路走好！

蕭巖：延安新華廣播電臺的報春鳥

“兩鬢秋霜憶當年，空間舌戰敵偽頑。紅色電波傳軍令，大軍歡騰敵膽寒。”這是蕭巖在2010年慶祝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成立七十周年寫的一首詩。就像詩中所寫，她歷經革命戰火的錘煉，不畏一切艱難險阻，用自己清晰洪亮的聲音，從延安的窯洞里直沖云霄，劃破黑暗的天宇，用正義的吶喊喚醒沉睡的民族。當年延安窯洞的一點火種，如今已成熊熊烈焰，助推著中華民族奮力前行的車輪，這里頭鐫刻著她的貢獻！

蕭巖，本名常麗華。1937年七七事變的爆發，標志著日本全面發動了侵略中國的戰爭。當時，常麗華還是在河北省通州女子師范學校上學的一名學生，因抗日戰爭爆發，她隨學校遷到了北京，后來又撤退到了陜西安康。

受愛國學生運動和新思潮的影響，她和姐姐常順華、表姐常易彬決定奔赴延安。在愛國團體民青盟的引領下，她們先到達了西安，找到了八路軍辦事處。八路軍辦事處安排她們與一批青年學生一起，沖破了國民黨的層層封鎖，從西安徒步前往延安。

在步行前往延安的途中，有一天姐姐常順華對她說：“到了延安，參加革命了，我們改個名字吧。”于是，姐姐指著路邊堅硬的巖石，說：“我就叫‘路巖’吧，我想做一塊如路邊的巖石一樣堅強的革命青年。”常麗華想了想說：“那我就叫曉巖吧，東方破曉的曉。”這樣，兩個懷揣著堅定革命理想的女孩都以巖石為自己重新確定了新的名字。到了延安登記姓名時，由于“曉”并不是一個姓，所以登時就改為了“蕭”。后來，蕭巖在回憶到達延安時的情況時說，當他們這一隊向往真理的年輕人，經過漫長的跋涉，走到延安城南看到寶塔山時，所有的人都情不自禁地高聲吶喊：“我們到家了！”

“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人類的解放、救國的責任，全靠我們自己來擔承……”崇高的理想、堅定的信念、真理的光輝、民族的希望，吸引著蕭巖這樣優秀的青年為之向往、為之奮斗。到延安后，蕭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9年，蕭巖進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后來，又進入中國女子大學學習。在那兩年中，蕭巖如饑似渴地系統學習著馬列主義經典和毛主席的著作，建立了更好的世界觀、方法論。提到當年的學習經歷時，蕭巖說，記得在女大學習時，毛主席還到學校給她們做過報告呢。那時，風華正茂的她一直埋藏在心底的理想是，在高級班畢業后，到馬列學院繼續深造，打好理論基礎，投身到抗日戰爭的前線去。

1941年夏季的一天，組織科的同志找蕭巖談話，說要分配她到延安新華廣播電臺去做播音員。這個決定出乎她的預料，當時的她對廣播一竅不通，覺得所謂的播音工作不過是念念稿子，這樣平凡的“技術活兒”和她的抱負大相徑庭。盡管思想上想不通，但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她還是服從了組織的決定。

延安新華廣播電臺是中國共產黨創辦的第一座廣播電臺。1939年冬，周恩來赴莫斯科醫治受傷的右臂。1940年3月，周恩來回國時，將共產國際援助的一臺蘇制廣播發射機拆卸打包空運到新疆，再用汽車經蘭州、西安運抵延安。1940年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廣播委員會，由周恩來任主任，新華通訊社、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三局等單位的負責人任委員，領導籌建廣播電臺的工作。

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華廣播電臺開始在延安試播音，呼號XNCR，發射功率只有二三百瓦。當時新華廣播電臺每周廣播三次，每次廣播是在當日的下午和晚上，主要任務是向國民黨統治區人民和國民黨政府軍官兵宣傳共產黨的路線和政策。

第二天，她卷起鋪蓋，背上行李，提前結束了學習生活，告別了領導和同志，在通訊員的陪同下，來到延安新華廣播電臺報到。當時，延安臺開播有半年多了，最早的兩位播音員是麥鳳（又名徐瑞章）和姚雯，蕭巖是第三個調來播音的。她小時候在北平讀書，口音清楚，所以組織上決定她提前結束在延安女子大學的學業，到延安臺做播音工作，而且成為第一批播音員中播音時間最長的一個，歷時兩年之多。直到1943年3月，孫茜調來播音組。她們四人，被稱為中國共產黨廣播事業第一代播音員。

