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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寨郭鳳蓮：歷史遺產不能篡改，更不能偽造！

點擊：作者：記者來源：教員紀念館微信號發布時間:2023-06-28 11:27:37

我們這一代人，沒有去過大寨的恐怕為數不多。多少年過去了，在我的心中，大寨仍然是個神圣的地方。

前不久我再一次來到大寨，登上虎頭山，那滿眼的綠色中已藏不住迎秋的果實。我陷入久久的沉思，胸中奔涌而來、逐漸清晰的是堪與共和國同命運的大寨春秋……

一

“看，那里是什么？”陳永貴站在山峰上，激動地說：“越過千山萬水是我們的首都北京，黨中央和毛主席都在北京領導我們建設新中國，我們要站在虎頭山，眼望天安門，胸懷全世界！”山風吹著他的衣角，他的豪言壯語在空中飄蕩著。——這是小時候我在一本書中看到的一段話。陳永貴真的說過這話，還是文人們給描繪的已無關緊要，因為那樣的話是那個時代的特征。

這個虎頭山是大寨的虎頭山，這個陳永貴是大寨的陳永貴。

20世紀60年代初，美國搞封鎖，毛主席跟赫魯曉夫也鬧翻了，蘇聯撤走了援華專家，國內又經歷了三年嚴重自然災害，人民的生活受到嚴重影響。面對這種情況，一個大國的當家人毛主席一直在尋求解決問題。

這個國家需要一種精神。

大寨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引起了高度的關注。三年自然災害剛剛過去，大寨又遭遇了1963年8月的特大暴雨災害。大雨連下七天七夜，泥石流沖下山溝，大寨合作化以來十多年整修的田地被沖垮了，全村七成多的房屋被沖塌了，莊稼被大水沖倒了……面對此情此景，有人認為沒有十年八年難以恢復，有人主張伸手多向國家要點援助，但陳永貴卻喊出了“三不要三不少”的口號，即不要救濟糧、不要救濟款、不要救濟物資和社員口糧、勞動日分值、賣給國家的糧食不少。

這個國家需要一種精神，這個國家更需要解決問題的辦法。

大寨人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兌現著自己的誓言。他們“先治坡后治窩”，苦干兩個多月，沖毀的莊稼被扶了起來，沖塌的房屋又被修繕一新。秋天，大寨的糧食平均畝產達到372公斤，總產21萬公斤，向國家交售糧食12萬公斤。除留足種子、飼料外，社員人均口糧200公斤，實現了“三不要三不少”的目標。

陳永貴識字不多，講話卻能講出道道。他說，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只有落后的干部，沒有落后的群眾。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樣子。干部，干部，要先干一步，不先干一步，就不能當干部。大寨田是辛苦田，沒有辛苦田哪有甜上甜。他那獨特的充滿太行山鄉土氣息的話，可以講四五個小時不重復。寫出《小二黑結婚》的作家趙樹理聽了，佩服至極。他跟當時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說，“陳永貴是個人才。”

大寨人的英雄事跡很快傳到北京。一笑臉上就有兩個大酒窩的陳永貴的孫女陳春梅，在《我的爺爺陳永貴》一書中詳盡記述了陳永貴的名字頭一次引起毛主席注意的情景。1963年，毛主席南巡，專列停在邯鄲。

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到專列上匯報。陶魯笳說：“我一直在農村蹲點，見過不少農民，我看陳永貴是一個杰出的農民。他領導群眾搞生產年年都有新套套。大寨遭受特大洪災時，他挺起腰桿說，人是第一寶貴的，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都可以創造出來。他說，每個人都有兩只手，靠兩只手就能改天換地。他把全村人都動員起來，不分男女老少，齊心協力，夜以繼日，戰天斗地，果真創造出了奇跡。”

毛主席聽到這里，饒有興趣地問：“陳永貴是哪幾個字？他識不識字？”陶魯笳在紙條上寫了“陳永貴”三個字，說：“他四十二歲掃了盲，今年五十歲了，現在能讀報，還知道什么叫邏輯。不久前在太原作報告，趙樹理聽了佩服至極，他說陳永貴的講話沒有引經據典，但他的觀點完全符合毛澤東思想和辯證法。”

聽完陶魯笳的匯報后，毛主席意味深長地說：“窮山溝里出好文章”。隨后，他繼續南巡。他每到一處，就大講大寨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講陳永貴帶頭勞動，不講特殊化，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說這是干部不脫離群眾的好方法。毛主席還說，要解決中國的糧食問題，沒有大寨精神不行啊！不久，周恩來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專門表揚了大寨，并把大寨精神總結為八個字：自力更生，艱苦奮斗。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大寨之路》的長篇通訊，同時還發表了《用革命精神建設山區的好榜樣》的社論。后來，趙樹理的好友“山藥蛋派”作家孫謙創作了長篇報告文學《大寨英雄譜》，每天中午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連續廣播，每次半個小時的時間，播講人用抑揚頓挫的聲音，講述著大寨人那些劈山鑿石的故事。催人淚下，感人至深。紅色電波讓陳永貴、賈進財、郭鳳蓮、宋立英等英雄的名字，幾乎家喻戶曉了。

從此，全國農村掀起了長達十幾年的“農業學大寨”運動。

二

我的老家在東北農村。在我的記憶中，我們村生產隊的高墻上用白灰刷著的大字就是“農業學大寨”。童年的我曾騎在刷著“農業學大寨”的墻頭上遐想，大寨應該是在很遙遠的地方吧，虎頭山上有虎嗎？狼窩掌里有狼嗎？人在窯洞里吃飯土會掉到碗里嗎？那些能吃苦的人為什么頭扎著白羊肚子手巾呢？

