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早,一個平時根本不關注時政的朋友就發來一條微信,“愛國從來不是一種潮流,是奠定在骨子里的責任。愿我們偉大的祖國繁榮昌盛。”
這就是普通中國人深入骨髓、融入血液、凝固在基因里的愛國情懷。為了消解這種感情,我們的對手們努力了三四十年,但一直沒有成功,反而他們現在一天天陷入孤立。
但他們也不是等閑之輩,他們已經改變策略,不再一概地反對中國人愛國,而是把主攻方向調整為攻擊新中國的前三十年。他們的目的就是要通過否定前三十年,否定新中國的所有。
正是這些他們要否定的內容,讓我們的國家克服重重困難,經歷風雨考驗,快速走向強大,在實力上,變成了美國心中的主要競爭對手,讓美國焦慮又無奈。
“新中國”三個字,用最簡潔最概括的方式,表達了1949年偉人在天安門城樓上向世界宣告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具有的開天辟地、改天換地等特殊而偉大的意義。
新中國成立不同于歷史上的任何改朝換代,新中國成立的意義更非普通意義的王朝更替所能比較。
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有幾個重要的節點。
第一個重要的節點是夏朝建立。主流觀點認為,中華文明由此從“公天下”改為“家天下”。按馬克思劃分的歷史階段,夏朝是中國古代奴隸制的開端。
第二個重要的歷史節點,就是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統一的華夏版圖基礎框架。按照生產關系劃分,中國從此從奴隸制社會進入封建制社會。
第三個重要的歷史節點,就是中華民國的成立。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依然保留,地主土地所有制沒有被推翻。孫中山”平均地權“的綱領并未實現。
第四個重要的歷史節點,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我們的“新中國”出現了。
新中國的“新”,首先是相對于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雖然號稱建立了第一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政府,但并沒有真正走向民主共和。在生產關系和經濟基礎方面的改變更是極為有限。
中華民國對外仍然不能擺脫半殖民地的性質,這一點與晚清沒太大區別。中華民國對內雖然實行了新的政治制度,讓封建帝制成為歷史,但封建土地所有制基本得以完整的保存,封建社會的上層政治建筑沒了,但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還根深蒂固,所以叫半封建。
中華民國從開始到結束,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既做不到實現真正的民族獨立,也做不到實現真正的國家統一,更做不到對封建經濟進行徹底的清算,讓地主土地所有制退出歷史,甚至為資本主義的發展開辟道路都不能完成,實現國家工業化就更無從談起,至于人民的民主權利那就更別指望了。
北洋軍閥的背后都站著不同的帝國列強。從蔣介石叛變革命開始,國民黨變成一個大地主大官僚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民國從開始,非但工農大眾處于被壓迫被剝削的地位,民族資產階級也要時不時淪為被剝奪的對象。中華民國連最基本的和平都提供不了,軍閥混戰,外敵入侵,交替出現,民族危機更為深重。
中華民國還是舊中國。
而新中國實現了民族的完全獨立、除臺灣之外的國家真正統一,還打贏了抗美援朝,扭轉了1840年以來中國面對西方列強屢敗屢戰的歷史,讓中國人民從精神上真正站起來了,超額完成了孫中山提出的民族革命。
新中國完成了土地改革,終結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封建生產關系,實現了“耕者有其田”,至此,基本完成了本應由資產階級完成的民主革命最重要任務。
社會風氣根本好轉,是歷史上社會風氣最好的時代。陜甘寧邊區和其他根據地的“十個沒有”,基本上成為全國的普遍現象。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成為現實,人心向往崇高,學習先進,好人好事成風。
土匪都沒有了。新中國成立后,先后出動解放軍150萬,至1954年殲滅匪特294萬。中國幾千年猖獗不絕的土匪現象從此消失了。
僅就以上這些,已經足以證明“新中國”的含金量,足夠說明“新中國”名副其實。
但新中國的“新”顯然不僅僅這些內容,也不僅僅限于與民國時期做對比。