到達設在鹽店子的中央軍委三局機關報到時，正值中午開飯的時候，秘書把這個剛二十出頭的姑娘介紹給三局局長王諍。王諍同志熱情地招呼她：“來，我們一起吃飯，邊吃邊聊。”王諍仔細地詢問了蕭巖的經歷，親切地和她聊著。慢慢地，蕭巖對播音工作的偏見不自覺地流露出來。王諍溫和地笑笑，對她說道：“播音工作可不是什么單純的技術工作呀！而應該是一件頭等重要的政治工作呀。你知道，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反動派正在對邊區實行封鎖，延安出版的報紙運出去很困難。新聞封鎖的結果就意味著我們黨失去了自己的喉舌。為了使抗日根據地、國民黨統治區和敵占區的人民盡快聽到黨的聲音，打擊敵偽和國民黨反動派，黨中央才開辟了這條廣播戰線，決定在延安建立廣播電臺呀。你可能還不知道，廣播電臺用的發射機，是共產國際援助的，是周恩來副主席費盡千辛萬苦，沖破敵人的重重阻礙從蘇聯運回來的。我們就是要通過廣播和敵偽展開空間宣傳戰，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組織群眾對敵斗爭，爭取抗戰勝利呀。你是女大培養出來的干部，又是一名即將出征走上空間戰場打擊敵人的戰士。黨期待你在這個戰場立戰功啊！”

一席話，打消了蕭巖所有對廣播工作的不正確看法，牢記著王諍局長的講話，當天下午，蕭巖就奔赴了代號為九分隊的延安新華廣播電臺所在地王皮灣。

【延安新華廣播電臺在清涼山辦公室舊址】

王皮灣離延安城四十里地，離三局也有十多里地。但是，那里景色宜人，依山傍水，沿河一片桃樹和棗樹。全村有十多戶人家。延安新華廣播電臺就建在村對面的山坡上。當時的電臺只有兩孔石窯洞和十多間土房，那兩孔石窯洞用來做發射機房和發電機房。十多間土房住著電臺技術干部、工作人員和警衛班的同志們。播音室是另外的一間土窯。

當時，任九分隊隊長的是曾經在清華大學無線電工程系學習的傅英豪同志。1940年，周恩來同志到蘇聯治病并親自帶回了一臺廣播發射機后，為建立廣播電臺，黨中央特意調來了傅英豪夫婦。在技術條件異常艱苦的情況下建立起了延安新華廣播電臺。

當蕭巖來到廣播電臺工作時，條件仍然還是比較差的。播音時沒有發電機供電，只能用木炭爐燒煤氣，用煤氣代替汽油供發電機發電。為了保證發電機發電，每天要有十來個人出去撿拾木炭供木炭爐燒火。由于電壓不穩，在播音期間，技術員需要始終不斷地修理發射機，手搖發電機發電。甚至連王諍局長有的時候也都親自來到發電機房與電臺的技術人員一起搖滾筒幫助發電機發電。因為沒有鋼絲架，天線架在機房山頂的樹上。

再說播音室，蕭巖清楚的記得，這是一孔面積僅有十幾平方米的窯洞，窗戶是用邊區生產的毛邊紙糊起來的，地上鋪的和洞內的墻上釘的都是延安生產的灰毛毯，這種毛毯可以起到一定的隔音效果。室內的陳設也很簡單，不過是一張白茬木桌，一只話筒和一本字典，還有一臺破舊的手搖唱機和毛主席特意送來的二十幾張京劇唱片。

黑夜里的一盞明燈

雖然，我們黨創立的第一座廣播電臺播音室的全部家當只有這么多，包括技術員、警衛員、炊事員和政工人員在內也不過三十幾個，生活很艱苦，工作條件很簡陋，但大家工作起來一個個情緒高漲，克服種種困難保障電臺的播音。

1941年12月3日，延安新華廣播電臺開始日語廣播，這一天后來被確定為中國人民對外廣播的起點。播音員是三局通訊學校校長程明升的夫人原清子（到延安后改名原清志）。她是日本人，但已經加入了中國籍。她每星期三到電臺，用日語對日軍播送廣播，旨在向日本士兵揭露日本侵華戰爭的反動性，號召他們積極投身反戰活動。

電臺的中文廣播稿，由新華社廣播科供稿。每天上午，新華社廣播科的編輯人員把新聞稿編輯完成，由通訊員把稿件送到三局，再由九分隊的通訊員每天下午從三局取回來交到電臺。通訊員每天都要跋山涉水，日復一日，風雨無阻，總能在下午四點左右按時把稿件送到電臺。稿件有黨中央、中央軍委的決定、我軍軍事戰報、解放區情況等內容，可以滿足每天晚上八點到九點播音一個小時的需要。