“農業學大寨”——這就是那個年代，中國農村發展的方向。怎么學？——從扎白羊肚子手巾和種地開始。生產隊長帶頭在頭上扎了塊白羊肚子手巾，姑娘們扎起“鐵姑娘”短辮子，連挑擔子走路的姿勢也學郭鳳蓮。本來就好好的耕地硬是深翻了，曰為“海綿田”。還唯恐學得不像，就在好端端的耕地上也壘起了“梯田”。可惜，一下大雨“梯田”被沖得稀里嘩啦，莊稼全被埋在泥漿里。生產隊長遭到社員的痛罵，說他只學到了皮毛，糟蹋了耕地。

那時的中國需要通過陳永貴和他的大寨告訴我們應該走什么樣的道路，或者用陳永貴和他的大寨來說明，什么樣的道路是正確的。陳永貴便經常出現在報紙上，出現在電影放映前的新聞簡報中，扎著白羊肚子手巾，一臉皺紋，露著憨厚的笑。

今天再去討論陳永貴和他的大寨所走的道路還是很有意義，他為一個村莊，為一代人能過上“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好日子所進行的奮斗和努力，仍然值得我們尊重和稱道，充分顯示了集體的力量。

其實，誰都知曉學大寨不是學扎“陳永貴式”的白羊肚子手巾，不是學修梯田，而是學習人家陳永貴及其大寨人的戰天斗地、艱苦奮斗、奮發圖強的精神。

大寨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小山村，迄今仍然只有216戶，523口人。在那個輝煌的激情澎湃的年代，大寨一天接待各地參觀者多達2萬人次。“那人啊，多得烏央烏央的。”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后期，大寨共接待參觀者多達960萬人次。其中，1967年突破100萬人次，1968年突破200萬人次，1969年超過276萬人次。期間，周恩來總理曾三次陪同外賓前往大寨。在那個年代，如果沒有陳永貴和他的大寨，中國農村就很茫然，失去了方向。陳永貴在70年代中官至副總理。然而，陳永貴并不迷戀當官，甚至壓根兒就沒想過離開鄉親離開大寨。

周總理找他談話說：“這次找你來，就是人事上的事。你要有所準備，當國務院副總理，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國，怎么樣？”陳永貴聽后一愣，忙說：“總理，我文化水平不行，實在是當不了，我不當這個副總理。”

周總理態度嚴肅地說：“看你永貴，你是不是黨員？是黨員就得接受黨的安排。這也是主席的意思呢。”陳永貴如同頑固地相信土地一般相信領袖，忠誠不渝。所以，當有人對領袖所倡導路線的正確性提出質疑的時候，陳永貴的煙袋鍋子敲得鐺鐺響，滿臉慍怒，他容不得別人對領袖說不，他要堅決捍衛偉大領袖所說的一切。他的信念是樸素而堅定的。他第一次坐小汽車時是那么的拘謹，渾身不自在，旱煙袋不知該放到哪里，是吸煙呢，還是憋著呢？他有些不知所措。

他是個真正的農民，真正的好人。

在國務院工作的那些日子里，陳永貴是苦悶焦慮的，內心充滿著矛盾。即使是在政治和歷史的強力支配下，他也沒有離開土地，他每年抽出時間回到大寨，干干農活，身上才有勁兒。他身居高位，但骨子里依然是農民，他不掙工資，掙的是工分。他惦記著耕耘，惦記著收獲，他不忍荒廢了土地。他的晚年是孤獨寂寞的。

三

1978年前后，對大寨的質疑聲此起彼伏。沒多久，陳永貴的繼任者郭鳳蓮被調離了大寨，到晉中果樹研究所當副所長。自此，大寨的集體經濟一蹶不振。1991年組織上把郭鳳蓮又調回大寨擔任黨支部書記。郭鳳蓮回來不久，就籌借了5000元錢，租了四輛公共汽車，每家出一個人，130人來到從前學大寨的典型——河北涿鹿縣高前村參觀學習。因為發展多種經營，那里的農民大多住上了兩層樓，生活富裕的程度令大寨人幾乎不敢相信是真的。

1992年春，郭鳳蓮和老勞模宋立英又乘坐火車前往上海。那是一座得中國之先的城市，郭鳳蓮從那里了解著一切新鮮事物，包括卡拉OK和咖啡。她對著麥克風唱起了曾在虎頭山上唱過無數次的《人說山西好風光》和《南泥灣》。那一夜，郭鳳蓮憧憬著大寨的美好未來，不能入睡。

大寨畢竟是大寨，大寨人畢竟是大寨人。

大寨精神沒有死，大寨精神的根還活著。如今，大寨形成了以煤炭、化工、建材、旅游和農產品加工為主的八大支柱產業。郭鳳蓮現在擔任著全國人大常委、山西省婦聯巡視員的職務，是一位正廳級干部。但她同當年的陳永貴一樣從來就沒有脫離大寨，大寨的實權仍然掌握在她的手里。她是大寨黨總支書記、大寨經濟開發總公司經理。

她帶領大寨人找到了一條屬于大寨自己的發展集體道路。她坦然地說：“毛主席給大寨的金牌牌，我們要把它用好，要創造出更多的效益。”

自2008年以來，大寨村經濟總收入連續多年突破3億元，人均收入1萬元，經濟收入比1980年增長1300多倍，人均收入增長45倍。1993年開始，大寨實施老年人養老金制度，60歲以上的老人每月可領取200元，70歲以上的老人每月領取300元，同時入學兒童免除了學費，大學生每年享受獎學金1000元。2008年全村農民解決了醫療保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