新中國接著搞了社會主義革命,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公有制,讓勞動群眾在經濟上,進而在政治上翻了身。工農主體地位確立,政治地位空前提高。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解放軍、人民政府、人民公安、人民法院,人民郵電、人民鐵路......處處刻上“人民”的印記。
新中國要在公有制基礎上實現人民解放,確保人民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要把幾千年的私有制社會存在的少數人對多數人統治的顛倒秩序,第一次糾正過來。
這讓中國不但與中國歷史上的任何朝代相比都具有政治先進性,而且與同時期的資本主義國家相比,我們在政治上也是先進的。新中國的思想文化也具有強大的對外輸出能力,最明顯的就是對亞非拉等資本主義的邊緣地帶,以及美日歐等資本主義的中心國家都進行過政治輸出,這就是當時令西方國家政府寢食不安的“革命輸出”。
為了改變經濟落后的局面,新中國開始向工業化進軍。實現工業化對于后發國家來說是一個地獄難度級別的任務。二戰之后,規模比較大的國家,只有中國實現了工業化;建成獨立而完整的工業體系,全世界更是只此一家。
實現工業化的難度,現在被人為地低估了。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特別落后,脫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在被西方封鎖的情況下,實現工業化,難比登天。但新中國就是把不可能變成現實,而且,算上“三線”建設,實際建立了兩套完整的工業體系。這種不可思議的成功,在內,憑借的就是現在被妖魔化無處不在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對外,中國抓住了當時唯一而且稍縱即逝的歷史機遇,利用抗美援朝勝利之后蘇聯對中國的看法和定位發生改變而提供的援助,從156項工程援助開始,實際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時間,中國的工業體系從描繪藍圖變成現實。
1949年到1978年工業年平均增長率是13.5%,工業總產值增長了38.2倍,工業總產值比重由30%提高到72%,中國已經由農業國建設成工業國。中國在近代因為沒有系統的工業體系而被動的局面,結束了。
煤年產量由0.32億噸增加到6.18億噸;鋼年產量由18.5萬噸增加到3178萬噸;年發電量由41億度增加到2566億度;棉布年產量由18.9億米增加到110.3億米;原油年產量由12萬噸增加到1.041億噸;汽車年產量由0增加到20萬輛。
我看到有一個特殊的數據對比方式比較有意思。他以1978年產量指數為100,1952年原油、化肥、發電設備不到1,發電量、鋼、水泥不到5,原煤10.7。,化學纖維、汽車、乙烯、集成電路是空白。
現在總有人用現在的經濟總量跟1978年的經濟總量比,得出當時只有貧窮落后,前三十年的經濟體制失敗的結論,但他們就是不肯用1978年與1949年的數據作比較,因為那樣得不出他們想要的結論。
一個成功工業化就足以奠定一個結論:新中國前三十年的經濟建設成就,事實勝于雄辯地說明新中國體制的優越性。
新中國還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奠基糧食增產的物質和技術基礎:利用農業集體的動員和組織,大搞農田水利建設,建了九萬座水庫,改變了幾千年來“靠天吃飯”的局面。建立化肥工業,先是幾乎每個縣建小化肥,又利用尼克松反華的中西方關系松動,實行了“四三”計劃,引進的設備當中就有十三套大化肥生產線,終于讓中國的糧食種植在70年代末具備了普及化肥的條件,這是糧食畝產快速增長的最重要的物質條件。雜交水稻等良種技術的應用,是糧食單產和總產量70年代末快速增長的另一個重要原因。以上就是糧食增產的三個主要因素,構成了新中國農業與以往兩千年或更長歷史的舊中國農業最大的不同。
新中國還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社會成就。人均預期壽命是衡量社會發展水平最為綜合的指標。1949年中國人均預期壽命為35歲,僅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73%,到1976年,中國人均預期壽命變成世界平均水平的105%。這還是在人口翻倍的情況下實現的。
科技方面,碩果累累,我們要重點說一下,因為這方面的成就長期被人忽略和否定。
“兩彈一星”、大型噴氣客機、人工合成胰島素、漢字激光照排、雜交水稻......,前三十年拿得出手的科技成就可以列出很長的名單,無法一一列舉,更無法一一細說。我們就重點說說被人為歪曲后普遍被低估甚至至今少有人知悉的前三十年計算機發展情況。
1956年,國家制定科學技術發展12年遠景規劃《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把發開創我國計算技術事業等項目列為四大緊急措施之一。
1958年仿制成功中國第一臺小型數字電子計算機,代號103機,比美國起步晚了12年。