收到這些稿子，蕭巖她們播音員就開始備稿了。那時候，電臺沒有什么錄音設備，只能是對著話筒直接播出，因此一旦有了差錯是無可挽回的。蕭巖嚴肅認真地對待每一次播音，還逐漸摸索出一套工作規律。在兩年多的播音工作中，她竟從來沒有讀錯過字。除了新聞稿件外，電臺還播放一些文藝節目。作為播音員，蕭巖也根據宣傳的需要，配合著演一些文藝節目。她曾經在廣播電臺演唱過《延安頌》等不少反映抗日斗爭的進步歌曲。在一些愛好文藝的青年的幫助下，蕭巖還參與播送過郭沫若寫的話劇《屈原》《棠棣之花》的片段。還用電唱機播放過梅蘭芳、馬連良的京劇唱片。

當時，收聽廣播成為各解放區首長每天不可缺少的工作。人民廣播在敵占區也發揮了宣傳我們黨的方針政策的重要作用。1942年，黨中央接到西南聯大寄來的群眾來信，信中說聽到了延安新華廣播電臺播送的新聞和社論，并把延安的廣播比作“黑暗里的一盞明燈”。延安新華廣播電臺的呼號是XNCR，X是國際上規定的中國電臺的呼號，NCR是New Chinese Radio，是新華廣播電臺的意思。每天晚上，敵占區、國統區、解放區，都會有人守在收音機旁，搜索著這個XNCR，不間斷地尋找黑暗里的這盞明燈…… 

蕭巖回憶，延安新華廣播電臺的重要特點是堅持艱苦奮斗，自力更生。由于延安在國民黨和日軍的圍攻、封鎖之下，生活十分困難，全隊每天只有一兩多油，全月是一斤半油，伙食很簡單。當時延安各地都在搞大生產，三局九分隊自然也不例外，他們就在場地內外種蔬菜，種土豆。為了給菜地上肥，他們有時會到山路上去撿糞。沒有鏟子，就用手去撿。每次看到路邊有驢糞蛋，就高興得很，趕緊撿到筐里再放到田里。

盡管生活艱苦，不過當時全隊親如一家，過得生活類似于軍事共產主義。傅英豪夫婦因為是大學生，可以每月補貼十五斤面粉，技術員每月每人有一塊肥皂。而像蕭巖這樣的單身青年，什么補貼也沒有。她就經常去“蹭飯”，被他們稱為“打牙祭”，看到哪個隊員家蒸饅頭，就去吃一個。洗衣服沒有肥皂，就借人家的肥皂用。當然，由于大家都不富裕，更多的時候是遇到困難自己想辦法。比如女同志們洗頭發，就用灶膛里掏出來的木炭灰水洗。這種水堿性高，可以去臟，洗出來的頭發很干凈的。年輕的女同志當然愛美，但又不可能有雪花膏之類的東西，就用小米湯來洗臉，洗過的皮膚很滋潤。九分隊在政治生活上也抓得很緊，每周到三局去聽報告，根據當時的形勢進行政治討論，開展組織生活，相互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

也就是在兩年最美的青春歲月里，蕭巖結識了在新華社國際部工作的吳冷西，并最終和他攜手一生。兩人談戀愛的時候，每到休息日，吳冷西都要來回步行四十里，從清涼山到王皮灣來看望蕭巖。當時同志們開玩笑說這是他們的“愛情長征”。在延安，兩個人建立了小家庭。吳冷西，是迄今為止擔任過中央三大新聞單位新華社社長兼總編輯、《人民日報》總編輯、廣播電影電視部部長的唯一一個。戰爭年代，吳冷西跟隨中國共產黨投身民族解放事業，記錄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這一段艱苦壯麗的歷史。新中國成立后，他直接參與了多次重大事件的新聞報道，組織領導了多次新聞改革工作。他博學多才，有深厚的馬列主義素養和政策理論功底，曾參與起草過許多重要的文件和決議，是黨內有名的“筆桿子”，更是著名的國際問題評論家。

1943年，延安廣播電臺因為機器故障不得不停播。此后，蕭巖轉到了新華社工作，先后任新華社口播部編輯、延安《解放日報》國際部資料員等職。1949年，蕭巖任新華社新聞訓練班教員、教務科長。后來，新聞訓練班改名“北京新聞學校”，隸屬新聞總署領導。再以后，又歷任北京師范學校副校長、校長，北京師范專科學校校長、書記，教育部政教司副司長、高教司副司長，全國記者學會新聞學院院長、顧問，中央教委高等教育學會副秘書長等職務。

【1984年蕭巖與新聞學校學生在一起】

如今，102歲高齡的蕭巖，依然每天看《人民日報》等報紙，仍然是廣播電臺和電視臺的忠實聽眾。

（作者：鄭德金，新華社研究院新聞史研究室原主任、高級編輯，現已榮休；來源：昆侖策網【授權】，原文載于“中國記者”，修訂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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