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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前余云輝預判：“中俄背靠背”共同應對美國立體圍剿

點擊：作者：余云輝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24-05-19 06:54:51

【編者按】本文摘自余云輝先生2011年4月發表的《美國“魔鬼三角陣”與中國全球突圍對策》一文。文章富有預見性地指出：通過與俄羅斯的結盟，使得中俄兩國可以同時突破美國的“魔鬼三角陣”的圍剿，改變中俄遭遇美國“魔鬼三角陣”各個擊破的命運；中俄在經濟、軍事、外交等領域的結盟可以徹底打破目前單極世界的格局，形成可制衡、可平衡的兩極世界；中俄兩國版圖相連、橫跨歐亞大陸、經濟和軍事的互補性強，中俄結盟可以成為維護亞洲、非洲和中東地區的和平、穩定的重要力量。同時，中俄在經濟、軍事和外交等領域的結盟能夠有效削弱美國的霸主地位，進一步削弱美元的全球儲備貨幣地位、削弱美國在主要商品市場的全球定價能力，從而加速歐盟和歐元脫離美國和美元，使兩極世界向三級世界發展。因此，中國的戰略突圍目標應該從重建兩極世界、改變單極世界開始，并逐步推進三級世界的形成。通過中俄的經濟、軍事、外交等領域的結盟，增強中國的硬實力。中俄結盟本身就可以極大增強雙方的硬實力，從而可以有效地突破美國“魔鬼三角陣”的圍剿。……

美國“魔鬼三角陣”與中國全球突圍對策

余云輝

從蘇聯被解體、南聯盟被轟炸、伊拉克被占領到利比亞被侵略等一系列事件，可以看出：當今世界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等力量的對比已經失去了平衡、失去了制衡、進而失去了和諧。維持中國最近３０年經濟增長的外部環境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中國這只經濟恐龍是否會在不久的將來因外部環境的變化而跟自然界的恐龍一樣在地球上消失？這是一個嚴肅的戰略性問題，需要嚴肅的答案。

一、看清美國的“魔鬼三角陣”

中國經濟社會陷于內外交困、進退維谷的現狀與美國主導的世界政治、經濟和軍事格局有關，與美國針對中國設計并推行的美國國家戰略有關，與美國的“魔鬼三角陣”所形成的圍剿合力有關。

我們通常認為美國綜合實力強大，任何國家和地區難以與美國抗衡，只能俯首聽命、惟命是從，并形成了對美國國家綜合實力的迷信和恐懼，但是，沒有人仔細研究和分析美國綜合實力的內部構成和各種具體力量的真實內涵，沒有人研究美國綜合實力內部不同的具體力量通過因時因地的組合所形成的戰略威懾和摧毀能力，更沒有人在此基礎上提出化解美國力量的實用的綜合對策。

美國綜合實力是由三種力量組成，即，美國的“巧實力”、美國的“軟實力”和美國的“硬實力”。這里，我們需要重新定義美國的“巧實力”、“軟實力”和“硬實力”，避免概念之間的模糊和混亂。

美國的“巧實力”是指美國借助美元霸權以及全球金融與商品市場的定價權進行巧取豪奪的力量。

具體地說，美國的“巧實力”包括：

（1）以美元為核心的全球貨幣體系的塑造能力和控制能力；

（2）美元利率政策、匯率政策的主導權以及對其它國家利率政策和匯率政策的控制能力；

（3）石油、糧食以及其它各類大宗商品的全球定價能力、全球股票市場和期貨市場的操縱能力；

（4）通過美元霸權、利率定價權、匯率定價權、以及金融與商品市場定價能力，向其他國家和地區輸出通貨膨脹和轉移國內經濟危機的能力。

（5）不受外國資本控制的、由銀行、證券、保險、信托、基金等金融企業所組成的遍布全球的金融機構體系。美國的“巧實力”其實就是美國對世界其它國家和地區進行巧取豪奪的能力。美國這種巧取豪奪的“巧實力”創造了美國70％以上的國民生產總值。

美國的“軟實力”是指美國的體制、科技、文化、教育等力量。

美國“軟實力”的具體內容包括：

（1）美國基于國家整體利益與長遠利益之上的制度設計能力及其內部應變能力；

（2）文化、教育、理論概念的創造力及其傳播能力；

（3）國內和國際輿論體系的建設能力、控制能力與引導能力，并以此形成全球話語權的能力；

（4）國際組織的話語權、表決權和操縱能力；

（5）科學技術創新能力；

（6）通訊和網絡信息技術的全球滲透能力。

（7）對被鎖定的戰略圍剿目標國家實施文化滲透、政策操縱、政治控制以及扶植傀儡或代理人的能力。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無間”。兩千五百年前，我們的祖先已經描述了“軟實力”的可怕威力。美國無疑是將“軟實力”發展和運用得最好的國家。

美國的“硬實力”是指美國不受外部資本控制的完整的農業產業體系、工業產業體系和流通產業體系，以及基于國內產業體系所形成的海、陸、空、天一體化、立體化的全球軍事打擊力量。此外，美國的“硬實力”還包括石油及主要大宗商品的戰略儲備與控制、北約軍事同盟等。

美國的“巧實力”、“軟實力”和“硬實力”之間可以相互配合、相互組合，構成了一個個戰略圍剿的目標指向十分明確的“力量三角形”。

“力量三角形”之示意圖形：

這些“力量三角形”，或者因時因地突出其中一個力量的主導作用，其它二種力量作配合；或者隨機應變地，協同作戰，共同發力，聯合打擊。無論圍剿前蘇聯，還是占領伊拉克和阿富汗，至今為止所向披靡，戰無不勝。我們可以將美國的各類不同組合的“力量三角形”統稱之為“美國魔鬼三角陣”或“美國魔鬼三角合力”。

美國圍剿蘇聯并促使強大的蘇聯土崩瓦解堪稱是“美國魔鬼三角形”的經典之作。首先，美國動用“硬實力”，通過軍事威懾和推動“高邊疆戰略”誘導蘇聯開展軍備競賽，增加財政支出；然后，美國啟動“巧實力”，利用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和石油結算貨幣的地位，通過操縱美元利率政策來操縱全球資金流向和世界經濟景氣程度，進而壓低蘇聯的石油及其它資源的出口價格，減少蘇聯的財政收入，導致蘇聯財政赤字擴大，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社會內部矛盾激化；再次，美國施展“軟實力”，通過對蘇聯內部經濟學家、政治理論家和執政官僚的洗腦，使得蘇聯上下形成一致的但致命的所謂“社會共識”，采取了以政治西式民主化、經濟全盤私有化為主題的改革。美國控制和操縱的國際政治經濟文化等組織給予了蘇聯人民美好的藍圖、給予了蘇聯領導人諾貝爾獎項和獎金、但是，就是沒有兌現給予技術輸出和經濟援助。西方政治家事后得意的描述是：他們麻醉了北極熊，把它抬上了手術臺，在開腸破肚大出血之后，他們悄悄地走開了。這是人類史上最大的愚弄，也顯露了“美國魔鬼三角陣”的巨大魔力與威力。蘇聯因此瓦解了。國內多數人懷疑蘇聯解體背后的黑手并非美國，而是蘇聯體制本身走完了其生命過程，但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前雇員彼得·施瓦茨在他撰寫的《勝利》一書為我們上了極為生動的一課。他在書的序言中洋洋得意地說道，“談論前蘇聯崩潰而不知道美國秘密戰略的作用，就像調查一件神秘突然死亡案子而不考慮謀殺。死亡的原因究竟何在？病人吃的是真正對癥的藥方嗎？死亡事件是否存在著特殊反常和預謀？”

蘇聯解體之后，美國的全球軍事對手消失了。美國開始圍剿和控制中東的能源。伊拉克成為“美國魔鬼三角陣”的又一犧牲品。美國通過其“巧實力”凍結薩達姆的海外資產，實施對伊經濟制裁，削弱伊拉克的經濟實力，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通過“軟實力”告訴全世界并使全世界相信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以此取得攻擊和占領伊拉克的道義借口；最后，通過“硬實力”摧毀了毫無還手之力的伊拉克軍隊，完成了對伊占領。在占領伊拉克的同時，美國進一步陳兵阿富汗，形成了對伊朗的夾擊態勢。這一態勢不僅有利于強化美國對中東能源的控制，而且開始落子布局中亞，將美軍的皮靴踏入中國的后院，從此，中國的西部和新疆不再是戰略后方。