1959年,仿制成功中國第一臺大型通用數字電子計算機,代號104機,在原子彈的研制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1960年,自主研制成功大型通用電子計算機,代號107機。
1965年,我國第一臺晶體管通用電子計算機441B/I研制成功,比美國第一臺全晶體管計算機RCA501晚6年。而且,這是我國第一臺具有分時操作系統和匯編語言、FORTRAN語言及標準程序庫的計算機。
1965年,中國自主研制的第一塊集成電路在上海誕生,比美國晚5年進入集成電路時代。
1972年,中國研制成功大規模集成電路,從中小規模集成電路發展到中大規模集成電路的跨越,中國用了7年(從1965年到1972年),美國用了8年時間(1960年到1968年)。
1973年初,中國第一臺百萬次集成電路電子計算機150機研制成功。
1977年,中國研制成功我國第一臺微型計算機DJS-050機,與Intel公司相比,晚了3年。
在軟件方面,60年代中國就研究開發了中文高級程序設計語言BCY及其編譯器。
1974年上馬的“748工程”,經過攻關,在1979年研制成功微型機漢字操作系統CCDOS(與美國MS DOS兼容),漢字數據庫管理系統,漢字工具軟件,漢字全文檢索系統,以及漢字輸入、輸出設備。
中科院上海冶金所還獨立發展了制造集成電路所需要的離子注入機,并出口到日本。
新中國芯片光刻工藝研究起步比美國稍晚。1965年中科院研制出65型接觸式光刻機。1972年,武漢無線電元件三廠編寫了《光刻掩模版的制造》,1976年就研制出芯片。可惜1994年,武漢無線電元件三廠破產改制去賣副食品了。1977年,我國最早的光刻機-GK-3型半自動光刻機誕生。1978年,又在GK-3的基礎上開發了GK-4。1980年,研制成功第四代分步式投影光刻機,接近國際主流水平。那個時間點,ASML還不知道在哪里醞釀中。
截至70年代末,中國堅持“自主研發為主,技術引進為輔”,建成了自己的半導體工業,掌握了從單晶制備、設備制造、集成電路制造的全過程技術。新中國努力追趕西方的信息技術革命,與美國的整體差距從12年縮小到6年,進入世界“第二梯隊”。
那是中國計算機奔跑追趕的時代。
借一斑以窺全貌,由此可以知道前三十年中國的科技既不是一些人說的科學冬天,也不是停滯不前。
前三十年的各個領域的成就太多,限于篇幅無法談及更多。外交和國防戰線上那些大家耳熟能詳的成就,我們都沒有提及。
評價新中國前三十年的歷史,其實并不復雜,只要愿意實事求是,這些事實和數據都可以輕松查到。
前三十年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在險惡嚴峻的外部環境下,取得這么多成就,憑借的就是新中國建立的體制優勢,能夠動員起全國人民的熱情,發揮出最強的激勵作用,以戰天斗地的精神意志,創造出一個又一個人間奇跡。他們一代人吃了幾代人的苦,干了幾代人的活,把很多難度特別高的事情都搶著干了。
但就是這樣的一個讓人熱血沸騰的火紅年代,卻被一些勢力系統性抹黑了幾十年。其中,中國學西方經濟學的學者,開口就是前三十年的經濟貧窮落后,閉口就是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失敗。張維迎這樣的新自由主義者就不用說了,和他公開辯論的人,竟然說“1978 年的中國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人均 GDP 僅為156 美元,不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平均水平( 490 美元)的 1/3。”
1978年中國沒有實行GDP這套經濟指標,中國和蘇聯一樣,用的是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簡稱MPS。MPS理論認為,現在大家看到的1952~1978年GDP數據是推算而來的。1988年,張風波主編的《中國宏觀經濟結構與政策》根據世界銀行提供的計算方法,推算出1952~1986年GDP數據。但這個數據很明顯被低估了。建國頭30年的水利建設、農田基本建設、道路交通建設,都有大量的勞動投入并沒有計算在內。僅僅農田水利,截止到1976年底,全國累計建成大中型水庫7.8萬多座,塘壩650萬個,總庫容量四千億立米。
1981年1月16日設計師在會見外國客人時也指出:“國際﹑國內都把這31年的成績估計低了。
我們都能看出推算的GDP數據數據被明顯地低估,那些經濟學家看不出來?用常識判斷 ,1978年,已經完成工業化的中國也不會比最貧窮的南部非洲最貧窮國家平均水平還要低,竟然還低了三分之二。
這種現象非常不正常,但幾乎所有的西方經濟學學者都心照不宣地這么做。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不低估前三十年的經濟建設成就,他們信奉的西方經濟學都要動搖。
為了把他們主張的西方經濟學那一套理論,通過思想灌輸變成大家接受的“常識”,他們幾十年如一日地徹底抹黑前三十年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成就。