二、中國：美國必然的戰略圍剿對象

繼前蘇聯和伊拉克之后，哪個國家將成為美國戰略圍剿的第三個目標？這是每個中國人必須認真思考的問題。這個問題的思考有利于我們放棄幻想，面對現實。

如果研究一下美國的歷史可以發現，美國的崛起起因于美國國家戰略從追逐地區霸權到追求全球霸權的持續勝利。東西方各國模仿美國政治經濟文化制度的國家和地區很多，但他們都沒有成為第二個美國。讓美國成為美國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美國的國家戰略及其實施國家戰略的耐心和能力。美國的擴張或稱之為發展，需要將美國的根須從北美伸向南美、從美洲伸向全球。在此過程中，美國國家戰略總是清晰地鎖定其現實的圍剿目標和潛在的圍剿目標，并集中美國國內力量和國際盟友力量，實施“集中優勢、精確打擊”。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直至目前是美國國際地位和綜合國力迅速上升的黃金時期。在短短的二十多年的時間里，利用“美國魔鬼三角陣”，美國成功圍剿了蘇聯，使統一強大的前蘇聯四分五裂，進而嚴重削弱了俄羅斯在中東的影響；然后，美國及時鎖定中東石油，將伊拉克和伊朗納入戰略圍剿的目標，并拋開道義的面紗和道具化的國際組織（聯合國）、以反恐的名義成功地占領伊拉克、陳兵阿富汗，形成夾擊伊朗高壓態勢，牢牢掌控著全球能源的源頭。同其他大國相比，美國能夠在如此短暫的時間里，成功實施這二大戰略，讓世界各國再也不敢無視美國國家戰略的威力。

美國的國家戰略既針對敵人（如前蘇聯的軍事），也針對利益（如伊拉克的石油）。按照美國國家戰略的邏輯來看，前蘇聯必須解體，否則就是美國的天然敵人；同理，中東的能源必須交給美國控制，否則就是美國必然的圍剿對象。根據這一邏輯，如果一個國家既是美國潛在的對手，又是美國潛在的利益，那么，這個國家必然被美國列為戰略圍剿的對象。我們應該在這樣的坐標系中尋找美國繼前蘇聯和“兩伊”之后下一個戰略圍剿的目標。我們認為，下一個美國戰略圍剿的對象必然是中國。

具體地說，中國成為美國國家戰略現實圍剿目標的理由是：

第一，中國國家統一的本身就構成美國的擔憂，美國必然要把中國列為威脅美國全球霸權的潛在敵人。自二戰以來直至現在，中國的統一或統一的中國一直被美國戰略專家視為一種潛在的威脅。這種定位絕不會因為中國對美的友好言辭和謙讓態度而改變。因此，即使以改革開放的名義向美國及其代理人輸送了大量的利益（開放市場、出售股權、購買美國國債、默許美國對第三世界國家動武等等），只要中國沒有像前蘇聯一樣解體，中國就始終被美國視為潛在的敵人。

中國的不同的時期、不同的部門、不同的領導者對美國的定位時常徘徊于敵人、朋友甚至老師之間，但美國對中國的定位從來沒有改變過，即中國是美國全球霸權的潛在敵人。這正是美國的成功之處。長期以來，美國也從未停止過策劃和支持中國的政治分裂、領土分裂、民族分裂，并始終執行武器禁運、不允許向中國出口先進技術和高科技產品。這些手段正是美國對付其世界各地各類敵人的基本手段。無論中國給予美國多大的經濟利益輸送和國際政治支持，美國始終沒有改變對華武器禁運和對華高科技封鎖等敵對政策。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必須丟掉幻想，盡早覺醒。

第二，中國大量的居民存款、企業存款、外匯儲備、產業股權、金融股權、自然資源、產品市場空間對美國構成極大的誘惑。這種誘惑并不亞于中東的石油資源。美國的全球攻略需要費用、維持全球軍事的高壓態勢也需要費用。這些費用需要找人買單。中國是合適的買單的國家。

馬克思對于資本主義的最大發現不僅在于剩余價值，更在于資本的運動，即資本的循環與周轉。美國印刷了大量美元兌換成人民幣進入中國并換走了股權、資源、產品和勞動，完成了美元資本運動的第一階段；未來，這些代表美元資本及其增值利潤的人民幣資產需要重新兌換為美元返回美國，完成美元資本運動的第二階段。這才是致命的關鍵。中國的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僅僅考慮了美元運動的第一階段的特征，沒有預見到美元資本運動第二階段的致命危險，更沒有看到美元資本的多次的持續的進退運動對于中國經濟體系的“洗牌式掠奪”所組成的政治后果與社會后果。盡管美國始終將瓦解中國的版圖作為終極目標，但美國圍剿中國的攻擊目標必然首先選擇掠奪中國的儲蓄和外匯儲備。這場戰爭已經打響。

第三，中國跟蘇聯和伊拉克一樣都屬于輕敵的國家。從主流媒體的聲音和政府官員引導輿論的談話上看，中國已經沒有國際敵人的概念。曾經最大的敵人無非是中國主權覆蓋下的臺灣之陳水扁。陳下臺之后大家都松了一口氣，仿佛敵人不見了。中國經濟管理部門的各級官員容易被西方文化普遍糟粕中的某些有限精華所引導、也容易被短期的、私人的利益所誘導和收買。從中國文化、政治、經濟的現狀上分析，美國選擇現在開始將國家圍剿戰略對準中國并最終肢解中國，其難度并不比當年的蘇聯和伊拉克大。這意味著美國戰略圍剿中國的成本不高，但利益巨大。

也許有人會認為美國國家戰略圍剿的下一個首要目標可能不是中國，而是伊朗、俄羅斯或北朝鮮。如果我們以“前蘇聯”代表美國的潛在敵人，以“伊拉克”代表美國的現實利益，那么會發現，伊朗近似于“伊拉克”，但不是“前蘇聯”；俄羅斯近似于“前蘇聯”，卻不是“伊拉克”；朝鮮既不像“前蘇聯”，更不是“伊拉克”；而只有中國既像（是）“前蘇聯”，又像（是）“伊拉克”。

如果我們能夠清晰地看到中國在美國國家戰略版圖中的定性和定位，那么，我們將會不再驚訝于美國針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方面的一系列攻勢了。而所謂的“中美戰略對話機制”在本質上和結果上看，不過是美國實施“巧實力”和“軟實力”圍剿中國的戰場而已。

三、中國已經陷入“美國魔鬼三角陣”的合圍之中

經過60多年特別是近60年的精心布局，“美國魔鬼三角形”已經完成了對中國的戰略合圍。

“美國魔鬼三角陣”圍剿中國的圖形：

美國在戰略上從來都是把圍剿的對象當作冬季的青蛙，并為每一只青蛙準備一鍋溫度適中的清水，青蛙不會拒絕誘惑。美國集中力量煮沸了第一個鍋：蘇聯解體了；然后移來薪柴煮開了第二個鍋：伊拉克被占領了；現在開始把所有的薪柴移到第三個軍鍋下面加大了火焰，所以中國開始處處感到燙手了。

美國并不是一個進攻花招很多的國家，但屬于將有限的進攻招式堅持得很好的國家。通過研究美國在拉美、前蘇聯、中東的操作案例，可以把美式攻略基本上概括為：（1）“軟實力”的侵蝕和滲透，（2）“巧實力”的控制和掠奪，（3）“硬實力”的打擊和占領。

其實，美國針對中國的圍剿戰略早完成了“美國魔鬼三角陣”的布局，并走過了文化侵蝕階段、政治滲透階段，目前已進入了經濟控制、財富掠奪、經濟制裁階段。可以預見，中國遭遇美國的軍事打擊已經為期不遠。

1、美國對華的“軟實力”圍剿

（1）在中國的教育、新聞、文化、思想等領域，美國的影響占據了主導的地位。美國文化思想教育事實上成為先進性代表，占據了一個個培育中國社會精英的課堂，占據了中國精英階層的靈魂，而這些社會精英主導著中國的經濟、金融、外交、文化、教育、新聞、衛生等領域的政策制定和政策執行。許多改革開放的政策和國際外交的做法，看不到愛國主義的精神，卻體現著愛美國、媚美國的行為。

（2）美國通過在華設立基金會、思想庫、游說團、獨資合資企業等組織，將領導干部的子女親屬、退休干部吸收到這些組織，同時，通過國內和境外的利益安排，拉攏、收買、最終控制中國內政外交的決策者和執行者。美國在華的利益集團已經形成了強勢的話語權。這種強勢的話語權不僅誘導著民間的輿論，而且影響著政府的決策，甚至決定著關鍵崗位官員的任免。美國將其在拉美國家和前蘇聯的傳統做法和手段嫻熟地運用到了中國。

（3）通過IBM、微軟等企業占領中國諸多領域的信息技術市場、同時，通過鼓勵互聯網技術企業在美國上市、鼓勵各類企業尤其是高科技企業在海外上市從而接受美國會計師事務所審計等方式，美國可以及時全面地獲得中國經濟、政治、社會等各領域的情報。中國證監會不正確的監管思路不自覺地增強了美國在華的“軟實力”，許多中國高科技企業是被中國證監會逼迫到美國去融資上市，最終擴大了美國證監會、美國審計機構在華的勢力版圖。

（4）通過標準普爾等四大國際評級機構對中國主權債務、銀行、保險和企業債務的評級，直接操縱和決定中國的國家信用和企業信用。

（5）美國及其軍事盟國控制著國際社會的話語權。如果中國遭遇經濟制裁和軍事打擊，中國的處境不會好于前蘇聯、伊拉克和現在的利比亞。

2、美國對華的“巧實力”圍剿

美國及其盟國對華的“巧實力”圍剿過程可以歸納為以下步驟：

（1）經濟理論洗腦；

（2）控制中國主要產業鏈的關鍵環節，如主要原材料供應、如技術核心及其持續原創能力、如最終銷售網絡，等等；

（3）市場份額的占有、產業股權的占有、金融股權的占有；

（4）通過中國的資本市場、期貨市場和即將設立的A股國際板市場吸納中國儲蓄財富；

（5）迫使人民幣升值，大規模地引導量化寬松政策之下的垃圾美元進入中國，稀釋人民幣儲蓄的購買力，掠奪中國的國民財富；

（6）利用美元的全球儲備貨幣地位，通過量化寬松的美元貨幣政策，操縱石油、鐵礦石、糧食、黃金等主要商品價格的飆升，巧妙地掠奪中國外匯儲備的實際購買力；

（7）利用美國在華的“軟實力”，制造所謂的“提高人民幣匯率、提高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提高人民幣存貸款利率可以抑制中國式通貨膨脹”的輿論環境，誘導中國央行進一步陷入美元陷阱而難以自拔，熱錢美元以更快的速度、更大的規模淹沒中國；同時，中國央行錯誤的貨幣政策可以配合美國及其盟國達到進一步摧毀中國出口導向性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資金密集型產業的目的，把美元輸入所引起的流動性危機轉化為中國的產業危機和社會危機。

（8）在中國經濟走向深度危機的過程中，美國政府和國會將進一步逼迫中國實現人民幣自由兌換、并進一步要求開放金融市場；國內經濟學家和海外資本的代理人同時以人民幣國際化的名義制造經濟輿論，配合著美國“巧實力”的圍剿。

當年，當一批披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學者專家成為政府貴賓、成為官員老師并占據中國主流媒體和講壇之時，美國對華的經濟洗腦已經開始。當他們的信徒和代理人開始逐步掌控中國國家經濟行政權力的時候，這是美國及其盟國收獲的季節。在對外開放過程中，美國及其北約成員國聯手瓜分了中國的市場、控制了中國的大部分產業、獲得相關產業的大部分利潤，瓜分了中國的金融版圖，削弱了貨幣主導權。

以汽車工業為例，海外資本在中國以40%投資，占據了50%的市場份額，拿走70%的利潤。汽車產業是諸多對外開放、招商引資的產業的縮影。外資已經控制著大部分產業或產業鏈的核心環節。目前，外資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加緊控制中國農村種子、糧食、油料，從而達到掌控中國民生與穩定之大權的目的。

從商品市場到產業股權、從產業股權到金融股權、從金融股權到貨幣主權，美國對華經濟掠奪攻略不斷升級并戰無不勝、斬獲豐厚。各級政府或主動或被動打開國門、招商引資，將國家和民族的立足根本換取了3萬多億美元的數字。當年西方人用彩色玻璃珠向印第安酋長換取珠寶和土地的故事在當代中國重演了，所不同的是，今天的美國及其盟國是以符號化的垃圾美元換取了中國的土地、資源、股權以及產業控制權和貨幣主導權。當這場現代版的“玻璃換珠寶”的游戲接近尾聲之時，當中國的實體財富蒸發成抽象的美元符號之時，美國對華經濟政策從經濟掠奪走向經濟制裁。

美國針對中國出口商品征收反傾銷關稅屬于低級制裁，強迫人民幣升值則屬于高級制裁。如前所述，如果中國已經成為繼前蘇聯和伊拉克之后的美國國家戰略圍剿對象，除非中國選擇像前蘇聯一樣解體、除非中國像伊拉克一樣選擇被占領，否則，美國對華經濟制裁已經無法避免。中國主動讓人民幣升值、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和利率、給予外資企業超國民待遇等，只能減輕美國大棒當下的打擊力度，但不能阻止美國的后續打擊，因為大棒之后還有大棒。這正是全世界人民眼中所看到的美國與中國之間近年來打與挨打、虐待與受虐的游戲。

中國人早已將美國供奉為內心的老師，其地位遠遠超過了孔子的地位。面對“老師”的掠奪、制裁和持續的大棒蹂躪，官員、民眾和媒體因費解和疑惑而再次陷入榜樣的危機。這種狀況正是由于我們沒有從歷史的角度認識美國、沒有在美國國家戰略的作戰地圖中找到中國的位置。

美聯儲的量化寬松政策與人民幣升值政策的組合是美國用于摧毀中國經濟的核武器，這是對中國的掠奪，更是對中國的制裁。其主要后果是：

（1）美國量化寬松直接造成美元貶值，使中國的外匯儲備縮水，減輕美國的債務負擔，蒸發中國以美元資產表現的財富；

（2）迫使人民幣升值，有效降低跨國公司在華進口零部件的成本，提高跨國公司產品在國內的競爭力，有利于進一步沖擊中國的本土產業；

（3）引導熱錢流向中國，迫使中國央行被動增加美元資產并增加基礎貨幣的發行，推高中國房地產、股票、農產品等價格，制造中國國內通貨膨脹，從而威脅社會穩定；

（4）在通貨膨脹的壓力下，美國在華代理人會游說中國銀行進一步提高存款準備金和提高存貸款利率，從而進一步吸引美元套利熱錢的流入，使得外資掌控的人民幣資產比重進一步上升；

（5）在人民幣升值幅度足以摧毀中國實體經濟的臨界點上，美國及其在華的代理人必然會搬出各種數據和模型要求甚至強迫中國開放資本賬戶，放棄資本管制。

可以預見，開放金融市場和開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自由兌換必然成為美國國會、美國政府和美國企業下一步主攻的戰略重點。這沒有懸念。因為開放金融市場和開放貨幣自由兌換是美國完成對華經濟攻略的最后階段。這也是美國推進下一階段對華攻略的必要條件。通過開放金融市場和開放貨幣自由兌換，美國操縱下的國際輿論可以集中唱空中國經濟，同時，美國一定不失時機地推行美元升值戰略，外資機構可以在股票市場、期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集中做空，外資熱錢和國內其他人民幣持有者會展開一致行動，把人民幣兌換成美元，迫使人民幣迅速貶值；在人民幣貶值的情況下，美國及其盟國可以以各種借口甚至動用經濟制裁的手段阻止中國產品出口，從而形成內外夾攻的態勢，逼迫中國經濟全面崩潰。

當貿易逆差、熱錢撤退、產業凋敝、銀行壞賬、股市暴跌、通貨膨脹、社會動蕩等問題集中爆發之后，美國一定會通過國際國內的輿論工具上把造成這一系列后果的原因歸之于中國政府和執政黨的無知、無能和腐敗之上、歸之于中國國有企業和國有控股銀行的低效和壟斷之上，而與美國的經濟圍剿戰略無關。中國經濟崩潰的階段正是美國重新開動美元印鈔機進一步大舉收購中國企業股權和銀行股權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國政府的決策機構只有二項選擇：第一、接受“援助”，即接受美國及其盟國控制下的國際貨幣組織的“援助”，同時，交出大型骨干企業和金融機構的控制權，徹底清除獨立自主的政治主張和自主創新的經濟主張；第二、接受戰爭。

3、美國對華的“硬實力”圍剿

在美國及其盟國的經濟掠奪和經濟制裁之下，中國即使沒有動亂瓦解，也將成為世界經濟的病夫。此時，才是美國及其盟友考慮是否通過軍事手段進行最后謝幕的時刻。

隨著美軍的軍靴穩穩地踏進阿富汗，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性包圍已經完成。中國已經沒有戰略回旋的腹地。在軍事上，中國已經落在美軍的軍鍋之中。其實，美國對華經濟控制和軍事包圍已經完成。這是一個堪稱精彩的布局。美國及其代理人的對華戰爭不會出現在中國的北面、西面和南面，而是東面。能夠讓美國感興趣的中國東面戰場不是臺灣和釣魚島，而是黃海和朝鮮半島。朝鮮半島再次響起了槍炮聲，美國及其軍事盟國的作戰系統正在進行著戰前的武器測試。