前人栽樹,后人乘涼,現在變成了前人吃苦,后人罵娘。
今天是新中國成立74周年,我們著重分析了前三十年的部分成就,不是否認后四十年的成就,而是因為長期存在著一種輿論思潮,刻意地想方設法地貶低和否定前三十年,已經給社會公眾以極大的誤導。這也是對那一代人辛勤付出的極大不尊重。
如果經濟學家都帶頭弄虛作假,這是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經濟學家之外,還有各種各種的人,從不同角度,用不同辦法,讓人們相信前三十年是貧窮、落后、僵化、靜止、后退的年代。
這些辦法包括但不限于:
以偏概全。放大前三十年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的部分曲折、問題和失誤,以偏概全,對前三十年的成就避而不談。
使用雙重標準。對前三十年的問題和失誤,就抓住不放,對后面的問題不允許質疑不允許討論。他們極力妖魔化前三十年的反革命罪,卻毫不吝嗇地批發反對改革的大帽子。他們以支持改革自居,但從來不談社會主義,回避改革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
精心選擇比較對象。他們不肯用中國和印度 進行對比,因為那樣得不出他們想要的結論。他們不肯用中國和印度 進行對比,因為那樣得不出他們想要的結論。他們把前三十年的中國與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相比,而不顧日本在二戰期間就已經實現了工業化,又有美國長期支持的因素。亞洲四小龍都是小規模經濟體,只需要承接西方的產業轉移,集中資源發展幾個產業就能帶動經濟起飛,而中國不行,中國這樣的大國必須建立獨立而齊全的工業體系和經濟體系。中國比不過發展最快的,他們就得出結論,前三十年的體制已經失敗。
設置邏輯陷阱進行詭辯。他們最喜歡說的一套邏輯就是誰為前三十年說句公道話,就要求人家“應該住回到筒子樓里去,吃飯用糧票,一個月只有半斤油,主要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車和公共汽車,出了北京就沒見過地鐵,坐不起出租車,更沒坐過小汽車,從沒有過全家一起旅游的經歷,老婆孩子都穿打補丁的衣服……”他們假設前三十年的體制導致經濟停滯,發展到現在也是經濟原地踏步,就用這樣的邏輯陷阱忽悠粉絲。有的還用前三十年的運動反腐力度大,推導當時的腐敗更嚴重。為了達到目的,他們在邏輯上絞盡腦汁,無所不用其極。
美化抬高民國。為了更徹底的貶低新中國前三十年,他們把民國描述成歲月靜好的黃金時代,仿佛民國只有達官貴人和公子小姐的愜意自在,而民國時代底層勞動群眾的苦難,他們一概抹去,就好像從來沒有發生過。他們給地主洗白,為漢奸買辦翻案。他們把胡適當成精神導師,把張愛玲拔高到了現代文學的旗幟。國民黨對解放區老百姓的燒殺搶掠,“石頭要過刀,茅草要過火,人要換種”的殘酷手段,視而不見。
他們極力否定前三十年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證明中國在1949年走錯了路,沒有走上他們希望的所謂英美主流道路。他們哀怨中國為了救亡而犧牲了啟蒙,他們啟蒙的全部就是對西方的全面崇拜和服從。
他們部分人就跟蘇聯的自由派一樣只談改革不談社會主義原則,對四項基本原則避而不談,四項基本原則的每一項,他們沒少搞動作。他們現在,甚至都不允許大家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話語體系和基本原理分析經濟現象,動輒給人扣上“反對民營經濟”的政治高帽。
就在今天這個國慶節,他們抹黑新中國的行動也沒有任何的放松。
我們很清楚,他們是從骨子里仇視新中國的體制,從經濟到政治再到文化。
他們攻擊前三十年,并不等于他們真的認同后幾十年,他們想否定的是新中國成立后的全部積極和正面的因素。
他們故意拋開事實不談,這已經不是正常的爭論,不是認識問題導致的差異,而是真實發生正在進行的認知戰。
國慶節這一天,我們需要理解“新中國”的意義,記得人民領袖的指示和囑托,還需要跟那些抹黑新中國體制的人做堅決的斗爭,保衛革命的果實和七十年的建設成果。
為了建立新中國,有那么多革命先烈付出了生命,我們享受著他們的犧牲換來的獨立、和平、建設和發展成果,我們有必要有義務保衛他們的革命和奮斗成果不得而復失。這不僅僅是為了我們,也是為了我們的后代。
我們的前面,既有民族復興的目標需要實現,又有人民解放的使命需要為之奮斗,這一切都需要以新中國的五星旗幟高高飄揚為重要條件,任何抹黑新中國的勢力,都是我們應該警惕的對手。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明人明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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