當美國或其盟友以他們的導彈落在中國本土的爆炸聲作為圍剿中國戰略的最后收尾的慶典禮炮聲時，中國的命運和伊拉克是多么相似。

四、中國戰略突圍的主要對策

對策一：以增進國家安全為基本目標，重塑世界新秩序

中國的戰略突圍對策需要與未來世界秩序的重建有機結合起來。

在當今世界政治、經濟和軍事的格局中，中國的戰略突圍必然伴隨著新的世界格局的形成。從另一個角度看，中國的突圍戰略需要與未來的新的世界格局的建設結合起來，打造一個有利于中國生存和發展的和諧的世界環境。因此，在構思和籌劃中國的戰略突圍方案之前，我們首先需要回答以下問題：未來怎樣的世界格局才有利于中國的生存和發展？中國戰略突圍的各種對策應該如何與建設有利于中國的世界格局結合起來？為此，中國對世界必須要有自己的愿景、自己的要求、自己的追求、以及對應的責任。在此基礎上，方可制定中國的國家戰略和突圍方案，并為其實現而努力。

世界總體格局基本可以劃分為三個類型：多極世界、單極世界、兩極世界和三極世界。

多極的世界往往是一個不穩定的世界。二戰之前的世界格局屬于“多極世界”。

兩極的世界是可制衡的、可平衡的世界。二戰之后到蘇聯解體之前，世界格局屬于“兩極世界”。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快速工業化和朝鮮戰爭的勝利，離不開當時特殊的有利的“兩極化的世界格局”。如果離開當時蘇聯的支持，新中國初期的快速工業化和打贏朝鮮戰爭都是不可想象的。

單極的世界是一個缺乏公平、正義、和平保障的世界。當今世界就是一個由美國霸權主宰的單極世界。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在當今的單極化的世界格局下，如果再次發生美國及其盟國侵略朝鮮的戰爭，中國是否有膽量再次參與這場戰爭？中國是否能夠打贏這場戰爭？答案無疑是：沒有膽量、也沒有能力贏得戰爭。美國和韓國顯然看清楚了這一世界格局下新的朝鮮半島趨勢，于是，美國開始將航母戰斗群開進黃海、李明博公開將統一朝鮮半島提到議事日程。可以預見，美國從中東和阿富汗戰場收回鐵拳之后，下一個目標必然是朝鮮半島和中國。

三足鼎立的三級世界（或稱之為“三級鼎立的世界”）往往屬于平衡、和諧、穩定的世界格局。理想的三足鼎立的三級化的世界格局是：（1）歐盟脫離美國，形成獨立于美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同盟，從而構成世界的一級；（2）中俄之間形成經濟、軍事、外交的共同體而成為維護世界和平穩定的有效力量；（3）美日韓仍然以政治、經濟和軍事的同盟而存在，但受到中俄朝以及歐盟的牽制，使其無法在亞洲、非洲和中東地區為所欲為。

歐盟存在脫離美國而獨立的趨勢，但還不會在短期內成為現實。

為了打造一個有利于中國生存和發展同時也有利于其他國家生存和發展的新的世界格局，中國的現實任務是：與俄羅斯建立起經濟、軍事和外交的同盟，改變單極的世界格局，形成兩極的世界新格局。

通過與俄羅斯的結盟，使得中俄兩國可以同時突破美國的“魔鬼三角陣”的圍剿，改變中俄遭遇美國“魔鬼三角陣”各個擊破的命運；中俄在經濟、軍事、外交等領域的結盟可以徹底打破目前單極世界的格局，形成可制衡、可平衡的兩極世界；中俄兩國版圖相連、橫跨歐亞大陸、經濟和軍事的互補性強，中俄結盟可以成為維護亞洲、非洲和中東地區的和平、穩定的重要力量。同時，中俄在經濟、軍事和外交等領域的結盟能夠有效削弱美國的霸主地位，進一步削弱美元的全球儲備貨幣地位、削弱美國在主要商品市場的全球定價能力，從而加速歐盟和歐元脫離美國和美元，使兩極世界向三級世界發展。因此，中國的戰略突圍目標應該從重建兩極世界、改變單極世界開始，并逐步推進三級世界的形成。

通過中俄的經濟、軍事、外交等領域的結盟，增強中國的硬實力。中俄結盟本身就可以極大增強雙方的硬實力，從而可以有效地突破美國“魔鬼三角陣”的圍剿。

面對美國長期打造的“魔鬼三角陣”，中俄兩國的領導人都需要問一個問題：強大無比的美國尚且需要歐洲、日本和韓國等盟國，難道并不強大的中俄不需要相互依靠、相互結盟而可以獨立而尊嚴地生存嗎？因此，中俄結盟是全球戰略格局演變和中俄兩國生存發展的必然趨勢。

中俄同盟可以為中俄兩國打開巨大的戰略空間：（1）中俄兩國可以聯合起來參與中東事務，開展與中東國家的戰略合作，而中俄同盟的強大吸引力同樣能夠加大中東一些國家“脫美”的速度，增加中俄同盟之外的衛星國數量；（2）中俄同盟可以為中國爭取到巨大的戰略后援，可以大大提高中國處理東北亞、東南亞和南亞地區各類問題的實力，而南海困局則可以輕松解決，不戰而勝（只有戰無不勝，才能不戰而屈人之兵）。中國應該通過全球戰略格局設計并主導全球大格局建設來化解四處狼煙的困境。只有重視大戰略和大格局的建設，才能達到“以無事取天下”的治理境界。

中俄軍事聯盟可以有效地化解目前的南海危機。受限于中國遠距離軍事投射能力不足，越南、菲律賓等國家聯合美國、日本、印度等國家加速蠶食瓜分我國南海。在此關鍵時刻，中國應該積極主動地與俄羅斯結盟，至少要盡快積極主動地向俄方表達軍事、經濟、國際政治等領域結成戰略同盟的意愿。中俄結盟可以有效化解南海危機，原因在于：（1）美國最擔心中俄結盟，美國高層視中俄結盟為最大的戰略敗局，中方完全掌握把美國置于國際戰略敗局的主動權，中俄結盟的態度就可以大大減輕美國在南海和匯率等領域給予中國的壓力，而中俄一旦結盟，中國的南海危機和中國的貨幣危機即可迎刃而解；（2）中俄結盟可以有效牽制日本南下南海的力量；（3）中俄結盟可以減少俄羅斯向越南、印度等國提供先進武器的數量；（4）中俄結盟之后，中國可以提出向俄羅斯租用或購買航空母艦戰斗群的要求，快速進入南海；（5）中俄軍事同盟可以在中國南海舉行聯合軍事演習，打擊第三方力量。

中俄結盟的全球戰略意義還在于可以為伊朗、朝鮮以及其它受美國及其盟國壓迫的國家提供安全保障，會使這些國家加速加入到中俄的陣營中來從而進一步壯大中俄陣營，最終將加強中國和俄羅斯的國際保障能力。

與其把外匯儲備用于購買美債和歐債，不如把錢用于與俄羅斯結盟、用于打造中國的“國際硬實力”、用于保衛南海、用于打造中國的國際安全網。

對策二：堅持正確的工業化道路和國防現代化道路，增強中國國際競爭的硬實力

中國的國家硬實力是由中國的工業化模式以及工業制造體系的國防轉化能力決定的。正確的工業化模式應該滿足以下標準：

（1）每一個產業的龍頭企業由本國資本控制，本國資本控制著產業鏈的主要環節，并擁有產業發展的主導權，產業發展的主導權不受外資控制；

（2）本國裝備工業可以提供各個產業部門開展工業化生產所需要的核心裝備和核心技術，這些核心裝備和核心技術不受外國政府和企業的控制；

（3）本國所有的工業部門擁有強大的技術創新機構并形成可持續發展的技術創新能力；

（4）本國產業部門的主要企業擁有國際和國內各類原材料采購的定價權和產品銷售的定價權，他們牢牢控制著國際和國內的各層次流通渠道，各種流通渠道和商品定價權沒有被海外資本所控制；

（5）生產領域和流通領域創造的財富以利潤、工資、利息和稅收的形式主要由本國資本、勞動者、金融機構和政府擁有，而不是由海外資本和海外組織所擁有；

（6）本國資本控制的工業企業具有良好的國防裝備生產的轉換能力，國防工業實力強大。

（7）金融監管部門、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可以為國家實行工業化和工業現代化提供強大的金融支持，而不是急于通過設立A股國際板、QDII等方式輸出國內居民儲蓄而為境外企業提供資本支持。

（8）探索并形成一個完善的、扎根于民族傳統又具備現代先進性的企業管理模式和企業組織體系，可以有效地保障企業實體的持續發展。繼英國之后，法國、德國、日本、美國等國的工業化都是結合了自己的民族傳統并吸收了工業化國家的先進企業制度而形成了自身獨特的企業管理模式和企業組織模式，最終完成了可自主、可持續的工業化。

工業化或工業現代化不是簡單膚淺地追求所謂的開發區化、GDP化、城鎮化、城市化、貨幣化或金融深化，等等。如果工業化不能轉化為國家的硬實力，不能形成國際舞臺上的鐵拳，那么，所謂的工業化無非是一場制造虛假繁榮、并引來殺身之禍的泡沫化。

總之，中國工業化道路的選擇需要科學的選擇標準和行動綱領，必須能夠從根本上增強國家競爭的硬實力。

對策三：旗幟鮮明地發展國家資本，鼓勵和扶持民營資本，節制甚至限制海外資本

中國經濟領域的改革是從關停并轉、改制變賣國營企業開始的。隨著國營企業的資產和人才的流失，一批中小企業和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因此，在經濟改革的初期，出現了大批的經營規模小、技術水平低、創新能力差但經營靈活的中小型企業。對照西方經濟發展史可以發現，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從發展自由資本開始的。根據經濟發展的規律，自由資本需要在市場保護的環境下歷經50年至100年的發展才能過渡到壟斷資本階段。但是，中國推行的經濟開放政策并沒有給本國民族資本的發展留下發育時間和市場空間。

改革，發展了本國自由資本；但是，開放，引進了國際壟斷資本。于是，本土自由資本與國際壟斷資本在中國境內展開了完全不對稱的、甚至不平等的競爭。這是一場發生在經濟領域的類似于義和團與洋槍隊的不對稱戰爭。海外壟斷資本憑借百年的資本積累、技術積累、韜略積累，迅速地控制了中國大部分產業鏈的核心環節，搶占了中國的本土市場，封殺了自由資本升級的空間。從發達國家經濟發展史看，先期發展起來的英國資本并沒有成功擠占后起的法國、德國的本土資本的發展空間；歐洲的壟斷資本并沒有成功封殺美日韓的本土資本發展空間，但是，英法德美日韓各國的壟斷資本卻成功地封殺了中國本土自由資本向壟斷資本升級的市場空間。從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的長遠角度看，這不能不說是一場經濟發展的悲劇，但是，這是在“改革＋開放”這一發展模式下的必然結果。（先）改革是真理，（后）開放也是真理，但是，“改革＋開放”就是謬誤了。哪個國家是依靠所謂的“改革＋開放模式”成為世界經濟強國了？“改革＋開放”模式可以稱之為“現階段的中國特色”，但不能稱之為“可持續的中國道路”。

加拿大華僑馬耀邦先生指出：“中國的鄰國日本和韓國由于對本國工業實施保護，限制外來投資，從而都擁有世界級公司和許多全球商標。為此，人們有足夠的理由認定，中國之所以缺乏世界級公司，歸因于其擁護全球化、新自由主義、自由貿易和履行了入世協議的苛刻條件。……最令人迷惑不解的是，鑒于中國公司在華盛頓收購美國企業遭遇到強大阻力，中國商務部長依然呼吁進一步開放。與大多數中國決策者一樣，這位部長可悲地忽略了一個無法辯駁的事實：當今擁有大量跨國公司和全球商標的世界經濟強國都是通過貿易保護制度，保護其本國新興工業，從而成功并致富的。”（詳見《華為在美國》，馬耀邦著，林賢劍譯）

中國的自由資本無法完成向壟斷資本的自然過渡，也就無法主導中國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同時，為了避免海外資本控制中國經濟，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增強國家硬實力，因此，發展和壯大國家資本，由國家資本主導中國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成為唯一現實的選擇。這既是現實的選擇，也是歷史的選擇。在現有的經濟格局之下，發展國家資本并使之主導產業升級、主導經濟發展合乎經濟規律。近年來，國家資本主導的各類現代企業的迅速發展，表明了如下事實，國家資本是唯一具備與跨國壟斷資本競爭的經濟力量（可以預見，中國國家資本必將成為美國政府和議會重點圍剿的對象）。中國經濟發展模式不能是“海外壟斷資本主導模式”，也不可能是“國內自由資本主導模式”，只能是“國家資本主導模式”。國家資本需要支持和扶持國內自由資本的發展壯大，同時，國家資本必須制約海外壟斷資本的滲透與控制。需要在戰略角度明確的是：國家資本是增強中國國家硬實力的資本力量和資本主體。

對策四：以符合規律的經濟政策和組織模式，發展農業、發展農村、發展農民，夯實中國發展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

離開“三農”的健康發展，就沒有中國的工業化，就沒有中國的硬實力，就沒有中國社會的穩定。

中國經濟已經得了癌癥。房地產癌癥、城市化癌癥、城鎮化癌癥、開發區癌癥、高能耗高污染癌癥已經突破了農業生存、農村生存和農民生存的底線。長期積累的“三農問題”終于傳導到城市，成為城市的高房價、高通脹、高失業的“三高問題”。中國的“三高癥”不是簡單的“貨幣現象”或“貨幣問題”。通過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利率、匯率等手段，不僅不能解決“三高問題”，而且會使得“三高”更高、更嚴重，加速經濟社會全面危機的提前到來。根除中國經濟的癌癥必須從發展“三農”開始。具體措施是：

改變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生產方式，通過發展各種農業合作社、農產品商會、農會組織和農業企業，把農民重新組織起來，提高農業的組織化程度和農產品定價能力，提高農業生產的專業化分工水平。

改變農業補貼模式，把現行的“政府→農民”和“政府→土地”的補貼模式，轉變為“政府→農業組織”和“政府→農產品”的補貼模式，以財政手段引導農民重新走組織化的發展道路。

建立產品差異化和定價差異化的制度與機制，提高優質綠色農副產品的定價水平和定價能力，提高農民收入。解決“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解決農民的收入問題、而解決農民收入問題的關鍵是解決農副產品定價過低問題、而解決農副產品定價過低問題的關鍵是解決產品差異化分類和定價差異化問題。實現農副產品差異化和定價差異化是一項系統工程。農副產品的差異化分類與差異化定價需要在生產、認證、采購、運輸、倉儲、檢測、銷售和監控等各個環節的密切配合。在此，推動農民組織化，扶持由政府資金支持的大型的農副產品采購、運輸、倉儲、銷售內資企業，加強農副產品檢測和質量監控，推進農業生產銷售過程的信息化建設，是完成農副產品差異化分類和定價的基礎性工作；同時，完成農副產品差異化分類和差異化定價也是提高農民收入、解決“三農”問題、增加城鄉就業的重要工作。

政府財政和國家資本應該大力投入于農村金融服務網絡、農村科技服務網絡、農村職業培訓網絡、種子肥料等農資供應網絡、農副產品采購網絡、醫療衛生教育網絡等基礎設施的建設。通過這些流通性、服務性、基礎性的網絡體系再將農業合作社、農產品商會、農會組織和農業企業組織起來，實現更高層次的農業組織化。

農業組織化的過程也是農村流通性、服務性、基礎性的網絡體系的建設與投入的過程，是吸引國家資本和民間資本流向“三農”領域的過程，是增加“大農業體系”的社會就業崗位的過程，是減輕城市鄉鎮就業壓力的過程，是提高農副產品生產、流通、供應能力和效率的過程，是從根本上解決通脹壓力和社會矛盾的過程。

如果說美國通過“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向全球輸出了通貨膨脹，那么，中國則需要通過“定向寬松”貨幣政策（而不是通貨緊縮政策）來根治通貨膨脹，即，中國應該通過多種方式“定向寬松地向’三農’領域提供傾斜性的貨幣供應”，以此提高“三農”領域的各項生產性、流通性、服務性、基礎性項目的建設，提高中國的農業組織化程度、生產供應能力和未來發展潛力。中國的通貨膨脹不是因為貨幣投放太多，而是貨幣投錯了方向。

對策五：構筑堅實的“經濟金融攔鯊網”，積極防御美國“巧實力”的巧取豪奪與攻擊圍剿，維護國家產業安全和金融安全

在實體經濟的權益被貨幣化、證券化和虛擬化的大背景之下，財富掠奪和經濟侵略已經輕松突破傳統的國家政治版圖的疆界。當我們集中精力在中國政治版圖內對實體經濟實施積極的地面防御之時，美國以其強大的“巧實力”正在中國“虛擬經濟的天空”（如證券市場、期貨市場、外匯市場等）對中國經濟實施空中打擊與掠奪。在中國虛擬經濟的天空里，體現美國“巧實力“的隱形戰機無處不在，但我們時常視而不見，疏于防御。

美國“巧實力”已經奪取或正在爭奪中國經濟的“四大主導權”：（1）商品市場與產業發展主導權、（2）金融與資本主導權、（3）外匯定價主導權、（4）貨幣發行主導權。通過控制和爭奪中國經濟的“四大主導權”，美國“巧實力”的運作目的是為了獲得中國經濟的“四大獵物”：（1）資源與市場、（2）產業股權和金融股權、（3）企業和居民儲蓄、（4）國家外匯儲備。為了攫取這“四大獵物”，美國的產業集團和華爾街的金融集團會與美國國會和政府聯手，動用美國的“文化軟實力”和“軍事硬實力”加以配合。

為了應對美國“巧實力”的巧取豪奪，中國政府和企業需要在中國經濟與美國“巧實力”之間形成寬闊的隔離帶和防火墻，不可誤入海外資本及其在華代理人設計的所謂“全球化、國際化、一體化”旗幟下的“巧實力包圍圈”。為此，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嚴格控制外資的進入和布局，同時，對國內企業創造寬松的貨幣金融環境。中國3萬億的外匯儲備對應地發行了22萬億的人民幣，占M2的比例接近30％。如果這些資金每年在國內平均取得15－20％的贏利，外匯占款及其動態贏利在M2中的比例將進一步上升。沒有哪個經濟大國外匯占款達到如此高的比例，更沒有哪個獨立的經濟體能夠對此視而不見。海外資本利用國內招商引資政策和人民幣升值政策大舉進入中國，中國央行被動地向外匯持有者發行相應的基礎貨幣，造成流動性過剩；同時，央行通過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向銀行系統收回貨幣，減少國內企業和居民的貸款，造成目前60％以上中小企業缺乏正常的生產周轉資金。

如果將外資進入、央行“提準”和加息、國內中小企業貸款困難等現象聯系起來，可以發現：央行及其外匯管理局事實上把本該給予國內企業的正常貸款搬運給了海外資本集團。他們一方面采取“提準”和加息等手段，對內實施“金融窒息政策”，抑制了本國企業的正常發展；另一方面，他們采取匯率升值和加息等手段，對外實施“金融刺激政策”，吸引外資大舉進入中國乘虛攻城略地。這一系列客觀上配合美國“巧實力”巧取豪奪的貨幣政策都以宏觀調控和抑制通脹的名義巧妙地推行。

中國經濟正在步入日益嚴峻的境地。擺脫這種狀況的正確政策應該是：（1）降低外匯兌換人民幣的比率，比如，每一筆外匯只能按80％的比例兌換人民幣，其余20％以準備金的方式留存下來；（2）取消各類財政性的出口補貼刺激政策，改為貨幣性的人民幣貶值型刺激政策，消除人民幣升值預期的土壤，逼走熱錢；（3）把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和利率降低到美國的水平，給予國內企業相對寬松的貨幣政策環境，通過增加供給來抑制通脹；（4）外資進入中國的規模必須納入指標控制的范圍，比如，每年外匯儲備的增量對應產生的人民幣發行量不得超過M2增量的10％，同時，將外匯儲備占款逐步降低到M2的10％以內，等等；（5）各級政府不得以零地價、稅收返還等任何制造不平等競爭環境的方式對外資進行招商引資。

第二，嚴格控制國內企業在海外上市，同時，通過放松行政管制，鼓勵高科技企業和資源性企業在國內上市。國內企業在海外上市，本質上屬于出口企業股權、換取美元外匯的行為。我們出口了石油、煤炭、電信、銀行、保險、有色金屬、互聯網、生物制藥、太陽能、連鎖教育、商業流通、飲食服務等等各類傳統產業和高科技產業的股權，換取美元外匯儲備然后接受美元貶值的事實。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企業資產的證券化過程已經演變為境內資產的美元化過程，即，以美元主導的貨幣化和證券化代替了人民幣主導的貨幣化和證券化。具有戲劇性的現象是在中國境內備受美元擠壓的人民幣居然開始夢想人民幣的國際化。不顧自身經濟條件而推行大躍進式的人民幣國際化必將以鬧劇開場，以悲劇落幕。

在中國境內，人民幣和美元在中國資產貨幣化和證券化領域的競賽仍在進行之中。中國政府的監管機構（證監會、國資委、財政部、稅務總局）必須在貨幣主權和經濟安全的戰略高度，以美國資本市場的準入標準為對標，降低國內企業發行上市與重組并購的行政審批標準，減少行政管制的內容，提高人民幣在中國境內參與資產證券化和資產貨幣化的效率。一句話，在中國資產證券化和貨幣化過程中，人民幣的效率應該高于美元的效率。最終表現為：中國企業在國內發行上市比選擇到美國、香港等美元區發行上市更加容易、市盈率更高、流動性更好；企業之間的重組并購更加便利，產業整合的效率更高；大型企業、優質企業、高科技企業首先選擇國內上市而不是首先選擇海外上市。

第三，停止開設A股國際板，保衛人民幣儲蓄。國際資本只有在運動中才能完成對中國財富的轉移。國際資本以美元的方式進入中國，換取了中國廉價的資源、廉價的股權和廉價的商品；相應地，中國形成了儲蓄和外匯儲備。這是國際資本運動的第一階段。國際資本必須以某種方式進行一次反向運動，才能最終達到轉移中國財富的目的，也就是，國際資本集團必須設計一些“標的物”重新吸回中國的外匯儲備。這些“標的物”包括：高盛、摩根、匯豐銀行等金融機構給中國企業推銷的的金融衍生產品、海外企業債券，也包括海外投資銀行在華推銷的企業股權。中國推出的A股國際板使得海外資本集團可以大規模地向中國境內推銷海外企業的股權來“回籠美元資金”從而快速消耗中國的外匯資源。

金融政策和金融活動的成敗完全由時機和條件所決定的。中國推出A股國際板這一重大金融行為的時機不成熟、條件不成熟。首先，人民幣不是全球儲備貨幣。境外企業在中國上市募集的人民幣資金無法在世界各地投資，因此，這部分被境外企業掌握的人民幣必然要兌換走中國的美元外匯，然后再用美元去境外投資或結算。最終結果是，A股國際板發行量越大，外匯流失越多。其次，中國國內的證券市場長期實行嚴格的行政管制，導致中小企業上市融資困難，同時，也導致股價偏高，市盈率明顯高于國際市場。在這種情況下推出A股國際板一方面會造成國內股市暴跌、市值縮水、加劇國內企業融資難度，增加國內的不穩定因素；另一方面給海外上市企業帶來豐厚的套利機會。

推出A股國際板的官方理由和官方目的是人民幣國際化、讓中國百姓分享跨國公司的成長收益、給熱錢準備“一個池子”、上海要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這些理由不成立，這些目的更達不到。企圖以國際板來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完全是本末倒置、因果倒置的做法，英鎊、美元、歐元的貨幣國際化路徑是這樣走的嗎？顯然不是。跨國公司在中國按市場化的高市盈率發行股票，中國百姓怎么可以分享其成長的收益？官員們對比過跨國公司和中國企業的成長性了嗎？跨國公司成長性高還是中國企業的成長性高？顯然，讓中國股民去沾跨國公司金融高手們的光是不現實的。該理由也不成立。A股國際板作為海外熱錢的“池子”一說就更加可笑了。A股國際板的交易貨幣是人民幣，海外熱錢要買國際板交易的A股必須首先將美元兌換成人民幣。如果熱錢已經兌換成了人民幣，這些熱錢憑什么非要進入A股國際板這個“池子”而不是以熱錢逐利的本性到處流竄？那些脫離中國實體經濟發展的需要而進行的“發展A股國際板，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之行動，實屬于追求個人政績的金融冒險。我們需要警惕“上海國際金融中心”變成“上海金融敗國中心”和“上海金融賣國中心”。

A股國際板一旦推出，在中美金融戰略對話的談判桌上，中國領導人將陷入極其被動的局面。這是因為：在人民幣沒有被全球企業和個人當作結算貨幣、支付手段的情況下，如果放開海外的跨國公司在中國A股國際板發行上市，那么，后果必然是快速而合法地耗盡中國的外匯儲備。相反，如果中國證監會以行政手段傾向于選擇國有背景的紅籌股公司在國際板上市而限制美國跨國公司在國際板發行上市，那么，美國企業、政府、國會必然產生一系列強硬的反應，并在中美金融戰略對話上對中國領導人施壓。那么，這時候中國領導人該任何選擇？

全球任何面向美國資本開放的金融商品市場都是美國“巧實力”的戰場，美國擁有絕對的話語權。A股國際板的推出，本質上是把美國的“巧實力”直接進入了中國本土，把戰場設在了自家屋子里面。我們不應該為了慶祝一場虛假的勝利（如外匯儲備超過3萬億，GDP總量世界第二）而把特洛伊木馬（如A股國際板）搬到國家金融圍墻的里面。

第四，堅決保衛貨幣主權，牢牢掌握人民幣匯率的定價權，嚴防美國“巧實力”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的全面攻擊。匯率的定價權本質上屬于貨幣的定價權。沒有貨幣定價權就沒有貨幣主權。匯率定價權的喪失意味著貨幣定價權的喪失、意味著貨幣主權的喪失。

各國的匯率定價只有三種制度：（1）自主定價前提下的自由匯率制度，（2）鎖定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3）由美國及其盟國控制、指揮、主導下彈性匯率制度。相應地，匯率政策可以劃分為上策、中策和下策。在匯率改革之前，中國實行的是固定匯率制度，屬于中策，而匯率改革之后，中國實施的匯率制度事實上是第三種定價制度，屬于下策。

在美國的施壓之下，人民幣匯率的波動變成美國指揮之下的人民幣升值，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最終結果演變為人民幣定價權的轉移和貨幣政策主導權的喪失。現階段出現的熱錢持續涌入、人民幣基礎貨幣被動發行、通貨膨脹趨勢日趨嚴重、實體經濟承受著匯率升值和貨幣緊縮的雙重壓力、經濟社會日益不穩定，等等，都是源自于匯率定價權的喪失以及由此產生的貨幣主權的喪失。匯率武器不是常規武器，而是摧毀一國經濟的核武器。美國政府和美國國會已經主導著人民幣匯率的走勢、主導著人民幣的定價權、進而主導著中國的貨幣政策。從目前的經濟現狀看，中國的貨幣定價權和貨幣主導權已經喪失。如果這種狀況沒有得到根本性扭轉，可以預見的最終結果將是：美國華爾街金融集團主導的美元熱錢主導著中國經濟的泡沫膨脹與泡沫破裂，并在國際金融資本的進出循環過程中完成對中國財富的轉移、完成對中國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的改造與轉變。通過研究美國的對華經濟政策可以發現，如果中國拒絕美國的匯率武器的“巧實力”打擊，那么，中國將面臨一系列直接的經濟報復，甚至可以說，如果中國拒絕美國經濟核武器（即匯率武器）的打擊，那么，中國將面臨美國軍事核武器的打擊威脅。從這個角度看，中國政府需要從經濟領域核武器的戰略高度重新認識人民幣匯率定價權對中國經濟全局的影響，需要拿出軍事領域核反擊的勇氣來對抗美國對華經濟領域的核打擊，需要拿出保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決心來保衛貨幣主權和匯率定價權。總之，中國的貨幣主權和匯率定價權即貨幣定價權必須從美國指揮棒的陰影中走出來。

中國革命之所以成功的經濟政策根源在于共產黨建立的革命根據地從一開始就有自己獨立的中央銀行，貨幣發行權和貨幣定價權始終牢牢地掌握在共產黨手中，“共產黨人從一開始就抓住了兩個要害：革命必須一手抓槍桿子，一手抓錢袋子。槍桿子可以保護錢袋子，錢袋子可以有效地支持槍桿子！”；而巴黎公社迅速解體的根源恰恰在于巴黎公社的領導人沒有接管和控制住作為法國中央銀行的法蘭西銀行，“這不但是一個經濟上的錯誤，更是一個政治上的錯誤。” （詳見宋鴻兵《貨幣戰爭3——金融高邊疆》91頁）。中國共產黨為了避免巴黎公社最終失敗的命運，必須繼承自己的傳統和經驗，必須盡快擺脫貨幣發行主導權和貨幣定價權受制于美聯儲的局面，為此，中國必須重新打造中國的“國際硬實力”和“國內硬實力”，其中，發展“國際硬實力”就是中俄結盟，形成經濟、金融、軍事的同盟。只要中俄結盟，中國可以打造中俄統一貨幣制衡和對抗美元霸權。發展“國內硬實力”就是發展和壯大國家資本、支持本土民營資本發展、保護國內產業體系免遭國際資本侵蝕和控制、在此基礎上確保國家國防工業體系的發展壯大。

第五，堅守最后的金融防線：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西方經濟學家曾經把資本項目自由化作為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加以鼓吹，但是，通過對發展中國家的實證研究發現，“資本項目開放的好處體現在理論上而不是在實際中”（Bhazwati,1998）。正因如此，國內的官員和學者不是從資源配置、經濟增長的常見角度、而是從推行人民幣國際化、減輕外匯儲備壓力的角度制造人民幣自由兌換的輿論環境。

人民幣自由兌換不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必要條件。人民幣自由兌換意味著國內外機構和個人所持有的人民幣可以自由地兌換為美元，同時美元可以自由地兌換為人民幣。由于人民幣無法與黃金掛鉤，同時中國還缺乏強大的綜合國力（包括覆蓋全球的軍事實力）來保障人民幣的國家信用之情況，因此，人民幣的信用主要是由中國的美元外匯儲備決定的。人民幣自由兌換意味著人民幣持有者擁有了兌換美元的自由選擇權。只要中國與美國之間存在不平等的博弈地位，美國擁有中美之間貨幣的定價權，中國僅僅屬于美國貨幣政策的跟隨者，那么，大部分人民幣資產的持有者將傾向于選擇美元或隨時可能行使人民幣的美元選擇權。

中國的門戶開放型招商引資政策所引進的海外資本及其滾存利潤預計在３萬億美元以上。這是中國對外無序開放政策在對外經濟領域所形成的巨大“資本堰塞湖”。國際資本已經完成了人民幣資產的布局和建倉。這是做空中國的重要籌碼。根據華爾街金融大鱷們慣用的“刺激－反射”手法，不難看出國際資本做空中國的長遠布局和戰略意圖。國際資本的運動的基本路徑可以概括為二個階段：即，“美元資本——實體資產——更多的美元資本”。價值形態的資本是一切實體資本的歸屬，美元資本進入中國所形成的人民幣資產最終還要回到美元，簡單地說，美元最終要回到美元。人民幣實現可自由兌換意味著這些海外資本在中國境內長期形成的人民幣資產在經歷了人民幣升值和資產增值之后可以隨時地、集中地兌換成中國的外匯儲備而離開中國，從而完成一次集中做空中國的金融空襲，實現對中國財富的完美掠奪。

美國的“巧實力”圍剿往往伴隨著“軟實力”和“硬實力”的配合和策應。美國主導和控制的國際評估機構、國際投行部門和國內外各類媒體可以抓住中國經濟領域的結構失衡問題、內需不足問題、農業基礎不穩問題、能源供給瓶頸問題、環境污染與災害問題、自主創新能力不足問題、房地產泡沫破裂問題、銀行呆壞賬增加問題、政府財政赤字問題、通貨膨脹問題、社會矛盾激化問題、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供給不足問題，等等，集中打擊人民幣資產持有者的信心，甚至不惜在中國周邊制造軍事沖突、對中國本土發動侵略戰爭，以配合美國“巧實力”的金融掠奪。這一切事件發生的重要前提之一是中國拆除最后的金融防線，即人民幣可自由兌換。從這一角度看，只要人民幣升值接近國際資本的心理價位、同時人民幣可以自由兌換，那么，海外資本及其背后的政治勢力所導演的針對中國的出口壓力、知識產權壓力、能源供給壓力、農產品和礦產品供給壓力、人權壓力、政治制度壓力、周邊軍事壓力都會接踵而來。如果人民幣始終與美元掛鉤從而不給任何游資投機的機會，如果人民幣在條件不成熟之前始終堅持不可自由兌換，那么，中國面臨的國際軍事壓力和政治壓力會減輕甚多。在與美國“巧實力”的博弈過程中，首先，不能讓強盜踏進門（遺憾的是我們通過無序的招商引資政策和人民幣升值政策引來了國際強盜）；其次，不能讓強盜順利地跑掉。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是最后的門檻和防線。

我們需要在國際政治和國家安全的層面考慮人民幣定價權和人民幣自由兌換問題，不能為了追求所謂的人民幣國際化目標、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目標、以及為了解決熱錢流入問題而動搖國家金融安全和社會政治穩定的根本。國之根本不可用于追求政績目標，也不可用于外交的交易。

人民幣自由兌換的前提是：（1）中國真正完成了具有自主創新能力的、具有國際商品定價權的工業化體系建設；（2）中國的國際經濟、政治和軍事同盟的綜合勢力足以抗衡美國及其盟國，從而擁有瓜分美國的全球鑄幣稅的能力；（3）以中國國家“硬實力”為后盾，通過動用外匯儲備、按照合理價格回購海外資本在華的投資項目和股權，使海外資本控制的在華人民幣財富總量降低到相當于外匯儲備10％以下。只有滿足這三大基本前提，才有條件討論作為大國貨幣的人民幣如何實現國際化之問題。當年，德國和法國在具備上述條件的前提下，尚且不敢推動德國馬克和法國法郎挑戰美元地位、瓜分美國的全球鑄幣稅，而只能退而求其次地主導并組建歐元區來對抗美元，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處境遠不如德國和法國，我們豈能在貨幣問題上開展大躍進式的國際金融冒險？國內金融冒險的失敗，失去的僅僅是局部；國際金融冒險的失敗，失去的將是整個國家。

對策六：建設強大的國家“軟實力”，抗衡美國的“軟實力”圍剿

第一，以平等互利的原則，開展強國之間的外交；以反侵略、反霸權為旗幟，開展與弱國的外交；以經濟支援和軍事保護為手段，開展與周邊國家的外交。通過發展各種基金會，或政府通過此類基金會，在世界各國培養親華勢力。這是重要的軟實力。

第二，建立民族認同制度、文化認同制度、國家認同制度以及執政黨認同機制。改革開放以來，GDP上去了，但是，民族認同感、文化認同感、國家認同感、執政黨認同感卻下降到低點。這是民族分裂、國家分裂、執政黨分裂的前兆，必須引起高度警惕。同美國、日本、法國、德國等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國民的民族認同感以及文化認同制度建設顯得十分落后；同時，中國國民的國家認同感和愛國主義精神也是十分欠缺的，黨政軍系統海外代理人或明或暗地大量存在，各類間諜案件層出不窮，民間富裕階層30％已經移民，60％以上有移民傾向；主流媒體和各類非主流媒體可以公開污蔑開國領袖，可以詆毀解放戰爭、抗美援朝、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等主要歷史事件，可以質疑甚至否認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這些普遍存在的輿論現象沒有得到及時有效的反擊和糾正，相關的機構和人員沒有得到法律的處罰。面對美國的軟實力圍剿，中國應該圍繞文化認同、國家認同和執政黨認同的目標，對人文學科特別是經濟、法律、政治、新聞傳媒、歷史、哲學等學科的教材內容和教學人員進行清理。在人文社科領域的教材、雜志、報紙、講堂、課堂等方面，必須改變目前普遍存在的反對民族認同、反對文化認同、反對國家認同和反對執政黨認同的現象。

第三，通過民主的方式，發揮全國人大及其各專業委員會的作用，凝聚民眾的智慧和力量，增強國家的軟實力。

（1）全國人大及其專業委員會需要進入主陣地，主動而積極地參與全球競爭和全球博弈。全球博弈和全球競爭的最高形式是法律、規則、標準之間的博弈和競爭，這也是最高層次的博弈和競爭。如果海外政治勢力和經濟實力及其在華的代理人影響、操縱甚至控制了中國的法律、規則和標準，那么，中國的工業化和對外開放已經摔倒在起跑線上。

因此，首先，全國人大應該根據國內外經濟形勢發展的需要，增設和調整各類專業委員會。各專業委員會成員主要由專門領域的法律專家和行業專家組成。原則上，行政官員不得成為全國人大專業委員會成員。全國人大各專業委員會的法律素養和立法能力應該足以抗衡美國國會及其專業委員會的對華干預。

其次，全國人大及其專業委員會應該及時糾正各級政府有關部門自我授權、自我擴權、自我越權的狀況，防止有關行政管理部門和地方政府基于部門和地方的權利、基于官員的尋租私利而出臺損害國家利益和產業利益的政策和措施。各地方和部門出臺的規章、制度，需要經全國人大專業委員會審核并出具無異議函之后方可頒布和實施。

（2）重新梳理政府職能、重新調整政府部門制定政策的流程。行業管理部門和地方政府在制定行業管理政策和地方發展政策方面，必須充分征求和尊重國內骨干企業的建議和意見，充分體現保護民族產業的意志和要求。在和平時期，民族產業是納稅和就業的主要力量；在戰爭時期，民族產業是戰爭動員和戰爭支持的主要依靠。因此，圍繞民族的發展、借助民主的方式、體現民生的利益，應該成為政府部門立規定制的基本原則。

各級政府制定的產業發展政策和行業管理制度必須上報全國人大相關專業委員會，在獲得“無異議函”之后方可頒布實施。在此之前，行業協會和國內企業可以就上述有關產業政策和行業制度發表意見或向全國人大有關專業委員會提交修改意見或反對意見，以便修改不合理的條款、或阻止不合理制度的頒布。

全國人大、政府部門和國內企業之間必須建立起有效的互動流程、科學的制衡機制、及時的糾偏制度。這是保證中國經濟少走彎路、不走錯路、不斷增強國家凝聚力和軟實力的制度前提。

第四，通過法制的方式，建立全國統一的、獨立于地方黨政系統干預的法院司法體系，保證法律法規和國家意志在各個地方的執行，避免地方黨政機關的工作人員濫用公權、干預司法，從司法制度上保證人民群眾的利益不受侵害，避免國家軟實力受到削弱。如果說好的民主方式可以凝聚國家軟實力，那么，好的司法體系則可以避免國家軟實力遭遇削弱和瓦解。對于中國而言，中央不能搞“三權分立”，但是，地方絕不能搞“三權合一”。地方搞“三權合一”、“一把手說了”，意味著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蛻變成了“地方三權合一”的、諸侯割據的封建主義。目前的現狀是各地政府和官員敬畏新華社和新華社記者，卻不敬畏法院、法官和法律。如果一個人有過在地方法院訴訟的經歷，那么，一定可以會認同當今中國社會的一條基本判斷：中國各地不是法制社會，法院和法官無法秉公辦案。沒有法制，只好人治，也必然人治。因此，中國的法院體系即司法體系必須獨立于地方、統一于中央，具體地說，全國各級地方法院應該歸屬于最高人民法院并實行垂直管理、經費由中央財政撥付、領導由上級任命并定期異地輪換。唯有如此，才能維護國家法制精神的統一，才能維護公平公正的法制環境，才能維護地方百姓的利益，才能維護地方的穩定，才能避免國家軟實力被削弱和瓦解。

第五，黨政機關和思想、文化、科技、教育、新聞、出版等領域需要加強“軟實力”意識和“軟實力”建設。

結束語

其實，從朝鮮戰場失敗之后，美國始終沒有忘記唯一一場敗仗的恥辱。美國國家戰略的精巧安排和耐心實施的確令人折服。小布什上臺之后對華擺出了強硬的態度，那實質上是為實施美國對華收網政策在營造輿論。令美國遺憾的是，“9·11”事件打破了美國精英集團對華收網的時間。推遲收網并不意味著美國不再對華收網。今天，美國的硬實力、巧實力和軟實力依然強大無敵，我們不可掉以輕心。美國國內的金融危機再次拖延了對華收網的時間，但是，其針對中國的全球軍事戰略、對華金融經濟布局正在加快實施之中。中國可以支配的時間其實不多了。在這個重要的時間窗里，中國對外應該加快與俄羅斯結盟的步伐，盡快打造中國的“國際硬實力、國際巧實力和國際軟實力”；對內應該調整戰略思路和重大政策，迅速形成“國內硬實力、國內巧實力和國內軟實力”。只有有效地突破了美國及其盟國的“魔鬼三角陣”的合圍，即美國硬實力、巧實力、軟實力的聚焦合圍，中國才有真正的國家安全、金融安全、政黨安全和社會安全。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鄭州大學當代資本主義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藍田書院理事長；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本文摘自余云輝2011年4月發表的《美國“魔鬼三角陣”與中國全球突圍對策》一文，收錄于武漢大學出版社2013年11月出版的余云輝著《美國需要什么樣的中國美國“魔鬼三角陣”與中國》一書，現轉編自“藍田書院經典傳頌”，修訂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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